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的文化语境催生了新的文学需求，也促使士人对文学产生新的认识。王文禄创作《文脉》之时，正是前七子号令文坛，心学开始流散蔓延之际，故在他的《文脉》之中，既表现出对当时文坛主潮的选择性认同，又因对阳明心学的主动接触与吸收而呈现出超越时代的理论品格。王文禄的批评思想以“心”为本，心乃文之本源，因此，文章要“发吾胸中之蕴慨”。道源于心，因文见道，故文章应明心载道。关于文章之语言表达，主张师心自发而讲法度，格调尚古而语贵新。

关键词：文脉;王文禄;心学;复古主义

在王文禄生活的年代，诗歌领域的复古主义思潮已初见成效，而文章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依然恪守传注、谨严法度，甚至是王阳明的时文创作也同样谨遵考亭。方苞《钦定四书文》选录王阳明《诗云鸢飞戾天一节》，评曰：“清醇简脱，理境上乘。阳明制义，谨遵朱注如此”[1]39。由此可见，阳明心学从思想领域的流行到影响文章创作及理论批评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王文禄是这一过程的有力促进者，在整个《文脉》的批评体系之中，“心”乃是极为重要的核心范畴，尤其表现在对文章渊源问题的认识上。

一、文之源：根于心而成于气

文源即文章的本源，也指文章的本质。《文脉总论》曰：“一元清明之气，畁于心，以时泄宣，名之曰文。文之脉蕴于冲穆之密，行于法象之昭，根心之灵，宰气之机，先天无始，后天无终。”[2]1690王文禄认为“文”乃“气”因时触发之产物，气来自心，故文的本源是心。心无始无终，气有聚有散，故随气而生之文亦因时而变。又云：夫文之聚不一也，随时变焉，心一也。是故圣学息而变纵横，纵横变为经术，经术变为名节，名节变为清谈，清谈变为诗赋，诗赋变为学究明经，又变为道学。故曰人心圆巧，审变争名，若绘妆万模，质本完素，岂曰某文道，某文非道？夫脉以贯道，道源于心。[2]1691

在王文禄看来，无论是礼乐、纵横、经术，还是名节、清谈、诗赋，亦或是道学，都不是“文”的本质，仅是其变化中的一种理论形态而已。就像妆容千变万化，素朴的本质是不变的。这个本质就是心，心乃澄明之体，道之本源。因此，无论历代从何种角度、何种途径认识文，都有各自的道，道又源于不变之本心。王文禄显然将“心”作为了统摄万理的本原，道成了次一级的、非永恒的、因时而变的范畴。既然心是文永恒的本原，那么文一时的泰丕兴散便都是正常的变化，不可“偶见文之散与焚也，曰文脉绝”。由此得出，文来源于心，文与心一样皆是永恒的存在，“观心不亡，则脉不亡，脉不亡，则文脉不亡”。文源于心，乃是心的表现形态，并对心之本体发挥作用，故又云：“再混沌而开辟，此脉不亡，此心不亡也”[2]1692 。

王文禄对于文之本原的认识明显受到心学的影响，其进步之处在于以不变视心，以变视文，从而将历代各取己需、各随己用的述道之文，统摄于心的框架之内，避免了拘泥的毛病。

二、文之用：明心载道

王文禄认为，心乃文之本源、道之本源，不管文如何因时而变，都必须“明心载道”。可见王氏在文之功用上仍持传统的实用主义立场，但又与宋儒尊经穷理的文章观有所差异，原因在于他对“道”的重新理解：道源于心而见于文，文因时而变且皆有其道，不可曰某文道，某文非道，亦即道的内涵具有了更多的丰富性和可变性。《文脉总论》云：“文显于目也，气为主;诗咏于口也，声为主。文必体势之壮严，诗必音调之流转。是故文以载道，诗以陶冶性情，道在其中矣……是故不达性命之故，则文无源而不透;不谙经济之略，则文无实而不扬。”[2]1693

王文禄认为文章与诗歌的区别在于读者的感受方式不同，文以气动人，故其体势雄壮严明;诗歌则常朗诵于口而闻于声，故其音韵声调需婉转流畅，否则便难以打动人的情感。读者感受方式的不同造成二者直接功用的不同：文章的功能是载“道”，詩歌的功能是陶冶性情。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文禄看来，传经明道与陶冶性情并不矛盾，对于“载道”而言，只是方式不同：一为直接，一为间接。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统一，还在于其对心、道、文三者关系的独特认识。心乃万物之本源，道源于心，心统性情，故明心见性即为道，陶冶性情亦是道。这就将传统的诗以言志与文以载道说统合起来，使言志缘情之诗也能兼容道，缓解了言志与载道之间的冲突。

如前所述，道的内涵经心的观照而更加丰富，然而具体到文学领域，王文禄所谈之道，仍主要为儒家的经世之道。他认为文章需内容充实，有经世济国之用，否则便会流为虚诞，难以青史扬名。因此，他在《文脉总论》中批驳了今人徒尚文饰之弊。

杨慈湖曰：韩昌黎陈言务去，杜少陵语必惊人，皆巧言也。孔子曰：巧言鲜仁。予因今人尚文，引之入道，约其精神，以全仁也。释氏且戒绮语，况儒哉？或曰：孔子四科，列文学何也？曰：子游、子夏传经明道，非虚文也。曰：释典《广弘明集》何绮也？曰：末流也，文胜极矣。[2]1694

可知，王氏并非反对文饰，而是反对虚文，即徒有其表之文，故主张引之入道，约其精神，以达到传经明道之功用，避免堕入末流。总之，王文禄对于文章功用的认识，体现出对传统文道观的继承，然亦以“心”为根本，可概括为“明心载道”。“明心”与“载道”二者一内一外，互为因果。明心乃就其心性修养而言，心乃澄明之体，不染利欲，文源于心，本心乃是应有之义。载道乃就其道德实践而言，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心既已明，则言行文章无不合道，此即阳明知行合一之意;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文章的经世之略，为其树立了人生修养和道德实践的目标，同时也起到了传承文脉的作用。

三、文之辞：师心重法，格古语新

王文禄关于文章语言表达的看法，植根于上述他的文源观和文用观，也体现出兼容并包的广阔视野。其对文章语言形式的主张可概括为师心自发而讲法度，格调尚古而语贵新。文源于心，故作文应不蹈陈辙，发胸中之蕴慨，而非宋儒以经义、议论为文。然若胸中之意，皆率而为文，不加雕饰，不讲法度，则文章又会陷入另一弊端。《文脉总论》云：

夫六朝之文，风骨虽怯，组织甚劳，研覃心精，累计岁月，非若后代率意疾书，顷刻盈幅，皆俚语也。夫惟俚语为文也，见文奇者，讥曰艰深绮靡之文;见文俗者，誇曰明体适用之文，无怪文日卑也。[2]1692

王文禄认为，以俚语为文，亦是发胸中之意，但这种行为会导致文学发展水平的日益卑下。率意疾书的作文方式虽然在语言表达方面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但其随意性也模糊了文之为文的边界。以此种作文方式为宗，则越是浅显通俗，越是明体适用的好文章，而通俗如果没有了限度，则不可避免地滑向庸俗、媚俗之列。文章乃是语言表达的艺术，当某一行为丧失严肃性时，也就失去了成为它自身的独特属性。与俚语为文相比，六朝之文则更有可取之处，虽病在少风骨，但其文辞结构都组织严密，法度谨然，对文章的发展亦有巨大贡献。可以看出，王文禄虽然在“文源于心”的思想指导下，认为作文应“发吾胸中之蕴慨”，同时他也洞察到了心学对文章观的解放极易造成俚俗之文的泛滥——这一情况已在晚明性灵派及公安三袁拥趸者们的创作中得到验证。因此，他主张文章既要有经世济国之略，不可流为轻薄，亦要得组织辞令之精，方能使经义流转生动。

受当时文坛主潮的影响，王文禄论文虽多有新见，其文章观亦表现对复古思潮的选择性认同。《文脉新论》云：

古之文也简而质，明心也，诚也;今之文也繁而虚，昧心也，伪也。明心也，学至而言，言必据己;昧心也，好胜而言，言必欺人，匪心得也。[2]1710

王氏以“心”为出发点，提出古之文乃明心之文，明心之文根源于心中的学问修养，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因时感物而发，呈现出简古质朴的审美风貌。如今的文章并非源于学问修养之自得，而是违背本心的矫揉之作，故其文章风貌呈现出虚妄的繁缛。可见，王文禄文章观的复古倾向经过了心学思想的观照，具有区别于同时代人如前七子等的独特性。

王文禄亦极为重视文章语言表达形式的华采。他批评《皇明文衡》“不悟经史子集体各不同”，“事实胜者，史也。选文，选集耳。弃华而取质，岂选文之法乎？”[2]1699此处虽然讲的是文选的编纂标准，但也可以看出其对文章之文采的肯定态度。前述王文禄崇尚简古质朴的古文，乃就其“明心”与“自得”而言，非谓其反对文饰。因此，“华”乃是文学语言的特有属性，是文章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明心载道的内在要求。《文脉新论》便提到了文之于道的重要性：

试观之草木，华而后实，实结而后华零。文譬华，道譬实，使未华而望实，未实而去华，戾也。义书孔述非文哉？无文则道何见也？是以因文见道，道成而文自忘。今未见道而先舍文，文非文，道非道。故曰：考实则无道，抽华则无文[2]1710。

将文与道比作草木的华与实，暗含了两层意蕴。一层含义为二者自身的属性问题，华就是花朵，意味着无功利的、美好的外在形式，指向文章的语言修辞;实即果实，代表具体的目的和用途，指向文章的功能、意义和价值;另一层含义即二者的关系问题，草木先华后实，实结而后华零，华与实一前一后，不可逆也不可缺。这一关系移植到文与道上，即表现为先文后道，无文则无道，文乃是道的必要条件，道成而文自忘。今人欲求道而先舍文，不重视文章的语言形式，只能文道皆失。王文禄这里论述的“文”有文章之意，有文采之意，或者说文章具有文采是无需置言的默认属性，所以他说抽华则无文，无文则道难见矣。

虽然在文章的格调上，王文禄主张复古，恢复文章正统，但是其反对泥古不化，求新求变的思想亦十分强烈。文章发源于本心，贵在抒心中之蕴慨。心感时而发，触物而动，故文章因时而变乃是自然之理：

秦汉至今作者多矣，不奇则同，同则腐，不惟不爱，且生厌斁，理因之芜。是以古作各不同，若屈、宋、马、扬渐华而雄，班、蔡降稍怯矣，更变为粗。六朝工之组织，韩昌黎觉其意不达也，反而平且质，承之者疏以漓。五季弱甚矣，欧、苏、曾、王条畅豪迈，而曲折迂徐终亦宋格。[2]1703

可见，秦汉至今历代文章虽有承续，但各有不同，因之方能在文脉中占据一席之地。《易经》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文学也正是在此消彼长的运动变化之中得以发展，比如先秦两汉文质而气雄，魏晋南北朝词华而骨弱，韩昌黎更变之，反而平且质等。

作文如果不能自出新機，自出奇意，泥古不化则终至迂腐。因此，向古人师法并不意味着要亦步亦趋、咽其余唾，而是要发胸中之意，言古人之所未言。《文脉新论》云：

今诵孔子之言无几也。想当时无可与言，故欲无言也。言必同心始尽发也，门人问对亦浅矣，何能尽发胸中之蕴？后之学孔子者，代孔子言所未言哉，是以文章贵新奇，忌剿述。[2]1695

王文禄认为，后世流传的孔子之言与其真实的思想世界相比，实为零光片羽。言语本身存在于双向的交流活动之中，且受到接受者、语境等因素的限制，所言与所未及言、所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后之学孔子者如果只盯着他的门人问对语录，并奉为圭臬，不免走向狭隘。推而广之，文章之法亦是如此。前人之所言并非其全部所想，诉之笔端者更难尽其胸中之意，因此今人作文即便力求新奇，尚可能只是言前人之所想，若泥古剿述，则与拾人牙慧无异。

要之，虽然王文禄所言“因文见道，道成而文自忘”具有将语言形式工具化的倾向，似乎是对“得鱼忘筌”的传统道家语言观的呼应，但是其论述的中心依然是文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文之于道的重要性。他认为，文章要言前人所未言，贵新奇，忌剿述，同时，作文不能弃华取质，因为“华”是文的体例要求。文章的语言表达既要新奇又要有文采，其中的道德教义才能更好地显现，此即华而后实，因文见道。

四、结语

王文禄的文论思想形成于复古主义思潮盛行、心学已流散蔓延之际，故其批评思想表现出师心与尚古的看似矛盾的面貌。实际上，无论是师心亦或尚古，都是历史语境转型时期对文学提出的新的反思和理解，共同对程朱理学专制下的文章观形成冲击，具有“近世性”的特征。王文禄在吸取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兼融己意，形成对文章学的整体把握和独到见解，其在论文过程中能够自出新机，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使其文论呈现出更加丰富复杂的面貌。同时响应时代思潮，丰富了古代文论的话语形态，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冯嘉辉（1997—），男，汉族，山西吕梁人，西北大学文学院2020级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参考文献：

〔1〕方苞.钦定四书文[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9.

〔2〕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