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上海是中国极其特殊的城市，近段时间，这座城市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2021年，上海的GDP为4.32万亿，居全国第一。北京居第二，GDP为4.03万亿，略低于上海。上海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是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而在于它作为第一大城市對长三角乃至全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再怎么强调上海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在上海周围，分布着宁波、杭州、苏州、无锡、南通、南京这6座GDP过万亿的城市，如果算上同属于长三角的合肥，那么以上海为核心的城市群（包含上海自己），共有 8座城市经济总量过万亿。

2021年，中国共有24座GDP过万亿的城市，被民间称为“万亿俱乐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在数量上占据了1/3。这些城市不但经济总量大，而且经济质量在全国的万亿城市中，也处于领头位置。

因此，外界看待上海，除了看城市本身的体量之外，更要看它对一个城市群的重要性。实际上，从城市群来看一座城市或区域的发展，往往更能洞悉那些长期困扰外界的区域发展“难题”。

城市群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经济议题。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大城市崛起为特征的城市化“上半场”已经结束，而城市群的发展则是“下半场”。

在如火如荼的城市群规划中，大的城市群有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还有近年愈发受到关注的成渝经济圈。小的更是不胜枚举，各个省级行政区或者省级行政区之间，纷纷出现了区域发展和区域合作的城市群概念。比如，在湖南有长株潭（长沙、株洲和湘潭）城市群，在浙江有浙中（涉及金华、衢州和丽水等）城市群，在陕西有西咸（西安和咸阳）城市群等。

城市群之所以被认为是城市化的“下半场”，很大程度是基于两个背景。

首先，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开始困扰一些人口快速膨胀的大城市，因此在一些人看来，适度疏解其功能到周边城市，成为一种可选项。其次，城市群的发展也涉及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核心城市带动周边，提高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在公共语境中，无疑是大城市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

客观地说，城市群的发展的确是一种可预料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核心区域都是以城市群的形式存在的。不过，城市群的发展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市场规律”，绝对不能忽视它们。

纵观全球现有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它们多半有着一些共同特点。首先，成功的城市群多半位于一个经济体的发达地带，相对落后的地带固然也存在产业和人口向内部某个点集中的现象，但还谈不上城市群，也缺乏持续集聚的能力。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回溯到13世纪，全球就有了最早具有现代产业意义的城市群，即意大利的北部地带。它包括了威尼斯、米兰、都灵和佛罗伦萨等城市，这里也是文艺复兴的中心。直到现在，北部城市群依然是意大利最发达的核心地区，经济发达，产业一流，米兰的时装、都灵的菲亚特汽车，无不全球知名。然而，经济落后的意大利南部就缺乏这样的城市群，都是一些籍籍无名的城市。

在北美地区，城市群也集中于更发达的东北部大纽约周边、中部的芝加哥和西部的洛杉矶、旧金山一带。而更加广袤的其他中西部地带，同样缺乏能够和前述城市群相匹敌的多城市地带。这些地方可能会有零星的、拥有特殊产业的明星城市，比如依靠特许经营博彩而崛起的拉斯维加斯。

在日本，全国的城市群也集中到东南的太平洋沿岸，这里有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城市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这些地方的产出占据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70%。白雪皑皑的北海道，面向韩国、朝鲜和俄罗斯的日本西北海岸，经济相对落后，是没办法崛起一个像样的多城市地带的。

城市带必须位于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发达地带，而在欠发达地带要形成一个城市群，难度就会较大。造成这一“铁律”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群的崛起必须有足够的内部向心力。

向心力要求这一区域必须有足够强的核心城市，核心城市可是一座，也可能是多座。更重要的是，核心城市的发展水平放在经济体内部，应该属于较高水平，具有较强的跨区域吸附和辐射能力。

长三角和珠三角正是遵循这个逻辑。上海是中国工商业第一大市，是除了北京之外，跨区域辐射能力最强的城市。在杭州因互联网崛起之前，长三角某个城市的发达程度和它与上海之间的距离，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谁距离上海越近，谁就越发达。这正是上海为长三角带来超级向心力的体现。

对珠三角或者说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即便不考虑香港，它同样拥有广州和深圳两座双子城市作为核心城市。作为一线城市，虽然广州和深圳的体量不及北京和上海，但它们同样拥有着较强的全国性吸附能力。

拥有发展水平全国一流的核心城市，最大的好处在于，它会确保区域内的资源不向区域外过度散逸。即便区域内的资源要离开原生地域，迁往更高能级的城市，它也有机会在区域内选择落点。比如，一家在县域发展起来的优秀企业，它要迁往一线城市，那么它可能从苏南迁往上海，或者从珠三角小城市迁往深圳。最终，资源依然留在了同一城市群之内。

但是，如果区域核心城市在全国的能级没有达到顶级水平，那么区域内资源就很容易向外流出，因为核心城市根本无法留住这些资源。实际上，这正是国内很多区域要搞城市群，却一二十年不见明显效果，呈现“雷声大、雨点小”现象的原因。

2012年，湖南爆发了知名民企三一重工的外迁风波。三一重工当时表示，因为国际化的需要，并规避恶性竞争，总部将搬迁到北京。此外，万达总部从大连迁到北京的故事也广为人知。

要知道，长沙和大连在当地一直都被定位为带动省内城市群发展的龙头大哥。长沙是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而大连是辽中南城市群的龙头。然而，如果龙头城市在留住自己的龙头企业时，都存在一定困难，那么它们对所谓城市群的带动能力，也就可想而知。

实际上，除了京津冀的北京、長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深双城之外，真正对区域内资源有压倒性吸附力，能够像树根保护水土一样，防止区域内资源向区域外流出的核心城市并不多。

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之外，很难找到另外一座。即使是晋级一线城市呼声最高的超级明星杭州，依然会被上海吸附资源。比如，阿里系旗下的支付宝的总部，以及盒马的总部就在上海，而不是杭州。当然，长三角的幸运之处在于，上海属于长三角。从杭州迁往上海，这种异地配置资源只不过是区域内的协同而已。

制造业很必要

我国现有的超级城市群，包括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但一个客观事实是，京津冀的内部融合度和内部成员平均发展程度，和后面两个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对此，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北京是首都，因此，由于一些非市场领域的原因，京津冀和其他两个城市群的发展路径必然有很大不同。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讨论非市场领域的原因，只从产业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进行技术化的分析。

全球最知名的城市群，在崛起的初期，一定都以制造业为主。美国东北部大纽约地区曾是纺织业中心，芝加哥和底特律一带是钢铁和汽车制造业中心，日本的东南沿海也是制造业核心地带。中国的长三角在近代即是全国的制造业中心，在19世纪上半叶，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产值曾一度占据全国份额的60%，而上海一城在顶峰时期可以达到全国的30%。

为何发展城市群，必须要有制造业？这可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一个不同来看——服务业很难向周边产业转移，而制造业可以。

首先，和消费性服务业（比如餐饮）相比，制造业的不同在于它可以跨区配置产业链，这使得核心城市带动次级城市的产业发展有了可能性。而消费性服务业则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多数消费性服务都是生产和消费于同一时空发生和完成。

举个简单的例子，北京那些专为“高端社交”而开设的上流餐厅，它们所提供的餐饮服务，其生产和消费都是同时同地进行，没法从北京转移到廊坊，从而带动城市圈内次级城市的发展。

当然，北京的白领可能住在廊坊，特别是燕郊这样的地方，在两地间进行超长距离的通勤。但这并不是什么产业转移，而是高租金对工薪族的空间挤出。对个体来说，这是在财务约束之下，一种被迫降低生活质量的无奈之举。

再者，和消费性服务业一样，生产性的服务业（比如金融）也是很难向周边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以金融为例，它天生就是跨越时空的，货币的数量不过是电子记账符号，可以通过卫星和光纤传输，根本不存在产业转移、产业溢出这回事。

2021年11月，北交所正式开市，81家首批上市公司中，拥有数量最多的不是与北京地理上更近的河北或者天津，而是江苏，占了12家，其次是北京自己和广东，分别有11家和10家。

显然，除了股市交易的时区问题，以及一些专注于高频交易的对冲基金需要把主机设置在证交所附近之外，空间的远近对绝大多数金融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制造业就不同了，首钢公司迁出北京，就会选择临近的河北唐山曹妃甸，而不是去江苏。

北京作为首都，它并非一座工业大市，而是以服务业为主。中关村的科技产业看起来像工业，但其实它更多地算是服务业中的信息服务业。小米的总部在北京，但它并不需要在北京周边生产硬件，而是让远在珠三角的深圳代工厂给它生产。

因此很容易看出，作为服务业中心的城市，它很难在产业转移的维度上对周边进行拉动。比如，首钢就只有一家。除此以外，北京要外迁或者在周边配置产业链环节的制造业并不多，这和曾经拉动了整个苏南地区工业崛起的上海，完全不是一个模式。

可以这样说，上海的发达为长三角带来了一种向心力，为区域留住了资源；同时，上海的制造业外溢，又犹如一种离心力，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广州和深圳也是制造业发达的一线城市，因此也能按照以上这个向心力加离心力的逻辑，带动珠三角城市群的崛起。然而，其他一些以服务业为主的超级城市，可能只有不断集聚资源的向心力，而缺少溢出和辐射的离心力，因此在带动周边城市群的发展上，还需要继续努力。

一个城市群的形成，绝非在地图上找到相邻的、比较粗的点（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然后把它们连成一片那么简单。市场规律，永远都是最具决定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