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 杰 龚缨晏

内容提要 距今8000年前的井头山遗址，是中国现今所知最早的贝丘遗址。它不仅为深入研究史前全球海平面的升降过程提供了难得的材料，而且也为研究世界史前史提供了珍贵的实例。井头山遗址表明，当时浙江沿海曾经生活着一批“滨海狩猎-采集-渔捞者”，他们已经利用独木舟之类的“早期水上航行器”在附近的浅海上活动。史前浙江文化的璀璨全图，就是由包括贝丘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共同构成的。井头山遗址还表明，中华文明在来源上来说是多元的、开放的、包容的。

2018年6月，国际史前与原史科学协会（UISPP）在巴黎召开了两个专题研讨会。第一个主题是“贝丘遗址与滨海资源”（Shell Mounds，Shell Middens and Coastal Resources），第二个主题是“水下景观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Submerged Landscapes）。①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向这两个研讨会提交了40 多篇论文，其中14 篇被挑选出来，发表在2021年3月问世的第584 卷 《国际第四纪》（Quaternary International）杂志“滨海史前史与水下观景： 软体动物资源，贝丘，水下考察”（Coastal Prehistory and Submerged Landscapes：Molluscan Resources，Shell-Middens and Underwater Investigations）专号上。这期专号涉及的空间范围很广，包括西欧、非洲、美洲、澳洲、阿拉伯半岛等，可以说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于贝丘遗址的最新研究进展，但没有一篇文章提到中国。不过，就在《国际第四纪》的编辑们对这14 篇文章进行认真修改、编校的时候，在遥远的太平洋西侧，一群中国考古学家们正在紧张地发掘一个前所未知的贝丘遗址——井头山遗址。

一、中国的井头山遗址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宁波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村南侧，北靠丘陵，南对姚江。从2013年底开始到2014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几次试掘，在地表下面7—8 米深的文化层中发现了贝壳、 碎骨等，并且确定其年代为距今8000 多年。2017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对井头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由于遗址下面是容易坍塌的淤泥，所以为了确保人身和文物安全，最后决定借鉴日本的考古方法，在发掘之前预建钢结构围护。2018年3月—2019年8月，经过高难度的施工，最终建成了一个东西长50米、 南北宽15 米的钢结构围护基坑，总面积为750 平方米。②在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史上，建造钢结构围护基坑的做法还是首次。

2019年9月—2020年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对井头山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古发掘表明，井头山遗址的文化堆积整体上距现地表6—11 米深，并且顺着地下小山岗的坡势由西向东倾斜分布。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美国BETA 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南京大学地理学院新建碳十四实验室等多家机构的测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为距今7800—8300年之间。发现的生活遗迹有30 多处，包括灰坑、橡子储藏坑、烧土堆、器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及文物可以分为两大类：③

第一大类是动植物及矿物遗存。井头山考古发掘工作负责人孙国平介绍说：“动物遗存中，最多的是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数量巨大的各种海生贝类（蚶、螺、牡蛎、蛏、蛤、蚝等）壳体，以及胶结着牡蛎壳的礁石块等。贝壳遗存以外的动物遗存是各类渔猎动物骨骸，属鹿、猪、狗、水牛、海鱼、蟹、龟、水獭等，其中海鱼的脊椎骨最粗的达5 厘米左右，另有一些黄鱼的耳石、鳐鱼的牙齿等。植物遗存中最多的是先民加工木材后丢弃的碎木块、木棍、木条、小树枝条以及火烧后残留的木炭块和木炭颗粒，其次是储藏坑中的麻栎果、橡子，以及加工、利用后产生的大量麻栎果、橡子壳，桃核、松果、灵芝块、炭化米、杂草种子等。”

第二大类是四百多件人工制品，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其中石器二十多件，有斧、锛、锤、凿、石球、垫饼、磨石等。木器有上百件，形状不一，有双尖头木棍、带销钉木器、“7”字形木器柄、木杵、木桨、木碗等。芦苇编织物十多件，主要有筐、篓、篮、席、扇、鱼罩等生活用器。此外，还有数十件用大型贝壳加工磨制而成的贝器，有的呈铲形，有的呈耜形，也有的呈勺形。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井头山出土的两件木器。一件是T509 出土的带销钉的残木器，长50 厘米，最宽处20 厘米，可能是独木舟的残片，也有可能是某种乐器残件。另一件出自T510，是一根带有黑色表皮的扁圆体木棍，长50 厘米，直径约3厘米，用途不明。通过研究分析，可以确定这两件木器上都有人工漆的涂层。④孙国平介绍说：“这两件木器文物是迄今为止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漆器，将中国乃至世界使用漆的历史提早到8000 多年前。同时说明了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地区是漆文化的起源地，而此前已发现的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则是漆器工艺的主要早期发展区域和主要传承者。”⑤

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苏秉琦先生形象地将它们比喻成“满天星斗”。不过，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文化，或分布在山地，或分布在平原，或分布在沿湖地带，滨海贝丘遗址则很少，可以说是璀璨“群星”中最不起眼的，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不多。⑥赵荦2014年在复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先秦贝丘遗址研究》中写道： 中国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出现于距今7000年左右，一直延续至青铜时代，甚至秦汉以后。”⑦浙江位于东海之滨，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但在井头山遗址发现之前，浙江没有发现过史前滨海贝丘遗址。赵荦的力作罗列了辽东、山东、福建、两广等地的沿海贝丘遗址，浙江部分则是空白。这样，井头山遗址就成了“浙江省内和长三角地区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贝丘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浙江史前贝丘遗址的空白，而且将中国史前贝丘遗址出现的年代提前至8 千多年前，使我们“突破了对原有的史前遗址在沿海地区分布规律的认识。”⑧在宁波市，井头山遗址发现之前，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河姆渡文化，年代为距今7000—5000年前后。井头山遗址的发现，不仅将宁波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千年，而且，还为探讨河姆渡文化的起源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更加重要的是，井头山遗址在世界史前史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井头山遗址与全球海平面变迁

贝丘遗址的研究始于欧洲。从15 世纪末开始，欧洲人通过大航海来到了世界各地，并且发现了前所未知的众多原始民族。1584年，欧洲人在巴西见到当地的印第安人大量采集贝类作为食物，废弃了的贝壳则形成了堆积物。⑨此后，欧洲人在新西兰、澳大利亚、非洲南部等地也陆续发现采食贝类的土著部落。⑩在欧洲北部，人们早就注意到成堆的贝壳，但一直认为是自然形成的。从1847年开始，丹麦学者对这些贝丘率先进行了研究，并且确认它们是人类食用后弃置形成的。丹麦学者还将这些贝丘称为“Køkkenmøddinger”（厨余堆积）⑪，这也是西方语言中“贝丘”一词的来源。从此，贝丘研究在世界各地不断兴起，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包括考古、地质、海洋、气候、环境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⑫

从世界范围来看，贝丘遗址在各大洲都有分布。在地中海地区，大概30 万年前人类就可能已经食用贝类了，当时属于旧石器早期。⑬在非洲南部，发现了19 万5 千年前的贝丘，当时属于中石器时代。⑭在赤道附近的东南亚地区，人们从45000年前开始利用贝类，到40000年前已大量食用贝类。⑮在欧洲西端的大西洋沿岸，旧石器晚期（约公元前38000—前8900年之前）开始利用贝类，但尚未出现贝丘遗址。到了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8900—前4900年前），贝丘遗址出现。⑯日本共有4 千多个贝丘遗址，其中1 千多个属于绳文时代（约公元前14，000—前500年前）。⑰在北美洲的佛罗里达，贝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7200年前。⑱井头山遗址的发现，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学术界对于3 万年来全球海平面变化的研究表明，距今二万九千年至二万一千年之间，海平面比现在下降了130 多米，然后开始逐渐上升。⑲我国学者早就指出，大约距今一万六千年至一万五千年间，东海海平面曾经下降了150 多米，古海岸线退却到现在东海外陆架150 多米等深线的位置。后来海平面逐渐上升，至距今1 万年左右，海平面比现在低40 米，“8000年前的海面位置，大约在-5 米以下”，“距今7000年左右海面达到目前位置”。⑳国外学者认为，由于海平面的上升，大量史前贝丘遗址实际上被埋在现在的海水下面了。㉑而井头山遗址的发现，不仅印证了这种观点，而且还为今后寻找贝丘遗址提供了方向和线索。

今天的井头山遗址位于姚江平原。而在8 千多年前，这里是一个海湾，南、西、北三面丘陵环抱，东北方向则与杭州湾相通。孙国平将这个海湾称为“古宁波湾”。不过，在现代地理中，宁波市的核心区是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交汇的三江口。“古宁波湾” 一名容易使人误以为井头山遗址所在的海湾面朝着东南的三江口方向。而实际上，井头山遗址所在的姚江，8 千多年前是面朝东北方向的一个海湾，因此称为“古姚江湾”可能更加合适。当时，“古姚江湾”与现在的杭州湾连为一体，直通东海。这样，井头山遗址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升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包括井头山遗址在内的世界各地贝丘遗址，有力地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地球是一个整体，海平面升降是全球性的，因此，保护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第二，当海平面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升降时，人类应对海平面升降的方式也具有共同性，这就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的规律。

三、井头山遗址与世界史前史研究

从16 世纪开始，欧洲人不断记录世界各地那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民族。1911年，英国学者索拉斯 （William Johnson Sollas，1849—1936年）在《古代及当代的狩猎者》（Ancient hunters and their Modern Representatives） 一书中将民族学资料与考古学资料相结合，首先提出了“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s）这个概念。㉒以此概念为出发点，西方学术界形成了这样的普遍观点：“在农业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中，男性主导的大型动物狩猎活动是推动人类体质、 文化及技术进步的动力”，而包括贝类在内的各种水生食物则是“无足轻重的、费时费力的、低营养的、不稳定的”次要食物，因为这些水生食物“产量不高，价值很低”；只有当人口增长、 陆上大型猎物减少时，“人类才开始系统地、不断地利用这些水生食物”㉓。我国目前通行的权威教科书则这样写道：“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只能靠采集野生植物的根茎、果实和猎捕动物为生”㉔，根本没有提到任何水生动物。

但从20 世纪后期开始，通过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开始越来越重视水生动物在原始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且认为“狩猎-采集者”这个概念并不准确，㉕于是将此概念扩大为“狩猎-渔捞-采集者”（hunter-fisher-gatherers），或“狩猎-采集-渔捞者”（hunter-gatherer-fishers）。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以此为题的硕士论文㉖及学术论文㉗。现在，这样的概念不仅已经成为常用术语，而且还出现了HFG 或HGF 这样的特定缩写。为了强调海洋资源在沿海地区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有的学者还使用“滨海狩猎-渔捞-采集者”（coastal hunter-fisher-gatherers）或“滨海狩猎-采集-渔捞者”（coastal hunter-gatherer-fishers）这样的概念。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成堆海贝及海鱼骨头，是人们利用海洋资源的直接证据。不仅如此，这里还发现了“跟现代浅水滩涂上渔民抓鱼仍在用的鱼罩非常相像的用芦苇编织的捕鱼工具，以及用直径约一二毫米的细绳编织的渔网残块”㉘。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过独木舟，但出土了一件“加工精细、保存完好”的完整木桨（见下图），其形状为“环首短柄、弧形桨叶，背部中段带有两个方形突块”。有桨，就意味着一定有了独木舟之类的木船。鉴于当时这里是个海湾，遗址中又出土了大量的海贝以及海鱼骨头，所以，这个木桨应当用于浅海划行的。孙国平因而写道：“这件国内最早用于近海航行划船的木桨无疑是井头山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有力实证。”㉙而人们在附近浅海上活动的主要目的，应当是为了采集贝类、捕捉鱼类。近年来，随着水下考古学的发展，国外学者将史前独木舟、竹木筏等统称为“早期水上航行器”（Early Watercraft，缩写为EW）。㉚井头山遗址发现的木桨，就为研究史前世界的“早期水上航行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

注：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木桨。照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谨致谢忱。

生活在史前井头山的人们，既捕猎梅花鹿等野生动物，又采集橡子等野生植物，同时还在海滨及浅海地带采集贝壳，张网捕鱼，因此，国外学者提出的“滨海狩猎-渔捞-采集者”或“滨海狩猎-采集-渔捞者”概念，也适用于井头山时期。不过，井头山遗址出土的稻谷小穗轴及碳化米粒表明，稻作农业可能也已经产生了。据此推断，在稻作农业出现之前，“狩猎-采集-渔捞” 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还要大，而在稻作农业出现之后，“狩猎-采集-渔捞”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

世界近代甚至当代的一些原始部落，依然将采集贝类当作重要的经济活动，而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是妇女及小孩。㉛20 世纪后期，随着女权主义在国际上的兴起，有的学者通过分析北美史前贝丘遗址，认为“女性通过采集贝类的活动而在经济活动中获得了较大的控制权，同时在区域之间的交换活动中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从而强化了自身的社会地位，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些地区，“陶器最初可能就是由女性发明的”。㉛我们目前虽然不清楚井头山时期的社会组织及女性地位，但由于滨海地区才有由狩猎、采集、渔捞、稻作组成的混合经济，而内陆地区则没有滨海渔捞，因此，井头山的社会组织一定存在着不同于内陆地区的某些特征。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濒临太平洋，幅员辽阔，陆海兼备。井头山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上，既有众多内陆文化，又有滨海贝丘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多种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璀灿星空，进而汇聚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因此，中华文明在来源上来说就是多元的、开放的、包容的。

注释：

①㉑G.Bailey，K.Hardy，“Coastal prehistory and submerged landscapes： Molluscan resources，shell-middens and underwater investigations”，Quaternary International，Vol.584，2021，p.1～8.

②方其军：《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余姚井头山遗址发掘始末》，《宁波通讯》2020年第6 期。

③⑧㉘㉙孙国平、王永磊：《从井头山遗址看宁波地理环境与海洋文化的关系》，《宁波通讯》2020年第18 期。

④Kuanrong Zhai et al，“The earliest lacquerwares of China were discovered at Jingtoushan sit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Archaeometry，June 02，2021，pp.1～9.

⑤曾毅等：《井头山遗址两件木器确定为中国最早漆器，世界使用漆的历史提早到8000 多年前》，《光明日报》2021年07月08日第9 版。

⑥赵荦：《我国贝丘遗址研究述评》，《福建文博》2018年第1 期。

⑦赵荦：《中国沿海先秦贝丘遗址研究》，复旦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91～92 页。

⑨G.Wagner，“Sambaquis（shell mounds）of the Brazilian coast”，Quaternary International，Vol.239，2011，pp.51～60.

⑩G.A.Waselkov，“Shellfish Gathering and Shell Midden Archaeology”，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Vol.10，1987，pp.93～210.

⑫赵荦：《国外贝丘遗址研究略论》，《东南文化》2016年第4 期。

⑬A.C.Colonese，“Marine mollusc exploitation in Mediterranean prehistory： An overview”，Quaternary International，Vol.239，2011，pp.86～103.

⑭M.Álvarez et al，“Shell middens as archives of past environments，human dispersal and specialized resource management”，Quaternary International，Vol.239，2011，pp.1～7.

⑮K.Szabó et al，“Molluscs in a world of islands： The use of shellfish as a food resource in the tropical island Asia-Pacific region”，Quaternary International，Vol.239，2011，pp.8～18.

⑯I.Gutiérrez-Zugasti et al，“Shell midden research in Atlantic Europe： State of the art，research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for the future”，Quaternary International，Vol.239，2011，pp.70～85.

⑰Junko Habu et al，“Shell midden archaeology in Japan：Aquatic food acquisition and long-term change in the Jomon culture”，Quaternary International，Vol.239，2011，pp.19～27.

⑱R.Saunders，M.Russo，“Coastal shell middens in Florida： A view from the Archaic period”，Quaternary International，Vol.239，2011，pp.38～50.

⑲K.Lambeck et al，“Sea level and global ice volumes from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to the Holocen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11，No.43，2014，pp.15296～15303.

⑳耿秀山：《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的海水进退》，《海洋学报》1981年第1 期。

㉒V.Cummings et al，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Hunter-gather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4.

㉓J.Erlandson，“The Archaeology of Aquatic Adaptations： Paradigms for a New Millennium”，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Vol.9，No.4，2001，pp.287～350.

㉔朱寰主编，王永本、王治邦编著：《世界上古中古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 页。

㉕G.P.Nicholas，Prehistoric Hunter-Gatherers in Wetland Environments：Theoretical Issues，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ies，In Wetlands： Local Issues，World Perspectives，edited by M.Lillie and S.Ellis，Oxford： Oxbow Press，2007，pp.46～62.

㉖F.P.McManamon，Prehistoric Hunter-fisher-gatherers： Implications from Ethnohistory，M.A.Thesis，Binghamton： 1975，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inghamton.

㉗J.Parkington，“Soaqua： hunter-fisher-gatherers of the Olifants river valley western Cape”，The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Vol.32，No.126，1977，pp.150～157.

㉚相关论文可见Ronald Bockius and Miran Ericˇwith Ambassadors： Early Watercraft： A global perspective of invention and development，Vrhnika： Global Initiative，2015.

㉛K.Hardy et al，“Shellfishing and shell midden construction in the Saloum Delta，Senegal”，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Vol.41，2016，pp.13～92.

㉜Cheryl Claassen，A Consideration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hell Mound Archaic，in Archaeology of the Mid-Holocene Southeast，edited by K.E.Sassaman and D.G.Anderson，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6，pp.249～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