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甜

《清诗纪事》是钱仲联先生主持编写的纪事体诗歌研究著作，也是钱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钱仲联先生古典文学功底深厚，著述众多，尤其是在清诗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不仅整理笺注了《钱谦益全集》《吴梅村诗补笺》《人镜庐诗草笺注》《沈曾植集校注》等清代著名诗人的诗文集，编选了《近代诗钞》《清诗三百首》等优秀的清代诗歌选本，而且出版了《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清诗纪事》等清诗研究著作。《清诗纪事》继承了唐、宋、辽、金、元、明诗歌纪事著作的基本体式，辑录有清一代诗歌纪事文献，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大成果。《清诗纪事》这部鸿篇巨制一经问世，即得到学界高度评价。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称此书“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逞论计、厉”，又说“仲联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周振甫先生也评论道：“《清诗纪事》吸取历代诗歌纪事著作之长，业有进一步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清诗纪事》的问世，不仅为研究清诗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诗学文献，也为清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史料，可通过“以诗证史”来弥补史料的缺失。

《清诗纪事》的编纂与特征

《清诗纪事》是中国诗歌纪事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完善和延续，是纪事体诗选的集大成之作。钱先生在《前言》中指出了以往纪事诗选的不足，认为《唐诗纪事》的缺点在于不注资料出处，所收诗篇中，无本事的占绝大多数。《宋诗纪事》所谓“事”是指诗歌背景、创作故事，不涉及宋代社会生活和重大政治事件。陈衍所编的辽、金、元三朝诗纪事，体式上宗法厉鹗。对《清诗纪事初编》的批评更为激烈，认为《初编》与诗歌纪事传统体例不符，而更像是名人传记的史学专著。同时，钱先生还指出《初编》直接采诗于各家别集，未能从诗话笔记入手，采录之纪事诗笼统而无特定背景。基于以上对历来纪事诗编选弊端的认识，钱先生特别强调编纂《清诗纪事》的重要性。

清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时期，诗人之众多、诗歌文献之丰富，都远超前代。因此，有清一代的纪事诗的编纂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其搜辑之难，任务之重可以想见。从1981年春开始，在钱仲联先生的主持下，《清诗纪事》的编写人员遍寻清人及近人所著的诗话、笔记、碑传尺牍等相关文献，足迹遍及北京、上海、苏州、浙江、安徽、四川等全国各地的图书馆，为《清诗纪事》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7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听取了关于《清诗纪事》编纂情况的介绍，并给予了经费资助。1985年5月，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举办了《清诗纪事》讨论会，就该书的内容取舍、格式编排等方面听取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众多编者的努力，《清诗纪事》于1989年全部出版，不仅提供了有清一代的诗歌文献，同时还完善了纪事诗的编选体系。

《清诗纪事》取材繁富、篇制宏大、体制精审。全书22册，1100多万字，分明遗民、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光绪和宣统朝，以及列女释道鬼诗梦诗和民歌谣谚等11卷，在数量上已远超之前的《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著作。凡生活在有清一代的帝王、将相、官吏外，一些释道、妇女、无名之作，民歌谣谚以及假托的鬼诗梦诗也被收入。在有清一代诗人的划分上，钱先生也有明确的标准，清初抗清而献身者如陈子龙、夏完淳等人不收，明遗民入清者如顾炎武等人收。清亡前已成名或有诗歌活动者收，宣统三年尚未步入诗坛者，后来虽成名家，概不收入。针对浩繁的诗歌文献，《清诗纪事》整体上采用时间顺序编排，首列明遗民，后列顺治至宣统十朝诗人，各朝诗人大略依其生年先后排列，生年不详而有科名可查者次之，都无可考者又次之。帝王列于各朝之首，诸生、布衣及科名无考者以大致生活时代列于本朝之后，次列妇女，次列释道，均以大致生活时代先后为序。《清诗纪事》在注释方面更是广泛采录各种文献材料，诗歌作品和纪事材料主要采自清人及近人所撰的诗话词话、笔记小说、日记尺牍、档案目录、史乘方志等有关文献，还从总集、别集中补充若干内容重要而诗话笔记等失载的纪事诗歌，并另找材料或自加按语说明其本事背景。

《清诗纪事》确立了清诗的诗史地位

《清诗纪事》关注有清一代反映时事的诗歌，确立了清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诗史地位。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虽然在清之前出现过“唐诗”“宋词”“元曲”的繁盛局面，但清代却迎来了诗词文等各类文体的集大成时期。由于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觀念的影响，不少人秉持唐后无诗，宋后无词的观点，对其后历史时期出现的同类文学样式进行否定。然而，当我们认真检阅清人的诗词文集时，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文学创作极度繁盛的时代，更是一个“老树春深更着花”的时代。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一直以来注重“言志”“抒情”，而缺乏叙事，尽管先秦时期就有《生民》《公刘》《正月》《七月》等叙事诗，及至后代出现过《羽林郎》《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然而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的不足。清代在叙事诗方面开拓了新天地，其数量之多，反映社会生活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远超前代，体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

有清一代波谲云诡、风云动荡，其专制之强、危机之重、矛盾之尖锐，前所未有。邓之诚先生在《清诗纪事初编》的序言中谈及清初事变之多时即云：

此八十年间，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相继柱者十八年。台湾郑氏至康熙二十二年始绝，其间若李赤心、若交山、若其他连仆继起者，更仆难数。康熙中叶以后，复用兵西北。盖兵戈之事，未尝一日或息。党争则满汉有争、南北有争、废太子之争，几亘三十年。当玄黄未判之际，为商遗殷顽者，不能无恢复之望。因以事、以文字获罪死徙者多矣。兵饷不继，胥吏苛求，更若水旱地震之灾，奢侈贪黩之习，商贾之操纵盈絀，巨室之为患乡里，是时兵、刑、河、漕，号为大政。而不能无得失利病。又值通海，梯航远至，西学西器，渐入中土。

无论是易代之际尖锐的民族矛盾，或是更迭而起的“通海”“科场”“奏销”等重大案狱，或是康、雍、乾三朝文网的高张，乃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争烽火接踵而至，一批批文人士子在这风云多变的时代，心中充斥着惶恐与不安，急需长抒其抑郁不平之气，而诗歌履行了这一使命。

明清易代，面对异族入侵，一批批文人誓死抵抗，表现出忠贞的民族气节。杨廷枢是明末名士，也是复社领袖之一，“文名振天下，从游之士颇多”，后因抗清被杀。《清诗纪事》选录其《绝句十二首》中现存的六首，这一组诗是明弘光四年所作，苏松提督吴胜兆反清，而杨廷枢的门生戴之隽与其通，杨廷枢也受牵连。在被押解的途中，书血衣并缀以绝命诗十二首，誓与清朝决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杨廷枢直接借用文天祥的诗句，表示自己视死如归的决心。“正气千秋应不散，于今重复有新人”，尽管时间流逝，朝代更迭，但人间正气千秋不散。“千年血泪未曾干”，“一点忠魂在此间”，“偷生视息又何颜”，“只令浩气还天地，方信平生不苟然”，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故明的忠贞以及对新朝的不屈。陈佐才的《石棺诗》随其一起葬入石棺中，其意志之坚强可以想见：“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魂。雨泣风号，常为吊客”，诗句简洁但掷地有声。此类表现遗民心声的诗歌不胜枚举。这些诗人用诗歌表达了对故国的无限眷恋，也正由于这些诗歌，让我们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到明清易代之际大批文人的心曲以及他们如何自处与处世，这是纪事文学为我们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

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施行严酷的高压政策，加大了对文人的打压力度。文人们在旧巢倾覆新枝难依的境况中，时常感到朝不保夕、诚惶诚恐。明末著名学者傅山，于道学、哲学、医学、考据、金石等无所不通，这样一位奇才，也是明末清初保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人物。傅山多次参与抗清斗争，在复明无望后，毅然归隐。康熙帝为笼络人才，开博学鸿词科考，傅山被多位朝中大员举荐，却坚辞不赴试，及至后来被康熙帝钦赐“内阁中书”之衔时拒不叩头谢恩。这样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文人，却避免不了深陷囹圄的事实。《清诗纪事》中选傅山《甲午狱词除夜同难诸子有诗览之作此》一首，此诗所系之事邓之诚先生在《清诗纪事初编》中已有明确揭示，顺治十一年，因宋谦被审讯时供出傅山即朱衣道人，傅山入狱，父子兄弟都历经了严刑。狱中的诗人凄凉悲怆：“兄弟言既好，生死复何如”，“冉冉悲将老，沾沾恨昨迂”，傅青主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但遗憾的是眼看自己冉冉老去，复明的希望却遥遥无期。顺治朝“通海”“奏销”“科场”等大案迭起，不少文人罹难，吴兆骞即是一例。吴兆骞罹丁酉科场案，远放宁古塔。吴兆骞之《秋笳集》称名于世，实赖吴伟业《悲歌赠吴季子》一诗，以及顾梁汾两词。梅村此诗饱含着对吴兆骞的深切的同情，诗人不忍“十三学经并学史”，“词赋翩翩众莫比”的汉槎被流放到那“山非山兮水非水”，“八月龙沙雪花起，橐驼垂腰马没耳”的穷山恶水之地，过着“生非生兮死非死”的生活。吴兆骞的悲剧以致诗人发出“生男聪明慎勿喜”的感叹，梅村将这一切归于清政府残酷的统治，表达出对清政府打压汉族文士的强烈不满。

清代反映自然灾害的诗歌为数不少，诗人的描写向我们直观展示了清代百姓生存之艰。朱鹤龄的《湖翻行》《刈稻行》分别描述了水灾荒灾中民众疾苦的生活，水灾名为“湖翻”，极言灾害之重。“勿骇狂澜卷平地”，“飓风猛发神鬼愁”，从宏观上写出洪水来势之凶猛，带来的后果即是“发屋拔树蟠蛟虬”，“千炉万灶皆洪流”，“人畜死无数”，百姓对这一自然现象无能为力，只能奔走逃亡，“吁嗟苍生尔奈何，但见号咷走童叟”。《刈稻行》更表现出民生之疾苦，首先是自然灾害，“今年雨阳颇失调”，由于风雨不顺，致使“芒粒稀疏穗不垂，禾根浥烂气殊恶”，百姓辛苦忙碌了一年却颗粒无收。而此时“县官急索租”，更是雪上加霜，诗人面对老农的切切哀辞，只能说民生全部倚仗天，“天若不怜徒颠连”。陈维崧的《地震行》展示了地震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民力已竭还要遭受天灾：“填谷塞坑须臾耳”，“长平之坑四十万，积尸未必甚于此”，“骸骨撑柱如山高，阴阴鬼伯求其曹”，可见地震造成的伤亡之惨重。蔡邦烜《弃儿行》写饥荒之年民不聊生，饿死者不计其数，而那些幼小的孩童被父母遗弃在路旁，尤为可怜：“父母携我，知儿寒饥。父母弃我，哀鸣谁知。”灾荒之年政府开仓赈灾，百姓拥挤争抢以致死亡：“倾仆万足践，苟延乃速死”，道出了凶年之哀。嘉庆十八年河南水灾，又加之河南滑县八卦教徒李文成起义，后被清军镇压。陈沆的《河南道上乐府四章》描述了这场灾难给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百姓为躲避饥荒，“饿腹况兼行路苦，清晨冲风夜戴雨”；人们卖儿女、吃草根求生存，“年荒父母竟无恩，卖尽田园卖儿女”，“往年生儿如得田，今年生儿不值钱”；诗人不禁要感慨饥荒之中小草的功劳之大，“谁云小草是虚生，功在饥荒非小补”；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汝南人瘦万狗肥”，饥民一个个倒下，却养肥了狗。“忽然堕落溝中泥，狗来食人啮人衣”，“顷刻血肉无留遗，残魂化作风与灰”，凄惨之状如在目前。

《清诗纪事》的文献价值

季镇淮先生曾评论《清诗纪事》说：“填补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意义重大，洵为传世之作。”“数年之间，完成并出版如此大型的传世之作，实属罕见。”在《清诗纪事》的编纂过程中，编纂委员会收集到的清代诗人不下15000余家，尽管对于浩繁的清代诗歌文献而言，这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清诗纪事》的成功不仅为清诗文献的编纂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使清代历史文献更加完善。

首先，在清诗文献方面的影响。诗歌在清代发展极为繁盛，清代诗人之多、诗歌文献之浩繁远超前代，其搜辑之艰难，工作量之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实属不易。《清诗纪事》以皇皇22巨册，采录诗人六千余家，累计查阅相关文献1200余种，制作卡片8万余张，涉及大量清人事迹和文本考证。一方面这些清人生平资料引起了学界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促进了学界对清代诗人的认识和重视。如陈永正《〈清诗纪事〉小议》，补充了李云龙、李子龙父子二人的生平记载。李梦生《〈清诗纪事〉乾隆卷诗人小传正补》，对周煌、宋弼、叶观国等19位乾隆朝诗人的生平事迹进行匡补。赖元冲《评〈清诗纪事〉》考证了华岩的籍贯和诗集卷数。另一方面，《清诗纪事》也为《全清诗》的编纂开辟了道路。自《全清诗》的编纂工程提上日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收录诗人的时间断限，以及对清代诗人生平史料的把握。《清诗纪事》所收六千余家诗人，尽管少部分诗人资料还有待商榷和考证，但大部分资料翔实，考证严谨，为《全清诗》的编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清代历史文献方面的影响。《清诗纪事》既以“纪事”为主，自然所选诗歌必是纪事之作，钱先生在“凡例”中对选诗原则做了详细说明，“辑录反映清代政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诗篇作为全书主干”，因此王元化评价《清诗纪事》时说“以事系诗，以事彰诗，突出地显示了清代诗歌叙事纪史的一大特点”。正如前文所述，诗史是清代诗歌的一大特色，在反映清代政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远超前代。一代纪事之史，即一代之史，无论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笔下易代沧桑的变迁，还是施闰章、蒋士铨等抨击时弊、关心民瘼的作品，或是反映自然灾害致使的生灵涂炭，或是战争带来的民不聊生，比起干巴巴的史料，诗歌所反映的历史更能透过人心，让人们更加直观且真实地了解到清代历史风貌。

《清诗纪事》借鉴了历代纪事诗选的编纂经验，取材更加繁富、篇制更加宏大，完善和延续了中国诗歌的纪事传统，是纪事体诗选的集大成之作。《清诗纪事》不仅确立了清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诗史地位，还提供了有清一代的诗歌文献，补充了历史文献，为清诗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