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秋雨

做生意资金断裂以后，25岁的张勇决定给两套位于燕郊的房产断供。

没有任何挣扎。

2017年以前，他在邻近北京的河北三县买下三套房，第一套全款，第二套贷款了100万，第三套又加了杠杆，房贷120万。

但房子敌不过烧钱的创业项目。他开始掏不出每个月2万的房贷，接下来，他连卖房都懒得折腾——燕郊房价自2017年开始腰斩，找到合适买家不容易。

他在接下来的2019年被列为失信人，持续一年地应诉、开庭、打官司，三套房子全被法拍。这些是张勇心里清楚的代价，但在债务坍塌、朋友离散时，“房子哪有那么重要？”他说。

许多类似张勇的故事正在多地上演。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2年2月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指出：近两年，银行起诉房贷违约断供的案件大幅增加，法拍房数量暴涨。

法拍房不只涵盖断供，债务抵押与破产仍是法拍的主要缘由，但总体上，法拍房近年呈激增趋势。阿里拍卖平台数据显示，单单河南省会郑州，从2021年9月到2022年3月，挂牌法拍房数半年内增长90%，从2.7万套涨至5.13万套。

断供、法拍潮戳中了众多买房者内心的恐惧，让人们重新思考房子、杠杆与人生的关系。一位西安的业主通过记者微信后，迅速发来一句：“我快撑不住了，房子要断供。”因为疫情，他开在街口的饭店倒闭后，他对自己2018年在高位时跟风买房懊悔不已。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30岁至40岁群体的住房贷款总额是家庭年收入的11倍，但收入最低的1/4家庭中，房贷总额是年收入的32倍。

什么境地下房子会断供？

房子，于中国家庭或个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张勇在2018年10月泄了气。

年初主导的、“市场从未出现过”的影视项目，资金链断裂。他没法给月薪4万的总监发工资；过去累积的债务如山一般压来，“差不多一千万”。

他名下有三套位于环京带河北地区的房子，全都在2018年以前购置。拿下第一套房子时，张勇大学刚毕业，22岁。100平米的三室一厅在2015年的燕郊只需90万元。他全款买下，看中的是“那儿离北京国贸近，开车就1小时”的区位。

他本以为房子可以用作江湖救急。未料到，还没来得及挂牌出售，他因一起案件成为被告，法院对其采取财产保全的强制措施，冻结了他唯一的全款房。

没有现金流的张勇“破罐子破摔”，11月给另两套房子断了供。

接下来的半年，张勇收到了银行多次催收房贷的电话。他无力理会。借债的网贷公司亦开始“夺命”催收，每日电话轰炸，把张勇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通知了个遍。

巨大压力下，他索性换了手机号，逃避熟人的眼光。

断供以后，在哈尔滨做服务员的姜花，也最害怕手机响起的声音。

2022年开始，她发现还不上所有地方欠的钱：先是信用卡、花呗，接着是房贷。逾期以后，她的手机总有银行短信提醒，“天天都能接到催款电话”。连夜晚睡觉惊醒时，都“以为有人打电话让我还钱”。

姜花的工作，自新冠疫情开始，进入了断断续续的停摆。原先服务的某洗浴城，没买五险一金，但底薪和提成每月有五六千，最好的时候给八千。但最近三年，疫情影响了这个行业，洗浴城被迫长时间停工。

时间因此被分成两个维度：有疫情和没疫情的日子。

哈尔滨没出现本土病例时，她还能早出晚归，一个月领2800元的底薪。但疫情一袭来，街道被封控，洗浴城大门紧锁，收入为零。2022年春节以后，她每天只吃两顿饭，很少吃肉，“学习怎么花式煮稀饭”。

还了10年的、每月1300元的房贷，如今变成姜花掐着脖子也吐不出来的款项。她在2022年3月选择断供。

“你知道断供的代价吗？”

“知道，”电话那头姜花平静地说，“（断供）会成为失信人。信用卡还不上的话，会坐牢。”

断供半年后，张勇在2019年收到了法院寄来的函件，是银行的起诉函。

不久后，法官判定其违约，偿还所有剩余房款，包括全部罚款利息及复利。

无力偿还的情况下，他的房子被强制执行，进入法拍程序。

但张勇认为是时机、运势让他走上这一步。“如果燕郊房价维持原价，它都不需要涨，只要维持在2017年的3万多元一平，我都不可能失败的。”

但偏偏，隶属河北省廊坊市的燕郊，房价暴跌。

2017年3月始，廊坊市出台全面限购政策，针对非本地户籍居民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如首付比例超50%、满三年社保等。

2018年初，环京楼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相对2017年高点，已跌去一半。

张勇正好在市场最疯狂时拿下第三套房子。那是一套未满两年出手的二手房，他不仅承担了高税费，还在2017年的限购政策下支付50%的首付，加上中介费，共计花费140万。

更何况，他还有50%未支付，加上第二套房子的房贷，月供两万。

两万元，原先对张勇的负担并不大。

他在北京念的大学，正巧赶上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黄金年代。张勇形容，那时有一种大环境的宽容，“大家看上去都挺有钱，甭管是融资也好借钱也好，很容易”。

2015年大学毕业时，乘上影视行业蓬勃的东风，他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从事微电影投资与广告宣传。分公司一路开到成都、杭州，“每个月手头总有三四十万的现金”。

他开始买房。

这源于过去执着的信念：房子保值。任何时候生意遇到资金难题，卖房拿到现金就能解决。

临近北京的燕郊让他看到希望。他看着房价如同影视行业的项目报价一样，一路飙升。2015年全款买下首套房子时，房价9000元一平米，2016年开始升至2万，2017年高点时，燕郊的房价高至4万一平米。

繁荣的景象在2018年一一被击穿。税收风暴揭开影视明星的另一面，同时席卷整个行业。

房子也开始不值钱了。不良的市场预期下，鲜有人抄底，只想加速离开。

张勇算了一笔账，哪怕手里的房子找到买家，以燕郊的市场价仍不足以填满剩余房贷。这意味着，要想卖房，除了买家的房款，他仍要自己花钱补足剩余贷款，或寻找金融机构垫资。但在资金链断裂时，张勇连垫资的手续费都掏不出來。

在北京的湖南人肖盛，也是入手燕郊房子后，才感受到惨淡的环京楼市。

26岁的她，在2019年廊坊市香河县购置一套48平米的公寓，一房一厅，是家里人“咬咬牙”为她筹的首付。

20多万元，终于齐了。

她看重了公寓较低的单价，总价不到50万，一套完完整整属于自己的房子。2018年一年，她在北京换了四个住所，房东的一个决定就能轻易改变她的安居之地。所以那时，她以为自己总算有个家了。

没想到，预计2021年11月交房的公寓，至今未完工，“地基在水里泡了一年半”。

部分业主很快将开发商告至法庭。但“打赢了也就拿到一张纸”，肖盛说，退不了首付也拿不到房。

更甚的是，银行的房贷仍要还。

她开始为每月两千的房贷发愁，每天都想断供。从事的医院肿瘤科自疫情以后，因医护人员大量抽调做核酸检测，绩效大受影响，月薪缩减至六七千元。

但律师告诉她，即使房子烂尾，断供依然有可能面临房子被法拍、上失信人名单的后果。

“但连拍卖都拍不了，房子还没建起来。”肖盛发了个捂脸的表情说道。

经历了近一年的应诉、败诉、挂牌法拍，张勇的两套燕郊房子被人法拍买走。2016年总价160万买下的房子，以112万成交，2017年总价200多万的房子，最终101万成交。

“亏大了。”张勇说。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次拍卖起拍价可在参考价基础上最多降价30%，如果一拍流拍，二拍可以在一拍基础上再降价20%。

上述成交价均不足抵扣张勇剩余的房贷和利息，另需补缴20多万。“相当于首付没了，还了两年的月供也没了。”

但处于欠债状态的他，已不在乎征信或更多的法律诉讼，他告诉记者，至今未缴纳法院要求补缴的钱。

张勇的心态更像是特例。较高的违约成本、法律失信人的后果，都成为众人避免断供的根源。想断供的肖盛，也是因为惧怕诉讼，每个月临近还款日期，四处东拼西凑、先还断尾楼的房贷。

国内专家的研判是，普遍性断供暂未在全国城市大面积发生。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蔡真曾总结，局部出现断供现象的区域一般有几个特征，一是当地是收缩型城市，房价缺乏上涨动力，二是有过房价上涨期，曾有炒房潜力。

而从整体设计而言，中国房地产的按揭贷款是世界最安全的贷款之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不良率为0.3%。

2020年12月31日，央行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被认为是防范房地产风险的一大举措。该通知分五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占比、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设定上限。

黑龙江人姜花在年初想卖掉住了十年的房子，与父母回农村的宅基地居住——这是她能想到的解决困境的唯一办法。

但房子挂牌在中介公司出售后，两个月内看房者寥寥，“前几个星期中介（公司）也倒闭了”。

她也去送过外卖。但哈尔滨规定，摩托车上路需要上牌，全市处在严查无牌车的状态。

她骑着无牌摩托车在街上驰骋了不到一个月，被交警罚了1200元，再次断了她的谋生念想。

多重压力下，违约按揭的决定，反而让姜花感到生活轻松了。她不再思虑如何还房贷，“现在只用想怎么解决好家里的温饱”。

张勇在断供成为“老赖”以后，也经历了长达一年的颓靡期，不愿见人、断了所有的人脉。

但他在2021年决定重回原点，回到他擅长的影视行业和商人圈，公司运营也换了一套逻辑。他相信自己也许有那一刻，会像《肖申克的救赎》的主人公安迪一样，自我救赎，绝地反击。

他至今认为， 房子一步步走上法拍，“只是（因为）缺少了点运气”。但燕郊给他上了一课—— “提高风险意识”。

今后要是挣钱了，“只入手北京核心区域、换手率低的资产”。

（应受访者要求，张勇、姜花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