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昕璇

【摘 要】在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期间，民盟的路线转变有一个较长过程，并非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能实现的。在民盟被迫解散前，南方总支部率先转向革命，并试图推动总部转变路线，但没有成功。在总部解散后，作为唯一幸存且组织完整、公开活动的总支部成为民盟复建总部、转变路线的组织基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转变了路线，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但未能实现内部意见的完全统一，仍有盟员在某些问题上坚持中间路线的主张，不过他们的意见在革命的大潮中逐渐被边缘化了。

【关键词】民盟;南方总支部;中共;中间路线;民主革命;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3-0087-13

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发表公告宣布解散组织。经此打击，民盟非但没有消沉，反而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复建总部、转变路线、继续斗争，从此“‘一面倒，倒在新民主主义方面”。随后民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号召”，并参加了新政协，直到现在仍然作为重要的民主党派之一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对于民盟的此次路线转变，学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对民盟南方总支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重視不够;二是对盟内党派（如救国会和第三党）存在的不同态度缺乏深度分析;三是对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后盟内仍然存在的路线分歧关注不够。本文拟利用搜集的史料，重新梳理民盟路线转变的来龙去脉，以期对上述问题作一解答。

一、民盟南方总支部与民盟路线转变之关系

民盟于1941年在重庆成立，内部由“三党三派”组成。由于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民盟派遣梁漱溟前往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宣告组织的成立，并公开民盟的政治主张。依托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内外错综的党派关系，对民盟南方组织的早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盟南方组织又在日后推动民盟路线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南方总支部的组织背景和人事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民盟就在筹建它的南方（或东南）组织。民盟南方总支部是在梁漱溟筹建的桂林核心小组、东南总支部筹委会和李章达筹建的韶关核心小组、东南干部会议的基础上于1946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成立的。那时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各党派在华南、香港投入力量作重新布局。中共与第三党、救国会在实践中产生的合作关系，也反映到民盟南方总支部里来。

从组织上来看，民盟南方总支部前后有20余位委员，其中多数是第三党和救国会的盟员，如彭泽民、丘哲、李伯球、李章达、萨空了等;还有许多共产党员也交叉其间，如杨逸棠、郭翘然、胡愈之、张铁生、沈志远、狄超白、黄药眠、胡一声、周匡人等，他们有的是以救国会或第三党的面貌在盟内出现的，有的则不是。它的发展与中共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1946年3月，中共广东区党委曾要求各下级组织支持民盟的工作，“把进步的士绅及有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我党的同情分子，大量组织到民盟中去，通过民盟去团结广大的中间群众”。在具体工作上，中共也对民盟给予帮助。如第三党要办它的机关报《人民报》，便去找非第三党的盟员黄药眠当主笔，还想获得中共的帮助。而广东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连贯也表示一定帮忙。在宣传上，南方总支部成立初期，并没有机关刊物，后来虽先后有《民主星期刊》（广州、南方版）以及《光明报》，但是由于出版周期较长并且不能按时出版，所以它的许多文件和谈话，都由中共运营的《华商报》来代为发表。承担《华商报》印刷发行的有利印务公司与新民主出版社，同时也负责《光明报》的出版发行。担任《光明报》主编的民盟南方总支部宣传主任黄药眠，也是中共党员。在民盟南方总支部里，中共、第三党、救国会这几种力量之间有着错综的关系。

中共从统一战线策略出发，对民盟南方总支部及其主要构成（救国会和第三党）有一个分析，认为救国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在抗日运动高潮时出现，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已经“无形地陷于瓦解了”。救国会的大部分干部及主要群众都加入了共产党，上层分子（如李章达、陈汝棠等）也以个人身份和中共保持联系，所以它自身“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有组织的力量”。虽然救国会是中共“在民盟里面较为可靠的朋友”，但其中还有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而第三党的“主要基础是在广东”，成分“主要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又“容纳了许多中小地主及官僚政客”，与“统治阶级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是一个“内容复杂，并带着浓厚投机性的政治集团”，是许多地方中共“上层统战工作上的主要对手”。基于这样的认识，广东区党委对民盟南方总支部有两方面的政策：一方面是帮助民盟扩大组织，并利用民盟作招牌开展活动，“尽量让民盟出头领导，由我们从下面去支持”，“让民盟去冲锋以打开局面”;另一方面是逐步改变民盟的组织成分和政治倾向，要“派遣不少干部到民盟里面去”。对第三党，中共则要求努力争取“它的下层群众及上层个别进步分子，帮助与鼓励他们继续进步，提高并紧靠我们”。民盟港九支部的冯裕芳也主张大力扩展组织，吸收新鲜血液以“改变盟员结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稀释中间路线思想在当地组织中的影响。

综上，民盟南方总支部的组织背景相对特殊，使其在此后推动民盟路线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并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民盟解散前，南方总支部就已逐渐抛弃中间路线，并试图推动总部实现路线转变，但是没有成功。第二，在民盟面临解散危机时，南方总支部对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命令以及总部发表的解散公告予以抵制，宣布保持组织，继续奋斗。第三，在民盟解散后，南方总支部率先对内部的中间路线思想进行批判，并成为民盟复建总部的组织基础。

（二）南方总支部推动民盟转变路线的努力及其失败

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前，南方总支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形势时就对“民主阵营”提出颇多批评（或者说检讨），认为它“只知空口抗议呼吁”，而对国内外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及时予以充分的估计和揭发”，因而“忽略了主动出击的机会”。他们认为张家口被国民党军占领实际标志着“经由和平协商达到民主政治的道路”已遭破坏，接下来起决定作用的是武装斗争，因此“整个民主阵营必须坚强团结以应付即将到来之残酷局面”。随后在《光明报》上刊登了对民盟一届二中全会的建议，其中就提到即便民盟以后还不放弃调解工作，也要“坚持本身的立场和前提条件”，而不能被动地、无条件地“做中间的调人”。南方总支部的沈志远来到上海后，曾与总部的李相符（中共党员）在章伯钧家里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表达不满，情绪激动并开口骂人，以至于范朴斋说他们“幼稚作风大可愤”。民盟二中全会一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如明确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提出恢复和谈的三项前提条件、决定取消党派盟员、设立政治计划委员会、希望广泛联络民主力量等，但另一方面又重申政协的立场和精神，坚持和平、合法、公开的原则。实际上，此时民盟并未完全违背中共的主张。因为中共此时虽然已经实质上确定“打倒美蒋”的方针，但是并不拒绝同国民党谈判，也没有抛弃政协的精神。直到1947年6月中共还仍然坚持“政协路线（或精神）”，“斗争口号的提高，停战条件的改变，要适时但也不要频繁，其作用要在能动员广大群众接受此口号并为此口号奋斗”。所以民盟此时从旧政协的五项决议前进到要求“从新召开政治协商”，以“修改与补充”既有的决议，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然而国民党当局并不以破坏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而满足。1947年7月，当局颁布“总动员令”，进一步扩大内战，并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肃清“共党”。7月9日，彭泽民代表民盟南方总支部发表谈话，指出“今后再去向蒋氏呼吁和平民主将是徒然之事”，号召“以人民的总动员来反对独裁派的总动员”。同时，其下属港九支部也发表谈话，认为当局此举是“自绝于民族自绝于人民”，代表全港侨胞以及全国人民对于这种“乱命”誓死拒绝、一致反对。后来董显光将此作为民盟“煽动叛乱，违反法令”的罪证，加上民盟总部领导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予以纠正”，因此要求民盟总部为此负责。据梁漱溟的说法，民盟总部曾“出而纠正”。也有材料说当时民盟总部对南方总支部“函电交驰，加以‘指示”，只不过都没有什么效果。当时民盟常委周鲸文在香港办《时代批评》杂志，刊发长文《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继续宣传中间路线。而与之针锋相对的，《光明报》则连续刊登邓初民的讲演辞和文章，公开宣传中共是民盟“肩并肩的兄弟”“手牵手的朋友”，要大家不要反对中共，也不要站在中立的立场，而应该同中共合作。南方总支部进而于1947年8月17日致函民盟总部，提出关于斗争策略的建议：为以防万一，应及早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除上层领袖外，所有盟员立即转入地下;尤其是要求民盟的工作“不能限于公开合法”，而应该“加强上层与下层、公开与秘密的工作的配合”，“着重组织群眾进行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但是总部没有采纳这些建议，复函强调应继续保持“争取和平合法公开之地位”，并且“明知其无效，我们也不能放松”。即便如此，在胡愈之（中共党员）的领导下，9月召开的马来亚民盟代表大会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彻底清算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民主势力与反动势力是无法以合作方式建设新中国的”。他还指出，中国民主派的任务已不再是“商谈请愿”了，也不应再要求“恢复政协路线与实现4项诺言”，而应该“根本推翻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派的联合政府”。胡愈之等人的主张未获得民盟总部的认可。张澜致函他们表示“仍持政协路线与精神”，“坚持民主方式争取民主之原则，继续奋斗”。对总部迟迟不愿转变路线，南方总支部“屡向总部表示不满”。总部与南方总支部的争论，被范朴斋视为“此辈在海外之人极幼稚躁妄”。

可见，南方总支部推动民盟中央转变路线的努力在这一阶段没有成功，但它在行动上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独立性，以至于张澜在宣布盟员暂停活动的决定时称“外埠之民盟支部或致不遵守渠之指令”。这表明他对南方总支部与总部间的意见对立是心知肚明的。梁漱溟称此时民盟“意见不能一致”且“伏有内部分裂的危机”，所指可能就是此事。南方总支部于1947年10月29日、11月9日先后发表两篇郑重声明，表示：即便总部被封锁，南方总支部也不会停止斗争;总部发表解散宣言绝非出于自己的意志，南方总支部决心继续奋斗。当时就有人估计：“民盟今后可能以香港为其新的中心”。国民党当局对此也相当重视，认为“民盟在东南亚洲拥有广大之支部……此等支部可能继续活动，如此则政府将采取‘外交或其他步骤以制止之”。

（三）南方总支部是民盟复建总部与转变路线的组织基础

在南方总支部里，也有一些下层的进步分子认为民盟已经没有前途，“大多感于本盟不能满足其革命要求，组织随之无形涣散”。在总部发表解散宣言以后，民盟港九支部就在南方总支部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他们连续召开支部扩大会议，检讨盟务，广泛听取盟员的意见与批评，一方面由支部领导人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造成上下级关系脱节，使得支部更加困难的情况。最后提出《本盟工作总方针的建议》，包括奋斗目标（重新解释“独立、民主、和平”，赋予其反帝、革命、不妥协的色彩）、组织性质（走向严密健全的政党化组织）、阶级立场（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肃清改良主义与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建立新的革命各阶层各党派的爱国民主联合战线）、斗争策略（放弃公开、合法、和平的方针）、加强组织（民主集中制、健全基层组织、民盟本位、健全干部政策）等六个部分。从结果来看，这些建议多被随后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所接纳。

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上，南方总支部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沈钧儒在开幕式上表示：“同志们的提案，一致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点非常重要。”会议通过了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计划，要求采取“群众性的革命性的组织路线”，加强战斗性和纪律性，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全体服从组织;并特别规定“中常委如不是法定人数，各常委得与各处会正副主任开联席会议代行其职务，如有重大问题不能解决者，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解决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常委又不能齐聚时由少数党派领袖协商决定民盟大政方针的局面。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人事安排：在主席张澜不在的情况下，由沈钧儒、章伯钧二人以常委名义领导全局，两人同时还分别担任财务委员会主任和组织委员会主任，周新民代理秘书处主任（原为张东荪，由黄炎培代理），沈志远代理宣传委员会主任（原为罗隆基）、黄药眠为副主任，冯裕芳代理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原为梁漱溟，后为朱蕴山）、李伯球为副主任，萨空了代理国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原为张君劢，后由罗隆基代理）。由于在南方总支部的组织基础上重建了总部，其发布文件可以同时用“中央的名义发出”。后来《光明报》复刊为民盟总部机关报，主编陆诒在宣传委员会沈志远、黄药眠的领导下工作。他们三人均在达德学院任教。为便于开展工作，达德学院教务长陈此生特意将他们的课安排在同一天，如此上完课他们又能在一间宿舍里撰写文章、进行编辑工作和商量组稿事宜。当时达德学院内的民盟组织经过整顿，已经确立了中共的领导权，并成为各民主党派求同存异、合作共事的一个典范。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后，南方总支部的一些领导人不但担任了总部的一些处会的领导职务，而且通过出席常委与各处会正副主任的联席会议，取得了中央核心决策参与权。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如果说今天的‘民盟是救国会与第三党的天下也不为过，其他的小派系对于‘民盟的工作方针与决策，是没有过问的力量的。”黄药眠也表示：“这时民主同盟内部结构的转变，为未来的民主同盟中央建立了基础。”中共认为，在此会之后虽然民盟中常委11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数，左派分子仅占两个”，但“其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在此基础上，民盟才得以确立人民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彻底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彻底铲除这一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实行耕者有其田”;“寻找革命的友军，并和他们保持亲密的团结和合作”。总之，民盟此次路线转变与南方总支部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香港背靠内地，面向南洋，与内地和各埠之间交通便利、往来频繁。民盟南方总支部立足于此，充分利用国民党当局鞭长莫及的有利条件，与中共建立友好关系，吸收革命分子，率先开展对中间路线的批判，并积极推动总部的路线转变。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逼迫其解散组织，客观上使得中间路线无法继续下去。坚持斗争的沈钧儒等人趁此时机南下香港，与南方总支部的进步力量会合，共同复建总部，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实现路线转变，并逐步消除中间路线的影响，使民盟倒向人民民主革命的阵营。

二、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民盟内部的意见分歧

民盟成立之时，即希望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救国救民的第三条道路。大致说来，即希望国民党开放政权、共产党交出军队，在政治上效法美国，在经济上效法苏联。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实现了路线的转变，然而在此前后，其内部围绕着要不要复建总部继续斗争、要不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要不要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等问题，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不过在滚滚向前的革命浪潮中，这些不协之音最终都归于沉寂。

（一）对于三中全会所涉诸多问题的不同意见

对于要不要开这样一个会，民盟内部就存在着争议。据沙千里回忆，当时有两派人，一派有周鲸文、刘王立明、曾昭抡等人，他们主张“按照黄炎培在上海作的那样，解散民盟”;另一派人有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沙千里（代史良）等，要求重建组织继续斗争。两派人“旗鼓相当”，只是后一派多来了一人占了优势，所以才取得了胜利。从辛志超致香港方面的信函可知，那时上海有盟员对总部的决定存在极大的不满，他们认为民盟是大家的事业：“怎么可以由三五个人决定大家的意向呢？”辛志超还致信重庆的潘大逵，指出“前此解散民盟，只少数人决定”，表达了想要“继续支持下去”的想法，并为此征询四川盟员的意见。而潘大逵却说：“是何人想维持，维持下去做什么，此两事无决定，此间朋友无从表示意见。”范朴斋也“力赞其说”，认为“一般左倾幼稚份子……必难与之合作”。对民盟南方总支部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在香港的中央委员占绝对少数，达不到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要求。所以在港中委给内地中委写信，告知将要在港召开三中全会的消息，希望他们能来港者速来，不能来者“请写一授权信，委托在港的中央委员代表出席”。因此，在全会上有无代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是否支持召开本次会议的象征。范朴斋就于1947年12月27日接到周新民的函件，要他“派代表出席三全会”，并表示“已报告表老，行将复业”。他或许以为召开全会一事已获得张澜同意，故而写信指派了代表。而上海方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四人却未派代表。据叶笃义回忆，这实际上表示他们“不赞成召开这样一个会”。所以事后范朴斋在日记中批注道：“周新民我记他或周唯鲁（即周鲸文——引者注）诈我代表”。

出席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包括指派代表的共有29人，另有各地列席的代表12人。对会议的议程、提案、发言、讨论等等具体情况，因为材料的缺乏，尚无法完全弄清。1948年1月3日，《华商报》即预告民盟将召开三中全会的消息。1月5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开幕。1月6日，《华商报》刊登了它的《紧急声明》，以及一条短评，随后即归于沉寂。直到1月14日《华商报》上才出现有关于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期延长的报道，并指出这是由于“提案甚多”的缘故。1月19日发布会议定于本日闭幕的消息。1月20日在头版有了对三中全会宣言和政治报告以及调整领导机构的相关报道。1月27、28、29、30日连载了三中全会政治报告。无论是《华商报》还是沈钧儒，對外都表示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一致团结”的大会，所谓破裂、分裂都是谣言。而其他报刊所报道的情况则显然与之相反。如黄炎培1月16日就见“报载民盟开会破裂”，想要去信婉言劝阻，后又“嗣悉非确”，于是没有发出那封信。《申报》只简短地报道说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因内部意见分歧，争论甚久，致会期延续两星期”。另有报刊对民盟开会破裂的情形进行绘声绘色地描述，如说原定会期只有3天，后因“激进派”与“稳健派”争论激烈，邓初民与周鲸文“几乎因此而大演全武行”，经在场诸人劝解，邓初民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此后会议无形中陷于停顿，经李济深、何香凝等出面调解，才得以恢复。但是各种小报并未列出消息来源，有的甚至对大会开幕、结束的时间都弄错了。所以他们很可能只是听到一点风声，然后添油加醋地写成报道，并不完全可信。1949年民盟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盟内“反帝立场不稳之盟员”被美帝驻港外交人员、记者利用，“公开承认盟内有为中共利用之左派盟员，与彼等立场不同”，而使得英美国内报纸“不断地刊载民盟某某要员承认‘民盟内部分裂、‘民盟左派为中共的尾巴之类的谰言”。这反映出三中全会前后，民盟内部分歧确实是存在的，并可能经由内部“某要员”泄露出去。不过民盟并未走向分裂，而是在新的路线基础上，实现了基本的团结。

对三中全会的决定，民盟内部有很大意见，这在《范朴斋日记》中有明确记载。1948年1月19日，范朴斋收到一份1月6日的《华商报》，读了报上所载的民盟《紧急声明》后即感叹：“此‘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一条显已超越向来之主张及立场”。当日他又接到叶笃义的来函，体会到叶等人“似不以港方举动为然”。但他虽有不满意，又想到“予既有代表，决议应拥护”，也就没有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据叶笃义回忆，当时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人一方面不赞成把反蒋的调门提得太高，怕影响留在大陆的盟员安全;另一方面还不赞成提出反美的口号，因为“我们同美方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月21日，范朴斋写信给周鲸文，询问他“对港会意见”，因为周鲸文是他所指派出席的代表。2月18日，范朴斋收到周新民寄给他的《三中全会宣言》，阅后认为太“偏向中共”，是“徒唱高调，殊无补于实际”。2月27日，梁漱溟也表示“无与香港联络之必要”。3月7日，周鲸文回信，指责周新民、沈钧儒等人“操纵民盟、甘为中共附庸”。范朴斋虽然并不赞同三中全会的决定，但是为维护团结，他还是违心地回信表示四川同人“亦赞同”三中全会的宣言，并以张澜对四川盟员的三点指示（1.培本，2.独立，3.静默待时）作为委婉的答复。4月14日，梁漱溟将一本三中全会的报告和宣言的小册子带给范朴斋。4月15日，范朴斋读了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认为它“只一味为中共帮腔而已”，在土地政策上“殊失独立性”，而将蒋美并称一点，“不特欠妥，亦只唱高调而已”。4月16日，他接到叶笃义的信函，其中传达了张澜拒绝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并认为这是“欲以少数控多数之计”。他表示赞同。4月17日，范朴斋把信交给梁漱溟看。梁漱溟表示：“此时不宜开全会，亦不闹意见。”范朴斋认为梁漱溟的意见“亦可取”。但几个月后，范朴斋还是通过周鲸文在港所办的杂志《时代批评》，先后发表《改革土地制度的一个具体拟议》《解决劳资关系的一个具体办法》两文，表达自己的见解。在第一篇文章里，他批评中共的土改不是“耕者有其田”，而是“均田”，把土地分得很碎，把许多人固定在土地上;既未废除封建的剥削，也未预防土地的再兼并;对社会和人们的损害，没能减到最小限度;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还可能减产;从经济上来看，并不是一个进步的办法。在后一篇文章里，范朴斋结合自己整顿《民主报》印刷厂的经验，提出在“绝对保障私有财产”的基础上，以“平均社会财富”“职工参加管理工场”作为调和劳资矛盾的办法。

从以上情形看来，民盟内部一些人对三中全会的不满本质上是不愿放弃中间路线和中立立场（或者说独立立场），又具体反映在土改、反蒋和反美等三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者并未马上公开表示异议，而是私下沟通，委婉地予以辩难。这又与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有直接的关系：首先，民盟本来走的是中间路线，而国民党非但不接受其主张反而对其肆意压迫，把民盟推向中共的怀抱，因而同人出于激愤作出这些决策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民盟处在解散后又复建的特殊时期，又有内战的紧张氛围，出于维护民盟内部团结的考虑，也不宜“闹意见”。

（二）“张王事件”所反映的中间路线残余

很难想象，长期坚持的中间路线思想能够通过一两次会议就清理干净，因为民盟内部一部分人或对中共还存有疑虑、或对美国抱有好感、或对自己的力量还有几分信心。在此期间发生的民盟港九支部的“张王事件”，即是一个典型。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之后，5月6日，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即通电响应。6月，严信民从解放区到达香港，在农工民主党（即原来的第三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报告中共关于迎接各民主党派参加联合政府的问题，大体上有三点意见：一、各民主党派要承认中共的领导权;二、要承认新民主主义为当前施政的最高原则;三、要承认人民解放军为中国唯一的国家军队，必须保留到内外再无战争可能的时候为止。据说当时农工民主党表示完全赞成这些条件。此后不久，民盟港九支部却发生了以农工民主党党员为主的“张王事件”。

张梦醒（即张觉初，曾任民盟广东省支部委员）、王文雄、李锐钧、仇永春、邓锦5人为农工民主党中央设在香港的直属小组成员。该小组总共20人，其中19人皆为农工民主党党员，另1人（王子云）为被吸收过来参加小组的新晋民盟盟员。上述5人与香港的托派团体某某歌咏团有关系，受到其机关刊物《新苗》的影响，并且从托派小册子《论五四运动之划时代之意义》中汲取思想养分。他们在盟员中广泛散布不利于民主联合战线团结的言论。比如仇永春说：“反美反去了，苏联会不会来侵略呢，那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吗？”又如张梦醒在所写政治报告中把“共管区”与“蒋管区”并列，模糊别人的意识;且认为在中国革命中由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队伍顶多500万，而人数比之多得多的一般劳动工人“尚有十分之九，要待我们去努力”，他们“应由民盟和农工党来领导”。这等于公然表示要同中共争夺群众，也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意思。他对中共中央在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号召”后两个多月才复电也不满，提出“最好的方法还是加强工作，创造力量支持将来新政协到来党的力量”。王文雄起草了《新政协讨论提纲意见》，怀疑中共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诚心和用意，认为“这种口号是有暂时迁就的成份的，但这终归是取消的”;也不相信中共真心想与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表示中共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并无各阶层人民的代表。他还认为民盟的代表只是一时的陪客，而中共开明的姿态只是“一种伪装”。

经王子云揭发，民盟港九支部的钟平将情况向上汇报，遂引起了农工民主党和民盟的高度重视。经过彻查，民盟最后决定将这5人“一律予以开除盟籍处分”，并且“将本事件公开发表，作为对内的教育，对外揭露反动份子的阴谋”。农工民主党则将牵涉其中的19人全部开除党籍。但是当时农工民主党内部大多数人不赞同严厉处理，认为这不过是思想认识问题，只是在农工民主黨李伯球、曾伟、郭翘然和民盟周新民以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谭天度等人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如此。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指出：“我们不但要清除反动份子出党外去，而且要追索反动思想根源，找到张王事件的社会性，这就是落后的和复杂的中国社会反映到民主党派来的，这也是党在领导上组织上的弱点，因此我们应加紧纯洁组织改造落后意识强化革命领导。”并向广大党员提出要求：“要精读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及革命文献;要熟习毛泽东先生关于新民主主义诸著作，研究新民主主义各国的政策及其实施状况。”

这暴露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中共与民主党派虽然在反蒋等问题上有共识，但是在革命领导权、联合政府的组成及其将施行的政策等问题上尚存分歧。比如章伯钧不赞成“一边倒”，并表示“没有政治资本，在联合政府也说不起话”。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他看来是“救国会和共产党的胜利”。张觉初也说自己的一些言论是“章伯钧离港以前同意的”。章伯钧还要求迅速发展党员、组织武装、准备实力、联络各方，试图促成和谈以后的联邦制。可见，民盟内部一些人只是形势所迫才表示拥护共产党的，并非对中共心悦诚服。正如《光明报》所指出的：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到革命阵线的原因，是由于无别处可以寄托。因此这不是认识清楚后理智的决定，而是被逼走上了这条路。”

（三）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与“一边倒”

中共中央对国内的各阶级、各党派形势一直有比较清晰的把握。早在民盟解散前，中共中央就指出：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和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反对派“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对美蒋的幻想”，“好与美蒋（或蒋倒后的其他代理人）妥协，消灭新民主革命”，等到蒋介石集团被打倒后，他们就会主张“只牺牲蒋介石个人及其少数追随者”，并“利用帝国主义关系，照旧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结束新民主革命”。因此，在政治上“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1948年1月，乔冠华撰文指出：“现在，反蒋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论争就是如何倒蒋和倒到什么程度的论争。”此外，他特别提出将对美国的态度作为一条检验标准。 1949年8月，董必武也提到：即使在赞成“五一号召”的各党派里也“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我党的领导，对和平的幻想，对英美的依赖，对苏联的怀疑等等问题很多”。

综合来看，民盟内部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在反蒋的同时，是否支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其二，在反美的同时，是否支持向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上，民盟内部有不同的意见。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光明报》随即在社论中号召“予垂死的蛇以最后一击”！此前张申府发表《呼吁和平》，不分是非，混淆敌我，引起民盟和中共的强烈反感。民盟决议将其开除盟籍，刘清扬也发表声明，与其断绝夫妻关系。为彻底揭破蒋介石的“和谈”阴谋，中共赞成举行和平谈判。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提出有关和谈的八项条件。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对毛泽东声明的坚决支持。在谈判之际，国共双方加强了对包括民盟在内的民主党派的争取。李宗仁上台后，宣布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合法地位、启封被迫停刊的报纸，以此释放善意，并且继续派人游说第三方面，还直接致函张澜、张东荪、章伯钧等。据李宗仁说，第三方面诸人士“一向对我都十分友善，毫无芥蒂存在”。当时李济深、章伯钧等人已到东北，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争取李济深、沈鈞儒、章伯钧、蔡廷锴及其他诸人站在二十二日他们自己的声明的立场上，和我们一道反对伪和平，争取真和平”，“他们在欢迎会上的演说是必须回答李宗仁的，并须对蒋介石隐退的欺骗性有所揭露”。1月25日，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召开座谈会，并致电上海的张澜等人，希望他们“对反动派之阴谋彻底揭发，严予指斥”，并拥护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27日，张澜、黄炎培、罗隆基虽发表书面谈话拒绝和谈的邀请，但又留了一个“小尾巴”，表示要先与解放区及香港的代表洽商之后再发表意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点，于28日指示上海党组织，要求他们说服张澜等坚持立场，否则就会“转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动，且有承认反动统治之嫌”。而《光明报》在报道此事时，将三人的书面谈话加上《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这一标题，并且表示“外电多传民盟领袖对和谈乐观云云，全系捏造”。正是这关键时刻，鉴于国民党当局“有借重民盟之意”，梁漱溟建议张澜提出恢复民盟合法地位、释放被捕盟员、取消违背政协决议等条件，作为参加和谈的前提。梁还要求中共适时收手，认为“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对梁漱溟的意见，《光明报》批驳道：“实在是做反动者的帮凶，是违反了人民的利益”。在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常会讨论梁漱溟的问题，柳亚子提议将他开除出民盟，最后决定撰文申斥，并声明与梁断绝关系。虽然有张申府、梁漱溟等不同意见，但是民盟主流意见还是支持中共革命到底，故李宗仁感叹道：“这时中共之胜利，几乎已成定局。这些民主人士也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

关于“一边倒”的问题，民盟内部的不同意见更大。1949年张澜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对中共当时批判南斯拉夫铁托的不解，并且明言：如果中共要“将中国卷入漩涡，为举世共产主义而作战”，那么他和他所代表的思想和组织将要加以反对。张东荪则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在外交上，不应该只亲近美国和苏联中的一方，即使与苏联关系更好一些，也不应反美;在内政上，则应该“融合美国政治与苏联经济，铸造新型民主国家”。民盟内部长期存在一种“兼亲美苏”的思想。许多人赞成反美，只是因为美国采取了支持国民党独裁和内战的政策，那么在推翻国民党统治和把美国侵略势力赶走之后，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反美了。这显然与中共的立场存在矛盾。更有甚者，中共对美国在中国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抱有很大的戒心，自然要求民盟站稳立场。毛泽东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他要求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决不允许革命阵营内出现反对派甚至半路拆伙。而留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和叶笃义曾开会决定以留沪中委的名义写一个建议书托吴晗带给沈钧儒等人，要他们正式向中共提出四点建议：对内采取议会制度，对外与美苏同样保持友好关系，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中共党员和盟员避免身份交叉。虽然这一做法遭到史良、楚图南等人的反对，但最后还是交由吴晗带到了解放区。这正好呼应了美国希望在革命阵营中培植“反对派”的要求。结果吴晗到了李家庄后，民盟及其他方面的朋友都不同意，这一建议自然流产。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对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寄予希望，这正应了毛泽东的说法。新华社接连发表“六评白皮书”，其中五篇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足见其重视程度。《光明报》也借此机会刊文，驳斥一些人为提高身价企图在美国的支持下在新政权中组成“反对派”，明确表态支持“一边倒”，即倒向人民和社会主义一边。

经过事实和理论教育，民盟多数成员的确经历了思想上的转变，认识到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才是出路，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也仍有一些人只是迫于大势如此，暂时收起了自己的观点，随波逐流地“一边倒”了。这种思想见解上的分歧混杂上个人意气、历史恩怨、派系之争等因素，此后还将对民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针对引言中提到的三个问题，得出几点结论：第一，民盟南方总支部在民盟总部解散前就与中共结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逐渐抛弃中间路线，以革命的姿态与国民党当局作斗争，并在民盟总部解散后作为唯一幸存、组织完整且公开活动的总支部继续斗争和进一步肃清中间路线的影响，为民盟复建和路线转变提供了组织上的基础。第二，第三党与救国会是民盟内部的左翼力量，但是第三党历史较长，与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组织比较成系统而受中间路线的影响又很深，因而相较于组织松散却与中共联系更紧密的救国会相比，它又属于右翼。第三，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实现路线转变之后，盟内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间路线主张，尤其体现在试图与中共争夺群众和革命领导权、不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试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新的反对派以及反对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等方面，当然这些主张都是个别提出的，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完全被边缘化。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民盟继续中间路线，只能彻底倒向人民民主革命一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