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雪娇

中国现代散文诞生至今已有百年多的历史，但相对于小说和诗歌的研究，散文研究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散文创作的几度繁荣与散文研究的滞后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兆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深耕于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研究，这份坚持可谓难能可贵。迄今为止已经出版著作18本，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與散文相关的学术论文多达110余篇，成果丰硕。王兆胜的学术道路启蒙于儿时的母亲，其学术真正起步则是在考取山东师范大学朱德发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后。硕士期间，王兆胜发表了《王统照的戏剧观及其创作》等论文，为今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硕士研究生毕业四年后，王兆胜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林非先生的博士。读博期间，王兆胜跟随林非进行鲁迅研究，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最后时刻，他出乎意料地从“鲁迅的潜意识心理研究”转向了林语堂研究。此后，王兆胜真正打开了自己学术人生的大门，也铺平了他今后二十多年的林语堂研究之路、散文研究之路。

王兆胜的散文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的散文观念与当下的散文创作的质疑和批评；二是对新的散文话语的建构；三是对林语堂的研究。王兆胜注重对作家作品的细读，因而其散文批评展现出守正创新，温和质疑的特点。他的批评风格宽容温和，又不失理性和犀利，在温和优雅的叙述中，潜藏着直逼本质的穿透力，具有浓厚的原创精神和极强的开拓能力。近年来，王兆胜进一步拓宽散文研究范围，突破散文研究的寻常视野，关注大众传媒对散文的影响，还敏锐地涉入对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的评析当中，始终密切关注散文创作与研究的前沿问题。

学理性的批评

王兆胜文学批评的学理深度，首先表现在以“自然为本位”的文学观和“尽善尽美”的批评观。

“自然为本位”的核心在于仁爱与和谐，王兆胜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过于夸大“人”的力量、作用和地位，而对天地自然之道视而不见，渐渐导致人的欲望无限膨胀。例如他批评郭沫若《天狗》寓含可怕的人本主义思想观念；批评李敖《李敖画像》狂妄自大；孙伏园《南行杂记》缺失“敬畏之心”。他认为“作家应超越人本主义的局限，从天地自然中获益”，文学更应在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关怀与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间，寻求一种和谐的平衡状态。立足于天地之道的同时他也重视人心的力量，这使得王兆胜不仅敬畏和感恩自然，更懂得以博大的胸怀去体贴批评对象，洞察文学作品中的人心。这是他的文学批评温润优雅又自然大气的原因所在，也能够启示我们如何避免粗糙、冷漠僵硬和狭隘的文学批评。这一文学观显示出王兆胜坚定的立场和宽阔的眼界，以及独属于自己的价值目标和文化理想。王兆胜认为进行批评的依据应是“一颗追求‘尽善尽美的心灵，一个向往美好世界的梦想”，这也是他从事文学批评的尺度。他总是在充分肯定作家作品成就的前提下，委婉地指出其创作的不足与局限性，不会顾虑这个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即使对林非亦不会笔下留情：

当然，林非散文也并非尽善尽美，它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这主要表现在重视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但相对忽略散文文体的创新。

这既有益于读者，也能减少对作家的误读，更是提升批评者自身的必由之路。“尽善尽美”的批评者必定是公正、真诚、智慧的，所以批评最终指向的是批评者自身，批评者的境界、心性、品格和审美趣味直接决定批评的质地，即学术与人生的统一。王兆胜极力反对学术与人生分离，在学术研究越来越专业化的今天，许多人的学术和人生还处于分离状态，甚至是无关状态，他认为这不利于学术和人生的进益。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活动，作为文学批评的主体理应保留自我意识与自身独特的生活体验，并将其灌注到文学批评当中去，展现出批评者自身的审美情趣、价值判断与学术态度。可以说，学术与人生息息相关。

其次，王兆胜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文学史观。

作为文学批评者，王兆胜富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广博的知识素养和独立判断的学术立场使他总是能在成绩中看到不足，在前进中发现问题。在《困惑与迷失——论当前中国散文的文化选择》中，他对20世纪 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中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深刻剖析了散文家在文化选择上存在的“局限”与“迷失”。他批评余秋雨、王英琦、李存葆等人的“知识散文”过于“崇拜知识”，“缺乏思想穿透力”，“缺乏灵动与活力”。在《当前中国散文理论建设中的盲点》中，他分析了当前中国散文理论建设中出现的一些误区：一是缺乏统一和整合精神，往往“分崩离析”，“分土而治”；二是食洋不化与空洞无物；三是缺乏创造性思维。如今看来，他的批评是清醒，且有先见之明的。

王兆胜的文学史意识体现在以开阔的研究视野进行“史”的建构。王兆胜熟悉和了解古今中外的散文作品，具有开阔的阅读视野，对散文的概念、特征及发展了如指掌。因而，他的散文研究时常将作家作品置于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中国散文与西方散文构成的散文研究坐标系统中比较考察，将相关理论问题放到历史的框架中思考，并逐渐建立起强烈的文学史意识。他的散文研究主要有两个向度，一是致力于散文思潮流派的研究；二是专注于散文文体形式的研究，分别呈现在《文学的命脉》和《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两部学术力作中。他对20世纪散文的性灵散文、学者散文、官员散文、女性散文等思潮流派进行了宏观上的综合研究，实质上带有新时期散文思潮史的意味。在文体形式研究方面，王兆胜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主要形式如小品、随笔、杂文、书话等内在品格和特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辨析，他试图厘清散文研究中模棱两可的学术概念，织出一张关于“文体形式”的大网，建构一部独特的散文史。王兆胜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旨在“通过对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揭示那些影响中国文学健全发展的问题，确立那些对文学来讲至关重要的标准和尺度。”在他笔下，散文研究由无序状态转变成为一种科学、规范而严谨的学理整合，显示出散文批评的学理深度，以学理性为基础的批评锋芒显然更加深刻有力。

独特的批评方式

王兆胜的散文批评在富有学理性的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散文批评方式，主要包括对话式的批评、比较研究的策略、“辩证法”的批评。

首先是灵魂对话式的批评方式。王兆胜认为真正的理性批评者应与被批评者之间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以现代意识烛照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心灵世界，再去审视所面对的散文研究对象，做到两者灵魂的贴近，才能合奏出美妙的乐章。“对话”批评原则主张“评家与作家是平等的”，“评家对作家应是善意的”，“评家以公正之心努力去理解作家的内在世界及其独特性”，“评家的批评语调也应是以理服人，甚至是温和的，从容不迫的”，最突出的例证便是他的林语堂研究。对林语堂散文批评的字里行间，他始终像一个老朋友一样与林语堂展开对话。在灵魂与灵魂的对话中，王兆胜锐利地看到了林语堂散文既有乐观积极的一面，也有深层的生命悲剧意识，具有乐观与悲观共存的复调性质，使人们获得对林语堂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其次是比较研究的策略。一直以来，散文研究界主要运用实证法进行研究，即研究者提出观点，然后以作家的作品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例如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便是如此。后来，散文研究不断发展，接受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在散文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王兆胜也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散文批评，将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度比较，以开阔的研究视野，准确地把握散文文体和20世纪散文的独特性。

这一研究方法在《真诚与自由》一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主要从三个向度展开：文体之间的比较、作家之间的比较和作家自身的比较。王兆胜对许多互有重叠和交叉的文体进行了辨析，在《真诚与自由》的第一章“诗的散文”中，他对“诗的散文”与“散文诗”进行比较和辨析，认为“诗的散文”中心词是“散文”，“散文诗”的中心词是“诗”，两者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学体式。此外，他对杂文、随笔、小品文详细的辨析也细致入微：随笔的写作心态是平静的，情感基调是从容不迫，闲适絮语；杂文则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讽刺多于幽默；小品文虽也常讽刺幽默，却是以幽默为主，善意居多。更重要的是文体厘清之后，王兆胜开始了对作家的研究，将风格接近的作家也进行了区分与辨别。在着墨诸多的小品文部分，王兆胜以周作人作为标杆衡量俞平伯等人的小品文创作。接着以周作人开道，引出对林语堂小品文的“苦”与“乐”的讨论，确定林语堂的位置，进而以林语堂作为标杆去衡量其他作家作品。最后便是作家自身的比较，虽然王兆胜在这部分的用力不及作家之间的比较，但也能体现出其比较意识。他将周作人的读书笔记从小品文的统称中独立出来，指出“用‘书话概括和探讨周作人读书笔记比‘小品文来得更为直接、准确，也更富有意义”。具有丰富阅读经验和敏锐问题意识的王兆胜，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解决了散文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揭示出散文创作发展的某些本质性规律。

最后是“辩证法”的散文批评方式。“尽善尽美”的批评观决定了王兆胜散文批评既温和、诚恳、宽容，又包含着尖锐的质疑和否定的精神，展现出散文批评的“辩证法”。

王兆胜批评李国文的《司马迁之死》虽不乏对封建专制的讽刺和鞭挞，但对司马迁如此“戏谑”和“解构”，毫无理解、敬服、伤悼和怜惜之意，反映出李国文对知识分子身份、处境和价值的否认以及人文知识分子情怀的匮乏……类似的批评不胜枚举。他始终秉持辩证思维进行分析和探讨问题，并运用到散文批评实践当中，理性、客觀地肯定与质疑，在辩证中保持着批评的平衡。王兆胜的批评富于否定的力量和批判的锋芒，但他的批评姿态却是温和优雅的。事实上，于王兆胜而言，最高境界的“辩证法”还是“天地人心”的和谐统一。“天地人心”“是他的关键词与高频词，是他的人生追求，也是他的文学理想，更是他评价文学的最高尺度、标准和原则”。王兆胜对“脑”与“心”的认识就是其对“天地人心”辩证认识的体现，他认为散文创作中“脑”大于“心”，易导致心灵缺位。在《当前中国散文理论建设中的盲点》中他指出：

如果说西方散文主要是“脑”的结果，那么东方尤其是中国散文则主要是“心”的产物。人类理想的散文及其理论就应二者兼顾，不可偏废。

以“脑”与“心”的标准看来，他认为散文名家史铁生的《病隙碎笔》被思想所缠绕，被所谓的概念折磨得不堪重负，缺乏心灵之光的照耀。另外，他主张散文必须从“人的文学”模式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体察“万物”尤其是“天地之道”的理解，在关注“人之道”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天之道”，这是散文获得自主性理论话语的关键。如他称赞郁达夫《故都的秋》是天地至文；在评判新时期30年代的散文时，他强调叶灵凤的香港风物描写、陈从周的园林小品文、周建人的科学小品，还有黄裳、唐弢的书话等都在物性和天地之道中具有别开生面的价值，强调人是天地自然的一分子，不能无视天地自然的存在和先验限制。

富有才情的批评

王兆胜的散文批评极具个人色彩，最直观地表现在他飞扬灵动而准确的批评语言上。他善用比喻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为枯燥深奥的理论研究注入鲜活的成分，使其变得灵动起来。所以，他的文学批评本身就可以直接当作散文语言来欣赏。林非鼓励王兆胜自己创作散文，在散文创作的实践中体味和感悟散文批评。正是因为散文创作的体验，王兆胜的批评语言具有散文的诗意，读来沁人心脾，受益匪浅。

如他对林非散文创作的评论：

就如同长空万里高天上鸣叫的一只大雁，林非背负着广漠的青天，俯瞰着屈辱宁静的土地，以现代思想文化意识之风为依托，孤独地飞入历史的纵深处，在激烈的漩涡中分理出人类健康发展的道路。

意境悠远，生动形象的文字道出了林非1996年前后至今站在现代文化高度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方向，点出了其对自己心灵世界的孤独地追寻，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类似的还有他对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解与阐释：

文学应该如同飞机一样，从地面起飞，它可以穿越人为的各种疆界，在高天自由地飞翔，最后还要落到大地。只有这样，文学才会真正获得它的高远、广大与深厚，也才有可能达到自由、丰实、优美和神圣的品格及境界。

在飞扬灵动的语言中，王兆胜准确地传达着自己的批评观点，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有才情的散文评论者驾驭语言文字的深厚素养与功力。王兆胜的散文批评既有开拓性建树，也有细微的不足。建树方面首当其冲的是林语堂研究。林语堂研究是王兆胜研究工作中的持续性课题。王兆胜将自己定位为林语堂研究的“迷途者”，当他以“同情、理解和赞赏”的态度去研究林语堂时，其批评的批判力势必有所保留、减弱甚至放弃，进而影响学术深度的挖掘。其次，他勇于从历史的尘埃中，构建散文研究的新图景，从纵横两个维度对20世纪中国散文做了系统梳理，不过他所提出的“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理论，还有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的空间。另外，他的学术归趣点在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乃至两者的融合与交汇，总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抓得比较透，但是对西方散文理论的涉猎还需加强。最后，王兆胜的散文批评传达出的尽善尽美的批评观和公正无畏的批评精神，对当下“作家在场”、批判力缺失的文学批评，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其散文研究路径也能为后来的批评者提供一些启发。

王兆胜的散文批评还有几处值得探讨的地方。如在《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将鲁迅本人与其作品作同一评价是有待商榷的，他对鲁迅作品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带有自身悲剧人生体验的投射。在《论90年代中国的学者散文》的引言中，他将余光中排除在外也带有个人色彩的嫌疑。

在林语堂研究基础上，王兆胜在多视角透视和把握中西文化的整体性和贯通性的文化整体观照中，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文化矩阵，“微观”研究中带有“宏观”的研究视野，不就散文谈散文，将散文现象与现当代文化精神密切勾连，从宏观的文化视野、深度的当代精神审视和思考散文的文本与各种艺术呈现。总体来说，王兆胜的散文批评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及自身的学术积累中守正创新，温和质疑。如果说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是：才气、深度、创造性和表现力，那么正如李建军所言：“王兆胜无疑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

（作者系湖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