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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政治

2022-05-30许冲

红广角 2022年3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许冲

【摘 要】教科书政治是百年中共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基本政治形态。自延安时期至过渡时期,中共借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实施教科书政治,既因寄身于干部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党史书写而呈现出多重历史面相,又因蕴含着党的理论建设的进路、政治领袖权威的建构、社会主义意识的渗透、党史教育观念的形塑而具有多重价值意涵。整体考量中共教科书政治的成功实践之所在,契合于世情、国情和党情,得益于文本经典化、主体精英化、学习课程化、内容实践化的策略实施。如此操作,实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的学习、宣传和推介,亦有益于借助域外经验建党、建国和建制。而个中呈现的经验教训对当下继续推进教科书政治仍具有一定的镜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科书政治;政治形态

【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3-0044-12

考察中共政治发展进程,教科书政治实际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政治形态。从教科书视角看,中共教科书政治具有多重历史面相,既寄身于党政教育运动,亦彰显于国民教育系统,更投射于中共党史书写;从政治视角看,中共教科书政治具有多重内涵,蕴含着科学知识的传递、政治意识的培育、价值观念的建构、政党形象的塑造和政治权力的生产。虽受时代条件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自中共建党以来的教科书政治始终循着政治性和规制化的方向演进。及至实践领域,基于中苏两党在组织与信仰、革命与建设、内政与外交上的过密关联,中共教科书政治既曾积极仿效苏共教科书政治的传统与经验,也曾直接借用苏联经典教科书。而论及此中典型,当属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教科书政治。就其规划部署、宣教學习和政治实践来看,真可谓既系统又完备,既深入又深刻。这说明,中共教科书政治绝非某种偶发的政治现象,实为中共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构成中共政治形态的基本类型。为此,本文拟从历史面相、价值意涵、策略路径等层面就本论题作一简要考察,以期管窥中共教科书政治的经验得失。

一、中共教科书政治的多重历史面相

教科书是文化政治的重要构成,借助教科书传达政治意义和推进政治发展,务须寄身于多维社会政治场域,也必将因此而呈现出多重面相。中共借助《联共党史》嵌入干部教育运动、延安整风、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党史书写,不只提供了教科书政治的文本依据,同时也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历史面相。

(一)干部教育运动中的教科书政治

教科书是传递科学知识、民族文化、政治倾向与价值观念的手段,可化作党的宣传教育工具,助力达成党的阶段性教育目标。1938年,中共发起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同年《联共党史》问世。中共借此实施教科书政治,对解决党内长期匮乏理论教材问题,特别是打通各级干部“精通马列主义任务的最重要的道路”价值斐然。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开始设置“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中级课程,要求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按初、中、高的程序展开研读;1940年1月,中共中央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联共党史”被列为中级课程,并同时适用于中级党校课程的一般标准;2月,中央指示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办理党校,意在“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达到“巩固与发展党”的目的,“联共党史”由此正式成为党校的中级课程;3月,中共中央发出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联共党史”成为甲类(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的学习课程。同期,与课程分级设置相伴而生的,还有教育制度和学习方法的逐步建设和规范,包括“小组与大课之间相辅而行,指导员与支部教育干部的确立,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的采用,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的推行,一般大讲演的举行与教育干部中有计划的策略教育的开始等等”。上述规范,保证了“联共党史”课程教学和干部学习的效果。此后,该课程开始陆续进入抗日根据地党的支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和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晋察冀军区、一二〇师等,也在营团一级及以上组织开展学习,据以“加强干部的阶级教育及有系统的理论教育”。截至1940年6月,仅甲类学员就有837位老干部学完“联共党史”必修课,且收效甚大,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均较以前得到提高,并且建立或养成了系列性学习制度、习惯以及方法。由此可见,《联共党史》是以干部教育“联共党史”课程设置的形式,以及“干部必读书目”的学习规范,首先介入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政治,并成为党的干部教育和理论建设的关键性文本要素。

(二)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教科书政治

教科书具有教诲性或规训性,这源于教科书自身的意识形态性,它不仅传递意识形态,而且还塑造意识形态。历史地考量延安整风发现,这项运动实际意味着中共意识形态体系的一次重构,而《联共党史》无疑为这次重构提供了最合价值的内容体系和最合逻辑的技术路线,进而也规范着中共教科书政治的基本样态。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议,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教育既应“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又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材料”来研究马列主义。连同《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毛泽东意在借助一场整风运动解决全党“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党内路线分歧问题。在整风运动期间,他反复强调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据以将全党思想统一到遵义会议以来的正确路线上来。《联共党史》所以具有“中心”地位,并且“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实因整风运动高度关涉同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而这两点恰是《联共党史》的写作主旨和文本精髓。也正是基于此点,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组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11月,通知各地高级组学习含“《联共党史》结束语”在内的理论资料;12月,要求党的地委和军队团级以上干部“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极端恶劣的毛病”。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参照《联共党史》编撰《六大以来》等文献,以供高级干部学习并结合实际讨论之用,借以区分党内正确和错误的路线,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1942年至1944年,随着整风运动的持续深入,中共中央屡发文件并指定阅读书目,要求借助学习《联共党史》及其结束语,领会贯通全党整风的“精神与实质”,“把主观主义反倒”,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种学习一直持续到整风运动结束,而融汇于《联共党史》的苏共教科书政治传统与经验、方法与逻辑,几乎在此次运动中得到系统、具体地实践。

(三)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教科书政治

教科书是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又“为民主政治、经济和文化安排提供了新的可能”。当中共在1949年后试图以苏联经验革新中国,借以跨越千年传统并一举跨入现代时,首选的路径是通过三大改造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而此时“党的总路线,基本上是联共党史第九章至十二章的路线”。所以,1953年至1955年中共开展《联共党史》学习运动,实为配合宣传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推行的教科书政治典范,意在借助苏联经典理论范本与苏联社会主义实体范本的互相映照,灌输中共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法令,据以建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根据中共中央1953年至1954年干部理论学习指示及补充通知的要求,党的高级组和中级组甚至“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党员干部”,均应逐章学习《联共党史》第9章至12章的内容及其关联著作。该指示下发后,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传达中央要求、制定地区计划、培训理论教员、开设学习室和供给学习资料。如此擘画,为“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学习运动的重点及其方针。根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高层的权衡,前者务须领会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意义,以及以实现农业合作化来满足社会工业化需要的价值;后者要求即便学习经过实践验证的苏联经验,也不应“超历史”和“超现实”,务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从全局观点出发有重点地学习《联共党史》。经过近两年学习,全国42.4万名中高级党员干部学习了《联共党史》,并且“收获比较显著”。总体而论,此次学习虽然具有灌输性的鲜明特质,但借助《联共党史》来实施教科书政治,个中以强调权力集中、计划管理、思想统一为特征的苏联建设经验,确实为中共集中有限资源和力量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舆论发动、思想动员、模式仿照和经验镜鉴等多重效用。

(四)中共党史书写中的教科书政治

教科书除具有表面形式上的便捷性,更须在内容上得到权威的认证,借此成为“正式知识”的传承者,发挥建构教科书权力体系和“新文化世界”的功能。考量中共教科书政治发展历程,《联共党史》对中共政治文化影响深刻,一度成为中共党史书写的参照模板,规范着中共历史知识的生产、政治权力的建构和政党形象的塑造。从前期实践看,作为一种非典型性党史书写,它先是以编纂《六大以来》等整风文献为初次尝试,并以延安整风成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历史结晶。此中以领袖活动及其论著为中心的党史编撰模式,以及特质鲜明的路线斗争史观,实为斯大林借助编撰《联共党史》来一统对苏共党史的“唯一”解释,并据以强化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威地位的运用。而借此生成的党史决议,旋即又得到中共七大从组织和理论上的双重权威认证。再至中共建党30周年,经毛泽东等人多次修改,并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问世,更从逻辑和内容上再度强化了前述决议的政治逻辑、叙述主旨和编撰模式,在成就党史上第一本总结中共30年历程的简明党史的同时,也对日后中共党史书写产生重要规范意义。特别是,中共党史编撰“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的思路形成,确系此阶段受《联共党史》编辑主旨、叙事模式、编撰体例影响之故。就其要义,路线斗争史观及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与社会根源的判定,“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的性质判定,均长期影响中共党史叙事及结论,甚至还一度把它们“作为党的一种意识形态固定下来”;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影响较大的三种党史(革命史)讲义,“从体例到内容都以《简明教程》为样板”,以至于“文革”后编写教材“仍以其为蓝本”。如此借鉴确有史学政治化之嫌,但通过理论的和批判的历史内容叙事,它与全党达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教科书政治诉求是一致的。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共借此传递党史知识、培育政治意识、塑造政党形象和生产政治权力,也将获得兼具简明性和权威性的文本依据。

客观而言,《联共党史》自传入中国起即介入教科书政治。它既发生于中共组织系统,亦践行于国家建设场域,还投射至历史知识生产。在多重教科书政治样态呈现的背后,既寄寓了中共对《联共党史》的多维政治诉求,也彰显出中共教科书政治鲜明的政治性、实践性和规训性的特质。

二、中共教科书政治的多维价值意涵

教科书政治呈现多重面相,是中共根据时代条件和实际需要,借助释放《联共党史》的知识理论价值和政治服务功能,来践行革命目标、政治理想和历史使命的基本表征。如此操作,契合推进党的理论建设、建构党的政治权威、渗透社会主义意识和形塑党史教育观念的需要,具有多维价值意涵。

(一)蕴含着党的理论建设的进路

教科书是系统知识的载体,既可在国民教育系统成为“教学之材”,亦可介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成为理论建设的“中心材料”。从本质上看,《联共党史》并非规范意义的史学著作,而是把理论教育目的放在首位和按照理论学科要求来撰写的理论教科书,以便能够给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各国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指导。中共借助《联共党史》推行教科书政治,初始價值意涵即在于助力党的理论建设。从理论学习和教育上看,《联共党史》既可因应抗战时期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暨“巩固党的中心一环”的需要,也能满足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以系列理论学习运动为载体,消解党内缺乏理论和轻视理论的弱点。从理论创新和理论斗争上看,它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为立论的制高点,为毛泽东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命题提供了历史启迪和政治遵循,推动着全党“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在整风运动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在党的历史决议和代表大会中阐明“左”倾错误、路线斗争以及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问题。从理论宣传和普及上看,它既可为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提供一部简明流畅、史论结合、易于接受的经典文献,亦能为党的高级干部肩负“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发展全党理论学习”主要责任,提供一本“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基于此点,毛泽东早在1948年就指出:不管是理论上要提高还是要普及,“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均须学习含《联共党史》在内的经典文献。而通观党的理论建设的基本进路,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功能。《联共党史》作为中共教科书政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文本,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而且还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完全的典型”。所以,以《联共党史》为核心要素的教科书政治实践,对党的思想理论、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其实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意涵。

(二)蕴含着党的政治领袖权威的建构

教科书政治的核心关切是权力生产和权威建构,这关系到政治主体是否可以以及能否高效地为着共同理想既民主又集中地行动。《联共党史》曾被视作建构政治领袖权威的模本,中共借此实施教科书政治的核心旨趣,也内在地包含建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领袖权威。在《联共党史》介入中共教科书政治前,遵义会议已经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则尚属于“开始确立”阶段。寻根究源,一种特殊形态的教条主义长期影响着党的领导层:它除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外,更盲从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迷信于俄国革命模式,不仅照抄照搬相关指示和模式,而且还通过党的领导、组织、决议、方针与政策加以贯彻,因而在党内极具影响力和迷惑性,绝非一般性的理论探讨可以克服。为廓清错误思想和科学指导革命,中共务须重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因此,中共既推动全党学习《联共党史》,但又未把个中经验视为普遍适用,而是力主学习列宁、斯大林“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在思想路线重建中“展开讨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这是依据得到自斯大林至共产国际权威认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及其所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列宁精神,用以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用以创造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布尔什维主义,用以重新掌控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的政治权威、理论权威和领袖权威。当然,完成权威建构还离不开理论化和稳固化的步骤,这是赋予新的解释系统以科学权威(符合历史和实际)和组织权威(经中央会议通过)的关键。在实践中,依据《联共党史》为蓝本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建筑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理论化解释模式的建构,借助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原则性通过和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的重复说明与阐释,最终夯实了中共七大“最为重要的历史标志”——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致承认的指导思想。在中共七大闭幕后,一切共产党员均应牢记和践行毛主席的指示,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完成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而斗争。

(三)蕴含着社会主义意识的渗透

教科书“是面向未来传达的一种信息,也是关于未来的一个预言”,中共借《联共党史》实施教科书政治的核心价值意涵,还在于渗透和培育社会主义意识,助力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理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要通过人民民主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中共可依循的指导思想和参照样本,唯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联共党史》的“结束语”中,前者是关于社会发展、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强调若要获取“认识现在和预见将来的武器”,绝不能蔑视这一理论,“降低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后者被誉为“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党所未曾有过”的伟大经验。因而,学习研究《联共党史》这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底一个模范”,不仅可以汲取马克思主义伟大学说的精神,而且能够赋予千百万群众和群众运动以“社会主义意识”,获得无产阶级走向政治解放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由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强调:《联共党史》揭示,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至新中国成立,进一步“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特别是从《联共党史》第9章至12章中学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理论和政策经验,进一步得到了源自中国革命胜利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权威认证。加之,在全面学习苏联运动的助推下,学习“通过了历史检验”的苏联经验,的确有助于明确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方针,明确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道路,明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中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基于上述种种,《联共党史》无疑成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系统地、经常地、生动地、切合实际需要地灌输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范本。而这种学习,实际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的多维渗透,既有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保证改造政策得到自觉执行,也有助于规范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重构,直至使其顺利平穩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嬗变。

(四)蕴含着党史教育观念的形塑

教科书“是一种文化资本分配和使用的过程与记录”,因受政治权力介入的影响,它既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操控,又在实践中重塑着观念系统。从《联共党史》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特别是深度介入中共教科书政治的事实来看,它蕴含的价值意涵还体现在对各国党史教育观念和宣传工作方法的系统形塑。通观中共对《联共党史》学习运动的系列部署及实施,实可谓联共(布)中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决议的“中国化”。在延安时期,中共建立中央学习组以加强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领导,以集中开展、分级实施的方式推进《联共党史》学习,既为消解联共(布)中央所批判的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手工业方式”,也为有针对性地纠正党内存在的“重组织轻宣传”的倾向;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强调既要“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又要“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其实与联共(布)中央强调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将党史教育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相结合的要求如出一辙;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中央要求各地各部门积极培养和训练理论教员,翻译和编写教学提纲及参考资料,充分发挥《人民日报》《学习》《新建设》等报刊的理论阵地作用,实则是对联共(布)中央决议第三部分方案的具体化实施。其实,此中最具方法论价值的历史启迪,无疑是“在解决实际活动问题时善以理论为指南”,也就是要将党史学习、理论教育同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相联系。反映在实践中,诸如抗战时期为反对国民党反唯物论宣传而加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为丰富全党对敌斗争经验而在《联共党史》学习中加强策略内容学习,为整顿“三风”而前“粗”后“细”有序阅读《联共党史》的“结束语”,均为达到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联共(布)历史经验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党史教育目的。基于此点,也进一步验证了“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宣言口号,也是中共教科书政治实践的经验所系,甚至它还可以解释:缘何“全面的、全党的、由中央领导进行的干部内部教育”,实际是从学习《联共党史》开始的。

除具有上述价值意涵外,中共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教科书政治,还蕴含着助力社会政治动员、政党形象塑造、社会系统整合等具体功能。这也表明,教科书确是具有顶级的意义和价值的文本,教科书政治不仅能够深度介入党的历史与理论的阐释教育系统,而且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政治场域,并规范着全党乃至全国层面的基础性意识形态的建构,据以形塑着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文化、信仰和道德的本来面貌”。

三、中共教科书政治的多元策略路径

教科书政治彰显多重历史面相和蕴含多维价值意涵,是中共立足中国政治发展需要,借助《联共党史》建构教科书权力体系的政治表征。事实上,不同的历史背景、阶段化的教育目标和差异性的学习主体,均要求中共采取多元教科书政治策略。实施文本经典化、主体精英化、学习课程化和内容实践化,即是满足教科书政治实践需要而适时做出的路径选择。

(一)文本经典化策略

教科书“象征着权威(不总是法定的)或自由”,因而在推行教科书政治过程中,如果选用权威的或经权威认证的教科书,无疑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联共党史》出版后,苏共与共产国际合力将其塑造为“创造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古典著作的模范”。中共基于道义或自身需要理当学习,但能否借此推进教科书政治,却需要一个再度经典化的过程。一般而言,它需要借助精英话语施以比鉴推介,进而形成对文本意义和价值的权威性再生产。而论及此项工作,也主要是由毛泽东依据三个衔接有序的步骤来推进:先是阅读接受,再是评点诠释,后是权威推介。其实,在《联共党史》传入中国仅数月内,毛泽东就“已读了十遍”,并以“好书”之名推荐给党内同志阅读。及至延安干部教育和整风运动期间,他不仅频繁引用《联共党史》“结束语”的六条经验来比鉴党内“三风”问题,还以此为历史经验依据和方法理论指导,用时两天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深度解析和批判中共在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他还不忘面向全党推介《联共党史》:从1939年界定其为全党需要长期学下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到1953年赞赏其为“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再到1964年仍将其纳入全党“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必读书目,毛泽东始终以一种典型的领袖释读模式,引导着全党对《联共党史》的认知、阅读和理解。如果考察毛泽东《联共党史》阅读史,单就“论次之多、引述之繁、评价之高、推介之切、影响之深”来看,其他书籍几乎无出其右。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毛泽东以近乎作者的权威形象读解《联共党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國经验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转译者、诠释者和界定者的角色,赋予《联共党史》以崇高的历史和理论地位。也正是基于此点,中共教科书政治获得了源自经典理论和政治领袖的双重权威认证,而此中的再经典化策略及其历史进路,也内在地成为中共教科书政治的有机构成。

(二)主体精英化策略

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高级干部是其中承担重要领导及管理职责的政治精英。以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为重点,通过实施学习主体精英化策略,培养革命政治精英和执政政治精英,是中共借助《联共党史》实施教科书政治的基本要求。1939年,中共中央先是要求“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应经常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继而在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下开展全党学习运动,党、政、军、学、民各领域均被纳入其中,而且要求应将提高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着力“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应用”,《联共党史》就是重点学习内容。1940年和1941年,为提高在职干部教育质量和党内高级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中共中央发文就加强学习指导、成立高级学习组、重点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作出规定,《联共党史》成为学习的中心材料。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号召,延安地区不仅“有一万干部参加”,而且“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同期,中共中央还决定按工作关系由48人编成9个高级学习小组,深入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和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切实推进党的高级干部搞好党的路线问题学习。及至中共七大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继续加强理论学习,毛泽东号召学习含有《联共党史》在内的“五本书籍”和“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并期望“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事实证明,基于毛泽东号召而展开的这次学习活动,“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而论及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联共党史》学习运动,同样采取的是学习主体精英化策略。此种策略不仅为党培养和储备了大量干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组织基础。

(三)学习课程化策略

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教科书政治进程,本质上也是一个外部知识转化为内在经验的课程化过程。如此策略路径选择,是中共按照既定目标有组织地推进苏联经验中国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教科书政治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和有效化的基本保证。其实,早在国内绝大多数《联共党史》中文版出版前,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就已将“联共党史”列为甲类干部(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在职学习的“必修课”。由此发展至1949年,中共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整顿党的作风、准备建国后的干部等诉求出发,有针对性地确定教育目标、规定研究内容、建立学习制度和设定研究议题;并且除前述具体课程设置和理论教材的认定外,中共中央还借此推动“学制的改革”,有序“确立干部教育中的定期考试制度”,“实行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联共党史》开始进入国民教育系统,成为标准化课程与教学体系的重要构成。它先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之名成为华北专科以上学校公共必修课,后被确立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重要材料,并于1952年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的核心教授内容;至1954年,“联共(布)党史”被确立为全国高校普遍开设的4门政治理论课程之一,1955年前后又成为二年制专修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课程教授内容、中等学校教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以及高级党校“苏共党史”课程的基本教材。同期,党的宣传教育部门还围绕课程作出系列教学管理规范,据以保证教学效果,直至1957年被“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事实上,若非受中苏关系以及相关意识形态之争的影响,以《联共党史》为基本教材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恐将持续实施。而通观《联共党史》的课程化实践,虽有课程名称、教授重点和管理规范的不断调整,但据以达成理论教育、思想动员和实践参照的多维诉求及效果则始终未变,此乃中共教科书政治的核心旨趣,也是课程化策略实施的价值所系。

(四)内容实践化策略

中共教科书政治并未囿于书斋,而是指向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双重改造。经典化、精英化和课程化策略的实施,也均为借《联共党史》的政治实践性研习,来推进党的建设和社会政治变革。就其基本特征看,它以解决直接政治性目的为初衷,通过横向移植、纵向比鉴和综合运用《联共党史》所述历史事实、政策经验和理论方法,达到廓清党内思想痼疾、建构政治领袖权威和阐释国家政策方针等多项目的。这是典型的“学以致用”式的政治性和实际化策略。若就内容实践化的具体表征看,《联共党史》结束语既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干部必读文献,更是毛泽东频繁比鉴引述的核心内容:以此为依据,他既批判了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方法,也厘清了主观主义的来源并提出克服之道,还阐明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内斗争方法,甚至还研判了党内是否“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在进入过渡时期后,中共发起对《联共党史》第9章至12章的学习实践,更是构成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政治运动:从运动构成要素看,它起码具有1953年至1955年的时间宽度,全国“党的机关、政府机关、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领导机关”的空间范围,党的理论学习高级组干部约2.4万人和中级组干部约40万人的主体数量,以系统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結合中国具体条件正确运用苏联经验,并借此整体灌输“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意识的学习内容和实践领域。如此实践化甚至运动化的政治操作,无疑是以改造新民主主义社会旧世界和创造社会主义新世界为目的,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双重实践。循此策略,特别是通过寄身于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以及直接生成一场社会主义学习运动,实有助于在“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整顿党的作风和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这也正是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且又匮乏革命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并能够不断走向政治自觉的必要路径选择。

四、结语

有论者指出:“教科书的政治学,不仅暗含着教科书是如何及被谁使用的问题,也意味着关于教科书的内在质量、内容和组织方面的政治学含义。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教科书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解读课文的方式。”自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中共实施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教科书政治,总体上是契合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的学习、宣传和践行,也有助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国和建制。在此过程中,既有《联共党史》作为普遍意义上的教科书知识功能的释放,也有作为政治规训工具的服务政治功能的彰显。需要指出的是,《联共党史》之所以能深度介入中共教科书政治并发生多维影响,自中共建党以来党内严重匮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科书是客观事实,经由斯大林倾力编撰和共产国际极力推介是外部影响因素,简明化和概括性内容构成是关键性文本因素,得到中共领袖权威认同和极力推介是核心主体要素,能满足中国革命建设现实需要是最根本性价值依据。综上种种,中共以《联共党史》推进教科书政治,实际具有某种特别的规定性,不仅其教科书政治职能得以发挥,而且教科书政治也逐渐成为影响中共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形态。然而,正是基于个中被特别强调的政治价值、理论功能和历史意涵,常规教科书政治实践中的功利化倾向、过度政治化和教科书依赖等问题,也或多或少隐现于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教科书政治实践领域,这也构成了省思和镜鉴当代中国教科书政治的重要参照。

[作者系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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