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佳哲 刘然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基础深厚、内涵深刻、意义深远。总体来看，包含历史所需、理论指引和自身优势等生成基础，内蕴实践观、人民观、生态观、理想观等内容层次，涵盖坚定文化自信、利于中华文化的守正创新以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价值意义。“两个结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新的规定和阐释，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围与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09-0005-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以下简称“两个结合”）的经典表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这一结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总体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包含生成基础、关键内容、重要价值等三重意涵，鲜明地展现出中国文化发展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学理考量，适时地阐发和分析有利于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发展特点的新认识。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生成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发展与历史起点，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文化理论创新;“两个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促生之物，而是一个顺势而为的发展性过程，具有历史、理论和自身等多层次的生成基础。

（一）历史所需：近现代中国发展的需要

近代，中华民族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的惨状，无数仁人志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先进阶层有了向外界交流学习的意识和觉悟。然而，救国方案轮番垮台，救亡图存运动惨遭失败。近代先进分子进行反思，追问自我。此时，为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急需一种新的正确的思想引领以探寻出路。经过久久的追逐探索，在比较中、在彷徨中选定并接受马克思主义。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可见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能够生根落地于中国大地便是取决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得益于中国现实的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立足联系中国具体实际，极大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实况。正是与中华文化相结合，才更进一步推动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理论指引：马克思主义注重结合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其相应特质自然而然地注重结合。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变革是一种革新的过程，是动态存在的变化呈现，最终创立科学的实践观，提高实践的哲学地位，其建立的严密的哲学体系，把科学理论和革命实践联系结合，利于人們研究实践和认识。其次，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在处理实际问题时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要根据实际状况做出不同选择。更需要时刻秉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结合当下历史条件及时调整和更正。再次，马克思主义内容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存在和运用是结合的重要表现，因为两者本质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须遵守，但这种特性是具体的，需要同具体事物结合起来才能得以表达。最后，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亦是同理，揭示出不同民族选择发展自己国家的道路，既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是以本民族的利益、历史传统和国内外环境来确定的。综上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注重结合的理论品质。

（三）自身优势：双方的特质利于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在阶级属性、时代背景和文明形态等方面存在较多差异，但两者却能够结合共通，最重要的就是拥有利于双方结合的特质。马克思主义理论虽以马恩伟人的人名命名，但其理论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存在，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前人优秀的文明成果，进行理论创造。因为它是为全人类共同服务的，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这就为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提供相应前提。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展现出利于“结合”的众多品质，包容性、革新性是一大特征;正是包容和革新，使中华文化在5 00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与其他文化融合浸润，兼收并蓄，汲取精华，进而转化为优势，优秀文化的流脉难以因分分合合而隔断，从而达到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升势发展状态。从历史演变发展来讲，夏商时期的“华夏”与现今汉文化的范围远远不同，显然这是通过不断的包容、吸收、革新而形成的。从时空发展来看，外来文化与中华文化交融碰撞之时，同样也会被中华文明吸收、融合和同化，这离不开中华文化的聚合力、向心力，中华文化这种革新性和包容性的特征为“两个结合”提供可能性。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关键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知行合一观相结合，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实践与认识做了重要表述。“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而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是对此的诠释和回应。知与行的概念和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知是对事物的认知，即理论层面的展开，行是指人自身主观的实际行为、实践等。“知行合一”科学地论述了两者的关系，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认识事物与按规律办事两者的统一，达到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的密不可分。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对认识和实践最精辟的阐释，也是我们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实践改造的落脚点。

这一思维方式成功运用于我国立党建国的实践当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论断，执意摒弃那些脱离事实的虚无缥缈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提倡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将其有选择、有重点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引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伟大之路。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高度重视社会生产实践，特别是文化创新实践活动的开展，极大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同时号召青年做到“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3];承继改革开放的“知”，注重并运用到社会建设的“行”，孕育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性、系统性，注重联系理论和实践的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不断探求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4]，他深刻认知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加以开拓发展。作为新时代“四个全面”的内容之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提出和实践推动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它是一套规模庞大、领域众多、耗时长久的社会改造措施，不仅包括行动层面的改造，而且也涵盖思想理念层面的改变，是实践与认识的统一体。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同民本思想相结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厚重的人民情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从创始者来看，马克思在青年时就选择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树立服务群众的思想;从理论学说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学说等都透露着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目标追求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归结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些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特性。民本思想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内容。古代的明君贤臣将爱民、重民、安民、贵民、恤民的传统视为一种崇高的政治治理观。在当今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中，诸如此类的民本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可取之处。

习近平总书记善以文化治国。不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还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铿锵之论，抑或疫情当下的“人民健康首位论”等，把人民至上始终贯穿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想人民之所想、办人民之所需、解人民之所困，潜移默化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将价值共识渗透于民族基因和价值观念当中，汲取民本理念，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有力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民本思想的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天人合一理念相结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丰硕的生态思想重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力图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状态。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5];恩格斯深刻表明人与自然博弈的利害，人们不应过分陶醉得意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要警惕它带给人类的报复，这启示着人类要准确认识和看待人与自然，并不能只重视一方的地位。人与生态在中国古代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共识中历来保持着和谐统一的走向。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类要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类的活动必须要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如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便是农业生产遵循自然规律的表现，社会运作、人类起居生活等也与此紧密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现实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告诫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向马克思学习“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4]，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6]，这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方向和指导，利于进一步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与天下为公大同理想相结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传统文化中富含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社会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在精神价值上存在极大的相似性，都是人类不断追逐、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得益于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愈加支撑我们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两个大局”的历史高度，审视全局，将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人类世界发展相结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朝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迈进，从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中国爱好和平的心态以及与世界各国携手进步的世界情怀。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重要价值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功用，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时代新论，进一步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创新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更好地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文化自信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根发芽，在新时代新思想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方案和新形态。“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是中国道路的显性特征，并明确其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7]。文化自信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两者有着过程与结果的必然联系，共同作用于民族复兴的中国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重视物质文明的表层成果，也追求精神文明的深层突破，这一结合，包含着新时代的文化理念和治国理政的思想，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力的文化支撑，因此，要深入理解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讲清楚”的内涵，明晰文化自信的建立发展基础，融合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发展于中华民族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等重要元素。并且要善用、巧用、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当今时代、把握时代浪潮、引领时代先声，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更好的成绩迈向时代新征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

（二）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在時空维度上表现为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批判吸收、古为今用，把握文化精髓，重视转化和吸收，科学总结，去粗取精，达到为我所用的效果。其次，需要及时跟进时代变化和实践所需，重新应用超越时代、空间且具有长久吸引力的优秀文化资源，在新的时代下继续传承发扬。最后，对于创新性发展，我们要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具有更进一步传承和发展的平台，不断强化文化的聚合力、向心力，为繁荣和兴盛中华文化提供遵循和指导，为我们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担任“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6]的文化发展角色，相应地也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并非简单的拼凑或混合，而是有机融通和创新，是优秀的表现形态和思想结晶，是中华文化的旧形态与时代发展新形势的统一，为文化的再生和创造提供了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历史机遇，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和文化的繁荣兴盛，从而以更强大的力量和更自信的姿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三）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中国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和谐发展、共创未来的原则和理念，以共同体为基点，积极推动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它继承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理论，同时吸收借鉴“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观点。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文明。它秉持人民中心论，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展开和延续，彰显了中国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情怀。在国际交往中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8]。这需要讲求一定的方式并且注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等，以此更好地惠及和造福全人类，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智慧。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两个结合”是交流、互鉴、发展的结果，这一结果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创造已得到证实，是科学正确的结论，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不竭动力和宝贵经验。在未来的奋进道路上，要更凸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中华民族文化，为深入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使其以更有活力的文明创造贡献于世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