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武 黄海蓉 袁佳煜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价值环流特征识别内需主导型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深化程度，考察其对国际经济协动的影响。主要结论有：一是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将通过转换增加值创造的动力结构，为宏观经济带来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的利益及滞后于国外经济繁荣的弊端，但利大于弊，可助力经济平稳运行；二是依靠外包中间品环节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将抑制上述经济独立利益，尤其当向发达国家外包该环节时，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内需主导型GVC 并不能使其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则相反；三是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可通过增强内生增长动力的方式加速一国经济增长，进而弥补以上弊端，但该作用随着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而递减。上述结论可为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维稳政策制定与风险防范提供依据。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贸易分工由国家产业层面深入产品工序层面，全球价值链（GVC）得以形成并演化为全球化资源配置、 生产协调与价值分配的重要手段，链上各国以外需为主导完成产品特定制造环节，实现生产阶段的国际分离与价值创造的国际融合，构成串联世界经济的重要纽带。受此影响，全球经济体的外源依赖特征不断增强，经济增长与波动趋势深度协动而难以相互独立，伴随着数次危机爆发，以外需为主导的GVC 分工已然成为外部风险的“传输器”与全球经济波动的“放大器”（Altomonte et al.，2012； 唐遥等，2020）。特别是我国因需求侧与供给侧 “双弱” 而依附式嵌入GVC，导致产出水平严重依赖外需并受制于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维持经济稳定困难重重。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不确定性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我国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 内外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以形成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此过程中，国内需求潜力持续得到释放，各产业部门将逐渐转变以满足外需为导向的GVC参与模式而不断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凌永辉和刘志彪，2020），以充分利用国内外生产要素满足不断扩大的内需。这一深刻变迁能否减轻国外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

目前，得益于全球贸易分析项目、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等高度细化数据库相继发布，以及Johnson & Noguera（2012）、Koopman et al.（2012）、Wang et al.（2013）等学者对出口贸易分解模型的深入研究，一国出口所包含各类增加值构成项目的来源及流向得以被精准识别，学界在诸多构成项目中基于国外增加值和间接国内增加值对各经济体参与外需主导型GVC 的程度和位置进行了细致分析（Timmer et al.，2016； 苏立君等，2018； 文东伟，2018），然而鲜有文献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识别方法对这一分工模式及其经济效应进行考察。从增加值流向和动因来看，出口中的国外与间接国内增加值均被他国生产或消费所吸收，体现出一国以外需为导向参与GVC 分工，而出口中的回流增加值被出口国最终吸收，是该国为满足内需通过外包部分制造环节引起的增加值国际环流，是其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的重要标志（刘斌等，2018），①遗憾的是该项增加值及其所代表的分工模式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对于GVC 分工与经济协动的关系，学者们基于“需求供给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探讨。Kose &Yi （2006） 将垂直专业化引入国际真实经济周期框架以探究外需拉动下的贸易如何引起国际经济协动，后续文献利用区域（Takeuchi，2011）与全球样本（Giovanni & Levchenko，2010） 展开实证分析，均发现GVC 中的垂直专业化可导致国际经济协动，这是因为生产分离使制造环节的互补性扩展到全球贸易层面，使各国GDP 波动趋势因外需变动而相互串联。学者们对中国经验的分析同样支持该结论 （肖威和刘德学，2013）。潘文卿等（2015）、马淑琴等（2017）指出，一国若以国外需求为导向通过进口中间品以加工出口品即参与了GVC。这一国际协作生产方式使各国经济增长愈发呈现外需拉动特征，进而对全球及区域经济协动产生显著推动作用（Wang et al.，2017； 唐宜红等，2018）。Duval et al.（2016）关注GVC 中以外需为主导的增加值贸易，他们以此替代总值贸易进行研究后发现其对国际经济协动的影响更加稳健。杨继军（2019）从贸易网络视角对该现象进行分析后指出，在GVC 分工下各国成为国际生产体系的节点之一，任一节点需求萎缩都会导致上下游国家增加值生产与宏观经济同向协动。邵宇佳和刘文革（2020）也证明在GVC 分工中以外需为导向创造增加值会让一国成为世界经济波动的“随波者”。

综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大多关注外需主导型GVC 与国际经济协动的关系，尚未从理论及经验视角明晰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的作用与机理，目前虽有少数文献对这一分工模式的特征、 内涵与构建思路进行了探讨（刘斌等，2018； 凌永辉和刘志彪，2020），但未系统剖析其经济后果，无法为内循环主体战略下的经济维稳政策制定与风险防范提供依据。同时，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识别方法的缺失也导致其与国际经济协动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难以开展。鉴于此，本文将以增加值创造的动力结构为突破口明晰两者关联机理，然后基于价值环流特征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的识别方法，利用2000—2014年40 国双边维度面板数据考察这一分工模式对国际经济协动的影响，剖析其对经济维稳的作用及潜在风险，这对于中国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维持经济稳定有重要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

（一）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对经济协动的影响机理

内需主导型GVC 是一国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外包部分制造环节，通过输出本国中间品或原材料，结合国外生产资源进一步加工，再以最终品或中间品形式返回国内供国民消费或供企业生产而建立的国际分工体系（刘斌等，2018），在价值环流层面则体现为一国在内需主导下创造增加值并输出国外市场，与国外创造的增加值结合后回流，被国内消费直接吸收或再次结合国内生产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后被吸收。因此，在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中，一国增加值生产动力与外需主导型GVC 相比有着本质区别。目前，已有文献普遍认为GVC 作用于国际经济协动的机制在于“需求供给溢出效应”，但这一机制仅对外需主导型GVC分工有效。原因是，在该分工模式下，各国增加值生产的根本动力在于国外需求，其他国家总需求扩张或萎靡因GVC 各环节的衔接性而溢出至本国，足以引起本国中间品、最终品供应与生产规模跟随国外经济而协动。然而一国在其所构建的内需主导型GVC 中，增加值创造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因此，这一机制无法解释内需主导型GVC 对国际经济协动的影响机理。

事实上，随着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提高，一国参与GVC 会愈发以满足内需为导向，这将使其增加值创造的动力结构出现根本性转变，即由国外市场需求拉动逐渐转向由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导致增加值生产的内需拉动比例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国外经济低迷虽导致外需出现萎缩，但本国增加值创造动力已伴随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而更多地向内需转换，这不仅可减轻外需萎缩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而且还能使本国在相对于外需更加稳定的内需驱动下尽可能确保产出平稳，本国则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进而获得经济独立利益。另一方面，增加值创造动力向内需转换，也使得外需溢出对本国产出的贡献及刺激作用下降，那么外需扩张将不足以促进本国经济跟随国外协动增长，进而可能减弱外部增长动力，使本国增长速度滞后于处在繁荣期的经济体，这也是内需主导型GVC带来的一项弊端。但从总体来看，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将通过转换增加值创造的动力结构，减少国外需求侧不确定因素输入，使一国在相对稳健的内需驱动下实现更加平稳的经济增长。综上提出假设1。

假设1：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将通过转换一国增加值创造的动力结构，使宏观经济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进而享有经济独立利益，同时也滞后于国外经济繁荣进而有一定弊端。

（二）内需主导型GVC 构建方式的调节作用及机理

在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中，一国生产并输出国外的增加值会以中间品或最终品进口形式回流，这是该国为规避自身要素比较劣势而将对应环节外包的结果（刘斌等，2018）。相对于最终品组装工序，中间品加工环节复杂度相对较高且要素国际可替代性较低，一国输出增加值并隐含在中间品内回流，实质是其外包了中间品制造环节，通过输出原料并结合外包目的国更加先进的技术、材料等要素进行定制化生产，而后以复进口方式回流国内以满足本土企业中间品需求。以这种方式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体现出该国生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包目的国比较优势生产要素，进而也会影响经济协动。

目前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贸易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拥有要素比较优势的技术领先国通常对技术输出予以管控来打压他国技术进步（姜辉，2018； 陈晓华等，2021）。当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外包目的国进入经济低迷状态，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可能导致中间品因包含外包目的国技术、材料等比较优势生产要素而遭到输出管控，无法从这些国家回流发包国，然而后者往往难以依靠国内要素生产这些中间品，其产出总值则会因中间品回流的“外源约束”而难以持续增长。在此背景下，一国依靠增加中间品环节外包的方式构建内需主导型GVC，则表明其生产体系对包含在回流中间品内的国外比较优势生产要素的依附性越强，那么在国外经济低迷状态下，因技术输出管控无法回流且国内难以生产的中间品数量会越多，该国经济增长将愈发因中间品回流受阻而减速并难以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抑制内需主导型GVC分工在国外经济低迷期为一国带来的经济独立利益。相比而言，在外包目的国经济繁荣状态下，中间品回流受阻风险较低，增加中间品环节外包可能并不会显著影响内需主导型GVC 对经济协动的作用。综上提出假设2。

假设2： 依靠增加中间品环节外包的方式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将抑制该分工模式驱动一国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的作用。

（三）内需主导型GVC、内生增长动力与经济增长

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为一国带来外部增长动力减弱进而滞后于国外经济繁荣的弊端，但鉴于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是一国外包比较劣势环节、 并吸收包含在回流产品内的外部比较优势生产要素的重要手段（刘斌等，2018），因此又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式，使一国在更强内生增长动力的支撑下加速经济增长，进而弥补这一弊端。

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可通过三个渠道提升TFP。一是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在内需主导型GVC深化过程中，一国将比较劣势环节外包，而自身专业化于比较优势环节，不仅有利于生产要素向高效率环节集中（钟世川等，2021），还能提升比较优势环节规模并获得更大规模经济，从而改善TFP。二是中间品效应。一国输出增加值并以中间品形式回流，使该国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使用包含了国外比较优势生产要素且价格更低或质量更高的中间品（吕越等，2017； Sampath & Vallejo，2018），有利于降成本并提升TFP。三是技术溢出效应。回流国内的中间品、最终品往往是国外先进技术、设计、材料等要素的重要载体，这为一国学习吸收国外技术创造了便利条件 （邵朝对和苏丹妮，2017），进而促进该国TFP 提升。然而更要注意到，随着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不断深化，一国持续外包比较劣势环节并借助国外生产资源填补自身短板，可能使本国企业减弱创新积极性（张建清等，2020），逐渐丧失依靠自主创新补齐比较劣势环节短板的动力，这将抑制TFP 提升并减缓经济增长。因此，内需主导型GVC 通过增强内生增长动力进而加速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非线性，而是呈倒U 型特征，该作用将伴随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而递减。综上提出假设3。

假设3：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使一国依靠更强内生增长动力加速经济增长，弥补其导致一国滞后于国外经济繁荣的弊端，但该作用随着内需主导型GVC 深化而递减。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

本文聚焦于内需主导型GVC 对国际经济协动的影响，根据上文提出的假设，将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DDGij，t表示i 国与j 国双边维度的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BCSij，t代表两国经济协动性。HGOj，t和LGOj，t变量依次表示j 国 经济波 动 的繁荣与低迷状态，②在繁荣状态下令两者数值分别为1与0，低迷状态下令两者数值为0 与1。Controlij，t代表双边维度的控制变量，μ 代表时间与国家固定效应，α 表示常数项，εij，t是随机扰动项。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将基于2000—2014年40 国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③

2.变量构造

（1）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的深化程度（DDG）。根据已有文献，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在价值环流层面体现为一国所创造的增加值输出国外后再次回流国内被最终吸收（刘斌等，2018）。本文基于这一价值环流特征，以一国出口中回流的国内增加值作为识别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的依据，继而构建式（2）双边维度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DDGij，t的测度方法。其中，rdvij，t代表i 国生产、输出至j 国并回流i 国的增加值，rdvij，t表示j 国生产、 输出至i国并回流j国的增加值，va_exij，t、va_exji，t分别代表i 国出口到j 国的增加值总额及j 国出口到i 国的增加值总额。DDGij，t数值越大则意味着双边维度的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越高。要测算以上增加值成分则须对各国间出口进行分解，Wang et al.（2013）构建的出口贸易分解模型是较好的选择，该方法能对增加值回流来源国进行准确定位，并可区分以中间品及最终品形式回流的增加值，更加匹配本文研究需要，本文基于这一方法获得以上增加值成分。

（2）经济协动（BCS）。简单相关系数与瞬时相关指数是该变量常用测算方法。前者从静态视角测度变量相关性，会因时间段设定而损失自由度。式（3）瞬时相关指数CRij，t以年度为单位精准识别国家间经济相关性，近年来被学界广泛采用。其中，gi，t与gj，t分别为i国与j 国产出增长率，gi，t与代表2000—2014年间该增长率年均值。

本文基于剔除价格变动的实际GDP 数据计算了上述增长率及年均值，并借助式（4）调整CRij，t指数的值域，继而获得国际经济协动性BCSij，t测算结果，其数值越大意味着经济协动性越高。

（3）总贸易强度（TTI）。已有研究证实了总贸易强度对经济协动的作用在全球、 区域和行业层面均成立。本文以式（5）对其度量并在实证研究中控制该因素。其中，va_exij，t、va_exji，t含义同上，Ti，t、Tj，t分别为i 国、j 国对外贸易总额。

（4）外需主导型GVC 参与度（GVC_EM）。纳入该因素便于本文在控制外需变动所致增加值流动的基础上明晰内需主导型GVC 的作用。考虑到一国出口含有国外增加值，是该国进口中间品基于此进一步加工出口品以满足外需的结果，对该国而言则参与了外需主导下的GVC 分工，因此本文借鉴唐宜红等（2018）以式（6）对其度量。其中，va_exij，t、va_exji，t含义同上，fvaij，t为i 国向j 国出口中来自j 国的增加值，fvaji，t为j 国向i 国出口中来自i 国的增加值。

（5）金融一体化程度（FII）。金融投资是冲击跨国境扩散造成国际经济协动的媒介之一，该媒介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取决于金融一体化程度。本文基于Chinn & Ito（2006）提出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数建立式（7）方法对其测度，FINOi，t、FINOj，t即代表i 国与j 国开放度。

（6）产业结构相似度（ISS）。产业结构是否相似关系到两国增长动力及对共同冲击的反应是否一致。本文以式（8）对其度量，其中，与依次表示h 产业增加值占i 国、j 国GDP 比重。

（7）汇率波动程度（ERV）。汇率波动对贸易、投资等经济波动传输渠道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是国际经济协动的影响因素之一。本文以式（9）对其度量，其中，ERVi，t、ERVj，t分别表示i 国、j 国货币兑换美元汇率的增幅。为降低量纲差，实证研究中对其进行标准化。

（8）政府支出同步性（SGE）。调节政府支出是各国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支出同步性可能影响国家间经济协动。为此本文建立式（10）度量方法，GEi，t、GEj，t表示i 国、j 国政府支出与GDP 之比。

3.数据说明

以上各变量测算涉及到的增加值是本文结合Wang et al.（2013）构建的出口贸易分解模型与2016版WIOD 对各国56 个行业双边维度出口金额分解所得。各国实际GDP、对外贸易总额、开放度指数、汇率、政府支出数据依次来自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WTO数据库、The Chinn-Ito Index 数据库、Penn World Table 数据库与IMF 数据库，产业增加值占一国GDP 比重数据来自联合国共同数据库。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三个步骤进行基准检验。首先，在不进行经济波动状态识别的情况下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表2 第（1）、（2）列结果表明，双边出口中回流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提高，将导致国家间经济协动性下降，意味着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会令各国经济波动相互脱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其次，基于经济波动状态识别进行研究后，表2 第（3）、（4）列结果显示上述结论在国外经济繁荣与低迷状态下恒成立，从而进一步说明，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可为一国带来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的利益，使其获得持续经济增长，同时也会造成一国脱离国外经济繁荣的弊端，使其难以依靠外需扩张的刺激加速经济增长，这印证了假设1。但结合DDG×LGO 系数绝对值与显著性明显高于DDG×HGO 变量的事实可知上述利益要大于弊端，说明这一分工模式不仅可有效减少外需疲软对一国经济的冲击，赋予其更大的经济增长“自主权”，同时也使一国避免由于外部增长动力减弱而使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这是由于，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通过转换增加值创造的动力结构，虽然导致外需溢出对产出的促进作用下降，但内需可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撑；同时，一国在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时通常将劣势环节外包，并可吸收包含在回流中间品或最终品内的国外比较优势生产要素，进而能提升总体生产效率，这也会赋予该国更强的内生增长动力，因此并不会使其大幅滞后于国外经济繁荣。目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且不确定性增大，外需间歇性疲软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内需主导型GVC分工虽然导致一国脱离国外经济繁荣，但由于内需提供的支撑以及该分工模式对内生增长动力的强化作用，由此带来的弊端比较有限；相反，其通过减少外需疲软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有助于化解制约经济稳定的重要阻力并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在国外经济低迷状态下赋予一国的经济独立利益将远远超过上述弊端，进而可为经济平稳运行带来净利益。

最后，鉴于被解释变量与内需主导型GVC 深化程度间有内生性风险，本文借助工具变量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在构建工具变量时，参考杨继军（2019）的研究，先加总得到双边实际GDP 总和值，再以年度为单位将其按照10、20…90 分位数分割为10 组，并测算各组内部DDG 变量的均值，对其取一阶滞后项作为组内所有国与国之间双边维度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紧密相关性，但因其是一组内部诸多国家双边维度的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均值，又无法直接对单一双边国家的经济协动产生影响，同时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表2 第（5）～（8）列报告了基于以上内生性处理方法获得的实证结果，与OLS 回归结果相比并无较大差异，验证了基准结论的可靠性。同时，各列结果中LM 检验与CD 检验分别拒绝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Hansen J 检验结果为0，模型恰好识别，说明工具变量选取与各列结果是有效的。下文将基于相同工具变量构造方法对计量模型进行IV-2SLS 回归。以上检验印证了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因此，当前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且不确定性日益加大的背景下，我国应加快转变以满足外需为导向的GVC 参与模式，大力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尽可能减轻国外需求侧风险冲击，转而依靠相对稳定的内需驱动经济平稳增长。其余变量结果含义与同类文献类似，本文不再赘述。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三项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第一，指标替换。一是以双边出口中回流增加值在其与双边出口中间接国内增加值、 国外增加值三者总额中的占比测度内需主导型GVC 深化程度，④并参照前文做法以分位数对各年度分10组重新测算各组均值，取二阶滞后项作为相应工具变量展开回归分析。二是基于Hodrik-Prescott滤波测算各国实际GDP 波动项，基于此结合式（3）测算国际经济协动指标。列（1）、列（2）分别报告实施两种指标替换方法的实证结果，与前文相比未有较大变动。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IV-2SLS）

第二，样本剔除。一是剔除欧元区国家。欧元区统一货币体系、 较低的贸易壁垒和国家间地理距离优势为区内各国创造了较高的贸易便利性，同时也为增加值回流提供了便利环境，为避免该区域样本主导研究结论，本文将其剔除后再度检验内需主导型GVC 的作用，结果如列（3）所示。二是剔除内需强劲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更强进而对外需的依赖性较低，选择这些样本可能成为上述实证结果产生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Penn World Table 数据库提供的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数据，在剔除样本期该比重均值最高的八个国家后再度进行实证检验，⑤结果见列（4）。根据以上方法变更样本后，本文发现内需主导型GVC 能使其余各国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进而享有经济独立利益，同时也脱离国外经济繁荣进而有一定弊端，并且利大于弊，样本选择并不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第三，分组检验。各国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的深化程度不尽相同，可能导致其对国际经济协动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确保上述结论对于分工深化程度较低与较高的国家同时成立，本文测算了2000—2014年一国与世界各国双边维度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的均值，将该均值高于全样本均值的国家定义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反之定义为分工深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然后进行分组检验。列（5）与列（6）结果显示无论对于分工深化程度较低还是较高的国家，进一步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对其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协动性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依然能更大化驱动两类国家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综上可见，基准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四）内需主导型GVC 构建方式的调节作用

一国可通过外包中间品或最终品环节两种方式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鉴于外包中间品环节时一国面临中间品回流的外源约束风险，进而影响经济协动，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构建方式的调节作用。即构建增加值回流结构指数（RS），以一国输出并以中间品形式回流的国内增加值在国内增加值回流总额中的比重度量，以反映该国是否更多地以外包中间品环节的方式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⑥考虑该因素后本文获得表4 实证结果。

表4 内需主导型GVC 构建方式的调节效应考察结果（IV-2SLS）

列（1）、列（2）结果中，DDG×HGO×RS 变量并不显著，而DDG×LGO×RS 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国若通过增加中间品环节外包的方式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则会显著抑制这一分工模式驱动一国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的作用，阻碍经济平稳运行，从而验证了假设2。随后，本文在区别外包目的国的基础上，再次考察内需主导型GVC分工构建方式的调节作用，即引入HIC、LIC 虚拟变量。对于以中间品进口形式从发达国家获得增加值回流的样本，令HIC=1、LIC=0，对于以中间品形式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增加值回流的样本，令HIC=0、LIC=1。代入模型后，列（3）、列（4）结果显示，当一国向发达国家外包中间品环节，上述现象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是技术输出管制的主要发起国，当一国输出原料并依赖发达国家高端要素进行中间品加工时，中间品回流将面临极大的受阻甚至中断风险。以上结论说明，以内需为导向基于原料输出而外包中间品加工环节时，因中间品回流客观上面临外源约束风险，可能会抵消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通过转换增加值创造动力结构而在国外低迷期赋予一国的经济独立利益，使其经济增长再度陷入外源约束困境。因此，一国若要通过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而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独立性，则不可过于依靠外包中间品环节这一国际分工构建方式，尤其要警惕因发达国家技术输出管制而导致中间品无法从这些国家回流的风险。

（五）国家异质性分析

本文注意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的方式有明显区别，进而可能导致这一分工模式对各国经济协动的影响产生异质性，因此，本文分别对不同国家群体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的作用进行研究。表5 结果表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深化内需主导型GVC分工均能使这些国家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并滞后于国外经济繁荣，并且利大于弊；但发展中国家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只能使其脱离国外经济繁荣，而无法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不仅未获得经济独立利益，反而还减弱了外部增长动力。

表5 国家异质性检验结果（IV-2SLS）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大多拥有技术优势，但劳动力成本较高，出于成本最小化动机通常会以输出中间品的方式将低复杂度最终品加工环节外包（刘斌等，2018），增加值回流以最终品形式为主； 发展中国家普遍在中间品加工环节具有比较劣势，通常基于原料输出外包该环节，并利用国外优势生产要素进行定制化生产以满足内需，导致发展中国家以中间品形式回流的国内增加值比重较高，样本期内均值达到55.83%。以外包中间品环节作为主要方式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国外高端生产要素的依附性，因此，国外经济低迷时技术输出管制升级导致发展中国家获得定制中间品回流的难度增加，必然使其难以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然而，迫于技术、材料等要素劣势，通过外包中间品环节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又是发展中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常态，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在此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充分认识到外包中间品环节带来的潜在风险，应大力夯实该环节高端要素基础，加快提升国内同类中间品的加工能力，进而逐渐减少外包中间品环节这一内需主导型GVC 构建方式，这样才能使内需主导型GVC 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增长“自主权”的有力抓手。

四、拓展分析——内需主导型GVC、内生增长动力与经济增长

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虽然造成一国外部增长动力减弱，进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国外经济繁荣的弊端，但须注意到，这一分工模式可通过提升一国内生增长动力的方式加速经济增长，又可弥补这一弊端。鉴于此，本文建立以下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00—2014年39 个国家的单边维度面板数据厘清内需主导型GVC、内生增长动力与经济增长的联系。⑦

首先，建立计量模型式（11）研究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对一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其中，采用一国出口中回流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度量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其次，利用式（12）研究TFP 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借鉴陈晓华等（2021）的研究以人均GDP 对数值度量各国经济增长水平（EG）。最后，再借助式（13）研究内需主导型GVC 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后，纳入TFP 变量建立模型式（14），考察该变量引入能否导致内需主导型GVC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与显著性下降，进而判定TFP 的中介作用是否成立。鉴于内需主导型GVC 通过提升TFP 进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存在倒U 型特征，本文在式（11）、式（13）、式（14）中引入变量的二次项。另外，本文选取研发强度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在GDP 中占比）、FDI 强度（FDI 占GDP 比重）、政府支出（政府支出占GDP 之比）、 贸易开放度（出口额占GDP比重）与人力资本作为各模型控制变量，各新增变量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 数据库、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与WDI 数据库。

在进行实证分析时，考虑到TFP 较高的国家借助技术优势垄断GVC 两端，更有可能构建并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同时，人均产出较高的国家内需较为旺盛，导致内需主导型GVC 深化程度也更高，那么DDG 变量则成为模型式（11）、式（13）与式（14）的内生变量，因此，本文依然采用前述工具变量构造方法，对计量模型进行IV-2SLS回归。鉴于单边维度面板数据样本量较少，对于计量模型式（11），本文以TFP变量为依据将各年度样本均按照25、50、75 分位数分割为4 组，对于计量模型式（13）与式（14），以人均GDP 为依据将各年度样本分割为4 组，然后测算各组DDG 变量均值，取一阶滞后项作为组内各国内需主导型GVC分工深化程度的工具变量。上述模型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表6 内需主导型GVC、内生增长动力与经济增长间联系的检验结果（IV-2SLS）

其中，列（1）结果显示，DDG 变量显著为正，其二次项显著为负，意味着深化内需主导型GVC分工对一国TFP 有倒U 型影响；同时，列（2）结果表明，TFP 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此推断，内需主导型GVC 将通过作用于TFP 对一国经济增长也产生非线性的影响，列（3）结果印证了该推断。值得一提的是，列（4）结果显示，当本文引入TFP 变量时，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及其二次项的系数绝对值、显著性与列（3）结果相比均有明显下降，表明TFP 是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中介变量。以上结果的含义是，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确实可以通过提升内生增长动力的途径使一国获得更快经济增长，弥补其导致一国外部增长动力减弱进而脱离国外经济繁荣的弊端，然而该作用伴随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而递减，持续外包比较劣势环节将使一国逐渐丧失依靠自主创新补齐比较劣势环节短板的动力，抑制TFP 提升并使经济增长减速。该结论印证了假设3。同时说明要通过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而加速经济增长，一方面应畅通这一分工模式提升TFP 的作用渠道，有效发挥其在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技术溢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外包比较劣势环节与弥补比较劣势环节短板之间的平衡，避免因外包低效率劣势环节而丧失自主创新动力，进而更大化发挥内需主导型GVC 对内生增长动力的强化作用，以实现更加平稳且快速的经济增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价值环流特征构建内需主导型GVC分工深化程度的测度方法，从理论和经验视角探讨其对国际经济协动的影响及机理。结论如下：第一，深化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通过转换增加值创造的动力结构导致国内、国外经济波动相互脱钩，为一国带来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的利益以及滞后于国外经济繁荣的弊端，但总体上利大于弊，可助力经济平稳运行。第二，依靠外包中间品环节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将显著抑制这一分工模式驱动一国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的作用，尤其当一国向发达国家外包中间品环节时，该现象更加突出。第三，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中间品环节外包的方式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进而无法使其经济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与OECD 国家则相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依靠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在国外低迷期获得经济独立利益，则须转变以外包中间品环节为主的内需主导型GVC 构建方式。第四，深化内需主导型GVC分工能通过提升内生增长动力的方式加速一国经济增长，弥补其导致一国外部增长动力减弱进而滞后于国外经济繁荣的弊端，但该作用伴随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而递减，持续外包比较劣势环节可能减弱一国创新动力，不利于内生增长。

以上结论从GVC 视角解释了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与经济稳定之间的联系。相应政策启示如下： 一是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当前时期，应牢抓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不断释放的契机，大力推动外需主导型GVC 分工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加快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GVC 分工体系，尽可能减少国外需求侧不确定因素扩散。二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短期内在将中间品环节外包以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的同时，不能疏于加强国内该环节技术、材料等要素基础。应着力依靠自主创新与人力资本培育等方式强化高端要素积累以提升国内企业的替代加工能力，防止经济增长受制于中间品回流的“外源约束”。尤其要防范发达国家技术输出管制导致中间品无法回流的风险。在长期中，应依靠国内中间品加工能力的提升，逐渐减少外包中间品环节这一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构建模式。三是在深化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过程中，应畅通这一分工模式提升内生增长动力的作用渠道，通过劳动力再培训、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式推动要素流向高效率比较优势环节；同时，积极改善国内软、硬件设施，提高对包含在回流中间品与最终品内技术要素的吸收和改造能力；另外，还要积极补齐国内比较劣势环节的短板，避免因外包低效率劣势环节而降低创新主动性，以更大化地利用内需主导型GVC 促进内生增长。

注释：

①美国苹果公司构建的产品价值链是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模式的典型案例。该公司将手机组装环节外包至国外，由美国高通及英特尔公司提供芯片、基带等部分中间品，当这些中间品输入中国后，再由中国厂商从事组装环节并将成品输出至美国供其国民消费，那么美国产出芯片、基带等中间品时创造的增加值则经历了输出国外再回流的过程。外包最终品环节所引起的这一价值环流则成为其构建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的重要标志。

②基于Hodrik-Prescott 滤波估计j 国实际GDP 波动项，将其大于零的年份定义为繁荣期，小于零的年份定义为低迷期。

③包括25 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瑞士、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美国；15 个发展中国家：保加利亚、巴西、中国、塞浦路斯、克罗地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立陶宛、墨西哥、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土耳其。

④间接国内增加值及国外增加值出口反映了外需主导型GVC 分工下的增加值流动，而增加值回流反映了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下的增加值流动。因此，本文构建的该度量方法可从GVC 分工的内需主导程度视角刻画内需主导型GVC 分工深化程度。

⑤八个内需强劲国家为塞浦路斯、希腊、美国、墨西哥、马耳他、葡萄牙、英国、立陶宛。

⑥以中间品形式回流的增加值对应本文分解结果第8项。实际上回流增加值由分解结果中第6、7、8 项构成，前两项增加值以最终品形式回流。

⑦印度尼西亚控制变量数据缺失较多，本文剔除该国后利用剩余39 国样本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