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平 蒋贤成

【内容提要】算法技术的发展带来国际传播环境、机制与目标的结构性调整。在创造新机遇的同时，算法技术也催生信息茧房、算法政治、“算法利维坦”等现象，构成固化国际传播中的传播阻碍与理解屏障等风险。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着眼于数字治理，系统性提升算法治理能力，积极适应国际社交平台的算法治理规则，参与全球算法治理的多方协商协作，推进构建崇尚全球公义的新型算法治理体系。

【关键词】算法 国际传播 群体间传播 数字治理

随着算法推荐技术（以下简称“算法技术”）对信息传播过程的全面介入，算法已成为个体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集成式中介①。国际传播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传播场景，其组织架构与运行逻辑也因算法的进展形成实质性的重塑与改写，以国际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兴传播场域正是算法介入国际传播的典型案例。本文着眼于深度平台化的传播生态演进，探讨与反思算法介入背景下的国际传播模式重塑与实践要点，并基于数字治理的视野有针对性地提取规制层面的核心线索，以期带来一定的现实启发。

一、模式重塑：算法介入下的数字时代国际传播

传播模式的演变常与通讯设施的变革相伴而生。正因为电报、广播、新闻通讯社等大众媒介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才得以兴盛。②伴随数字时代媒介体系的全面转型，国际传播模式正作出相应改变，理解技术作为一种构造性力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关键作用。以算法为代表的技术话语整体性地影响着数字时代国际传播的变革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国际传播环境重构：双向潜能的平台世界

数字时代中国国际传播面向的宏观环境正在得到重构，当前以国际社交平台为代表的国际传播场景表现出“平台世界主义”（platform cosmopolitanism）与“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共存的“嵌合体”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勃兴于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本质上是在各国国民难以广泛直接沟通的背景下服务于各国政府的宣传需要。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及社交媒体的普及全方位解构了这一传统格局。跨国社交平台搭建起各国政府、媒体、民众直接对话沟通的网络空间，同时不断虹吸乃至解构传统传播手段，逐步发展出一套多维要素、多元面向的复杂传播系统。

伴随国际传播步入平台时代，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互动与交往呈现出更趋复杂的脉络。平台究竟是促进群体间对话的公共领域，还是群体内部意见极化的“回声室”？相关议题的讨论愈发受到重视。一方面，国际社交平台由于其广泛联通性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媒介，为不同国族、群体成员展开超越“国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新型国际传播提供机遇，其蕴含的世界主义潜能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精神。③另一方面，社交平台在打破传统传播格局、赋能普通用户的表象之下，仍通过算法操纵等形式隐秘发揮议程设置功能④，以致各群体成员易于陷入本群体意见领袖构筑的信息茧房中，由此增加了群体意见极化与网络空间巴尔干化的风险。当然，平台世界主义与网络巴尔干化的单一语境并不足以全面覆盖当前国际传播宏观环境的特点，算法技术同时具备赋予社交平台促进群体间共识与固化群体内认同的能力，而如何应对这一“嵌合体”式的传播场景正是当代国际传播的破题之钥。

（二）国际传播机制创新：多元主体共创式传播

数字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制正在形成变革，逐步从国家媒体主导的圈层式传播转变为算法驱动下的多元主体共创式传播。

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往往由国家级媒体担任传播主力，意见领袖、对象国媒体等传播节点往往位于媒体传播链的下游，国际传播体系整体上呈现出以国家媒体为中心、层层向外扩散的圈层结构。基于这种结构，中国声音抵达国际受众的渠道较为单一，国际受众对传播内容的反馈途径也显匮乏。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数字公共外交等新兴传播形式深刻改写着国际传播的既有格局。平台环境中的传播主体趋于多元，企业、机构乃至普通公民都可以产生近似甚至超越传统媒体的传播声量，在传统媒体难以施展身手的话题、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

变革之下，国际传播模式已初步显现出算法驱动逻辑的巨大影响。中国国际传播作品抵达国际受众的过程广泛依赖算法推荐机制实现，浏览量、评论量、点赞量、分享量等数据成为评判国际传播效果的直观标准，国际受众可通过多种互动参与来丰富、扩散乃至重塑媒体议程，实现传播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双向议程设置。能够看到，基于不同传播主体身份属性与传播潜能的差异，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已呈现出多元主体借助算法开展分众化传播的共创型传播格局。因此，如何借助算法推荐机制最大范围触及国际受众、激发用户的阅听兴趣、分享意愿与同向共识已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要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算法技术作为构成共创式传播的核心技术逻辑，其应用却并不总是无差别、无偏向的，这也意味着以“智能”之名的背后实则可能存在隐蔽操纵传播的极大风险，例如在推荐之中引导和建构生产逻辑、传播路径与品味偏好，这也提供了把握和理解国际传播机制创新的另一重关键视角。

（三）国际传播目标升维：基于算法搭建跨国虚拟共同体

数字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正在实现全面升维，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与软实力扩展为跨国虚拟共同体的搭建与整合。

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目标往往以提升本国的国际声誉、进而增强本国软实力为核心内容，这离不开大众媒介时期传者与受众、自我与他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特点。但由于新媒体平台环境的广泛联通性和高度匿名性，不同群体的成员被离散为原子化的个体，试图严格切分“我们”与“你们”、东方与西方已成为极困难之事⑤。不同国家、族群的个体都可以针对中国话题发声，熟悉、热爱中国的外国意见领袖或普通民众故而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

面对这一变局，仍然定位于过去简单区分你我、以获取被传播者好感的传播目标便显得不切实际。超越东西二元界限、与他人共在更能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跨文化共情。⑥由于平台中国家形象呈现与受众认知高度个性化、分散化，传播者较难通过单一的专业性媒体作品提升更广泛的国际受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相较而言，各类具象生动的文化案例更易于吸引不同面向的国际受众，在智能识别、分发等的技术化传播路径中搭建出多层次的基于地缘、趣缘、业缘等纽带的跨国虚拟共同体。中国的国际传播目标也由此转向利用算法标签建立中国传播作品与国际受众的关联网络，最大程度上发挥传播节点的“以点带面”效应，促进中国声音的国际表达、国际理解与国际共识，推进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互通互信与共鸣共情。

二、实践思考：“算法利维坦”风险对国际传播的现实影响

无论在传播环境、机制和目标的层面，算法技术介入其中产生的构造性作用显而易见，而这种整体性变革所带来的生态性影响也有复杂肌理，需要加以一体两面的审视，这同样提醒我们理应对此持有审慎的反思视野。有观点认为，由于算法在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日益增长的支配性作用，算法已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权力，并且算法权力具有权力主体与权力对象的弥漫性、权力主体与权力目的的隐蔽性、权力分配的非均衡性等特征。⑦在西方国家，算法权力的膨胀与越位集中体现在算法对意识形态的操纵、算法对政治选举的把控、计算宣传与政治谣言的泛滥等社会现象。这不免令人隐忧算法正在成为一种新型“利维坦”，或将严重干扰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政治的正常运转机制。⑧

（一）算法技术逻辑加固群体间理解屏障

算法技术对国际传播的影响首先内在于算法技术本身的特性之中。伴随算法技术的介入，国族中心主义式的国际传播正逐步被解构为基于身份标签匹配的多元群体间传播。基于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的观点，不同群体成员间的互动可以成功减少群体间冲突并促进群体间和谐，但需符合以下前提条件，如不同群体成员在接触时拥有平等地位、不同群体成员享有共同目标、不同群体成员有机会结识其他群体成员并建立跨群体友谊等。⑨随着社交平台中介的群体间传播发挥愈发显著的作用，已有诸多研究皆聚焦通过中介式的群体间传播减少群体偏见、促进群际和谐。⑩

循着这一脉络思考，跨国平台使得过往无法直接接触的群体得以互联，不同群体的勾连与互动本应增加群体间的相互理解。然而，算法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削弱群体间接触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之风险。一方面，算法技术带来国际传播中社交关系的边界固化。亲密关系加权算法加强了个体原有的社交关系纽带，并推动基于共同兴趣、观点的新共同体形成，使得身处复杂舆论场中的个体不断涌向“同温层”，反而减少与其他国家群体成员的接触机遇。另一方面，算法技术造成国际交往中意见观点的“茧房化”。系统性的算法技术很容易让不同个体在同一社交媒体中接触到完全异质的媒介内容，营造出完全不同的“拟像世界”，制造“自我即群体”“自我即世界”的“大多数假象”。

在社交关系固化与意见观点极化的综合影响下，沉浸其中的受众极易形成错误认知，进一步固化自身的既有立场、偏见，也在实质上更难拥有接触其他群体多元化信息的空间。即使有机会，要通过群际接触改善对其他国家群体印象也并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开展的国际传播活动就有极大可能面对传播滞阻的多种状况，即使能够抵达国际受众，也可能因其异质性激发“逆火效应”，最终造成并不尽如人意的传播效果。

（二）平台算法权力干预国际传播渠道

算法技术对国际传播的影响，正在以平台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地位凸显而呈现出更趋复杂的作用特点。算法技术需要依托具体的媒介实现，因此算法权力事实上促使了平台潜在的算法霸权进一步显影。看似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各种平台在本质上仍是各企业的盈利产品，平台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往往通过无意或有意的方式干预国际传播的抵达路径与影响渠道。

平台的算法权力很大程度上通过操纵个体或议题的可见性（visibility）实现。11一方面体现在面向广谱受众操纵议程的可见性。例如，绝大多数国际社交平台都设置了实时热搜、热点推荐功能。表面上看，这些“高亮”只是算法技术对用户议程的客观再现，构成了独立于媒体议程、政府议程的“算法议程”12。但事实上，平台可能出于增加话题热度、维护政治立场等动机对算法议程的可见性、话语框架实现控制。尤其是在与中国有关的热点议题引爆舆论时，热搜词条文本的不同遣词可以构成完全不同的价值框架。通过这种方式，平台可以隐秘掌控国际社会舆论的关注重心与情感导向。另一方面体现在直接操纵个别用户或信息的可见性。例如，推特等国际社交平台给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中国媒体机构加诸“中国国有媒体”标签。如前文所述，中介化的群体间传播必须在各群体成员地位平等的情况下方能促进不同群体成员的互相理解，给个体贴标签的行为无疑强化了身份标签带来的认知隔阂，有损于不同群体成员的互相理解。有研究发现，多数中国媒体在被贴标签之后，用户对其新闻的分享行为明显下降。13在算法逻辑下，这将会降低中国媒体信息在信息流中的推荐次序，削弱其影响力。平台甚至还可以通过算法识别删除特定贴文，封禁有关账号。这相当于直接宣判了部分用户的“赛博死亡”。换言之，平台通过算法已经能有力把控媒体内容的传播路径与传播形式、曝光度与可见性。这就在渠道层面为中国国际传播的开展带来严峻挑战。

（三）算法介入下的地缘政治加剧国际传播困境

在部分西方国家，算法已成为现实政治的重要力量，“算法民粹主义”已是威胁民主制度的突出问题。14受到逆全球化思潮和冷战思维影响，算法政治从国内波及到国际。算法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逻辑加剧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性15，算法本身也变成大国竞争的砝码与工具。部分秉持霸权主义思维的传统强国利用算法在数字空间中移植甚至扩大本国的传统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国家间的数字鸿沟。

因而，算法介入下的国际舆论竞争越发体现出“算法认知战”的特点。利用社交机器人开展的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甚囂尘上，激化群体对立情绪和政治动荡冲突，严重干扰国际舆论生态。16例如，在俄乌冲突期间，抖音国际版（TikTok）等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各类虚假信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制作的虚假视频，成为真枪实弹的真实战场之外的另一个信息战场。这类借助算法开展的认知竞赛具有遍布性、不可控性，成为国际传播破局面临的又一阻碍。

三、发展启示：面向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算法治理实践

面对算法技术及平台主体、国家主体对国际传播效果的多维影响，我们必须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全方面提升中国的算法治理能力，以算法治理能力的升级应对国际传播中算法风险的升级。“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 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复杂概念。尽管有理念层面的不同侧重，但在核心意涵上都指向着数字治理的整体性目标，统摄在当前数字治理的总体范式下，正本清源式地探索在“技术—社会”逻辑下算法介入传播生态的有机组织形式。当然，在面向国际传播语境的治理实践中，上述目标的实现又反馈出具体性。一般而言，中国国际传播者在跨国媒体平台上传播，较难直接利用算法技术进行监管。由于国际传播领域治理主体与被治理主体的隐匿性，很难仅将算法视为治理的工具或对象，“利用算法治理”和“对算法进行治理”二者相互联结、相伴而生。

因而，这里探讨的在国际传播中提升算法治理能力，既包括利用算法达成国际传播目标，也包括通过国际传播实践促进算法公正。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应积极适应各传播渠道的算法推荐规则与算法治理条例，推动算法治理的协商协作与共享优化，以适应算法、共商算法、共创算法为面向实现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提升。

（一）积极适应国际平台算法规则

面对算法技术的强势介入以及其对原有传播手段的解构，中国国际传播从业者需要提升算法意识，加强对平台算法技术的适应与利用能力。“算法意识”（algorithm awareness）包括了解算法定义及部署机制、知晓算法设计者的意图与目标、理解算法技术如何处理数据并重建社会事实等要素。17传播者需重视以算法意识培养带动算法素养提升，认识到平台环境中国际传播路径的极端复杂性，超越“酒香不怕巷子深”“内外有别”等传统传播思路，学习利用算法实现共识传播与精准传播的有机融合。

一方面，中國媒体人员及其他各类国际传播者需充分熟悉各主流平台的算法规则，以符合社区治理条例的传播方式讲述中国立场，减少因意识形态偏见话语等违规行为招致的风险，同时对违反平台原则的歧视言论进行有力对抗。另一方面，国际传播人员还应积极掌握算法推荐技术的分发机制与平台媒介的传播规律，生产新奇有趣、可分享性强的媒体内容，通过贴标签、关键词匹配等方式实现精准传播，依托算法机制实现有效触达。

（二）推动算法治理的跨国协商协作

国际传播领域的算法治理必须通过跨国多元主体的通力合作实现。按权力来源区分，算法治理主要包含三种方式，即法律治理、社会规范治理与代码治理。成熟的算法治理体系仰仗于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力合作。18当前，国际传播中的虚假信息、算法歧视等议题由于牵涉主体众多、治理主体不明，仍属较有争议、尚未形成成熟框架的算法治理领域。19同时，关于这些议题的算法全球治理也因此成为极为重要的前沿话题。

中国可以以国际传播中的重要问题（文化偏见、刻板印象、歧视言论等）作为算法全球治理的前沿阵地，积极参与算法全球治理的共商、共享。中国政府部门可以在各种国际峰会中加强与他国政府、国际组织的协商讨论，推动各国政府对于全球信息领域的算法治理达成最大化共识，提升中国在算法全球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媒体、研究部门、智库组织、专家学者等多元主体应积极发挥对话作用与智囊功能，与国际组织、平台企业、媒体部门、各国监管部门等有关方积极对话，促进不同国家、文明的观点对话与意见沟通，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共商共建的综合治理框架。

（三）共创符合全球公义的算法治理体系

国际传播领域的算法全球治理绝非为了维护某国的算法霸权，而应以促进不同国家的信息平等为目标，构建有利于全球公平正义的算法治理体系。有学者提出“价值算法革命”的概念，强调现有算法体系要实现三个方向的进步：首先，促进异质化、高价值观的内容推荐，服务于人的发展需求；其次，创造不同群体成员跨群体协商对话的社会环境，减少用户群体的意见极化；再次，有意排除歧视、偏见等负面因素，以促进人的数字文明发展为旨归。20基于本文的考察，国际传播领域的全球性算法正义应包括以下要素：利用算法技术推动不同文明、国家、群体的信息接触与对话交往，借助算法促进不同国家享有平等的信息权力，推动建立公正互惠的跨国公共空间。

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应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建立新型全球算法治理体系。一方面，应当完善发展国内舆论场的算法治理模式，明确算法只能作为技术手段而不能作为治理主体，强调算法不能用于增加歧视与分裂，建立算法正向引导机制和偏见纠正机制，以此作为全球算法治理的借鉴与参照。另一方面，推动更多的本土平台走向世界，在本土平台中采纳崇尚平等正义的算法技术以对抗算法霸权，致力于扩大国际社会的群体间对话与共识。中国应将算法治理放在国际传播战略部署的重要位置，通过国际传播增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的影响力与吸引力，通过算法治理为国际传播的效能升级提供保障。

四、结语

可以预见，未来一阶段中国的国际传播模式必将呈现出深耕平台、算法驱动的鲜明特点。中国国际传播者需要准确认识算法，通过采纳更包容、普惠、价值中立的算法技术，促进不同群体间的平等对话，搭建多元形式的基于地缘、业缘、趣缘的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不断扩大知华、友华朋友圈。

算法驱动的国际传播仍是潜力无限的广袤蓝海。对于其中存在的治理风险，中国社会各界需怀以审慎态度，以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推动中国声音的国际表达为价值旨归，不断在实践中攻坚克难，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多方对话协作，推动建立崇尚全球公义的新型算法治理体系。研究者或可从理论层面为构建新型全球算法治理体系提供论据，或可针对算法治理中涌现的具体问题开展实证研究，为实现中国国际传播的能力升维贡献智慧。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史研究”（20XNL019）阶段性成果。

何天平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蒋贤成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喻国明：《算法即媒介：如何读解这一未来传播的关键命题》，《传媒观察》2022年第4期，第29-32页。

②[英]达雅·基山·屠苏：《国际传播：沿袭与流变（第三版）》，胡春阳、姚朵仪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17页。

③史安斌、童桐：《平台世界主义视域下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升维》，《跨文化传播研究》2021年第1期，第31-50页。

④蒋贤成、钟新：《网络议程设置中的镜像与折变：美法两国“黑命攸关”运动的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4期，第103-119页。

⑤吴飞：《与他人共在：超越“我们”/“你们”的二元思维——全球化时代交往理性的几点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0期，第5-20+126页。

⑥钟新、蒋贤成、王雅墨：《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5期，第25-34页。

⑦谭九生、范晓韵：《“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第11-21页。

⑧张爱军：《“算法利维坦”的风险及其规制》，《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期，第95-102+179页。

⑨Dovidio， J. F.， Gaertner， S. L.， & Kawakami， K. （2003）. Intergroup Contact：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6（1）， 5-21.

⑩Kim， N.， & Chung， M. （2022）. The Role of Contact Richness in Mediated Intergroup Contact： A Test of the Contact Space Framework.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5（3）， 311-334.

11Bucher， T. （2012）. Want to be on the Top？ Algorithmic Power and the Threat of Invisibility on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14（7）， 1164-1180.

12王军峰：《算法推荐机制对用户议程的影响与反思——基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未来传播》2021年第5期，第21-28页。

13Liang， F.， Zhu， Q.， & Li， G. M. （2022）. The Effects of Flagging Propaganda Sources on News Sharing：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witte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9401612221086905.

14高奇琦、张鹏：《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数字时代下民主政治的平衡》，《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5-25页。

15罗昕、张梦：《算法传播的信息地缘政治与全球风险治理》，《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7期，第68-72页。

16邹军、刘敏：《全球计算宣传的趋势、影响及治理路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第28-36页。

17Shin， D.， Kee， K. F.， & Shin， E. Y. （2022）. Algorithm Awareness： Why User Awareness is Critical for Personal Privacy in the Adoption of Algorithmic Platfo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65， 102494.

18许可：《驯服算法： 算法治理的历史展开与当代体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99-113页。

19贾开、赵静、周可迪：《算法全球治理：理论界定、议题框架与改革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6期，第59-65页。

20杜骏飞、王敏：《公正传播论（3）价值算法的使命》，《当代传播》2022年第4期，第37-42页。

责编：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