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马

二十年代之后，街头渐趋寂静，我们陆续失去与大陆的消息。父亲失踪了。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妹妹还小，自一岁那年去过一次海洋公园，便沉迷上了海鸟，一类开始绝迹的生物。不断有声音的碎片通过无线电波钻进我们的耳廓，运河的那边正酝酿建造一座塔。那座塔将十分巨大，无穷高深，塔的底部要覆盖大陆三分之一的地表。大迁徙会在塔的第二层竣工后开始进行，人们将分批有序地进入塔内，开始新生。

被覆盖之后的地表还算是地表吗？妹妹问。这时她已经五岁，快到上学的年纪了，她从母亲的收藏里找到一件古董，用它学做针线缝补，试图造出一只她想象中的海鸟。我不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告诉她应多出门走走，而不是留恋脑海中的事物。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们或许会是最后一批见过陆地的人。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地表？泥土是它最符合表面的样态吗？铺上沥青或石砖后，就不能称其为地表了吗？离地若只有二十公分，我们还算生活在地表上吗？哪怕过了许多年，妹妹已经成了一位熟练的缝纫工，我们获得了进入塔内的资格券之后，我仍然无法回答这些有关土地本质的问题。

妹妹沉浸在她的脑中世界的时候，我正忙于绘图和制表，研究有关贸易的问题。二十年代前期，这工作看似仍有所为。母亲拒绝新的约会，执迷于等待父亲，很快就老了。我们是这片边缘土壤的新移民，在我出生那年随父亲搬迁至此，八岁时，我随母亲去过一次内陆，第一次见到我的祖辈。此后每隔约两三年的时间，父亲和母亲轮换往返两端，有时带我，有时不带。二十年代到来之前，我们与亲戚们的来往逐渐减少，直至隔绝。经济衰退，用工的机会愈加渺茫，父亲再次做了一个决定，去运河那头碰碰运气。离开前，他将家托付给我。自那以后，我们再未见过父亲。

二十年代中期，大迁徙的传闻逐渐确凿，人们如星火般重新出現在街上。我对此毫无觉察。三年来，我跟随一位尼日利亚人生活，做有关低端贸易全球化的研究，驻扎在他店铺所在的大厦，记录每月货物的进出口差额、访客的数量、商品的变化。我应该比街头吵嚷的年轻人更早有所觉察，觉察我们正陷入无可救药的封闭。我没有。我只是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日子，和所有人一样浑然不觉。那时，人们还不清楚海平面上升、冰盖融化和气候变暖已经不可逆转，误以为覆灭城市的暴雨只是偶然。

父亲是搭乘列车离开的。陆路关口戒严之后，母亲从频繁造访月台改为探访港口。轮船进出不停，汽笛声每日早晚响起，一切仿佛与过去没有区别。航班仍未中断，巨大的噪音不时从头顶划过，传送着这边的呐喊与那边的沉默。轮船上下来的人中讲述陌生语言的在渐次消失。一张又一张熟悉的脸疲惫地往返于海陆，让人疑心只是同一批人每日坐船去公海捕鱼。这是我们这里古老的传统，随时间倒转，它迸发新的生命。

我在尼日利亚人身上的心思少了，越来越常离开那栋高密度大厦，在街头、公园和无名的小径上晃荡。每一天在街角，我观察到细微的新变化，每一种都说明过去在从未来重新到来。这我不曾见过的崭新，摧毁着我三十多年对世界的认识。每一天，我的头脑都更加混乱，辨认不出昨日的记忆。我经历过的最接近人生转机的一次机会就是在那段日子发生的。

二五年初夏，我陪妹妹最后一次参观海洋公园。一个月后，海洋公园将彻底关闭。再过两个月，妹妹将进入我念过的那所教会学校，像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礼仪和文法，敬仰我们远在内陆的王，结束她连年的苦室幻想。在一头托哥巨嘴鸟面前，妹妹罕见地流下眼泪。当我们从海洋公园乘上轻轨回到市中心，从地底穿行至地面后，妹妹抑制不住开始哭喊那头巨嘴鸟的名字。巴度，巴度。她声嘶力竭地唤着，好像浸染上了什么侵入神经的病毒。我们朝家的方向步行，被逆行的人潮堵在雄伟的建筑物之间。整点的时钟敲响，我听见一种整齐的声音自远而近响起，如波浪般起伏，恍惚间还以为那声音也在呼喊，巴度，巴度。

立法会门口，一张传单塞进我的口袋，使我的心蓦地停跳了一拍。直到将妹妹送到家，我回到那栋亚非拉大厦第二十五层自己的单间，才从台灯下摸索出来，细细察看。那是很普通的一张传单。标题是“黑森快报”，除此之外，传单的每个字都被涂黑，看不出内容。我立刻认出这是谁的杰作。

第二天，在同一个位置，我看见一个人影，头发和眉毛都是金黄，肤色苍白，巧妙地游蹿于人群间。我直上前去，抓住他的手，它正从一位女士的腰间回撤。他吃了一惊，下意识缩回自己的手，眼睛已经向缝隙处瞟找，随时准备逃跑。我的双手牢牢地钳着他的右手，使他无可奈何地向我望过来。表情逐渐起了细微的变化。你啊，他想说。

亚当，好久不见，我微笑道。他的五指放松，反扣过来，食指在我手心移动，那是一种只有我俩通晓的交流方式。他说，好久不见，大卫。

亚当和大卫是教会学校给我们的名字。在学校外，我们有各自的真名实姓。我在那所严酷刻板的学校念到中学结束，去了一所预科学校，然后参加会考，去了商学院。亚当只念到十岁就离开了学校，从此杳无音讯。拿到商科学位后，我继续留在学院里，想再拿一个高级学位。日子无聊而漫长。那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在花房照料琴叶榕、裂叶秋海棠、石笔木、肖梵天花。这是自然护理署设在我们学校的研究所。我帮忙打杂，挣些钱零用。黄昏时，一位工人站在花房外试着往玻璃上贴海报，我搬弄花盆出来时正巧看见海报上的名字，来自莱比锡的古典乐手，亚当·杨。

演出结束后，我等在后台。他花了一会儿工夫才把我认出来。你长大了，他说。我们都长大了，我说。他的头发染黑过，但根部已开始褪色，露出原本的金色，暴露在外面的皮肤无法更改，呈现出一种被动的白，说明着他那源自祖先的疾病。从他的身后蹦出一个女孩，眼睛亮得发光，梳一个发髻，额前还散落着碎碎的胎发，她的肤色与我们相似，却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朝我伸出右手。这是杏，我的未婚妻，他说。我与她握手时，天空响起一记惊雷。

雨立刻落了下来。巨雨时常在我们这里发生。来时急，去时快，如高峰坠石。二五年初夏，洋流变幻，崩浪雷奔。距离此地更换最高行政长官已过去若干年，物种在不为人知处逐一隐退。我与亚当再次相遇，才知道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他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本地原由三片不相连的陆岛组成，面积最大的西南长岛，因矮山众多，山形复杂，少有人居。长岛伸向海洋的最远端有条细长的海沟，海沟两面是光滑陡峭的石壁，数百年前，信奉苦教的僧侣曾在其中一面石壁上凿建出一座悬寺。悬寺几经易主，如今是一座监狱。他就在其中一间石室坐牢。

我的确注意到，他敏捷的双手变得粗粝了，手心长满厚实的老茧，那不是琴弦造成的结果。据他所言，是每日的修行所得。修行的内容，是扩建那所悬寺。你没有发现么，他用一种轻松的调子问我，每一天都有人在消失。我点点头，说，我发现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都去了哪儿？他问。

我想过，当然想过。但我只是摇摇头，说，我以为你和其他人一样，也去了内陆。这些年的修行有什么成果？我模仿他那轻松的语气，出口却满是苦涩，如同嘴中含着沙石。

我想我更懂得梅林，也更懂得玩梅林这个角色了，他说。

你说的是……我迟疑道。

难道你忘了，亚瑟王的游戏，他看着我。监牢和苦行让他理所应当地衰老了，但淡粉红的虹膜后面透露出一种高纯度的矍铄。

不会忘的。那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和亚当、他的未婚妻，我们共撑一把伞，在伞下分享着一瓶比利时啤酒，从学校后门出来，一直沿着山路往上，直到通往半山的自动扶梯也都完全隐没。接下来全靠双脚。黑夜中，郁郁葱葱的植被开始现身，路灯的光晕衬出山林的边缘，也照亮晶莹的雨丝，这是我很少造访的地方：绝大多数的普通市民，都像我这样，生活在这片岛屿的低处。我们只占有那么少的面积，却有那么多的人，以至于不得不在空中开凿更多的可能。高楼，更高的楼。我不该对此有所抱怨。我是这伟大景观的受益者。父亲那年逃难至此，便是相信这是一块被遗忘之地的缘故。在这里，堕落的人将大有可为。

父亲却是错了。最多的土地永远掌握在最少的人手中，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在教会学校，我们学习古老的寓言，但学校不教授我们生活的伦理。亚当的父亲显然更明白这些残酷的真相。当我们终于来到山林顶部，亚当领着我们走进一处启明的幽宅时，我终于将他十岁时的突然离开，和现在的突然出现关联起来，产生出一些合理的猜想。

这过去的日子，你去了哪里？琴音仍是你旧信仰的不二法门吗？或者，女人使你终止了探索？还是你从德国人的卷帙中得出新的结论，应当再回来东方？无论如何，我都欢迎。

宅邸深处有声音传来，叮呤咣啷，有人在推杯换盏。我以为会见到亚当的父亲，心里有一丝紧张。亚当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是旧相识，同一个工会的工友。现如今，我们也搬入陈旧的公寓，在岛屿低处的高楼高处有了一席之地，能望见另一块岛屿港边的摩天轮，与足下窄街间密集的人海。可我该如何向父亲解释这山顶的豪府与旧相识的归来？从西方人的典籍那里吗？还是从他过去的背叛？

好在我不必回答这棘手的问题。宅邸之中并无第二张我熟悉的面庞出现。在一间敞开式的起居室，有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或坐或站，亚当逐一为我介绍。当介绍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长者时——他称呼他为教授，整点的钟声恰巧响起，那钟声如同从地牢中传来，一下，两下，敲击着我们脚下的地砖，连同铺在上面的地毯也一起震颤起来。

教授举起手中的酒杯，朝所有人点头示意，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所有人相互拥抱，包括我和杏。源源不断的褐红色液体流过我们的喉咙，进入我们的胃，人们陆续躺下，在沙发、扶手椅，或干脆是地毯上。在一阵眩晕中，我的手指沿着地毯的几何线条滑行，认出那是蚕丝编织，应来自波斯。要到十年后我才会知道，那样的地毯不会出现在尼日利亚人、孟加拉人或是尼泊尔人的店铺里。也不会出现在常年开低温冷气、铺大理石砖、光滑水亮的中心商会里。即便在当时，这样的地毯也只流通于某种秘密渠道，是极少数人识别彼此的暗语。

虽是冬夜，宅邸却显然是恒温恒湿，我们都只穿着贴身的衣服，亚当消失了一阵，再回来时已脱下演出时的着装，换上了舒适的便衣。我才确认他也是此间的主人——主人之一，或与主人有不同寻常的关系。杏未曾离开，就躺在离我只两掌相隔的同一张地毯上，双眼紧闭，面露微笑。这地毯真大啊，我心想，可以容下这么多的人同时卧躺。而我们的人是那么少。在地毯弥漫着的古朴的尘气中，我捕捉到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异香，不用说，那来自杏。

教授其貌不扬，灰白短发，穿浅色襯衣和驼色羊毛背心，背心口袋上挂着一副赛璐珞眼镜。此后无论天气如何变幻，他都以这副模样存在，似乎温度在他身上冻住了。

这光怪陆离的夜晚打破了我数十年的寻常生活，使得我几乎没想起来、也没能找到恰当的时机与亚当单独交谈，问出那些——那太多了的关于他以及他的家人的问题。六岁时，我们在学校结识。在任何地方，他很难不被注意：他那与我们任何人都截然不同的皮肤、毛发和瞳仁的颜色，像一头行走的初生儿，怪物般突兀。在我们那所极为狭小的学校，孩子们仍能找到阴影处，在小兽身上施加压抑已久的暴行。他被分配去打扫琴房，是出于校监的厌恶，也使他免除了部分厄运。我去打扫琴房，是为了额外的奖励，圣餐的一部分会被作为恩惠而为穷孩子蚕食。在那所减免一切费用的学校，我们都是穷人的孩子，条件是敬爱并侍奉我们的神。过去是神，后来是王。

下半夜，不知从谁手中开始传递一支点燃的手卷烟草，到我手上时，才分辨出那不是烟草，而是——绝对是牵牛花的种子。与此同时，角落里有人在弹钢琴，亚当坐在地毯的边缘赤足拨弄吉他，那是古怪的节奏，独属于黑人的音乐，杏开始跳一种原始的舞蹈。每个人的拍子都似乎差了半分，将要脱轨时又合在下一拍。这不和谐的音乐使我逐渐游离此间，内心深处升起一股无名的罪感。这种罪感是如此切实，几乎要将我拉入深渊：这地砖之下是否真有一座地牢？

在我不断旋入下沉到地底之前，教授用银叉敲了敲杯子，清脆的声响如同来自天堂的礼物，使我清醒起来。游戏时间，亚当从地毯上跳起来，也把我拽起来。什么游戏？我问。亚当没回答，只示意我跟他走。他来到教授身边，推着他的轮椅，向起居室后面的一扇小门走去。杏跟在他俩的身边。除我之外，另有几人陆续跟着进入了那扇窄门。

窄门后是一间不规则形状的书房，和宽敞的起居室相比略显袖珍了一些，到顶的书架摆满书、相片、各国的小工艺品，书籍以主人才能理解的方式归纳，空白的墙壁上有挂画、字状和信函，其中一幅尤为奇怪，那是一幅除标题外内容均被涂黑的传单，标题是花体字母，词汇的构成方式超过了我的知识范围，因而并不明白其涵义。除教授自己的书桌外，另有一张待客圆桌，足可围坐下我们——我会记住这个数字全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玩的游戏规则的缘故——七个人。

其他几位显然不是头一次造访此处，我是这个游戏中唯一的新人。圆桌中央已放置着一只木匣。教授坐在圆桌一端，拿起胸前的眼镜戴上，发表陈词：新年快乐，各位。让我们首先欢迎新的玩家。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不对游戏做过多的解释。杨，请你为你的朋友简单说明游戏的规则，然后我们直接开始。

似乎是此时，我才第一次真正听见教授说话。他的声音低沉，语速和缓，既带有一种珍贵的谦逊，也不乏说服的力量，让人不自觉信任并臣服于他。我微微一晃神，直到坐在身边的亚当拨弄中央那只木匣，才反应过来教授口中的杨就是他。的确。世上可能只有我还会称呼他幼时的那个名字。

亚当打开木匣，熟练地从里面取出几样东西：一叠纸牌、一张卡牌、一些小小的圆形木牌，还有几个形状奇怪的塑料牌，零零碎碎，铺满了小半张圆桌。亚当又将那一沓纸牌分类摊开，我才注意到，那并非寻常的扑克牌，纸牌背面画着不同的图案，他逐一为我说明：这是角色牌，每个人都将拿到一张，代表此局游戏中自己的身份;这是任务牌，游戏中进行任务的队伍会用它来决定这一轮任务成功或失败;那一张大的卡牌，摆在圆桌中央，所有人都可以看见，上面画着五个圆圈，代表五轮任务，下面画着五个小一些的圆圈，标示投票选举出征队伍的次数;圆形木牌有计分标示，一面为胜利，另一面为失败，它们会在每一轮任务结束后安放在卡牌上面那一排圆圈上，示意任务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有表示投票次数的圆木牌，任何一轮任务中，提名执行任务的队伍组合如果被否决超过五次，任务就流产，等同于失败。

等等等等。初听下来，我几乎什么也没记住。在好几次提出重复的问题后，也不好意思再问。其他玩家里有人发出不耐烦的声音，更让我脸红。杏在一旁说了几句什么，亚当和她相视一笑，将所有的纸牌和道具复归原位，纸牌收拢好后交给杏，对我说，我第一次玩的时候不明白的比你还多，没关系，开始玩起来就都懂了。

的确如此，两轮下来之后，我已大致搞清：“亚瑟王的游戏”是一个策略与阵营类的游戏，这游戏的正式名字叫作“阿瓦隆”。之所以叫它“亚瑟王的游戏”，是因为游戏以《亚瑟王传奇》为背景。总体上，游戏分为两个阵营，正义一方叫作亚瑟王的忠仆，邪恶一方叫作莫德雷德的爪牙。在普通的忠仆和爪牙之中，有一些是特殊的角色，带有独特的功能。譬如：梅林，正义，能力是可以在游戏的开始就看见所有邪恶阵营的人;派西维尔，正义，能力是可以看见梅林，知晓他的身份;莫甘娜，邪恶，能力是伪装成梅林，假如派西维尔存在，会分不出谁是真正的梅林;刺客，邪恶，在游戏的任何时候，刺客都可以刺杀梅林，即便在任务环节邪恶方失败了，刺客仍能通过刺杀梅林为邪恶方赢得胜利，扭转局面;莫德雷德，邪恶，他可以不被梅林看见;奥伯伦，这是一个特别的角色，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的能力。

你会发现，这些特殊角色的能力彼此钳制。游戏人数五至十人都可以，人数不同决定了双方阵营将有多少以及哪些特殊角色，以保持游戏配置的均衡。在人数恒定的情况下，并不是有特殊身份的角色越多，对那个阵营就越好。譬如莫德雷德这个角色，乍看他的能力是对梅林的削弱——梅林看不见他，但这同时也增加了刺客找出梅林的难度——因为看不见莫德雷德，梅林反而无法那么清晰地表现出他对邪恶阵营的了解。因此，莫德雷德很少会被加入到角色池中。无论人数多少，梅林和刺客都是两个必须存在的角色。

整个游戏过程，用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代议制民主的基本流程。游戏一共有五轮任务，每一轮任务由一位玩家提名执行任务的人选——每轮任务需要的人数不一样，如果多数人认可这个组合，就通过。执行任务的人将提交自己的任务牌，成功面或失败面，只要队伍中有一个人选择失败，任务就会失败，换句话说，任务成功需要队伍里每个人都投出成功牌。主持者收集好所有任务牌后，将其打乱洗好，再翻开。也就是说，所有人只能看到有几张成功牌，几张失败牌，但不知道是哪个人提交的。最终，好人需要拿到三轮以上的成功，坏人则要拿到三轮以上的失败——或成功刺杀梅林，来决定哪个阵营获得胜利。流程上，这个游戏就类似两个党派在竞选总统班子，每个党派各出一些竞选人组合，最终，由大家共同決定哪个竞选人组合可以号令国家机器。

游戏由杏主持。我听不懂她的语言，但看一眼别人是怎么做的，也就有样学样。实在不懂的时候，亚当会在桌下握住我的手，在我手心翻译。这是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做礼拜时，我们俩发明的沟通方式。做礼拜时不准讲话，校监会在一旁来回游走，查看有没有人违反纪律。时不时会有孩子被校监揪出来，在牧师念出那些肃穆的句子时，我们听到外头传来孩子的哭声。

请所有人闭上眼睛，双手握拳，放在你们的面前。尽量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下面请莫德雷德的爪牙睁开眼睛，相互确认你们的身份。好了，莫德雷德的爪牙可以闭上眼睛了。除了莫德雷德外，请所有莫德雷德的爪牙竖起你们的大拇指。梅林，你可以睁开眼睛了。请确认莫德雷德的爪牙都有谁。确认好了吗？好的，莫德雷德爪牙，可以把你们的大拇指收回了。梅林，你可以闭上眼睛了。请梅林和莫甘娜听好，竖起你们的大拇指。请派西维尔睁开眼睛，确认梅林和莫甘娜是谁。梅林和莫甘娜，把你们的大拇指收回吧。请派西维尔闭上眼睛。现在，所有人都睁开眼睛吧。

我逐渐记住了杏的口中发出的那些陌生音节所构成的句子。那一天的游戏持续到天亮。亚当送我离开，在门厅换鞋时，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幅相片，一张似乎是很多年前的合影。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中央，左右手各牵着一个孩童。左边的那个我一下就认出来了，在微微过度的曝光下，他的肤色更显奇异，快要融化在光中。右边的是个女孩，穿着洋装，脸上流露出有些错愕的样子，看起来是还没做好准备，摄影师就按下了快门。哦，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亚当看着相片，杏也是我的妹妹。

在送我回研究所的路上，亚当断断续续讲述了他十岁至今的经历：教授是他的养父。十岁时，他跟随他前往德国，去了莱比锡东郊的一个农场，教授将他寄养在那，他会定期来访探望他，带玩具、衣服和书，也聆听他的请求，送他一把吉他。有一天，教授又带了一个女孩来，并令二人兄妹相称。爱情的发生是一个转折，合乎情理，也猝不及防。十六岁时，两人离开了农场，回到教授身边。教授在莱比锡一所大学教授政治学，没有自己的孩子。亚当考上了另一所学校学习音乐，杏没有去上学——她始终没有很好地掌握德语，而是固执地使用自己的语言。毕业后，亚当原要进入当地的乐团，那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教授就带着他们俩回到了这里。

亞当没说那是什么意外，但我想可能和教授的轮椅有关。天已经泛白了，空气是清晨那种特有的腥甜味。我们又一次回到了学院的后门。我的大脑说不上是极度困倦还是极度兴奋。那么，你父亲呢？我终于问出这个问题。哦，他逃走了，去了那一边，亚当神色淡漠，看着内陆的方向，你知道吧，当时他们要抓他。

我心虚地点点头，我听我父亲说过。而没有问，那些人是谁。

不管是对我的学业选择，还是我的生活选择，父亲都不满意。在他所受到的教养中，有一种极为坚固的信念，认为一个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是从上帝创造世界那时起就规定好了的，子子孙孙接棒下去，不可擅自更改。我的祖先以修缮房屋为业，我出生后，父亲尚未在这片陌生的土地找到专属于他的工作，曾四处打零工，找活计，带着母亲与我露宿街头过一阵，父亲修一座日后将连通两片陆地的大桥时，我们就在桥下过活。三岁时，我们才结束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与另外两户共享一间不到十坪的房屋，与另外一百多户人家共享一栋残破的危楼。父亲很快乐。这样的生活形态，让他回到了童年，仿佛把一座村庄搬进了一栋楼宇。在楼宇中，通奸似乎更加容易发生。人们在通奸时，也许是因为住在高楼，与上帝的距离更近，罪感与耻感会更加强烈。

快感也就更加强烈。父亲疯狂地与不同的女人求欢。无论是在雨水来临时，或太阳暴晒时，父亲总是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再出现已是次日的黎明。有一阵，父亲干脆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可他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同一栋楼里。有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他就这样与我们存在于同一个平行的时空中，却不在我们的生活里。每个月的头一天，我的枕头底下会凭空多出一沓钱来。母亲用其中的一半换取蔬菜和肉，另一半投入看不见的交易市场。在小纸片上，母亲记录下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曲线，那些纸片逐渐长得像钞票，仿佛指示着所罗门王的宝藏。

父亲回来是因为我闯的祸。三年级时，我们获知，将有机会参观海洋公园。不是每个人，而是那些特殊的孩子。这些特殊的孩子是那些能够以最优异、最虔诚、最动人的歌喉唱诵神的福音的孩子，他们将由一年一度造访学校的大人物亲自选出。那时，海洋公园还远没有后来那样多姿多彩，囊括着全世界的奇珍异兽。海洋公园还只是一个又破又小的海边园林。可在每个孩子的心里，那里就是天边，住着世上最神奇的生物。每个孩子毕生的心愿都是有一天能够去遥远的那里，看一看只在寓言故事里听过的名字。我和亚当也不例外。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思考，什么叫作最优异、最虔诚、最动人，怎样才能被大人物选入这三个最的队列。在琴房打扫时，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我们不一定要成为最优异、最虔诚、最动人。他看着我，没有理解。我继续说，他们要选出差不多十个孩子，我们一共有四百个人，只要我们不是最差的那三百九十个孩子就行了。

大人物到来那天，我和亚当忍住饥饿，没有吃一口午餐。下午，孩子们分组开始合唱时，事故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发生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捂着肚子，流露痛苦的表情。第一个从合唱中间离开去厕所的孩子就像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事故的结局却并不如我们所想。在三百九十个上吐下泻的孩子里头，我们正常得太醒目了：最优异、最虔诚、最动人。

亚当的父亲就这样和我的父亲相结识。在校监和几百位家长面前，他泪如雨下，诉说生活的艰辛，养育的不易，妻子是如何早逝，他是如何一个人抚养这个孩子，孩子那源自遗传的病又是如何让他处处遭人白眼。在他的叙述中，我的父亲惊愕地发现，他们曾前后参与了同一座大桥的修建。我们最终没有被学校开除，惩罚是直到毕业前，在所有的休息日，都要去社区服务。大人物匆匆到来，又匆匆离去，并未对此事给予过多的关注。直到毕业好几年后，我才知道，在那所学校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组织过海洋公园的游览活动。

认识亚当的父亲后，父亲对女人的兴趣似乎消失了。父亲将从女人身上节省下来的精力花在了工会上。亚当父亲是他的介绍人，也是工会的领袖。父亲开始定期参加工会的活动，学习他未曾接触过的语法。但新的思想并没有让我们的生活有任何改变。母亲则更加醉心于小纸片。在白天，我们生活在平行的世界，到了晚上，才逐一交汇于那个小小的蚁穴。

崩溃的发生是静悄悄的。一天下午，大人物从天而降，离奇地出现在教室里。校监示意大家安静，听大人物发表讲话。他没有说出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甚至都没有说那些我们早已听惯了的箴言。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有那么一会儿，他的心思似乎完全不在我们身上，而是被窗外的一只鸟吸引住了。他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也许是他自己的母语说了一句话，多年后我才弄明白，他说的是：“如果在林中，你寻得至高无上的幸福，就回来教我修习。如果你只收获幻灭，那也回来，我们再一道祭奉诸神。”最后，他用我们勉强能够听懂的语言说，我要走了，祝福你们，孩子。有一个孩子终于忍不住颤颤巍巍举起了手，在大人物的颔首下，校监同意她站起来提出问题：那么，我们还会去海洋公园吗？大人物笑了，会的，会有那么一天的。

大人物空降后的第二天，那个周末，难得的，我和亚当被免除了劳动。全市宣布集体休息一天，以迎接盛大的庆典。我和亚当在港口玩了一整天的石子，回家时，我见到不同肤色的人站在父亲的面前，母亲在一旁哭泣。那一天后，我没有再见过亚当。他就这样离开了，连再见都没来得及说。

也许是游戏玩得还不赖，那之后我常收到邀请，去教授家拜访。每个周末，在那栋宅邸都会举办一整天的派对，通宵达旦。人们从午后开始陆续抵达，教授这时或许还在午睡，就由杏和亚当接待。天气好时，杏会在后院的小花园里准备点心和茶，亚当有时在树下弹琴，有时独自在房间一角读书。那间用于玩游戏的书房平时是紧闭的，只有在教授示意开始游戏时，才被打开。不过，有一次我无意中推开过那扇门，发现并未上锁。怀着一种探秘的心情，我走了进去，小心地浏览着平时没有机会观赏的书斋细节。那幅奇怪的传单又一次吸引了我的注意，甚至没有觉察到亚当已站在身后。

这是毕希纳的作品，亚当开口道。

我吓了一跳，差点没蹦起来。房间没有上锁，我尴尬地解释道。

亚当没有任何责怪我的意思，淡淡一笑，这个地方没有秘密，一切都是敞开的。

毕希纳是谁？我问。

是一位早逝的天才，一位作家，一位革命家，亚当指着被涂黑的一行字，用德语念出一句话。

什么意思？我问。

把和平给茅屋，把战争给宫殿，他说。

为什么要把内容涂黑呢？这样别人岂不是看不见了，我问。

想看见的人自然能够看见，问题是，你想不想看见。亚当的话似乎意有所指，但我那时还不大明白。我只是觉得，这间宅邸并非如他所说，没有秘密。

教授的游戏通常会在晚餐结束一小时后开启。想参加的人自由加入，对游戏不感兴趣的人也可以继续做别的事。不过一般情况下，不玩游戏的人都会礼貌地先行告辞。考虑到这个游戏有很强的策略性，一局游戏又要花蛮长时间，整晚下来，其实总计也玩不了几轮。每一次拜访教授家，都会出现新的面孔，参加派对的人来来去去，玩游戏的人却渐渐固定了下来。杏从来不参与游戏，她总是游戏的主持者。每一局的角色虽是随机抽选，玩得多了，每个角色大家也就都轮中过，站在不同的阵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位置思考，对游戏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好的策略。

在“亚瑟王的游戏”中，所有人都同意，梅林是那个最关键的角色。我对梅林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魔法师。法力无边，睿智无比。他能够知晓未来，变幻自己的模样。在许多传说故事里，他都曾出现。在“亚瑟王的游戏”里，梅林同样是一个接近于无敌的角色，他能看见除了莫德雷德外所有的坏人。也因此，除了与正义方争夺任务外，邪恶方还有一个胜利的办法，只要刺客能够刺杀梅林，邪恶方就能赢得胜利。这也意味着，亚瑟王的忠仆们，都要尽可能地保护好梅林，也就是说，假装自己才是梅林，以迷惑刺客。

据说梅林这个形象来自于两位真实人物，亚当说。

哦？说说看，我说。

第一位是个吟游诗人，叫米尔丁，传说他目睹过战争之后便发了疯，逃离了文明，进入浓密的森林，成了一个怪人。

第二位呢？我问。

我忘了，亚当说。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学院的花房里。天又快亮了。我们分享着一支牵牛花种子卷成的烟，烟也快抽完了。有恐怕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谁都没开口说话，各自进入了自己的幻境。在我的幻境中，海水上升起了一座塔，我站在岸边，看着亚当一步步从海面上朝塔的方向走去，远远地消失在波光中。

对了，亚当的声音将我从幻境中拉回来，教授想让我问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加入你们？做什么？我问。

改变或许就要来了，他说。

什么改变？我问。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拍拍屁股上的灰尘站起来，下一次来玩游戏，教授会告诉你。

坦白说，我并不擅长玩梅林这个角色。但每次拿到梅林这张角色牌，我都会心里一跳。在游戏中有个环节，当所有人眼睛都闭着的时候，梅林会独自睁开眼睛，看邪恶阵营的成员都有谁。在这个时候，世界上还有个人的眼睛也是睁着的，游戏的主持者。杏在这个时候并不会与我有任何眼神交流，她是个非常完美的主持人，也就是说，不流露任何情感，只与玩家确认必要的信息。作为游戏角色的全知全能者和作为游戏工具的全知全能者，在此时，仿佛更像是同一个阵营。我们都是全知全能者，却都不知道游戏会如何发展，刺客是否会认出梅林。每一次，在危险靠近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看向杏，至少有一次，我能确认她回看我的眼神里说出了别的东西。

我最擅长玩的角色是刺客。尤其当亚当是那个梅林的时候。但是，我并不喜欢玩这个角色。尤其当亚当是那个梅林的时候。亚当并不擅长隐藏自己，但他是个优秀的领袖，所以最适合他的角色是派西维尔，他能够看见梅林，并在保护好梅林的情况下，在明面的任务竞选环节，通过雄辩说服大家，使任务成功，赢得游戏的胜利。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琢磨不透的玩家是教授，不论他拿到什么角色，似乎都能适应那个身份：是派西维尔时，他智慧;是梅林时，他狡黠;是刺客时，他果断;是莫甘娜时，他善变;是奥伯伦时——似乎只有当是奥伯伦时，他才会表现出一定的迷茫。奥伯伦是个很少会出现的角色，但我认为这是游戏里最有意思的一个角色，他属于邪恶阵营。其他特殊角色，他们的能力都是一个增强项，而奥伯伦的能力是一个缺陷：他不知道他的邪恶阵营的队友都有谁，队友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就像一只掉队的孤雁，迷失在浓雾中。正是由于他的困惑，他的存在本身就成了游戏最大的变数。他不知道他的投票对哪个阵营有帮助，在场的人也就无法通过他的行动进行有逻辑的判断。

只有当玩家人数超过七人时，奥伯伦才会被允许出场。在亚当问我要不要加入他们之后的那次游戏，我们的人数恰好超过了七人。奥伯伦终于出现了。

二五年初夏，我又一次见到教授，也是在立法会门口。那是在我遇到亚当之前没多久。二十年代到来前，一场过去三十年最暴力冲突的发生，致使我们的最高行政长官终于失去所有人的信任。国会丧失耐心，行政长官被罢黜。自那之后的好几年，我们处在无政府状态。军队接管全城，宵禁从晚上九点至早晨六点。天黑之后，街道空无一人，犹如鬼城。

二四年春天，与巨塔的消息一并透過无线电波传来的，还有国王驾崩的消息。

大赦再度来临，死囚和窃贼一视同仁，一并免除刑罚。次年，悬寺被推倒。海沟缝隙处，光洁的那一面石壁更加光洁，而另一面，岩壁坑坑洼洼，留下一盏巨大的凹雕，体现着历史所能创造出的最高深的艺术。数十年，以为自由在高地，我们羽化登仙，得到又失去。数十年，王的反对者住进监牢，日夜兼修，为更多的反对者凿建石室，无中生有。一朝先王驾崩，一夕新王加冕。顷刻间，牢壁与真理一同湮灭，深牢中的人走出来，与外面的人再度相会，不辨彼此。

选举恢复，如同狂欢。风干已久的城市终于焕发一丝生机。街上开始出现熙熙攘攘的车队，卖冰淇淋的小贩重新出现在港口，酒吧也将烈酒再次摆上货架。教授的选举花车是最简朴的，没有过多的装饰，也没有漂亮的女孩，他的轮椅似乎就是最有说服力的道具。在立法会门口的石阶上，人群的中央，他那低沉的嗓音和不加修辞的语句，像来自地底的警钟一般，一记一记敲在人们的心头。像当年曾征服过我们一样，我知道，他正在征服着新的年轻人。

头一次抽中奥伯伦这个角色时，我心头一阵茫然。究竟应该如何玩好这个角色？我的行动将如何影响两个阵营？游戏的结局又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我不知道。那时，许多事情早已发生，而我们仍未察觉。历史在平静的黄昏中轰隆隆向前滚动，现在永不再来。我如同初生的婴儿，对每个坐在圆桌前的人感到好奇，猜测哪些是我的朋友，哪些是我的敌人。

我接受了教授的邀请，不是因为对改变历史有任何兴趣，也不是因为和亚当的友谊，现在想，可能也不是因为杏。我单纯想知道，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个人的行动将会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又会如何选择，我是谁。

当行动的队伍被确定下来，周末去教授家参加派对的陌生面孔也在减少。教授似乎借由过去一年的聚会，挑选出了满意的人选。为什么会选中我，至今我未尝知悉。但我知道，我与他心目中的理想形象相差甚远。我所有的表现，不管是在游戏里，还是游戏外，都是一种伪装，一种表演。当行动的方针和结果被教授以纸牌的方式在那张桃木圆桌上摊开，其他人脸上的那股淡然——也许是赴死的勇气，更映照出我内心弥漫的恐惧。

我试着说服亚当放弃。当然毫无效果。随着行动日期的逼近，浓雾逐渐消散，我似乎看见牺牲的背后，一头由金属零件拼合的史前巨兽在原地永恒地踏步，而那就是教授所承诺的改变。我必须做出选择：我是哪些人的朋友，我又将成为哪些人的敌人。

钳住亚当的那天，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喝。从狱中出来后，他四处飘零，无处为家，解冻以后，他以竞选日结束后一地的垃圾作为救济粮，夜晚来临，就睡在我三岁前住过的桥洞底下。就是这样，才又一次见到了他的养父——差不多与我同一天，甚至可能就在离我不远的人群中。他曾数次前往那个一度他也以主人的身份打理的宅邸，大门紧闭，荒草杂生，无论他如何呼喊，门内都死般寂静。

我将他领到学院的花房中，现在那个玻璃花房也早已废弃，自然环境署整个部门都于数年前撤销。一路前往花房的路上，不断有稚嫩的面庞朝我露出敬畏的笑容，招呼我，教授下午好。

没想到你也成了教授，亚当说。他的语气中绝没有一丝嘲讽，我听来却像一把刺刀。

我知道他对我没有一丝怀疑。行动前一夜，荷枪实弹的人冲进教授的房子时，他不知道我就在房门外的阴影处，不远处巨大的云杉下面，看着教授、他和杏被逮上防爆车。我向自己解释，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我不可能看着他孤身赴死。之后的数年，我也是这么向杏解释的。每当我这么解释的时候，她总是用一种极度哀伤却不含责备的表情望着我，不发一语，就像她作为游戏的主持者那样，似乎对一切都清楚明了，不必多言。也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我听不懂她的语言，她和他们的共同语言。

他甚至对教授也没有一丝怀疑。他沿花车驰行过的街道，一张一张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传单，用烧焦的木炭将传单的字句涂黑，再重新递送到年轻人的手上，试图以此为暗号告知教授他的下落。第二天，当我带着面包和罐头再次来到花房时，亚当已经不见了。好几天，我在立法会门口寻找他的踪迹，均无结果。第十五天，我一张一张检查墙壁和路灯上贴着的传单，它们的标语都同样无耻。第六十天，我放弃了。我开始追踪教授的宣传日程表。每一次，当他出现在街头，我都在围观的人群中仔细察看一张张面孔，看那些被阳光晒得金黄的面容中是否有那张我熟悉的近乎于透明的脸。

第九十五天，我牵着妹妹沿着曾步行过许多次的小径爬上山顶。一路上，妹妹向我告知在学校习得的新知：两栖动物演化出来的时候，地球上所有陆地还连在一起，组成一块单一的大陆，称为泛古陆。妹妹还笃信，巨嘴鸟并未真的消失，它们只是被关在了一个地方。当我们站在那栋紧闭着大门的宅邸前，我确认那里无人居住，也没有亚当的踪影时，妹妹突然问，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我仔细聆听，除了风吹拂山林的响动，并未传来任何声音。

你听，你必须用心去听，你听到了什么？妹妹问。

确实没有任何声音。

巴度，巴度，你听到了没有，是巨嘴鸟的声音，妹妹尽力模仿鸟的叫声。

我好像真的听见了，又好像没有听见。巴度，巴度。这隐隐约约的声响从宅邸深处发出。妹妹牵着我的手，不断地回应着鸟的呼唤。我们来到宅邸的后院，院门没有上锁。妹妹来到一扇窗户前，蹲下来，伸手扒开杂草，我看见一道通向地下室的门。门上有锁，可锁是开着的。我拉开那道小门。声音似乎更清楚了，巴度，巴度。我告诉妹妹等在那里，自己摸索着走下去。

穿过长长的甬道，我闻到熟悉的味道，那来自我的脚下，蚕丝编织的地毯。地毯领着我走到一间石室门口，有光线从门的缝隙处透出，有人在石室内说话，我弯下腰，透过缝隙向里面看。那是一间比教授的书房宽敞得多的房间，布置简单，仅在中间有一张圆桌，围绕圆桌正坐着几个人，我数了数，恰好是七位。一位年轻人站在教授的轮椅旁边，长着一副和亚当相似的面庞，正在主持游戏。我认出来了，他们每一个人我都曾在街头，在宣传海报上，在立法会门口见过。

请所有人闭上眼睛，双手握拳，放在你们的面前。尽量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下面请莫德雷德的爪牙睁开眼睛，相互确认你们的身份。

我看到那七个人，一起睁开了双眼。

第两百三十五天，我去港口為尼日利亚人送行。教授成功当选为新的行政长官，亚非拉大厦被收编为国家财产，贸易流动在本地宣告终结。第四百天，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眼前溜过，讶异之下，几乎来不及思考，只是像一道阴影般附了上去。我跟着他穿过一栋栋雄伟的建筑、湿漉漉的小巷、公园和店铺，最后来到了一座熟悉的楼宇面前。我看见父亲提着一尾新鲜的海鱼熟稔地走进我们曾经花了那么多力气摆脱的笼宿，终于不得不承认，父亲有一点说对了。一个人从事何种职业，是上帝早已规定好的，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宿命。而我的职业，和父亲一样，都是叛徒。许多年前，当发现母亲将他白日的汗水钉在了交易曲线的谷底，父亲以背叛换取了宝藏，我们得以逃离苦难。若干年后，当确认不可忍受心爱之人与她的爱人在地底永结同心，我以背叛换取了新婚，但她仍未逃离死亡的命运。二十年代到来之前的那场暴乱，救护车被堵在大游行的桥梁中央，杏的羊水沿着车门缝隙流淌下来，在桥面滴成湖水，与桥下的海面彼此相望。她死后，我将那个诞生于灾难的女婴取名为妹妹。

我想我应该早就洞悉了教授的秘密。为何在所有人都被押入悬寺的时候，唯有他和我不在其列。妹妹一岁时，我牵着刚学会走路的她第一次来到海洋公园，她为那头托哥巨嘴鸟取名为巴度，尽管它面前的铭牌上清楚地写着它的名字叫托克。这是她诞生以来发出的第一个音节，我想那是一种我所不熟悉的语言。

我没有将父亲的下落告诉任何人。母亲沉睡的时间越来越多。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安静异常，陷在沙发的一角。久而久之，你甚至很难意识到这里还有一个人。妹妹定期去诊所为她开镇定剂。像所有货物一样，在那些日头迟缓的流动中，药开始紧缺，最终成了黑市的珍物。母亲偶尔在黄昏时醒来，眼角闪动着异样的光，如同冬眠已久的植物在春天的第一缕光线下舒展自己的腰肢。黄昏很快消逝，黑夜到来，母亲再次闔上双眼。数月后我才发现，浴室的柜子里，药瓶早已积灰。母亲是靠什么维系这样漫长的昏迷。我不得而知。

二十年代尾声，狂怒的豪猪和濒死的穷人每一天随意出现在街头。巨塔的第二层已经竣工，大迁徙开始。人们争先恐后散尽金银，只为换一张去往内陆的船票。天空澄澈无比，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飞机的螺旋声。学校不再教授新的知识，只打发孩子们一遍又一遍背诵相同的诗词和定理。我不相信亚当会真的就此消失，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仍存在于我们之中。日复一日，我在空荡的学院整理着过去的图表和数字，将文档按顺序归类，擦拭花房的玻璃，收集牵牛花的种子，将它们风干，存在玻璃罐中。

那些手握船票的人在码头苦苦等候轮船再次入港。我从水手那里听到一个传闻，很快就会有一个将军搭乘轮船前来，他愿意对那些没有船票的人施以援手，只有一个条件，找到他曾留在这里的儿子。那个孩子，水手说，应该不难找，他患有某种先天性的疾病，使得他的外表十分独特，我们一看便知。

我忽然想到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妹妹去了学校，母亲照样沉睡，我没有步行前往学院，而是搭上轻轨，横穿大桥，来到了西南长岛。然后又乘穿山的轨道缆车抵达岛的最远端。沿着嶙峋的山岩，我俯身爬下，手脚并用，终于来到海沟深底。深底处，浅浅的海水和海底的细沙刚好可以容人站立。我抬头，悬寺在石壁上留下的巨大凹雕是如此奇异瑰丽，在海风的侵蚀下，它在逐渐生长出新的容貌。我仔细地检查着凹雕的缝隙，终于在一处残存的石室浅穴上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他的头骨嵌入了石壁，剩余的骸骨凌乱地附着在石壁缝隙处生长出的藻间。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位盘腿而坐的高僧，正在石室内打坐。时间和海风会将他与石壁嵌合得更加紧密。

我努力沿着石壁往上爬，爬了一会儿，又往下坠落。然后爬起来，再次往上。反反复复，终于在太阳即将消失于远处的海平面时，接近了亚当的石室。我看到在那只余下几块石砖的石室壁上，刻着一句话，我认出了那句话。在我玩奥伯伦的那次游戏时，亚当悄悄拉起我的手，在我的手心里写下的，也是这几句话：

如果在林中，你寻得至高无上的幸福，就回来教我修习。如果你只收获幻灭，那也回来，我们再一道祭奉诸神。

我仍然不懂这几句话的意思，但这一次，我将它们深深地记在了脑子里。很快，我就会懂的。很快。

自问自答

小说似乎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世界观，比如说塔这个概念，可似乎并未在小说中过多体现……

这篇小说应该叫作《高空：一部坠落史》前传，是我在构思的一部中篇小说的一部分，你可以从中窥见这部中篇小说的许多影子，比如说最重要的概念，塔。《高空》将主要围绕塔展开，而《国王的游戏》讲述的是塔前时代最后的日子。

所以这又是一篇以游戏为主题的小说？

我一直在围绕各式游戏撰写小说，但未必是以游戏为主题，游戏可能只是小说的一个外观，一把钥匙，或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各种可能都会出现。

小说的写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难度还是挺大的。大半年前我写了一篇初稿，但并不满意，现在的这篇是完全推翻重写的结果。有一天早上，我下楼出门取快递，突然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出现在了头脑里，我意识到那个对的声音出现了，接下来的一切就顺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