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桃花扇》中的道士张薇虽戏份不多，但每次出场都为戏剧情节、结构、主题等要素的建设做出贡献，也为作者阐发自身思想构造了平台。不仅如此，张薇身上所具备的“典型性”特征，还为今人解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辞官入道”行为提供了一条路径。本文从文本出发，结合戏剧创作背景与儒、道思想传统，对这一形象的艺术意蕴进行了挖掘与阐释。

关键词：《桃花扇》张薇入道儒道互补

《桃花扇》因其动人的悲剧情节、高超的艺术手法、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历来颇受学界重视。目前，围绕人物研究、情节分析、艺术手法欣赏、主题阐释、创作背景考证等话题展开的讨论已繁，但部分内容仍可做进一步分析。尤其在人物形象方面，学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侯方域、李香君、阮大铖、马士英等

主要角色的赏析上，对配角少有涉及，即便偶有涉及，也是对“伶人”“复社”“朝党”三大集团成员的群像式描写。事实上，三大集团之外的配角“张薇”a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塑造与思想传达功用。本文将结合《桃花扇》文本与创作背景，分析这一形象在戏剧情节、结构、主题思想等方面的艺术价值，并尝试以之为线索，探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入道”行为背后的思想内涵。

一、张薇文本形象分析

在《桃花扇》传奇中，张薇（瑶星）这一角色总计出场三次。

《闰二十出·闲话》是他的首次出场。根据其自白可知，张薇原本是京城里的锦衣卫堂官，在崇祯帝自缢煤山后“领了些本管校尉，寻着尸骸，抬到东华门外，买棺收殓，独自一个戴孝守灵”。之后，亲自“执幡送殡”，“亲手题了神牌，写了墓碑”，“连夜走来，报与南京臣民知道”。至本出末尾又发下心愿：“要到明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胜境募建水陆道场，修斋追荐，并脱度一切冤魂。”短短数百字，作者便将这个忠义守节的崇祯旧臣形象建立起来。

在《第三十出·归山》中，张薇第二次出场。此时，面对“奸权当道，朝局日非”的大环境，他已无心仕途，选择“于城南修起三间松风阁，不日要投闲归老”。但因周镳、雷縯祚二人冤案未了而去志未决。在听过侯方域、陈贞慧、吴应箕三人的辩解后，张薇已经对复社诸子的义勇行为产生认同，预备为他们开释，却在此时接到了来自马士英、阮大铖的朝报——勒令将囹圄中的周、雷二人处决。正因这两封朝报，张薇对奸佞当权的局面彻底失去了信心，在安置好侯、陈、吴后，招呼家童，归隐山林。

张薇最后一次出场于《第四十出·入道》，在这一出里，已经遁入道宗的他先是主持了一场追念先王与忠臣的祭奠仪式，对前朝兴亡进行总结。随后，在侯、李二人乱世重逢、意欲归乡偕老时，他以家国之义将两人罔顾时局的风月情怀严厉地训斥了一番，直接将侯、李推向入道结局。

纵观整部传奇，张薇的戏份并不多，但他每一次出场都对推动剧情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首先，他的出场分别是“闰二十出”“第三十出”以及“第四十出”，以“十出”为节点三次现身，象征着时局的几次阶段性转折。同时，他也是关键情节的引出者：第一次出场，他为观众带来了崇祯殉国的消息，对上本所涉及的历史内容，尤其是北京城破之后的相关情况进行补叙，将原本局限于金陵、淮扬一带的视野扩展至北方，使得全剧内容和格局皆得到舒张，而崇祯帝自缢这一事件也将戏剧推至第一个悲剧顶点“国破”。第二次出场，他自述无意仕途，并在安顿好侯、陈、吴三子后归隐山林。在此出中，作者颇具创意地利用张薇的职位，使之介入复社文人与马、阮的斗争中，从而将之统摄到全剧勾连细致的情节逻辑中，又借张薇的选择引出了“归隐”的话题，从而避免了“入道”结局出现的突兀之感。而从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亦可看出，弘光朝廷的覆灭并非仅仅源于敌人强劲、天时不予，更是由于朝中奸佞当权，才使得天道之不复、人心之惶惶，这加速了局势衰落的递进和发展。到了第三次出场，张薇的个性得到集中呈现，从祭奠英灵到毁扇训众，他既对前面的国家兴亡做出了全面的总结概括，也为侯、李情缘画上了句号，令全篇迎来第二个悲剧顶点“缘尽”，一举成为收场结穴之关键所在。

可见，不论从内容还是结构上看，张薇这一角色都为戏剧的艺术表达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围绕张薇这一形象的思想矛盾性问题也呈现出来：作为一名已归隐山林，不撄俗累的入道之人，本应淡泊平和、坐忘此身，为何在侯、李情浓之时，脱口而出的却是属于儒家的“君臣纲纪”？既然道士张瑶星入道之心并不纯粹，乃是“身隐而心未隐”，那么他有何资格叱令侯、李入道？借助这一角色，作者孔尚任究竟要传达怎样的思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暂时离开文本内部，从《桃花扇》的创作背景出发。

二、张薇历史形象分析

孔尚任擅经学研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征实重据的经学基础始终影响着他，体现在《桃花扇》中，便是对史实的缜密考证与极力还原。剧中的主要角色如侯方域、李香君、史可法、左良玉，甚至是乐者伶人，如柳敬亭、苏昆生等都是具有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张薇亦是。他与其他角色的区别在于，孔尚任与侯、李、史、左等人并不相识，其中的婚恋情感、政治斗争等事多是从各处听录得来，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对相关史实难免有所贻误。 b 对此，孔尚任采用“失事求似”的方法，即在不违背历史精神与发展趋向的基础上，对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做戏剧化整合，既保证叙事的完整性，也使剧情转变、情感起伏更加惊心动魄、富于文学色彩。 c

而孔尚任曾与张薇有过直接接触，在处理这一艺术形象时，较耳闻所得的素材想必会有更加真切、深刻的意味。康熙二十八年（1689）夏秋，孔尚任渡江至《桃花扇》故事的发生地南京，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其间专程到栖霞山白云庵拜访了隐居其中的张瑶星。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将他视为要穴的创作构思应当生发于此。

在拜别张薇后，孔尚任留下了《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五言古诗一首d：

淙淙历冷泉，乱世路频转。久之见白云，云中吠黄犬。篱门呼始开，此時主人膳。我入拜其床，倒屣意颇善。著书充屋梁，欲读从何展。数语发精微，所得已不浅。先生忧世肠，意不在经典。埋名深山巅，穷饿极淹蹇。每夜哭风雷，鬼出神为显。说向有心人，涕泪胡能免。

这首五言诗鲜明地刻画出一位身在方外却心陷尘网的遗老形象：虽然“埋名深山巅”，却仍怀有“忧世肠”；即便“穷饿极淹蹇”，也要“每夜哭风雷”；心中分明有救世之念，却因根深蒂固的忠君原则只能投身山野，不事新朝。事实上，这种由现实境遇与精神追求的割裂所引起的巨大痛苦并非张瑶星一人之感，而是清初之际选择入道归隐的故国遗老们的共同遭遇。对他们而言，“入道”只是手段，不代表真正接受“道家”的玄同思想，放下俗累、潜心天地。而是要通过“入道”远离新朝，在精神上继续缅怀、追随旧朝，以表达作为“先帝旧臣”的遗恨，更彰显其人格的独立。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比以身殉国更彻底、更痛苦的儒士选择。

而从诗中孔尚任自称“有心人”这一点来看，张瑶星的遗民观念显然与他精神中的儒士人格产生了共鸣。作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自幼熟读儒学经典，少时赴济南应举不第，便隐居石门山，结庐读书。但他无法断绝功名之念，三十四岁那年还捐了一个“监生”头衔。可以说，在人生初期他便经历了“入世不得，无奈出世”“不甘出世，奋力入世”的挣扎。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孔尚任已届三十七岁，适逢康熙皇帝南巡，北返时到曲阜祭孔，衍圣公孔毓沂举荐他御前讲经，博得了皇上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对此感恩戴德，并在《出山异数记》中谢道：“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蛰伏在他心底的入世意气终于得以挥洒。两年后，他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赴淮扬治河救灾，并在这次南下经历中结识了许多江南文人名士，尤其拜访了一批南明遗老，其中就有与侯方域、李香君、史可法等人皆熟识的冒襄。他们不仅为《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更在文酒之会间痛诉明末遗恨，对孔尚任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生发产生重要影响。

到拜谒白云庵时，孔尚任已年逾不惑。回首半生入世与出世间的挣扎，孔尚任心中自有无限喟叹。而旧儒张瑶星那满怀赤诚的“涕泪之言”恰如一记重拳，击打在他那饱受家国大义与个人追求之矛盾纠葛的儒士人格上，叫他如何不动容。由此不难领会：孔尚任选择将这位“身隐而心未隐”的道士载入《桃花扇》，并赋予他收官结穴的重要地位，其意正在于通过这一角色“弃官入道”的经历和“道身儒心”的思想，传达自己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道义观——既有植根于孔门家学的救世原则，也有觉醒于南明遗老的民族大义，还有感发于隐者张薇“以道全儒”之选择的勇毅精神。

因此，尽管从“入道”这一角度看，剧中的张瑶星显露出思想与行为的割裂，具有不彻底性，但从儒家精神、民族精神出发，这一角色的“不彻底”恰好诠释了其儒士追求的统一性。可以说，正是他并不纯粹的“入道”思想，才构成其劝说侯、李入道的合法性——他并非要为二人指出一条“修道”路径，而是以身作则，阐释了一种更为勇毅、决绝、来自儒家传统的生存样本，这与全剧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也将结局思想从儿女情长升华至更为厚重的家国情怀，彰显出超越个人价值与情感的文人胸襟。

三、对张薇形象的超文本解读

通过对《桃花扇》文本内、外部材料的梳理与分析，“张薇”在剧中的艺术职能及其承载的作者思想、艺术格局都已经较为明晰。当我们超越具体的文本场域，从中国传统思想这一整体范畴对其再度品味时，会发现这一角色身上凝结的精神气质不仅是“张瑶星”“孔尚任”等个人思想的反映，也不局限在遗老、旧臣这类特定群体中，而是深刻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儒道互补”思想传统的彰显。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塑造、人才选拔机制的倾向等原因，儒学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往往占据着知识分子精神领域的至高地位。以“修身、齊家、治国、平天下”为纲领的“入世”观念及与之相适应的求仕路径成为他们实现自身价值、肯定自身存在的主要依据和方法。而强调“齐万物，一死生”“无名”“玄同”等理念的老庄思想通常被视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甚至在强势的儒家思想的映衬下显得“消极”“逃避”，不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所钟。

诚然，这两种思想并非地位平齐，但现实情况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儒、道两派思想总是一明一暗地交织在知识分子的精神领域中，并在不同情形下主导其思想方向。自幼接受儒学教育的他们初时自然把“入世”当作首要原则，但当家国衰亡、国土沦丧，他们在政治领域受挫，对时局失去信心，乃至迷失于对个体存在意义的追问中时，道家思想就会掌握理性的龙头，指引他们捐弃俗尘，隐逸遁世，“可以替代宗教来作为心灵创伤、生活苦难的某种安息和抚慰”e。但这给予他们的只能是“幻想的避难所和精神上的慰安处”，“他们生活、思想以至情感的主体，基本上仍然是儒家的传统”f。因此他们不仅不能从归隐中获得解脱，反而因长期的道德折磨陷入穷途之叹。

张薇承受的正是传统知识分子肩上这份一脉相承的痛苦。了解万千传统知识分子提供的生存样本之后，我们便不难理解入道后的张薇为何还会“每夜哭风雷、涕泪不能止”了。

既然如此痛苦，为何不选择以死解脱呢？

这就涉及“儒道互补”的第二个层面：儒道互通。若儒与道本是截然两物，毫不相干，也就无从谈“互补”。所以，在审视儒道关系时还需注意两者理论上的共同之处：“庄子虽以笑儒家、嘲礼乐、反仁义、超功利始，却又仍然重感性，求和谐，主养生，肯定生命，所以它与孔门儒学恰好是相反而相成的，即儒、道或孔、庄对感性生命的肯定态度是基本一致或相同相通的。”g 正是由于“肯定生命价值”这一共同点，儒与道两种思想才能互相渗透、补充，作用于知识分子内心，支撑着他们在人生的狂狼中疾进猛退而不抛弃手中船桨，宁愿在生存中痛苦，也不轻易以死作为逃避。“士不可以不弘毅”，这既是他们无法逃避的精神重任，也是驱策着他们不断思索、不断承担、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此时，老庄思想不仅为知识分子们提供了精神抚慰，更引导其在飘摇中磨砺出泛舟江湖的旷达心境，让其以儒为主的思想进入更加高远、开阔的天地，最终修炼出顽强、勇毅、坚韧的精神品格。

从张薇的唱词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面：

【前腔】眼望着白云缥缈，顾不得石径迢遥。渐渐地松林日落空山杳，但相逢几个渔樵。翠微深处人家少，万岭千峰路一条。开怀抱，尽着俺山游寺宿，不问何朝。 h

游山宿寺，不问何朝，折射出道家思想中逍遥天地，旷远自然的神采。

四、结语

通过对文本的具体分析及对孔尚任创作经历的梳理，笔者结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体系对《桃花扇》中张薇的形象进行了重新解读。从文本内部看，这一角色推动了情节发展、充实了戏剧内容，丰富了艺术结构，具有结题之用；从外部创作看，这一角色不仅体现了其创作原型张瑶星道士“身隐而心未隐”的思想态度，更是承载了作者孔尚任自身的民族情感倾向与遗民观念认同，是该剧“文人创作”气质的集中显现；从更广阔的文化层面看，“张薇”身上凝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体系中“儒道互补”的重要观念。通过他，我们能看到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囚困于“入世”与“出世”间的无数知识分子身影。在此意义上，这一角色已然超越文本与创作意义本身，而具有民族文化缩影之价值。

a 张瑶星，名怡，又名遗，字瑶星。《桃花扇》中作张薇、张瑶星。本文以《桃花扇》为本，以“张薇”或“张瑶星”指称其人。

b 吴新雷：《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107页。

c 〔清〕孔尚任著，谢雍君、朱方遒评注：《桃花扇·中华经典名剧》，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页。

d 张崇琛：《張世民与张瑶星及孔尚任的交往》，《中国古代文学小说戏剧研究丛刊·4》2016年版，第307页。

e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fg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6页。

h 〔清〕孔尚任著，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6页。

参考文献：

[1]王琦.《桃花扇》悲剧意义浅析[J].戏剧之家，2019（21）.

[2]张松辉.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J].宗教学研究，2000（4）.

作者：冯皓凝，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外文化比较。

编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