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姝敏

【摘 要】广西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成为对东盟国家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门户。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和东盟国家文化相互交融，各美其美。文章以本土化的周边传播理论作为支撑，分析当前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的优势以及不足，提出寻找文化价值共性、注重民族特色内容、聚合多元主体、塑造多级传播渠道和打造文化品牌等方面的周边文化传播的创新性路径。

【关键词】周边传播;少数民族;东盟传播

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东盟国家在地理位置上贴近，自古以来作为与东盟国家打造多边合作的前沿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交流频繁。近年来，我国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广西少数民族文化面向东盟国家的“走出去”不仅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的有效途径。

一、周边传播理论综述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价值观的提出，中国开始加大对外传播力度，努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积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构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以获得更多国家的理解和信任。2015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陆地教授针对中国当代对外传播的现状提出了周边传播的概念。周边传播，就是“在有效的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介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间的一种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周边传播是国内传播的延伸、国际传播的先导，是一种有着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特殊传播活动”[1]。周边传播的传播主体范围广泛，具有多样性，包括任何个体或群体与周边的个体或群体。同时，传播内容也具有丰富性，不仅包括一般的信息，也包括周边事物相联系时的状态。可以说，周边传播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传播活动，它是多向、多元的多维度的传播活动，它具有传播主体多样性、传播渠道立体性、传播效果直接性和传播内容不可控性等基本特性。

周边传播与国内传播、区域传播、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的概念中有一定相似的传播特性，但也存在很多特殊性，是一個崭新的独立性的理论。

周边传播涵盖内周边与外周边、硬周边与软周边、小周边与大周边、近周边与远周边、自周边传播与他周边传播等概念[2]。2021年，学者高菲提出了周边传播的四种基本模式，即从中心向边缘的“外溢”模式、从边缘向中心的“内卷”模式、从边缘向边缘的“晕染”模式以及从中心向中心的“飞地”模式[3]。陆地教授认为前两种模式为国内的传播模式，后两种模式为国际的传播模式[4]。按照周边传播理论，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传播包括三个层次，即国内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国文化与周边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中国文化与世界主要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在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传播中，应该更好地掌握周边传播理论的内涵，通过对周边理论的解析，针对性地制定周边传播的政策，从而获得更多的东南亚国家的认同，推进中国与东盟双边外交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对东盟传播的现状

（一）主流媒体齐发力，传播广西声音

周边媒体在周边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周边媒体要摒弃“边疆即边缘”的思想，转变为“边疆即边锋”的前沿意识[5]，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周边传播活动，各级媒体担负起面向东盟国家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任务。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交流的31年中，广西媒体形成了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核心，以各类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活动为主体的报道模式，打造了一批多角度、全方位、高质量的文化传播平台。如以《广西日报》为代表的纸质媒体纷纷设立了“东盟视窗”专刊，广播电台方面开通了5个语种的区域性国际广播电台“北部湾之声”。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电视媒体加大了对东盟国家文化传播的力度，广西自2013年开始以东盟国家语言译制我国优秀的影视剧作品，并在东盟国家主流媒体上播出。同时，广西各级媒体顺应媒体融合的趋势，搭建与东盟国家开展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的互联网平台，推出不少面向东盟传播的新闻网站，广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北部湾在线·新媒体、广西新闻网均开设了东盟栏目。除了充分利用“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和客户端）互联互通的优势，H5、VR、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在大型活动赛事中崭露头角。2018年“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大型电视直播活动预热期间，广西日报社推出的“国际版”《广西尼的呀》MV展现了广西人在世界各国唱“尼的呀”的场景，上线4天点击量超过75万次。在之后的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广西日报社又邀请东盟友人录制了一版中文串烧《尼的呀》，再次扩大了广西“壮族三月三”的国际影响力。

（二）多方资源共展现，讲好广西故事

广西积极开发旅游、教育、贸易、娱乐、传媒等多方对外传播途径，整合传播渠道，打造了更全面的传播格局。各城市凭借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举办了各具特色的国际性活动和赛事，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柳州国际奇石节、梧州国际宝石节等，通过国际性活动的举办，将广西各城市的特色印象打造成城市名片。

影像作品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可以更为直观、清晰地展现民族特色，画面、音乐等视听符号更有利于获得国外受众的认可。近几年，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动漫、动画、电影作品。2018年，由广西千年传说影视传媒推出的动画片《铜鼓传奇》和《喀斯特神奇之旅》在泰国中央电视台播放，宣传了广西的铜鼓文化、毛南族的民族风情和独特的自然风光;2019年，由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推出那文化动画片《那世纪》登陆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并受到东南亚多个国家的关注。

此外，广西地方高校也开始关注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教育，在动漫、文创、城市设计等专业培养颇具广西特色的专业型人才。例如，广西艺术学院设计学学科立足西南、面向东南亚，发掘边疆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形成了基于西南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设计科研团队。

三、当前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对东盟传播的不足

（一）传播理念“自我为主”

当前在对东盟国家的周边传播中，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并不是主流部分，主流媒体对东盟国家传播的信息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经济合作等硬新闻上，即使也制作了一些面向东盟国家的纪录片、影视剧，但内容依然是以宣传广西对外政策、双方合作成果、山水风光为主，叙事角度宏大，“我说你听”的传播方式依然存在。

（二）受众定位不精准

广西文化传播尚未对东盟各国受众进行精准化的细分。东盟各国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与广西相邻，但并非10个东盟国家都与广西境内的民族文化存在同源的情况，例如，文莱、新加坡等国家由于地理距离，它们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接受度比越南、泰国等国家会更低一点。边境线上的跨境民族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度和认同度更高。由于历史发展、生活习俗、文化融合等原因，其他东南亚地区的受众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可能存在片面性。

（三）民族形象单一化

广西对东盟的少数民族文化集中在典型形象上，通过颇具民族特色的壮锦花纹、民族服饰、绣球和铜鼓等人文元素构建起传统的少数民族形象。媒体报道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也集中于少数民族节庆活动或特色旅游活动中。这些都导致了广西少数民族形象的单一、固定、缺少新鲜感。

（四）文化资源利用少

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存在着文化资源利用率低、缺乏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问题。广西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推广更讲究品牌策略，例如，以“歌仙”刘三姐为标志的歌圩文化、古越国文明中的天琴文化。然而，更富有特色的壮族霜降节、瑶族晒衣节、壮族啵咧、侗族三管笛等文化符号鲜在对外传播中出现。同时，利用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开发文化产品能力不强，商业收益不高，文化创意产业有待进一步发展。

四、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对东盟传播的路径创新

随着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日益增多，将我国民族地区的民族元素融入东盟传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也符合周边传播理论中要将地缘、文化和民族因素綜合考虑的要求。广西作为与东盟国家相邻的省份，大力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播，对其他省份的周边传播具有借鉴意义。

（一）寻找价值共性，构建文化广泛认同

按照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的“洋葱理论”，文化就像一个洋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内容，不同的文化视角会成就不同的文化体系，在文化差异中最核心的就是核心价值[6]。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在利用人文优势的前提下，找准东盟国家的受众文化需求，精准描绘受众画像，探寻“一国一策”精准传播，从而寻找双方的价值共性，尊重文化差异，吸收东盟国家的文化相通之处，推动文化创新，构建文化广泛认同，形成文化共同体。

以传统节日为例，端午节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共同的节日。端午文化虽然在沿袭过程中因为历史和地域变迁产生了一些差异，但包粽子、赛龙舟、驱虫等习俗大致上都被保存了下来。因此，广西以此作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交流的切入口，创办了南宁国际龙舟节和防城港国际海上龙舟节。2019年的南宁国际龙舟赛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和柬埔寨6个东盟国家的龙舟队，持续为中国—东盟系列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在体育文化层面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联系，促进了少数民族体育运动的交流与合作。

（二）注重内容特色，打造区域民族形象

民族文化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独立创造并赖以生存的文明成果的总和[7]。讲述具有鲜明中国地域特色文化故事更能吸引海外受众，西南边疆地区本身所具有的多样的民俗风情就是很好的故事素材[8]。目前广西成功输出国外的少数民族文化主要以刘三姐文化和米粉文化为代表。广西应当坚持区域特色，注重民族地方特色内容，在人文历史、民族内涵等方面精雕细琢，扩大本土少数民族文化的吸引力，打造更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名片。

广西在对东盟国家的传播中可利用服饰、节庆、音乐、乐器、手工艺品等具有高辨识度的民族元素，避免单一刻板，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少数民族文化要素，使这些古老的、民族的元素更为自然地融入现代发展的潮流，创造性转化为适合东盟国家理解的内容，文化上的差异性和新颖性也会成为塑造广西文化的坚实基础。例如，壮锦和云锦、宋锦、蜀锦同作为中国四大名锦，只是被简单应用于服饰上，保守的设计和传统的花色，导致壮锦的知名度不高。壮锦的纹饰和颜色搭配可以应用于时装设计、城市建设、礼品包装等方面。

（三）聚合多元主体，拓展文化传播网络

周边传播的空间除了主权国家，也涵盖了其他信息接收的主客体，周边传播的主体是民族传播、民间传播和民营传播的“三民传播”[9]，即国家、地方政府、大众传媒、企业、商人、游客和百姓也可以成为周边传播的主体。因此，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周边传播除了要坚持政府、主流媒体等权威性主体的宣传，也要注意发挥民间传播主体作用，重视网络大V、高校、企业、跨境民族的文化传播的作用。目前，广西的高校合作模式已经日趋成熟，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等高校都设立了相关专业吸引东盟国家的学生到中国留学，使留学生成为传播广西文化的新兴群体。同时，随着短视频的发展，无论是国内视频博主还是东盟的网络大V，都可以借助视频语言的真实性和日常性，减少了周边传播的障碍。

2021年，广西和云南两地在第三届中国—东盟电视周创新策划了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活动，征集来自中国和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6个东盟国家的20名青年主播，其身份包括高校教师、来自东盟的留学生、网红主播、自媒体博主等。活动选择了南宁、桂林、北海、柳州等各具特色文化的广西城市，深入四城四县，以贴近青年的活动方式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广西。泰国青年主播利用泰语创作的《如何用泰语点一碗螺蛳粉》在抖音平台收获了超50万次的播放量。

（四）丰富传播渠道，塑造多级交流平台

周边传播的特征之一是传播渠道的立体性，即周边传播的渠道既包括官方的大众传播媒介，也包括各级政府机构、文旅机构、体育机构等组织的交流活动，甚至在边境地区的节日庆典也包括在内。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广西已经实现了官方话语网络的建立，通过图书刊物、电视、网站、客户端等大众传媒发布文化交流的信息，并在周边国家中存在一定的影响力。但只利用媒体渠道，并不能覆盖更广的受众群体，也不能获得更高的文化接受度。因此，还需要丰富传播方式，善于利用新型媒体，创新利用展会、活动、赛事、论坛等平台，形成多层级、立体化的渗透式的传播生态，积极拓宽广西对东盟的周边文化传播的平台。

虽然自2005年起中国—东盟博览会推出了中国与东盟11国代表性城市展演专题“魅力之城”，民族文化的展示并不尽如人意。该专题的重点依然在各国的经济、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商机上，并未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大型活动的宣传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利用。2021年正值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我国创新性地丰富了交流机会，“云”启动第二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在4个月的时间内收到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共计15686件作品，在微博、快手、脸书等新媒体平台展播量达4440.5万次，话题讨论度为1571.3万人次。这个活动不仅使用了短视频这种新兴传播手段，也积极开拓了脸书、海外版抖音等新兴媒体的传播领域，搭建了用新媒体讲述中外人文交流的平台，成为文化交流领域的重要品牌。

（五）构造文化品牌，协同发展文旅产业

近年来，文化市场发展势头强劲，海内外人民的文化需求也在增长，为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文旅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根据2018年旅游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广西入境游前10位客源国中就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5个东南亚国家。这些数据显示了广西对东盟国家在文旅上的吸引力。广西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在自身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中融入东南亚元素，促进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提升文化旅游品牌力，大力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文创IP，形成一个集自然风光、民族特色、文化消费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10]。

文旅协同发展上可以借鉴云南文投集团参与打造的定点驻场柬埔寨的演出项目《吴哥的微笑》，在做好演艺主业的同时，还经营了滇菜进京入沪下南洋的示范基地——“微笑餐厅”，该中式餐厅成为展现云南饮食文化的一扇窗口。2018年，在原有演出项目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中柬文化创意园，园区设有展演大剧院、艺术长廊、博物馆、文创商店等。方特式的文化园区是文旅协同发展的新方式，也更贴近青年人文化消费的心理。广西也可以依托自然山水布局，着力改善现有的特色民族村落，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底蕴，联合广西博物馆、各大高校以及文创生产商，打造符合时代特征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文创品牌。

当前，广西在民族文化传播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传播效果、传播范围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广西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应发挥周边传播策略中的“三边”（边媒、边关、边民）和“三民”（民族、民间、民营）的作用，化边为锋，积极推动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对东盟国家的周边传播，多手段、立体化、全方位地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更加有效地“走出去”，实现周边传播效益的最大化和持久化，使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中国对东盟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力量。潮

参考文献

[1]陆地，许可璞，陈思.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周边传播理论研究系列之一[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03）：29-34.

[2]陆地.周边传播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J].当代传播，2017（05）：4-9，34.

[3]高菲，孙延凤.周边传播的基本模式和案例分析[J].中国记者，2021（09）：104-109.

[4]陆地.周边传播理论范式的建构和深化[J].当代传播，2021（03）：28-31.

[5]高菲，陆地.从边缘到边锋：中国地方周边广播的崛起[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12）：33-37.

[6]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格特·杨·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李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童庆炳.全球化语境于民族文化、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廖俊玉.西南边疆地区对东盟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J].新闻爱好者，2018（12）：48-50.

[9]高菲，彭翠，陆地.跨境民族与周边传播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9（11）：14-17.

[10]韩旭，龚傲雪，徐晓红.“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广西壮族文化传播力的思考[J].新聞论坛，2020（03）：52-55.

（编辑：黄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