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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国年轻人参与的环保活动如火如荼。

18世纪的一则德语民间故事讲道：一个人骑着马试图跃过横亘在前方的一片沼泽。结果他连人带马陷进了沼泽。他抓着鞋带“咻”地把自己拉了上去。这则故事演变为一句俚语：抓住鞋带把自己提溜上去（Zieht euch an euren Schnürsenkeln hoch）。

在被称为“海外豆瓣”的社交网站Reddit的德语区，不少年轻人却对“把自己提溜上去”这种成功学叙事“牢骚满腹”。科研工作者抱怨小到地方高校、大到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这样的机构，都在用奖学金而非工资和全职的劳动合同压榨科研民工;医疗工作者抱怨繁重的劳动、颈椎病和同事大批离职造成的工作遗留;工程师抱怨工资20年如一日，拿着父亲那一辈的工资，房价却翻了几番。

“1960年，17岁的彼得中学毕业就得到了一份工作。今天，27岁的机械工程硕士约翰内斯以全A毕业，在战胜了200人后获得了面试机会，然而却被人力资源部门狠狠羞辱：你为什么花了7年才毕业？”这是Reddit德语区最热门的贴子之一。

然而，当南欧的年轻人为10%以上的失业率叫苦连天时，德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也稳定在5%。德国是战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典范，是欧盟的支柱国家。其社会福利水平虽然不能与小国寡民的北欧国家相比，但在西欧国家中也称得上一枝独秀。那么，德国年轻人在抱怨什么呢？

德国是全球接纳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而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也支持德国政府接纳难民。

德国的学校和职场一向以稳定著称。德国年轻人的主流是“按部就班”地上学、上班。

德国“稳定”的教育和职业发展

德国的学校和职场一向以稳定著称。德国教育从中学阶段即实行分层制度。一个德国学生在完成小学教育后（10—12岁），便要根据学业表现和兴趣选择进入文理中学（Gymnasium）、职业中学（Hauptschule）或实科中学（Realschule），人生轨迹就此基本确定。通常只有不到半数的学生进入文理中学，进而通过德国“高考”进入大学;而后2种学校则通向学徒制的职业教育。

职场的稳定得益于德国良好的政策环境。根据德国劳动法，企业多为永久合同，一旦就业很难失业——一般情况下，除非公司破产或本人严重失职、违法、犯罪，德国公司无法解雇员工。而单打独斗的手工业者依托于健全的工会保障，收入不受恶性竞争影响。2015年，德国出台了最低收入法——目前，德国最低时薪为10欧元;到2022年10月，这个数字将增长到12欧元。政府严格管控收入分配，在其他国家十分显著的行业收入差距（如金融、计算机等高薪行业造成的差距）在德国也并不显著。德国人或许不像北欧人那样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但一定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稳定。

即使在疫情期间，德国政府也不惜血本，大量举借国债，以数千亿欧元援助企业，保障税收和就业，进而保障这种稳定。2020年，德国的GDP暴跌4.6%，但失业率只上升了0.9%，依然低于6%，其中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更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疫情期间，大量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失去工作，而在如今的“后疫情”时代，服務业人力并未“回流”，反而出现严重缺口——餐厅因招不到服务员而缩短营业时间，庞大的社会福利部门则因人手不足致使工作堆积成山。这意味着年轻人往往有更好的职业选择。

然而，这样的“稳定”相较于飞速发展和变动的社会，犹如沙上城堡。尽管有严格的收入分配制度，德国依然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在很多人看来，德国的繁荣还是建立在“吸血”欧盟的基础之上。随着欧洲经济、市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如东欧诸国）纷纷坠入产业链底端，本土产业更被挤压得体无完肤。如此，人们意识到，经济增长总会放缓，基于时代机遇的稳定和繁荣不可永久持续——正如德国曾经严厉拒绝核能源，可如今，在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面前，冬天如何取暖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因此，德国年轻人抱怨的是对生活掌控力的下降。一言以蔽之，德国年轻人对德国的未来乐观，却对自己能否始终在其中有一席之地感到不安;对德国现在的养老制度乐观，却对自己将来能否领到养老金感到不安。在这个时代标志性的不确定性面前，随机应变成为学校无法教授的一种品质。“婴儿潮”一代常见的是终身服务同一家企业，当代德国年轻人常见的则是短期规划、跳槽和灵活就业。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更是遭遇了5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此，迷惘、焦虑和倦怠情绪的蔓延就可以理解了。

尽管如此，德国著名的“壳牌青少年调查”（Shell Jugendstudie）显示，自2006年以来，年轻人中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比例始终稳定在较高水平，而弱势群体中的乐观者比例更持续上升（从2010年的32%到2019年的45%）。北欧年轻人的主流是“间隔年”，德国年轻人的主流则是“按部就班”地上学、上班。人们印象中德国的“务实”精神并不虚妄。当右翼政党在经济萧条的南欧、东欧兴起甚至胜选（比如希腊、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的年轻人并未坠入民粹主义乃至新纳粹的深渊。而这一切，还要从二战后的“新德国”说起。

二战留下的伤痕记忆

以“华沙之跪”闻名世界的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任上（1969—1974年）大力推动对德国二战和大屠杀罪行的系统性反思。其重要举措之一便是提高二战和大屠杀的内容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比重——不仅要保护相关遗址和建立博物馆，还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在人们心中竖起思想和情感的纪念碑。从小学到中学，从历史课到政治课，德国年轻人们会无数次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大屠杀遗址，直面他们的历史。而当其中一些人日后成为小学、中学或移民融入课程的老师，他们将带领下一代继续回溯历史的旅程。这段历史也因而成为当代德国人的“原罪”。直至今日，当欧洲各国都实行极为宽容的言论自由政策时，德国法律对仇恨性言论（hate speech）则保持极低的容忍度。

一般来说，个体对国家所持的公民情感是归属感、忠诚感和自豪感，但德国年轻人的公民情感是“拧巴”的：对二战和大屠杀历史的羞耻和悲伤，对爱国主义（patriotism）的警惕和拒绝，以及身为“德国人”这无法更改的事实，共同纠结为一种复杂的情感。放眼世界，这种基于禁止、否认和耻辱的认同，独德国而已。这样的“拧巴”散布于德国人生活的每个细节。比如，很难听到德国人表达作为德国人的骄傲，政客公开地表达民族自豪感更会招致激烈批评;2010年世界杯期间，移民社区居民在阳台悬挂德国国旗以示支持，被批评为“纳粹遗毒”，国旗被撕毁;在汉堡的微缩景观世界，曾有历史变迁中的城市专题展览，在纳粹时期的城市模型中，城堡上悬挂一面红底白圆心旗——在德国，纳粹的“卐”字标志不允许出现在教育目的之外的任何场合。

德国前总理科尔曾用“晚生之恩”（Die Gnade der sp?ten Geburt）描述自己——他出生于1930年，所以幸免成为纳粹罪犯或追随者。此话含义是，“任何人在纳粹统治下都可能蜕变为纳粹”。当年科尔的言论引起巨大争议，被指责为对历史责任不够内疚。今天，德国年轻人仍会用“晚生之恩”表达自己的矛盾心情——愈是了解第三帝国的历史，他们愈感到，自己若生在当年，命运也将难以预测。

我的一位德国朋友说：“二战和大屠杀的事早在我记事前就在我的生活里了。”当他在德国的火车上看到穿军装的人，会感到怪怪的——尽管他知道那只是一份职业，而他仍会进一步想：“如果我生活在第三帝国时代，我很可能会想要穿上那件军装。”

事实上，德国国内“走出二战历史，重拾德国骄傲”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但这样的声音始终是极少数。对德国年轻人来说，仪式性的耻辱已经成为他们民族和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曾经的德国在二战中死去了。任何基于“德国性”的认同都是可疑的，传统的德语名字正变得稀少和“去德国化”，如来自腓特烈大帝的“Friedrich”正演变为“Fred”。越来越多的德国年轻人选择去荷兰、英国、美国学习和工作，他们的主要文化消费来自于美国网飞（Netflix）和好莱坞电影，德国本土电影被挤压得奄奄一息。

一些年长者哀叹德国年轻人已经不再阅读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而是沉迷于美国西部故事。但对年轻一代的德国人而言，“去德国化”，作为“欧洲人”和“世界公民”生活，并没什么不好。

绝望与希望：一个故事的两面

被禁止的认同迫使德国年轻人重新确立他们存在的根基，而对二战和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则敦促他们思索其对欧洲和世界的责任。近年来，德国始终是全球接纳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而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也支持德国政府接纳难民。他们还日益重视环保问题。上文提过的“壳牌青少年调查”显示，2010年德国年轻人最担忧的是经济形势、贫困和失业，到2019年，他们最担忧的事变成了环境污染、恐怖袭击和气候变化。对环境意识作为一种价值的肯定，更从2002年的60%增长到2019年的71%（排在此项之前的是健康、独立、享受生活等）。

大屠杀纪念馆位于柏林市中心，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构成，是德国政府为了纪念在大屠杀中遇难的近600万犹太人而建。

1970年，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华沙之跪”。

德国绿党在年轻人中备受欢迎。

近年来，“气候大罢课”（Fridays for Future）和“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等环保运动在德国如火如荼。而以氣候变化、环保、负责任的消费、动物伦理等为主要议程的绿党的支持率则在上世纪末的低谷后迎来持续攀升，其主要支持群体正是年轻人。绿党诚然是激进的，比如，绿党曾提议在全国的食堂设置只提供素食的素食日，但年轻人们认为，就环境问题而言，唯有绿党可能搁置其他利益，出台切实措施。

2022年2月27日，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德国新总理朔尔茨转变了德国战后的去军事化政策。这正是德国的“时代转折”，战争、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气候变化……从1945年到2022年，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年轻人享用了77年的和平红利似乎已成过去，年轻人们似乎从未如此被不安、迷惘和绝望包围，而行动中的他们也似乎从未如此被希望的地平线召唤。

让我们再次回到约翰内斯的故事——作为一个典型的德国年轻人，约翰内斯的父母应系婴儿潮一代，享受战后德国的教育普及和经济复兴的红利，至今过着充裕、稳定、有尊严的生活;但约翰内斯的祖母很可能曾在初中时就被拉去修筑防御工事，祖父很可能有个哥哥死在1944年的东线战场，或有个弟弟在1945年的逃难中走失。当27岁的约翰内斯将自己与父母当年的生活相比较，或许会忍不住抱怨;但当他和祖辈的生活比较，则会唏嘘于“投胎彩票”的真理和己身的幸运——在大多数情况下，绝望和希望并不是个体能操控的。从绝望到希望的转变，或许在咫尺，或许在远方。

也许绝望和希望始终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当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希望是最邪恶的，因为它延长了人类的折磨”时，他其实是在说：让我们放弃推迟希望（如宗教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开始行动。德国年轻人们正是如此。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