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煦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凝聚巩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也逐渐萌发滋长，并在近代以来最终实现了觉醒。尽管中国古代并没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概念，但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特质和形态，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理念，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构筑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也极大地推动和维系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成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渊源、历史基因。

贯穿中国历史的“大一统”思想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与中华文明自古生成的“大一统”思想密不可分。上古时代，中原大地上的先民就已经萌生了“大一统”的意识。《尚书》中就提到尧能“协和万邦”（《尧典》），大禹时“九州攸同”，“声教讫于四海”（《禹贡》），说明上古先民已经萌生了“天下归一”的政治理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分裂、混乱的政治现实进一步激发了古人对“统一”的追求。《春秋公羊传》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礼记》则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礼记·丧服四制》）

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之后，“大一统”思想因其有利于安定国家、开展治理及维护皇权，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和推崇。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代中国主导文化，“大一统”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此后，从秦汉直到明清，“大一统”思想一以贯之，历代有远见、有抱负的政治家，无不以实现国家统一为政治目标和追求，统一成为中国自古至今政治发展的常态和主流，即便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分裂，但最终仍走向统一，并且每次分裂都孕育着下一次更大规模的统一。在统一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大一统”思想也成为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共识，世代传承，不断彰显。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大一统”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在中国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大一统”思想虽然产生于古代汉族（其前身华夏族）中，但其范畴所及，并不仅在汉族及其生活地区，而是囊括了整个“天下”。正如《诗经·北山》篇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天下”，是以华夏中原为核心，同时涵盖“四海”的全体性概念。而“四海”就是中原周边所谓夷、狄、戎、蛮等各民族的聚集区。中国上古政治制度，将天子统治的区域按远近亲疏分为“五服”，即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其中“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他们也要与中原诸侯一样，承担相应的朝贡义务。（见《国语·穆王将征犬戎》）。华夏中原与四海各族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后世王朝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也从未忽视周边少数民族。唐朝皇帝就以华夷一体、天下归一为政治目标，还接受了边疆各少数民族共同奉上的“天可汗”尊号。当时突厥苾伽骨咄禄可汗在给唐玄宗的《贺正表》中就表示“愿天可汗寿命延长，天下一统”（《全唐文》卷999），这正是唐朝“大一统”政治追求的反映。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同样表示，他的政治目标是实现“统驭万方”，“悉平海内”，“中国一统”，并以此义诏谕朵甘、乌斯藏等藏区（《明太祖实录》卷42、卷79）。这种“普天之下”广泛全面统一的思想，为中国统一国家的不断发展、扩大提供了思想基础。

同时，“天下一统”思想也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甚至担负起统一中国大任创造了条件。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代，各民族政权纷纷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如氐族建立的前秦政权，就以“一轨九州，同风天下”，“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晋书·苻坚载记上》）为政治追求，并一度统一中国北方。同样，后赵皇帝石勒（羯族）以“吴蜀未平，书轨不一”（《晋书·石勒载记下》）为憾，前燕统治者慕容暐（鲜卑族）欲“混宁六合”（《晋书·慕容暐载记》），夏国君主赫连勃勃（匈奴族）以“统万”（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命名其都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无不彰显了他们追求一统天下的意图。在另一个各民族深刻交融的时期——辽、宋、金时代，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同样执着于实现“大一统”。金海陵王完颜亮曾留下一首有名的诗作《题临安山水》（又名《题画屏》）：

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不仅反映了这位女真族人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更彰显了他决心平定南宋、完成全国统一的豪情。到了清代，大一统國家得以进一步壮大，也与满族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密不可分。入关之初，清朝就明确了“既得中原，势当混一”的政治方向，并且不但勘定中原，还将边疆各少数民族纳入中央政府治下。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就曾颇为自豪地宣称：“海隅日出之乡，普天下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历史证明，中国少数民族不但接受了“大一统”理论，而且从自身特点出发，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以此指导了波澜壮阔的政治统一实践，为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酝酿，作出了巨大贡献。

“华夏”正统观对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正统”观念也发展起来。究竟什么人有资格成为“大一统”的担当者和实践者？这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关于“正统论”的长期辨析和争议。实现国家统一，固然要依靠军事政治实力，但中国古人同样（甚至更为）看重文化、信仰的力量。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只有“奉天承运”，制礼作乐，施展文教，才算继承了“正统”，统治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四方万民”的认可拥戴，进而延续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政治和文化传承。

秦、汉之后，历代王朝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而在改朝换代、列国对峙之际，“正统”则成为不同政权互相排斥攻击、竞相争夺的重要政治资源。虽然“正统论”并非专为处理民族关系而发，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对中原汉族主导的政治格局形成巨大冲击，进一步激发了不同政权、民族间关于“正统”的争论，从而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民族意识的发展造成了影响。一些受到少数民族政权威胁的汉族统治者，将“夷夏之辨”引入“正统论”，强调汉族王朝的“华夏”正统地位，同时将少数民族贬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狄”。相对的，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树立政权合法性，也必须解决好“华夏正统”“华夏中心”的问题。十六国和北朝的君主往往将自己的族源追溯到黄帝、炎帝，如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故称国号为“大夏”（《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北魏皇室（鲜卑族）则宣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序纪》）他们试图与汉族建立同源共祖的血亲关系，将本人家族（或所属民族整体）纳入华夏民族的谱系，以便最大限度地排除夷夏之辨对于巩固政权的不利影响。

除了用血统出身表明“正統”之外，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还通过吸收、继承中华文化的方式来强化“正统”形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关系，主要并不以种族、血缘或地域来划分，而更多以是否认同中华文化（核心是儒家文化）、实行道德教化为标准。孟子就曾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出身于“夷”人的大舜、周文王，因为能以文化人，立德安民，而成了“中国”的圣王。而后世儒家学者也认可通过人文教化，“用夏变夷”（《孟子·滕文公上》），“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的可能性。于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大多积极吸收儒家文化，甚至实行汉化政策，以巩固“正统”地位。最典型者如北魏经孝文帝改革后，就自认“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洛阳伽蓝记》卷2），是正统之所在。后来与北宋对峙的契丹族辽朝，也重视文教。辽道宗就认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契丹国志》卷9），不可以夷狄相视。直至后来元朝实现中国空前的大一统之后，蒙古族皇帝也同样保护、鼓励儒家文化。史载元世祖忽必烈“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元史·世祖本纪》）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化愈发成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当然，讲究“夷夏之辨”的正统论，因其中狭隘的民族歧视因素，历代也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就指出：

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

在司马光看来，所谓正统论，只不过是各个政权在对峙斗争中的争胜说辞，“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评价历史人物和政权，更应看其是否利国利民，“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这种认识随着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进程的发展而得到广泛的认同，也冲击了陈腐的“华夷之辨”。特别是少数民族建立统一王朝后，更对正统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元代修辽、宋、金三史时，“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权衡《庚申外史卷2》），即同时承认并立的辽、宋、金三朝皆为正统，而最终统归于大元。这种认识符合当时中国从局部统一走向大一统的历史事实，也有利于多元一体国家格局的形成发展。与此同时，用以评判正统的标准，也进一步脱离了“华夷”血缘、民族的区别，而确定为统治者是否能兴教化、崇道德。元朝大儒郝经（汉族）就指出：“天无必与，惟善是与；民无必从，惟德之从。”正统不在于天命，而在于现实的“德”“善”。无论汉族、少数民族，“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明确了以“道统”而非“血统”来确立“正统”的原则。（见郝经《辨微论·时务》及《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到清代，满族统治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雍正帝就说：“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大义觉迷录》）这种认识极大地更新了中国人的正统观，也改进了中国人的民族观，为确立大一统的中国认同、文化认同、民族共同体认同提供了思想支持，也极大地拓展和更新了中华文明。

“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族群意识

在中国国家观、民族观逐渐摆脱“华夷之辩”“夷夏大防”束缚的同时，“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开明族群观念也萌发出来。《论语》中子夏就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中华文明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终极状态，如《礼记》所言，就是消除了一切差别（包括夷夏民族差别）的“天下大同”。到秦汉时期，人们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汉代政治家桑弘羊就说过：

中国与边境，犹肢体与腹心也。……唇亡则齿寒，肢体伤而心惨怛。故无手足则肢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盐铁论·诛秦》）

在大一统理论影响下，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更为紧密。同时，顺应这个政治发展趋势，文化上，一个肇端于三皇五帝的族源系统，自春秋战国直至汉代被逐渐构建起来。司马迁作《史记》，为周代的边远诸侯国和汉代的匈奴、越人等作传，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吴国的始祖太伯、仲雍是周太王之子；越国“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西汉时代的闽越、东瓯“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与汉对峙的匈奴则是“夏后氏之苗裔”。这种记述今天来看不一定准确，但很大程度代表了当时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认同，也为大一统国家和多元一体民族观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秦汉之后，历代统一王朝无不强调“天下一家”。汉武帝提出，要“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汉书·董仲舒传》）唐高祖李渊称帝后，马上宣布要“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要荒藩服，宜与和亲”。（李渊《命行人镇抚外藩诏》，《全唐文》卷1）唐太宗执政时，民族政策更为开明，他宣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能超越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这种民族观直接影响了唐代政治。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唐朝宰相369人中，出身胡人的就有36人，占到了十分之一。（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明朝是在驱逐蒙古族统治者后建立的，因而具有较强烈的“夷夏有别”思想，即便如此，明成祖仍明确表示：“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明太宗实录》卷30）后世明神宗也说过：“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开拓的封疆”（《明神宗实录》卷225），延续了“天下一家”的立场。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大力弘扬“华夷一体”思想，以和谐治下民族关系，巩固政权。在这方面，清朝不但典型，且能推陈出新。早在入关之前，清太宗皇太极就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清太宗实录》卷1），采取了相对平等的民族政策，壮大了清朝的实力，为清朝建立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入关之后，清朝君主更为强烈的表达出“中外一家”“天下一统”的政治思想。清朝“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國之有籍贯”，仅仅是地域之分，绝非中外华夷之别。（《大义觉迷录》）由于彻底打消“华夷中外之分论”，清朝能够积极吸收、包容更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华大家庭之中，实现“中外一家，远迈前古”的多民族大一统盛世局面，把各民族一家的共同体意识推向新的高度。

在彰显“华夷一家”的同时，历代王朝还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与治理思想。《春秋公羊传》等上古典籍认为，“诸夏”和“夷狄”的内外之分是相对的、变化的，可以相互转变和融合。同时，这种转变与融合又不应该是强制的、暴力的。《礼记·王制》中就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由此，君主应“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说，在维护国家统一、不断增强国家和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应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因俗而治”，施行不同的政策。因此，后世几乎所有中央政权的统治者，都选择“文治”为主，“武功”为辅的边疆民族政策。如隋文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溥天之下，皆曰朕臣，……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隋书·吐谷浑传》）还有一些统治者甚至不主张用夏变夷，如隋炀帝在回应降伏的东突厥启民可汗“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的要求时，就说：“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隋书·突厥传》）国家教民化人，志在弘道，普及主导文化、凝聚思想共识是必要的，但实践的方式方法应是灵活、渐进的。基于这种认识，历代王朝都制定了很多促进边疆安定、民族团结，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如和亲、羁縻、互市贸易、包容当地宗教信仰等。通过促成各民族人民持续的、良性的互动，实现各民族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最终达至既保持“多元”，又归于“一体”的境界。

总之，中华文明长期演进所取得的丰富成果和特质形态，构成并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鲜明格局，其间形成的诸多思想创造和精神遗产，成为深深嵌入我们民族的历史基因，长久以来不断推进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和共同体意识的激发，其影响绵延至今。如何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特质与形态，不断审视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中国道路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影响，进一步推进中华文明的研究、传承与更新，仍需我们持续努力，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出文明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