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在过去的150年里，只有英国和美国的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正式实力和非正式实力——触及世界各地，让它们可以自称继承罗马的衣钵。

美国在1945年后继承了英国的全球地位，成为民主的传道者，在认为必要时不惜进行政权更迭。事实上，这个剧本可以追溯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时代。正如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穆德在《经济武器：作为现代战争的工具的制裁的兴起》中所写的，“威尔逊是第一个将经济武器作为民主化工具的政治家”。

根据民主和平理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动战争。因此，一个完全民主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是1990年代出现的希望。弗朗西斯·福山在文章《历史的终结？》中提出了著名的期待——世界最重要的部分都会变成民主的。

这样的论点在直觉上很有吸引力。它不否认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它假定民主国家的利益将反映人权等共同价值观，并且会以不那么好战的方式追求这些利益（因为民主进程要求就分歧进行协商）。

这种信念建立在两个极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命题上，尽管它们在理论和经验上都缺乏基础。第一个命题是，一国的对外行为由其国内宪法决定——这种观点忽视了国际体系对一国国内政治可能起到的影响。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兹在其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影响国家行为，甚于国家行为创造国际无政府状态。

沃尔兹的“世界体系理论”观点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有用。你必须着眼于国际体系的结構去“预测”个别国家的行为，而不管它们的国内宪法如何。“如果每个国家都保持稳定，只想保证安全，对邻国没有任何算计，那么所有国家仍然会不安全，”他观察道，“因为一个国家的安全手段，就其存在而言，就是让其他国家受到威胁的手段。”

沃尔兹为民主习惯很容易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的轻率假设，提供了一种令人振奋的解药。他建议与其尝试传播民主，不如尝试减少全球的不安全感。

尽管不可否认，民主制度与和平习惯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因果关系的方向颇可争议。是民主在1945年后使欧洲和平了吗？还是美国的核保护伞、胜利者确定的边界以及马歇尔计划推动的经济增长，最终使东欧有可能接受民主作为其政治规范？

政治学家马克·佩特尔齐克认为：“只有相对安全的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才能负担得起自由、多元化的社会；缺乏这种安全，国家更有可能采用、维持或恢复集中化的强制性权力结构。”

第二个命题是民主是国家的自然形式，如果允许，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自发地采用这种形式。这一可疑的假设，使政权更迭看似容易，因为制裁力量可以依赖那些自由受到压制和权利受到践踏的人的欢迎支持。

但通过与战后德国和日本进行肤浅的比较，民主化的倡导者严重低估了在缺乏西方宪政传统的社会中建立民主制度的困难。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和许多非洲国家，都可以看到这一行为的后果。

民主和平理论首先是懒惰的。它为“好战”行为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而不考虑相关国家的位置和历史。这种肤浅使其自身过度自信，认为只要迅速采取经济制裁或轰炸，就可以治愈敌对政权的不幸苦难。

简而言之，民主是“可移植的”的想法，导致人们严重低估了试图将民主传播到世界动荡地区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成本。西方为这种想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且可能即将再次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