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真相认同与社会共识的可能

2022-05-30喻国明张剑峰朱翔

教育传媒研究 2022年5期

喻国明张剑峰朱翔

【内容摘要】后真相时代，舆论场的非理性特征显著，信息消费者的思考方式以“短链”居多，缺乏“长链思考”，难以开展理性的公共讨论，社会共识机制因此面临挑战。本文引入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历史地考察传统社会、微粒化社会、分布式社会的新闻产品特点及个体认知策略，深入剖析非理性因素驱动的“短链思考”和理性因素驱动的“长链思考”在真相认同与社会共识达成过程中的角色与效用。与此同时，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提出区块链、XR、智能算法等可作为当下舆论场缺乏“长链思考”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后真相”;行为经济学;“短链思考”;“长链思考”;区块链

一、后真相时代的缘起：“圈层化”生存下的社群交往趋于“巴尔干化”

互联网技术作为一项革命性技术，给传播领域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全面而深刻的。作为一个空间，互联网技术模糊了时空界限，人们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脱域”，原有的生活场景被打乱，社会以社群的方式“再部落化”，构成一个与线下空间相平行的宇宙。身份认同是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基本需求，在互联网舆论场，网民通过与网络社群结成“情感共同体”来实现这一需求;作为一种理念，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技术结构决定了其平等、多元、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核，在算法的驱动下，利益多元、高度分化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受众转变为用户，实现对权威专家的“祛魅”，用户从自身利益、立场出发，筛选和消费他们所需的信息;作为一项技术，互联网赋权于每一位网民，人人手中皆有话筒，打破传统媒体精英垄断传播渠道的局面，自媒体所代表的多元化事实与观点在舆论场中登堂入室，但“流量经济”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其利用情绪、立场等非理性因素进行传播来增长流量成为自媒体经营的常规模式。①

有研究表明，当前舆论场中传统媒体所占份额已经不足20%，并且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力量在舆论场中不断“攻城掠地”，在规模上占据绝对优势，却与传统媒体奉为圭臬的“新闻专业主义”渐行渐远。由于缺乏信息生产的专业约束，新型传播主体的表达常常模糊事实与观点的边界，整体舆论场接近真相的程度降低。当下舆论场对真相的认同从“符合事实”转向“社群真知”，虽然有学者认为，“社群间明亮对话、理性互动”能够通向公共合意，②但在算法、资本等要素的影响下，社群不但没有走向“交往理性”，反而趋于“巴尔干化”。

显然，互联网技术赋权于民，激活个体表达，满足其个性化需求，自发组织起趣缘社群，但由于个体、自媒体等新型传播主体的表达缺乏专业约束，算法、资本逻辑阻碍社群间的明亮对话，网络舆论场中的各方主体常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呈现撕裂状态。而“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观念传达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其结果是，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或者拒绝真相，或者相信‘另类事实”。③

不难看出，人们由于立场不同而对真相认同产生分歧已经从政治领域的局部症候上升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时代文化。2016年，《牛津辞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年度词汇，引起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广泛讨论。所谓“后真相时代”是指在信息泛滥、人人都可能成为信源的时代，真相的社会共识性机制出现了危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状况也映射到对于事实的判断中。由此，传统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精英对于真相的判别很多情况下不能得到人们普遍一致的认同，对于“吃瓜群众”来说，事实的客观陈述变得越来越“主观”，而人们判别的重心转移到彼此关系的把握以及情感共振的程度上来。④我们发现，人类固有的非理性因素对后真相现象中的角色在国内学界讨论较少，根据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实验的结果，⑤认知偏差、直觉式思考等个体认知的固有局限性以及社会救济手段的无效性，暗示了后真相困局的某种必然性。

研究发现，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场呈现以下特征：第一，能够大范围取得共识的高质量信息产品是稀缺的;第二，事实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真相通过网络中多元传播主体的不同角度呈现出来，真相本身是复杂而多元的;第三，“新闻反转”与“舆论反转”成为当下舆论场中的基本症候，⑥真相的信息产品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经济学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与判断渐成显学，并由此而有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杂现象对经济学构成的挑战，成为行为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契机。⑦行为经济学结合心理学非理性行为理论，将认知偏差、身份、地位、情绪、个性偏好等非理性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⑧试图理解为什么这些因素会使人无法作出理性且最优的决策。我们借鉴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并结合网络舆论场中传播行为的具体情况，总结出信息消费者应对信息不确定性的四种非理性策略：价值观驱动，在同温层中抱团取暖;决策参照点驱动，简单采信他人观点;认知偏差驱动，基于预设偏见判断;直觉驱动，利用思维惯性判断。由于以上四种非理性策略往往同时出现，我们将具备以上思考过程特征的思考行为称之为“短链思考”。与之对应的，我们将从事实出发、基于多方信源、尝试放下偏见、采用逻辑思考的思考方式称之为“长链思考”。

在当下舆论场中，信息消费者以“短链思考”居多，“长链思考”较少，社会共识机制因此面临巨大挑戰。本文将聚焦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引入行为经济学的视角，站在信息消费者的角度，历史地考察传统社会、微粒化社会、分布式社会的新闻产品特点及个体认知策略，深入剖析非理性因素驱动的“短链思考”和理性因素驱动的“长链思考”在真相认同与社会共识达成过程中的角色与效用，从而在人类非理性因素的角度理解当下社会共识机制为何失效，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作为参考。

二、体现官方意志的社会共识机制的达成：传统社会人们对真相的认知特征

（一）传统社会新闻产品的特点：以点、线、面结构为主

从历史上看，传统氏族社会、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真相认知特征呈现“点、线、面”依次推进迭代的序列结构。

首先，真相的传播存在“点、线、面”三种结构，“点”是某一时空独立发生的事情;“线”是具有时空序列上相关关系的事情;“面”是单一角度互相关联的事件网络。传统社会的个体由于缺乏大众传播“扩大器”的发声渠道，使得大多数真相呈现散发化、原子化的发生形态，因而大多数事件呈现“点阵式”的孤立分布。从时空维度上来看，真相的传播呈现有限地理空间范围的历时性结构，使得真相只能在有限的时空之内持续一段时间。例如，我国农业社会由于按照血缘和地缘的组织安排，家族成为整个社会权力和资源整合的主要结构，因此真相难以被放置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传播，并且事件关联程度不高，真相的传播呈现有限的“面”状结构。进入工业社会后，国家通过组织链接单位，控制社会资源，个人的发展与生存仍然需要寻求共同体组织的庇护，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庇护与依附的关系，个人与“单位”构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不会轻易向外泄露组织内的事情，“单位”成为切割真相传播链条的重要要素。

因而，传统社会新闻产品的特点为：由己推出，时空勾连，互相关联的结构并不充分，以“点”“线”“面”结构为主。相较而言，传统社会的传播结构参与的主体较少，空间的影响范围较小，新闻事实与外部关联程度较低。这导致信息发布者与圈层外的信息接收者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各圈层内部信息对称程度较高，圈层之间的社会信息流动相对静态，社会结构呈现出彼此固化的块状特点。但是，囿于传播技术和传播制度的制约，社会的主流观点和舆论场仍然由神职阶级、贵族阶级、知识精英等权力集团把持，特权阶层可以利用纵向的媒体跨越圈层“制造共识”。

（二）传统社会个体的认知策略：“短链思考”的效果接近“长链思考”

从纵向上来看，在传统农业社会模式下，由于权威提供的真相是“一元式”的，更多的信息被统治阶层的组织所垄断，传受双方信息不对称，认知主体无法获得充分的事实，再加上圈层固化，社会信息流动相对静态，认知主体对圈层外的事件认知往往难以放下偏见。此外，信息渠道被权力集团垄断，认知主体容易受到信息控制和内容框架的影响产生认知偏差，因此，认知主体对圈层外的真相认知呈现“短、平、快、虚”的特点，即便是“长链思考”，其思考结论可能也与“短链思考”相差无几。

从横向上来看，认知主体对圈层内的事件真相由于具有充分的生活经验、活跃的人际信息流动，事实基础较充分，利用先前经验和思维惯性判断差错几率较小，因此即便是“短链思考”，也可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认知主体的认知策略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差别不大，而对于社会系统而言，各圈层之间社会交往密切程度不大，本不需要达成很多共识，因此圈层之间真相认同分歧的负面影响不大。对于国家统治而言，社会需要的是国家意志主导下的共识，而在传统社会，国家权威对于民众有较大影响，加之媒体宣传模型的有效性，跨越圈层的共识可以实现，社会共识机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有效的。

三、社会共识机制的危机：微粒化社会人们对真相的认知特征

（一）微粒化社会新闻产品的特点：无组织的立体结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创造出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价值形成模式。个体能够在组织框架之外找到替代性的资源和渠道，个人获得自由度的同时，个体之间也能够产生自由的链接和多样的互动。社会基本运作主体由组织单位裂变为个人的“微粒化社会”，在给人带来一种新的连接和组合自由度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及交往方式，加剧了社会结构的离散趋势。

借助数字赋权，各种意见和观点在开放的条件下得以连接和再连接，原本不被社会看见的事件重新占据舆论舞台，在“点”的层级上，任何事件都有可能通过数字平台成为社会热点。数字媒介的开放也促进了事件背后的价值、内容、情绪、场景等关联性内容可以在时间维度上被更多用户发掘、重现、匹配、分享等，进而形成了“线”的真相链接路径。在“面”的事件关联网络上，原本由垄断组织控制的信息市场转变为可以实现自由链接、体量更大、跨圈交流活跃度更高的信息自由市场，真相的呈现越发错综复杂。而随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声音在网络中得到展现，站在不同立场的利益主体可能阐释出完全不同的真相版本。与此同时，权力集团界定一元真相的权威被消解，跨越圈层的新权威还未生成，不同圈层之间的真相认同相互对立，二维的事件关联网络在不同角度利益主体的参与下以“无组织”的形式呈现立体结构。

（二）微粒化社会个体的认知策略：“短链思考”愈发偏离真相

1.价值观驱动，在同温层中抱团取暖

价值观指的是决策中孰重孰轻的排序。价值观始终是用户聚集与分化的重要力量，背后是以社会资本为纽带的现实关系的延伸。

从行为经济学理论来看，平衡理论、对称模型、社会比较理论都解释了主体之间形成共识的过程如何被价值观所驱动。在价值观构造的舆论场中，网民容易以价值观为基点，唤起大规模的情绪共振，这种效应在同一圈层内最为明显，能够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这种以价值观驱动的“短链思考”会促使认知主体选择性地接收符合自身价值观的信息，产生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而对外部圈层内的信息可能产生忽略、曲解。与传统社会结构的静态性不同，微粒化社会的圈层之间相互的可见性更高，跨圈层的社会信息流动更频繁，更容易因真相认同的分歧而产生冲突。在纵向上，权威媒体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的渗透遇到了所谓“渠道中斷”或“渠道失灵”，越来越多亚文化群体出现，与主流文化分庭抗礼，社会共识的达成相较传统社会更加困难。

2.决策参照点驱动，简单采信他人观点

个人的决策和偏好常常会受到信息展示方式的影响。即使是同样的事件，调整内部语序，调整受众对同一件事情认识的顺序与认知语序，会影响他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判断和行为，决策参照点能够型塑受众认知事件的逻辑框架，提供决策参考的参照系，通过框架性的信息分化人们对事物的完整认知。行为经济学中的框架效应、反射理论、禀赋效应、享乐编辑理论都解释了各个主体在理解信息、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如何受到参照系的影响，在决策参照影响下的舆论场中，新闻机构和意见领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公共讨论的方向。

作为一种“短链”式的受众思考模式，人们认知事物的过程会受到风险参照、信息消费者个人的目标和底线、结果的确定性与否等因素而发生改变，不同框架下用户的决策偏好是不同的，用户也会根据自身的经验积累和行为取向能动地感知新闻框架，认知特定新闻框架下的新闻内容。媒体作为组织存在自身的编辑方针和立场，新闻内容本身也必须将新闻事件的“意义”属性传递给受众，不可能做到“纯客观”。因此，框架效果既是新闻产品固有的表达方式，也是作为一种决策参照的“短链”化思考影响着受众如何对新闻事件形成认知、推理和情感共鸣，能够在与信息消费者不断地互动与反馈中，构建认知主体对真相的想象。

3.认知偏差驱动，基于刻板印象判断

行为经济学家将“人类决策中的系统性、随机性、可预测的错误称之为偏差”，包括“现状偏差”“确认性偏差” “启发性偏差”等。⑨与之类似的，李普曼将人类为了快速把握复杂事物而进行简化理解的先天认知缺乏称之为“刻板印象”。偏差的出现并非致命问题，而是社会发展中的合理现象。在传播过程中，当网络用户面对复杂现象而找不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时，会第一时间创造解释，填补事件认知的空白，作为推断未知事实的一种方式，而这样的推理往往是基于过去的经验、预设的前提等，对圈层之外的真相理解并不准确，进行公共讨论时也就容易发生分歧。

网络空间具有自我生产性、社会扩展性和危机突发性。认知偏差在网络空间中会通过媒介再生产重构社会现实，造成客观真实、媒介真实与主观真实的偏差，进而使得事发的经过和细节不被人们所了解，造成谣言在网络空间泛滥。同时，信息消费者由于认知偏差而传递的负面信息又会带来“奇异回流”的反馈效果，即一个流言在经过若干人的传递之后，又重新传回到它的发布者那里时，流言已经面目全非。因此，随机不可控的认知偏差使得认知主体在认知真相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推理成分，并且在传播网络的不断扩张中离真相越来越远，进而让舆论场中的谣言、阴谋论跑赢真相。

4.直觉驱动，利用思维惯性判断

直觉行为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部分，“学习理论”“详尽可能性分析理论”“巴纳姆效应”都是直觉研究的理论参考。这些理论都反映了人们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视角下，通过经验和行为将整体中的部分补充完整、通过重复实现“强化”，促成“惯习”的作用，并且借助外周路径的决策，对低动力、低卷入度驱动的内容得出结论、作出判断并得出解释的可能性。

直觉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源于人类的进化和个人的经验。在不确定性高、缺乏先例又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没有一个最佳理由或线索可以依靠，这时就需要用直觉而不是理性分析作出决定。因而，直觉驱动人们更容易通过视觉刺激、表象刺激的内容作出选择，通过重复的刺激后，在直觉中更容易提取某个内容，或是借由意见领袖形象的出现帮助人们快速作出决定。

“价值观”“决策参照点”“认知偏差”和“直觉”作为微粒化社会四种非理性因素驱动的“短链思考”方式，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当下舆论场呈现后真相的特征，即“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⑩当下舆论场中的非理性成分显著高于理性成分，理性的公共讨论难以开展，遑论社会共识的达成，这种不平衡让互联网作为理想公共领域的设想破灭，甚至有人将微博称之为“情緒垃圾桶”。

四、新传播生态下社会共识达成的可供性：分布式社会人们对真相的认知特征

（一）分布式社会新闻产品的特点：有组织的立体结构

微粒化社会将工业社会组织单位的个体解构为离散化的原子式个体，个体在兴趣、价值观的驱动下，寻找趣缘网络社群作为新的归属，但网络社群所建构的共同体较为松散。因此我们认为，微粒化的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的块状降解为粘稠的粒状，即在无组织的基础上，还存在依托于情绪、价值观的松散黏合剂。如今，对传统社会的解构已基本完成，社会关系的“再组织化”成为媒介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下一代数字媒介的根本任务在于重新架构社会形态，即需要将当前基础性、粗放式的社会联结加深、加厚、加高。在区块链、XR等新技术范式下，未来社会在继续扁平化、离散化、去中心化趋势的同时，将在新技术的作用下自组织化，形成分布式社会。

区块链技术是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编程和操作数据的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可使所有人共享一块新闻公告板，所有传播主体都可从各自的角度就某一事件提供事实、发表观点，自由传播的事实和观点会被记录在共享的新闻公告板上，并且不可篡改。在此基础上，区块链系统具有基于特定数学算法的共识机制，能够实现不同节点之间的信任，从而由技术把关代替微粒化社会的价值把关。基于共识机制，新闻公告板上的新闻事件将自由决定中心，最大程度上减少资本、政治等权力集团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信息消费者可自主决定意见领袖。借由区块链技术，一个新的技术性权威有可能在未来社会生成，在技术性权威面前，信息消费者能够一定程度上摈除价值偏见，从各个角度去认知事件全貌。分布式社会的新闻产品特点从无组织的立体结构转变为有组织的立体结构，新闻事件从各个角度得到复杂解释的同时，各个版本的真相认同分歧将会一定程度上减少，在“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下，共同作用形成合力，逼近完整的真相。

（二）分布式社会个体的认知策略：“短链思考”的内在合理性仍然存在

诚然，非理性因素会给舆论场带来不少混乱因素，但这不代表非理性因素应当在公共讨论中被完全摒弃。非理性因素在舆论场中有其内在合理性，能够与理性因素相互协同，构建真正健康、有序的舆论场。

不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情绪、关系等非理性因素启动公共讨论的正面效应将一直存在，就像“孟晚舟事件”中，广大网民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打压华为的一系列举措的愤怒持续提升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之心，它跨越了地域、学历、阶级乃至民族，在全社会范围内唤起了社会成员的情绪共振，这有助于增强社会黏性，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可以看到，在社会共识达成之前，或者说跨越圈层的理性社会交往发生之前，情感的同频共振能够发挥巨大的助推作用。显然，受非理性因素驱动的“短链思考”是认知主体决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不可能抛弃情感谈论理性，甚至可以说，以共情为基础的理性讨论才更加有效和完整。

（三）共识认知提升的可供性：区块链、XR等技术群为“长链思考”提供可能性

微粒化社会时期的技术手段还不够成熟，无法为“长链思考”提供充分的条件，而分布式社会时期，区块链、XR、智能算法等技术群的发展成熟将从事实基础、多方信源、尝试放下偏见等方面助力“长链思考”。

譬如，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新闻公告板能够呈现多角度的新闻事实，并且基于区块链系统的共识机制，如果有超过50%节点判定某条信息为谣言、阴谋论，那么监管方可以对其实施传播禁令，确保新闻公告板上信息的真实准确，一定程度上解决当下舆论场中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此外，分布式社会的技术把关将一定程度上帮助认知主体放下基于价值观的偏见，关注新闻公告板上其他圈层用户站在不同立场上的真相理解。

除了区块链技术，在VR/AR/MR技术的支持下，认知主体能够跨越时空在虚拟现实空间参与新闻事件。认知主体以“第一人称”直接体验新闻事件发生时的情境，并且能夠与环境发生直接交互，这种直观而立体的事件感知和认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第三方框架效应的引导。XR技术为网民提供自主发掘真相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直接经验能够有力地与刻板印象对抗，从当下的所知、所感出发认知事物，而不是根据偏见判断。

智能算法一直是节约信息筛选成本的利器，分布式社会的智能算法应当鼓励用户走出自己价值观的舒适区，适当与人工编辑合作，推送兼具人文关怀和用户需求点的信息，以便用户放下偏见，更加审慎地思考新闻事件。

概言之，区块链、XR、智能算法技术群的相互协同将为认知主体营造一个信息质量有保障、信息对称性强、信息维度丰富的信息环境，分布式社会的拟态环境将越发接近现实物理世界，这一环境条件为认知主体进行“长链思考”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注释：

①项赠：《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的伦理失范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②李玮、蒋晓丽：《从“符合事实”到“社群真知”——后真相时代对新闻何以为“真”的符号哲学省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12期。

③⑥汪行福：《“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④喻国明：《从传媒转型到5G革命：当前传播领域的几个关键词》，《教育传媒研究》2019年第6期。

⑤虞鑫：《语境真相与单一真相——新闻真实论的哲学基础与概念分野》，《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

⑦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⑧牛政凯、王保卫：《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分割与融合——从“心理人”到“经济文化人”》，《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⑨王晓田：《如何用行为经济学应对不确定性：拓展有效助推的范围》，《心理学报》2019年第4期。

⑩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