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法治很重要，这是今天人人明白的道理。古人又何尝不明白。从思想源头看法治，既有趣，也很有启发。

孔子推崇孝道，弟子有若概括说，孝悌，是仁的根本。在当鲁国大司寇的时候，孔子处理过一起家庭官司，父亲状告儿子不孝。孔子听讼后没有判决，而是把父子二人都收押在同一牢房。三个月后父亲撤诉，孔子就把他们放了。

季孙氏听说后评论道，他不是提倡以孝治天下吗，为什么不杀掉那个不孝子？孔子隔空回应：作为统治者，你们没有用孝道去教化老百姓，罪责就不在百姓；百姓不知道什么是犯罪，惩罚有什么意义？教化不施，那是治理有问题，随意判决，就是滥杀无辜。

道理無疑是对的，但孔子给的方法却值得讨论。他说，居上位者应该按道行事，以身作则，以贤良之人为表率，辅之以威势震慑，这样干上三年，百姓就会走上正道，对少数不行正道的，再施以刑罚。

孔子看到了一点，就是道理和规则必须让老百姓先明白，惩罚措施本身才合法。但他把治理寄托于人，君王应该像尧舜，善良、正义、通晓一切，他任用的官员应该都是贤人、君子，精于先王之道，全是道德典范。在现实中，这是无法实际操作的。如果这样治理，除了见效慢、不可控之外，成本也太高。

直到一百多年后，另一个儒家大师荀子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生来有好利之心、嫉妒之情、耳目之欲，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这是人的本性。他对孟子的性善论很不屑，但他并没有攻击孔子，不管怎样治理，价值依归还是孔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就不能把美好愿景的实现完全寄托于人。治理的主要途径，就从如何发挥人美好的本心，转变为怎样防止人丑恶的行为。所以，荀子既推崇孔子说的礼，又提出了“重法”的思想。

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在性恶论上更加彻底。“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年，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父子至亲，都会因为私欲而互相怨恨。造车的想把车卖出去，希望人人富贵，造棺材的想把棺材卖出去，就希望更多人死去。后妃、夫人、太子一旦结党，就会希望君王死去，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多恨君王，只是君王死了对他们有利而已。

既然无论任何身份，本性都是恶的，那么就对所有人都使用明确的法条来加以规范，治理手段就非常现实有效了。他把手段分为法和术。“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律越清楚地公布，越多人知道，就越好，而术，权术，则要隐藏起来，不要被人知道。

这个术，听上去让人不寒而栗。但韩非子说的术是驭下之术，是对付官吏而不是百姓的，目的是让整个政治结构能够有效运转。“藏之于胸”，“潜御群臣”，“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如果对老百姓也用术，那成本就太高了，事实上一样做不到，对百姓，就要用明文之法，一例公平。“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

韩非子和他的老师荀子一样，对孔子的价值取向没有异议。

人们说中国古代治理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其实更应该是“内用法家，外示儒术”，强调理想主义的价值，又要有现实主义的办法。后世的治理失败，往往就是忽视法与术的关系，既用权术去对付老百姓，密探遍布，使人互相首告；而法律又不明确，口袋罪横行，人为的空间极大；同时又抛弃了价值观，不知道治理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大道，也就是为了天下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