赵秀荣

1812年，弗朗西斯·格林威创作的油画《模拟审判》，描绘了纽盖特监狱内的场景。

纽盖特监狱经常出现在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笔下，1836年他曾参观过纽盖特监狱，并将其描述为“死亡之家”，他的笔下记载：“青年和壮年的健康与精力充沛的人，他们一切的能力和知觉都与您一样敏锐和完美，但是他们都是将死之人……死亡之手在他们身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如致命的疾病消耗尽他们的身体，腐烂已经开始！”在1837年出版的小说《雾都孤儿》中，狄更斯更是形象地描写道：“新门监狱（纽盖特的另一种译法——笔者注）那可怕的围墙，把那么多痛苦和难以言述的苦难全掩藏起来，使得那些从未见过这种景象的人，不但看不到，而且在太多的情况下和太久的时间中连想也不曾想到过它们。少数人走过这里，住步徘徊，想到不知那个明天将被绞死的人在干些什么，如果真见到了他，都会一夜难以入睡。”此外，狄更斯在《双城记》《巴纳比·拉奇》和《远大前程》中也都提到过纽盖特监狱。

那么，频频出现在作家笔下的纽盖特监狱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纽盖特监狱与泰伯恩行刑场和老贝利法院三足鼎立，在英国犯罪史上举足轻重？

监狱成为“私人财产”  

纽盖特监狱位于伦敦市西侧城墙一段，毗邻老贝利法院，曾关押着伦敦犯有重罪的囚犯。纽盖特监狱在1188年由亨利二世国王建立，最初是纽盖特城门楼的一部分，1236年进行扩建。1399年，亨利四世将伦敦城门及其附属监狱的监护权授予伦敦市民。1423年，伦敦市长理查德·惠廷顿 （Richard Whittington，1354—1423年）遗嘱中的一部分捐助给了纽盖特监狱。

纽盖特监狱关押的重犯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当时女性死囚人数并不多，最常见的罪行是“谋杀私生子”——即我们通常说的“杀婴”，罪犯通常是未婚先孕并被抛弃的年轻女性。男性囚犯则经常是由于谋杀、偷盗等入狱。

根据中世纪的法规，监狱由每年选举产生的2名郡长管理，他们却反过来以一定价格将监狱的管理权转租给私人“监狱长”（gaoler）或“狱卒”（keeper），这些狱卒被允许直接向囚犯索取报酬，这使得该职位成为了伦敦最赚钱的职位之一。不可避免地，在这种制度下，狱卒为了赚钱，极尽能事盘剥囚犯，从入狱到戴上和取下锁链都要收费，狱卒的收入部分源于勒索和向囚犯收取食物和床上用品的费用。中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看守人包括14世纪的狱卒埃德蒙·洛里默（Edmund Lorimer），他曾向犯人索取卸下铁链法定限额4倍的费用，而另一位休·克罗伊登（Hugh De Croydon）因勒索他看管的囚犯而被定罪。

即使在18世纪，从监狱的布局仍旧可以看到中世紀的遗留，监狱依然分为“单独间”（Master side，提供给那些能够支付自己住宿和食物费用的人）和“共住间”（Common side，是关押穷人的地方），以及为特殊囚犯准备的监房（Press Yard）。与大多数债务人监狱一样，“单独间”可能很舒服，“共住间”则是“人间地狱”。

此外，监狱日常管理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囚犯自己完成的。在18世纪初，监狱由4名狱卒挑选的囚犯作为“合伙人”进行管理。但在1730年，这些“合伙人”由负责执行惩戒的民选官员取代。每个囚犯在抵达监狱时都要支付一笔费用，尽管该做法经常引起投诉，但在整个18世纪一直存在。那些付不起钱的人不得不交出他们的衣服。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盖特监狱关押着300名男性重罪犯、60名女性重罪犯和100名债务人，因此狱头的所得肯定不菲。

因“监狱热”而闻名

纽盖特监狱曾经是伦敦臭名昭著的监狱。说其臭名昭著绝对名副其实，因为那里的空气臭不可闻。每年大约有30多人死在那里，医生经常拒绝进入监狱，路过的人都捂着鼻子。因纽盖特监狱人满为患、缺乏新鲜空气和清洁用水，许多囚犯和官员感染“监狱热”（斑疹伤寒）而死。“军医之父”约翰·普林戈尔爵士（Sir John Pringle，1707—1782年）表示监狱里经常出现高烧，尤其是在纽盖特监狱。资料记载称，英格兰的监狱系统已经“从上到下彻底腐烂了……有些监狱是私人财产。狱卒租用这些监狱，并从犯人及其亲友那里榨取钱财，来偿还自己租用监狱的费用……犯人们戴着镣铐，这样狱卒就可以打着‘减轻刑具的名义趁机索贿……监狱里人满为患，尤其是在老贝利法院开庭之前”——因为大批囚犯会被运来这里等待审判。因此，纽盖特监狱极其肮脏，因卫生条件差，监狱里疾病流行，冬季死亡率特别高。1726年，“监狱热”导致83名囚犯死亡;1750年，囚犯将热病带入老贝利法庭，导致包括市长在内的60人死亡。这场灾难催生了重建监狱的考虑计划，但在其后的近30年内没有任何举措。尽管在1752年监狱增加了通风设备，但在1755年至1765年间，仍有132名囚犯死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1770年，英国慈善家、监狱改革者、曾写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狱状况》（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小册子的作者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1726—1790年）首次提出监狱改革。然而，他在巡视监狱时不幸感染了斑疹伤寒，最终死于该疾病。斑疹伤寒在监狱里十分猖獗，有时还会影响到周围的城镇。霍华德认为，“我们的囚犯不健康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缺乏适当的床上用品，这迫使他们躺着的时候也穿着衣服”，这也为虱子的生存提供了适合的条件。

即使在19世纪早期，这种肮脏拥挤的状况依旧，英国监狱改革者伊丽莎白·弗莱（Elizabeth Fry，1780—1845年）在1816年访问监狱时，对女囚的生活条件深感震惊。她发现这个地方挤满了半裸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这些妇女通常在等待着监狱船将她们运到殖民地。她们从南部一些郡的监狱被带到纽盖特，在那里停留数周或数月，直到有船启航。由于廉价杜松子酒的供应，许多女囚经常酩酊大醉，有些人显然神志不清，这对她们的身心都是摧残。显然，即使是罪犯也有最基本的人权的思想在当时并不存在。

改革与重建

18世纪后期，由于一系列旨在规范当时现有监狱的议会法规和地方政府决定得以通过，伦敦监狱发生了变化，或维修或重建。早在1698年，《监狱法》就赋予治安法官修复和建造郡县监狱的责任，并规定那些被指控犯有谋杀和其他重罪的人应被关押在这些监狱中（而不是私人监狱）。1729年，议会对纽盖特监狱和弗立特监狱（Fleet Prison）进行调查，实施了一些改革措施，如禁止出租监狱办公室等，但收效甚微。18世纪70年代，改革的步伐加快了。1767年，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贝卡利亚 （Cesare Beccaria） 的《犯罪与惩罚》（该书认为惩罚应该试图改造罪犯的思想而不是身体，并与犯罪的严重程度相称）的英译本出版后，人们重新开始对监狱改革产生兴趣。英国慈善家乔纳斯·汉威 （Jonas Hanway，1712—1786年） 认为，如果可以让囚犯服苦役、单独监禁并接受宗教教育，那么监禁就有可能改造罪犯。与此同时，监狱调查人员呼吁人们关注现有监狱的恶劣条件。1774年，《囚犯健康法》要求为每所监狱任命1名外科医生或药剂师，以及为男囚和女囚创建单独的监狱医务室。为应对这些问题，1779年议会再次通过了《监狱法》，该法案授权建造1个或多个国家监狱，并延长了苦役的刑期。

1780年，戈登暴动（Gordon Riots）导致包括纽盖特监护在内的至少8所伦敦监狱和惩教所遭到破坏。纽盖特监狱的墙上出现了一个公告，上面写道：囚犯已被“暴民国王陛下”（His Majesty， King Mob）所释放。暴乱之后，所有的监狱都立即重建。然而，考虑到重建的紧迫性和大多数地方法官的基本务实态度，这些监狱建筑的设计几乎没有变化。其后的1784年推进了监狱管理制度进一步的改革，如要求定期检查郡县监狱、按类别隔离囚犯以及建立单独的医务室、教堂和浴室。狱卒将获得工资，而不是靠向囚犯收取费用为生，并禁止囚犯饮酒和赌博。 在一切都尊重习俗、传统的英国，改革的一小步也是历程弥艰。

处决之所

1783年，伦敦主要的行刑场所从泰伯恩转移到纽盖特——在监狱外公开处决。此时，纽盖特仍旧是伦敦的主要监狱，行刑持续吸引着大批人群。人们也可以通过获得伦敦市市长或治安官的许可来参观监狱。犯人被关在狭窄、阴暗的牢房里，与纽盖特街有一堵厚墙隔开，只有内院的微弱光线可以照明。绞刑架建在纽盖特监狱的一扇门外，供公众观看，行刑时成千上万的观众挤满街道，其“盛况”不亚于泰伯恩行刑场。1840年7月6日，狄更斯和他的朋友、作家威廉·马克佩斯·萨克雷一起参观了纽盖特监狱外囚犯弗朗索瓦·库尔瓦西的公开绞刑。大约4万人目睹了行刑。库尔瓦西是一名出生于瑞士的男仆，因在伦敦诺福克街14号谋杀其雇主威廉·拉塞尔勋爵而被判有罪。2周后，萨克雷写了一篇关于《去看一个被吊死的人》的文章，讲述了他在这个场合的经历。狄更斯的文学创作也应该与他的参观经历相关，在《雾都孤儿》中，奥利弗与布朗罗拜访过被关押在纽盖特监狱等待执行死刑的老扒手费金之后的一段话让我们印象深刻：“当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一大群人早已聚集起来。家家户户的窗口挤满了人，抽烟的抽烟，玩牌的玩牌，消磨着时间;人们推来拥去，争吵说笑。一切都显得生气勃勃，唯有在这一切中间的一堆黑黝黝的东西除外——黑色的台子，十字横木，绞索，以及所有那些可怕的死刑器具。”

1. 曾經位于伦敦西侧城墙一段，毗邻老贝利法院的纽盖特监狱。2. 监狱内的小教堂。3. 监狱内的长廊四周都是牢房。4. 监狱内的牢房一隅。5. 从牢房通往绞刑架的一段路被称为“ 死人之路”（Dead Man's Walk），是一条长长的石板通道，部分露天，但上面布满铁丝网， 因此也称为“ 鸟笼步道”。被处决的罪犯被埋在石板下，他们的姓名首字母刻在上面的石墙上。

19世纪前30年，被执以绞刑的人数是18世纪下半叶的2倍。19世纪20年代，671人被执以绞刑，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谋财，而仅有五分之一是因为害命，这反映了这一时期下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从1868年起，公开处决被废止，行刑主要在纽盖特监狱内的绞刑架上执行，最初使用教堂庭院中的移动绞刑架，但后来在该地点附近建造的棚子中执行处决，绞刑架也被固定。从牢房通往绞刑架的一段路被称为“死人之路”（Dead Man's Walk），是一条长长的石板通道，部分露天，但上面布满铁丝网，因此也称为“鸟笼步道”。被处决的罪犯被埋在石板下，他们的姓名首字母刻在上面的石墙上。

消逝，但并未消失

1877年的《监狱法》通过后，纽盖特监狱自1882年起不再是关押囚犯的监狱，仅用于那些等待审判和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囚犯。至少从当局的角度来看，纽盖特拥有很大的优势——毗邻中央刑事法院老贝利，该法院是所有伦敦的最严重犯罪案件的审判地点，它节省了用马车从其他监狱运送囚犯进行审判的成本和安全风险。1902年监狱被关闭，1904年该建筑被拆除，用于扩建今天的中央刑事法庭。

无论怎样描述，纽盖特监狱都是一个阴郁的话题，但其承载着一段非常重要的伦敦社会史、犯罪史、监狱史。在这段历史中，应该谴责的不仅是罪犯，还有当时英国社会不完善的济贫制度及司法制度。今天，纽盖特监狱是一个历史名词，已经找不到它的任何遗存——尽管犯罪仍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社会。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