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民

【摘 要】勇于自我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性立场不断清除自身肌体病毒和顽瘴痼疾，不断创新领导中国革命事业所需要的思想作风和体制机制。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亦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之中的历史红线。这三个历史决议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经验总结，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地位。

【关键词】历史决议;自我革命;发展历程;发展规律;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K201;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2-0005-13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奋斗历程，就是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规律和历史地位的统一。就发展规律而言，是指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入认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客观规律，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目标并将其化为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斗争实效。就历史地位而言，是指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措施，不断纠正失误或错误，制定和落实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制定和落实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社会工作方法以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党的自我革命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生死存亡，事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能否取得实效。

中共一大明确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立社會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要“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迅速建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组织。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二大通过的党章初步提出“四个服从”的组织原则，强调“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以“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中共三大针对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情况，强调党内绝不容许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的现象，要“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中共四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建立工农联盟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强调“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中共五大提出党的迫切任务“即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建立这些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政权”，要完成这一任务，“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扎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注入了自我革命的血液基因。但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确立正确的道路和路线，则是一个艰难历程。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都是中共奋斗历程和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具有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关联，构筑了中共自身建设与自我革命的整体架构和历史进程。

一、第一个《决议》：坚持思想意识改造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一个《决议》”），深入分析和总结了中共24年奋斗历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指出长期统治党内的三次“左”倾路线是错误的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路线，是主观主义的产物，要求全党“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坚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一）深刻认识三次“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

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致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在“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且造成党内“错误的传统，这就是在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存在”。对于这三次“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第一个《决议》进行了深刻分析。

首先，三次“左”倾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其一，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问题上，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但是由于不能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左”倾路线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阶段，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是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在九一八事变后又把当时要求抗日的中间派定为“最危险的敌人”。其二，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问题上，“左”倾路线由于不能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反对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思想，反对刘少奇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的方针，不顾敌强我弱的斗争状况盲目发动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以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从而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第三次“左”倾路线还提出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导致中央苏区和各个主要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失败。其三，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由于不能客观地分析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左”倾路线反对毛泽东在敌人力量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实施红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反对刘少奇依靠群众“适可而止”的斗争方针，在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组织庞大的党政机关和赤色群众团体，经常无条件地发动组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甚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视失败为“胜利”。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斗争高于一切”的口号，使革命事业不断陷入本不应该或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败。22F6A5D7-EC36-40CC-B2CF-0DBE4C9EEB41

其次，三次“左”倾路线又是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其一，在军事路线上，由于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左”倾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军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党组织;二是军队必须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实施红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采取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第三次“左”倾路线指责红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要求打“阵地战”“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始则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终则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其二，在组织路线上，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政治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左”倾路线反对毛泽东着重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方针，反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把党内一切对错误路线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通通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而予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并且实施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错误的肃反政策，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纪律而盲目服从和随声附和，以一系列过火的党内斗争严重打击党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再次，三次“左”倾路线更是错误的思想路线。党内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失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理论成果。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的“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者成为教条主义的附庸，两者内容不同而实质一样。“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二）彻底转变思想方法以克服和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个《决议》指出：党内之所以长期难以认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为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思想所蒙蔽和欺骗，就是因为缺乏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方法，难以深刻认识错误路线与正确路线的本质区别和原则不同。

毛泽东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就着重以“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方针引领全党同志改变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统治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以及浓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作斗争。虽然经过中国革命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教训和经验，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也只能批评“左”倾错误是军事路线的错误，而非政治路线的错误。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要改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但到11月太原失守后仍然难以为党内军内高层所认同。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撰写《实践论》《矛盾论》，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批评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左”倾空谈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根据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需要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已经“成为全党亟待解决和亟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党内高层对此仍然认识不深、理解不透。为此，毛泽东又相继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强调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关，强调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决定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道路;全党要认清“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性质，认清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政策和政治、经济、文化实施纲领。

1941年5月，毛澤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要求全党高度认识主观主义的学风乃是党和人民的大敌，要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取而代之。但党内高层对这个报告几无反应，《解放日报》仅于第一版右下角发个新闻小报道而已。这迫使毛泽东改变思路，他主持编辑《六大以来》，以当时中央文件与历史事实对比，将理论分析转变为党内高级干部曾经亲历的历史事实，说明什么是超越历史阶段和导致革命失败的“左”倾错误，并于6月成立中共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亲自担任组长，领导和组织党内高级干部开展学习讨论。直至在9、10月间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上，党内高层才在什么是主观主义的错误、为什么会有主观主义的错误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可见，要转变当时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认知何其艰难。1941年冬，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展的中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取得了思想方法的突破和思想认识的基本一致。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相继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与《改造我们的学习》一起成为重要的整风学习文献，以继续转变中高级干部的思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实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1943年4月，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和工作需要，颁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强调“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和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由此推进整风运动的重点转向“审干运动”。鉴于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而产生过火的党内斗争，8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但是，群众运动的方式和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极易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视为犯错误者道德品质或家庭出身的产物，而难以分清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历史根源与个人责任的关系。22F6A5D7-EC36-40CC-B2CF-0DBE4C9EEB41

第一个《决议》由此专门深入分析三次“左”倾路线的历史根源，以避免出现静止地片面地看待问题的思想方法。第一个《决议》指出：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党在农村及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斗争环境，使党内党外存在着诸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及其思想意识的侵袭。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中间大多数愿意参加革命斗争，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其中“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很多人“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因此，不能将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意识视为顽固不变而终生具有的观念。

但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又容易产生革命的急躁情绪和盲干情绪。其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成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俘虏;政治倾向上对“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极感兴趣，容易产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偏激;组织生活上则因为宗法社会的长期影响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需要“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和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不能蒙受三次“左”倾路线的思想欺骗，将三次“左”倾路线视为个人的道德品质或思想认识。通过对历史根源的深刻分析和清晰归纳，就能帮助犯错误者去掉思想包袱而继续与“左”倾错误作不懈斗争。第一个《决议》特别强调：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长期存在、党长期处在农村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仍然存在、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等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而“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更加坚强起来”。延安整风就是全党普遍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曾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第一个《决议》深刻阐明了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与思想方法，增强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从此，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继续克服和纠正“左”倾错误，贯彻落实中共七大确立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方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必要准备。

二、第二个《决议》：坚持党的中心工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决议》”），深入分析和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成就和经验教训;强调坚守党的中心工作是认识和纠正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失误乃至严重错误的历史基础，要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性原则和历史责任来正确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要认识到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成功经验是主要的，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党所经历的严重失误和深刻教训是次要的，可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将“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与失误

第二个《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性胜利，已经具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历史自觉和政治能力，已经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體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亦是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历史自觉。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功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产物，亦是纠正失误和面对挫折的实践动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年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且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创新性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其间由于急躁情绪和缺乏经验而出现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和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现象，以致在长时间内遗留了一些问题。但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共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经使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变化，已经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难以满足这一需求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要转向经济建设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中共八大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和工作经验的不足，中共在取得社会主义建设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一系列违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客观规律的“左”倾错误，给国家和人民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其间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切实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一系列问题，与急躁情绪和“左”倾错误作斗争。特别是1960年冬开始中共中央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既避免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左”倾错误支配全局，又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以上情形充分说明：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办事，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是少犯错误更是逐步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的基础。22F6A5D7-EC36-40CC-B2CF-0DBE4C9EEB41

第二个《决议》指出：总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期间的历史经验，既不能以成功经验忽视或否认失误的教训，更不能以失误的教训否认成功的经验;要深刻认识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产生的原因及其关系，坚持成功的经验和汲取失败的教训，按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如果忽视或者掩盖错误，“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二）失守经济建设中心工作是“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严重违背和重大破坏。首先，毛泽东领导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其次，“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再次，“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中共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卓越成就。最后，“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入瘫痪半瘫痪的状态。历史已经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国共产党应当直面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更为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第二个《决议》指出：就客观原因来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虽然有些已经比较清楚了，但还有待于继续探索。而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不可能给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就主观原因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和“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使党内容易形成历史经验主义的思维习惯，即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仍习惯沿用过去熟悉的大规模暴风骤雨式的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和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这种脱离现实生活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将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视为“资产阶级法权”;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会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悟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改革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尽管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各个阶段都与“左”倾错误作过不懈斗争，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过坚决斗争，但都难以抵制“左”倾错误的发生和持续。这也充分说明脱离经济建设工作，违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既难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更难避免“左”倾错误的蔓延。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第二个《决议》要求全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目标的斗争中，切实理解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其一，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第二个《决议》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企图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或是仍旧照抄照搬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都是完全错误的。

其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第二个《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内行。”

其三，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第二个《决议》指出：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基本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济管理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今后必须采取科学态度，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既反对急于求成，又反对消极情绪。

其四，按照社会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要求来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第二个《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依靠力量;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人民和青年，抵制腐朽的资产階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22F6A5D7-EC36-40CC-B2CF-0DBE4C9EEB41

其五，正确认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和扩大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第二个《决议》指出：当前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恶化，因此，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必须正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种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

其六，必须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深刻认识党风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第二个《决议》指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必须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建立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四个服从”的组织纪律;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脱离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正确处理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加强党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协商合作。“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邓小平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第二个《决议》的历史地位和引领作用，就是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正反两面经验的深刻总结，阐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极强的修正“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并恢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组织领导的能力，为中共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政治路线、中共十三大制定和实施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引导和实践动力。

三、第三个《决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第三个《决议》”），重点总结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第三个《决议》实事求是地深化和拓展已有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之一予以深刻阐明。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方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方能领导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是未来继续成功的政治优势。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开创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党以坚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坚持自我革命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重大成就

第三个《决议》指出：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就是中共勇于自我革命的奋斗过程。中国共产党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将中共建设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稳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充分预见到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特别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为中共彻底认识和纠正一系列“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中共的事业虽然经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第三个《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亦是全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奋斗历程。党始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促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党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先后就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和改进执政党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组织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集中性学习教育。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自我革命，已经实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所需要的思想作风和纪律建设的双重革新，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

（二）全面从严治党践行习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2F6A5D7-EC36-40CC-B2CF-0DBE4C9EEB41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习近平对新时代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指出：“政治纪律是党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行为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绝不容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存在。”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就是继续以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两者相互融合、相互推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第三个《决议》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党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行持续努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确保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全党必须恪守“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一系列坚强措施之所以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是坚决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结果。习近平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严的主基调，突出抓住“关键少数”，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以一系列坚强有力的措施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坚持“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的原则和方法。以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贯穿党的各项建设，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一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022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中纪委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实施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必须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习近平提出的“六个必须”，是对伟大自我革命的规律性总结，是以自我革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指导意义的十条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心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其中“坚持自我革命”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断淬炼和提升其他九条历史经验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思想武器。第三个《决议》的历史地位和引领作用，就是不断深化前面两个《决议》的理论水平和经验总结，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勇于自我革命的发展规律，明确“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論化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生机勃勃的实践活动和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从而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历史真理，深刻阐明正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使“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结论彪炳史册。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亦是贯穿于三个历史决议之中的红线。第一个《决议》深刻阐明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性质和产生原因，要求全党按照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彻底认识和纠正“左”倾错误，进而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第二个《决议》深入分析坚持党的中心工作是认识和纠正工作失误乃至“文革”严重错误的历史基础，要求全党坚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三个《决议》要求全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三个历史决议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经验总结，深刻揭示出中共勇于自我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地位。

[作者系广州城市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原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22F6A5D7-EC36-40CC-B2CF-0DBE4C9EEB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