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祥 ，杜展全

(1.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管理学教研部，广州 510053；2.东莞市社会科学院，广东 东莞 523083)

一、引言

当前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分布越来越趋向集聚化，在全球范围内城市群已成为承载要素集聚和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随着新一轮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网络的改善，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城市群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已逐步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因此，城市群经济活动效率的提升对增强我国全球竞争力尤为重要。城市经济理论表明，城市群经济效率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深化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功能分工，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深化大湾区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功能分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水平。那么，作为全国率先发展的重要城市群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产业功能分工水平究竟如何？城市产业功能分工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效率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目前已有不少文献关注和研究了我国城市群产业功能分工问题。有的文献对我国城市群功能分工进行定性描述，分析了城市群功能分工的影响因素和机制[1-4]。有的文献设计了相应的产业分工度量方法，对我国城市群功能分工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数据对我国城市群产业功能分工水平进行度量[5-8]。同时，还有些文献聚焦分析了城市功能专业化及其对城市产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9-12]。但是，通过梳理现有文献进展，笔者也发现目前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与经济效率的研究还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产业发展的经验数据，对城市功能分工与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并就今后如何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提高产业发展效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功能分工与城市群产业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8年的59.6%，年均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我国已形成660多个城市、20 000多个建制镇的城镇化新格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中原等一批城市群快速发展壮大，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先后编制出台了长江中游、成渝、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等一批城市群发展战略规划，大力推进城市群发展，城市群正逐步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主体，城市群产业发展效率对我国经济全球竞争力正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区域与城市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表明，城市群产业效率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深化城市间产业功能分工。古典经济理论较早对市场一体化、产业分工和区域产业发展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李嘉图模型[13](Ricardo model)分析了在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生产要素不可流动的条件下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问题，提出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产业分工的观点，各国选择生产成本较低的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并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完全的国际专业化分工，这种分工格局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流向和各国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在商品市场一体化条件下，各个国家根据机会成本高低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组合，实现国际产业分工，开展自由贸易，各国产业结构取决于不可流动要素的相对价格。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在保障各国分享自由贸易所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改进了国际生产体系的效率，其效率改进的来源是各国比较成本优势的发挥。基于类似的逻辑，H-O模型[14](Heckscher-Ohlin model)认为，各国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一样，进而导致了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差异，每个国家应该在密集使用本地区相对丰裕要素(也是相对价格较低的要素)的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并进口密集使用本地区相对稀缺要素(也是相对价格较高的要素)的产品。这样在商品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将保障整个国际生产结构是有效率的。可见，在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内，产业的区域分工完全源自外生的技术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是企业对比较利益的追求在区域层次上的表现，不可移动要素的丰裕程度和外生技术差异决定了国际专业化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区域产业结构是以区际专业化分工为前提的，各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取决于外生的要素禀赋与技术差异，而商品市场的一体化则促进了区域生产结构的效率。

古典经济理论关于商品可以自由流动而要素不可流动的理论假设适应了当时不发达的国际经济状况。随着技术进步和交通网络的现代化，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跨越国界流动的情况越来越常见，规模越来越大，对国际产业结构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国际贸易常常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对此，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两国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不完全取决于二者的要素价格差异，还要综合考虑生产者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市场条件和经济规模的不同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差异，并进而影响到商品的相对价格，具有较大国内市场规模的部门会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在考虑到市场条件之后，两国经济规模差异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共同决定了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并导致区域产业分工、贸易和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在新贸易理论看来，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较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更有利于厂商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在此情况下，厂商便大量生产并出口具有规模优势的产品，由此促进了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在这种区域分工格局中，规模经济与收益递增促进了厂商的效率提升。

虽然上述两种理论主要分析了国家间的产业分工问题，但二者关于分工促进效率的论断为后续的区域经济理论进展提供了思想源泉，后续的理论进展不再局限于分析国际产业分工问题，而在更加一般性的意义上讨论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问题。借鉴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新经济地理学文献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规模收益递增会引发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而产业一旦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集聚就会产生自我强化的效应，这种效应是企业为了分享集中所带来的外部经济的结果。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这样的集聚空间通常是城市，经济和人口的集中使得城市环境具有外部经济性，外部性扮演了吸引资源要素流入城市的力量，其来源有三[15]：一是共享(sharing)。城市经济与人口集中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城市中存在着大规模的集中性供给与集中性需求，厂商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厂商既可以根据集中的购买者需求提供高度专业化的商品与服务，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各类中间投入品。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共享城市发达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网络，节省包括运输费用在内的各类贸易成本。二是匹配(matching)。城市集中而多元化的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可以降低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提高市场匹配效率。在商品市场上，多样化的产品供给组合更容易与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实现匹配。而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更容易招募到所需劳动力，而劳动力也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者也更容易与资金提供者实现匹配，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三是学习(learning)。城市共享的知识基础设施和制度、频繁的人际交流以及多样化的知识环境，提高了知识创造、扩散和使用的效率，有助于提高厂商的创新水平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城市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在上述外部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具有初始制造业优势的城市会形成累积循环因果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产业在本地集聚，这时城市体系就呈现出“中心—外围”产业分布格局[16-17]。大量工业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市，中心城市成为工业产品的输出地，而外围小城市主要从事初级产品生产，成为工业产品的输入地，从而实现了城市体系内第一阶段产业分工。这一阶段的产业分工主要表现为大小城市之间的部门分工，在这种分工格局中，要素进行着从低生产率的小城镇初级产品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大城市非农部门的单向流动，这种由低到高的要素跨部门流动推动了城市体系经济活动效率的改进。

但是，要素的单向流动导致经济和人口的集中，改变了城市环境，导致城市的人口与经济密度上升，给城市带来了拥挤成本(congestion cost)，拥挤成本是一种推动要素资源向外扩散的力量，其实质是一种“离心力”，这种“离心力”包括拥挤成本、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以及市场分割[18-21]。人口与经济密度的提高导致城市中经济主体对土地、房屋与通勤等非贸易品的需求急剧上升，在城市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这引发了各类非贸易品价格上涨，特别是不可流动的土地要素价格上涨，加剧了厂商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当城市人口与经济密度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厂商和劳动力在享受城市环境外部性好处的同时，也必须忍受拥挤成本上升、市场分割和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因素所带来的损害。在城市边界(规模)既定的条件下，厂商和劳动力在城市集聚的临界点是享受城市环境外部性的收益(实质是一种“向心力”)等于城市环境的损害，当拥挤成本、市场分割和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因素所带来的损害超过厂商和劳动力享受城市环境外部性的收益时，就会迫使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力迁出城市，那些对成本敏感的低附加值制造加工环节和低素质人力资本就会率先向外部转移，而对成本上升相对不敏感的高附加值环节，以及高素质人力资本因为对抗拥挤成本上涨的能力较强而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这种双向流动势必会推动城市间产业功能的分工，大城市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功能进一步加强，而小城市的标准化制造功能也有所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大城市从过去的非农产业集聚中心进一步向高附加值服务和高端制造集聚中心转变，小城市则从过去的初级产品区向制造加工基地转变，城市体系实现了第二阶段产业分工。这一阶段的产业分工本质上是大小城市之间在产业内价值链上的功能分工，在这种分工格局中，高端要素进一步向大城市高附加值产业功能集中，与此同时低端要素则向小城镇流动，要素的双向流动进一步深化了城市体系产业功能分工，其结果是大小城市的综合比较优势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城市体系的经济效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的实证分析

(一)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的度量方法

既然城市功能分工对城市群产业发展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水平究竟如何呢？为了测度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本文基于Duranton 和 Puga[22]以及赵勇、魏后凯[10]的思路，构造了城市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来测度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1)

在数据使用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珠三角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的统计口径不一致等因素，本文以珠三角9个城市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技术、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就业人数之和来计算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相应地，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则用进出口贸易，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资讯及通讯，金融及保险，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行业就业人数之和来表示；澳门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则用运输、仓储及通讯业，金融业，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就业人数之和来表示。同时，珠三角9个城市制造业就业人数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个行业的就业人员；而香港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则用采矿及采石，制造、电力和燃气供应及废弃物管理3个行业的就业人数之和来表示；澳门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则用制造业、水电及其他生产供应业的就业人数之和来表示。出于动态一致性的要求，笔者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3—2017年，所用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澳门统计年鉴》。 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无中山市采矿业的从业人数，因此本文中所使用的中山市采矿业的从业人数来源于《中山市统计年鉴》。此外，对于缺失的个别数据，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的统计描述

运用式(1)计算了 200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程度，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已经形成明显的产业功能专业化分工格局，即以香港、澳门为代表的中心城市服务功能专业化趋势日益加强，而以佛山、东莞为代表的外围城市制造功能专业化的趋势也日趋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正逐步提高。

表1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功能分工水平

首先，在4个中心城市中，香港的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明显地高于大湾区内部其他城市，2003—2017年间香港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的均值为3.54，其服务功能专业化特征十分明显，是名副其实的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中心。香港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较高是其制造业不断向外转移的结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香港土地价格和工资水平快速上升，制造业企业面临着日益增大的经营压力，特别是大量传统行业内中小企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此时适逢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转变，国家鼓励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并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珠三角地区的土地和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凸显，香港大量的制造业企业通过“三来一补”、独资、合资以及合作等多种形式持续地向临近的深圳、东莞等珠江三角洲城市转移，伴随着制造业向外转移，其香港的经济结构越来越趋向于服务化，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逐步上升。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2003—2018年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基本保持在90%左右，2012年最高接近92%。在香港的服务业中，以进出口贸易、批发和零售，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资讯及通信，金融及保险，地产和专业及商用服务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在香港整个产业结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03—2018年间这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占香港GDP的比重常年保持在60%左右的水平，其中贸易与金融是香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性服务业，二者历年占香港经济总量的比重均在40%左右。与消费性服务业不同，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服务的市场范围通常不会局限于本地，而作为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和金融、贸易中心，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是面向全球市场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向珠江三角洲提供生产性服务。

表2 香港服务业占GDP的份额 %

与香港相比，澳门的服务功能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值相对较小，2003—2017年间的均值为1.886，但也明显高于珠三角内地9个城市。澳门地理空间狭小，土地资源高度稀缺，用工成本高昂，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其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的中低端制造业为主，主要出口目的地为欧美地区。21世纪初，成本快速上升叠加欧美市场增长乏力导致澳门制造业发展遇到困难，出口总额于2004年达到顶峰225.61亿澳门元后开始回落。这一时期澳门开始加快向以博彩业等消费性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以充分发挥其原有的发展国际旅游休闲产业的优势。201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将澳门建设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进一步加强了澳门产业服务化趋势。从表3可以看出，澳门产业发展服务化的特征也很明显，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甚至超过了香港。2003—2018年间服务业占经济总产出比重的均值为92.12%，2013年最高达到了96.27%。但是，与香港不同的是，澳门的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相对不高，2003—2018年批发零售业、运输仓储及通信业，银行业，保险、租赁及工商服务业合计占澳门经济总产出比重的均值为17.30%。相比之下，以博彩业为代表的消费性服务业在澳门经济产出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当地经济发展影响特别大。2003—2018年间博彩及博彩中介业占澳门经济总产出比重的均值为50.96%。除了博彩业以外，澳门最大的服务业部门为不动产业，近年来该行业占澳门总产出比重基本上保持在10%左右。无论是博彩业还是不动产业，其消费性特征均较为明显。上述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乃至全球重要的休闲旅游和消费中心。

表3 澳门服务业占GDP的份额 %

与香港、澳门相比，另外2个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的服务功能专业化水平明显要低。2003—2017年二者的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的均值分别为0.416和0.243，制造业在两市产业结构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广州是我国华南地区传统的制造业基地，直到1989年服务业产值占比首次超过50%。虽然近年来广州服务业发展较快，但是，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多样化的产业环境使得广州在汽车制造、机械装备、船舶制造和电子信息等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上具有较大优势。深圳一直以来都重视制造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在承接港澳台资及其他外资企业转移的同时，十分注重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根据不同时期市场环境的变化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目前，深圳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发展中心，新兴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2012年广州、深圳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3.59%、55.65%，2019年分别上升为71.62%、60.93%。虽然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相比，其服务业比重相对较高，但与香港、澳门相比差距较为明显。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广州、深圳两市的服务业总产出及就业人数中，住宿餐饮、商贸旅游等传统消费性服务业占比较高，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仍然较低。以金融业为例，2015—2019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保持在9%左右，深圳金融业增加值高于广州，占GDP的平均比重约为13%，但与香港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其次，除了4个中心城市以外，粤港澳大湾区其他7个城市的制造功能专业化特征十分明显。从表1可以看出，佛山、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和肇庆7个城市的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均明显较低，各市2003—2017年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均值均明显低于0.2，与四大中心城市，特别是香港、澳门指标值的差距显著。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佛山、东莞、珠海、惠州、中山、江门和肇庆7个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在50%以下，到2019年珠海第三产业占比相对较高，达到了53.84%，其他6个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仍然低于50%。与此同时，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各市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佛山、东莞和惠州3市的制造功能专业化特征最为明显，2019年3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56.22%、56.54%和51.92%；江门、肇庆两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较低，分别为42.98%和41.15%，而造成两市这一指标偏低的原因并非服务业发展水平高，而是这两个城市的农业较为发达，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相对较高。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国土面积较大的两个城市，二者均具有大面积的农业发展区，农业等初级产品生产功能也较强。

表4 2012年和2019年珠三角9市三大产业产值占比 %

此外，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自2003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与建设部联合编制《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以来，历经2008年《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及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日益重视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经济的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功能分工水平也在提高。根据表1的结果，可以发现，在四大中心城市中，香港、澳门和广州的服务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强化，这3个城市的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基本上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2003—2017年间，香港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从2.222上升为5.018，澳门从0.431上升为4.013，广州从0.305上升为0.713。与香港、澳门、广州3市不同，深圳近年来新兴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导致深圳的服务功能专业化特点相对不明显，但自2013年以来深圳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总体上还是呈现出小幅波动上升的态势。而在7个外围城市中，除了珠海以外，其余6个城市的制造功能专业化特征逐步加强，它们的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均呈现出下降态势。因此，有理由相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中心城市趋向于服务专业化，而中小城市趋向于制造专业化”的功能分工格局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进一步得到强化，而功能分工的深化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效率。

四、功能分工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效率

理论上讲，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或者劳动生产率来度量一个地区经济活动的效率。由于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数据要求较高，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在数据一致性和可获得性上难以完全达到要求，因此，在这里使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来度量各个城市经济活动的效率，具体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2)

在式(2)中，GDPit是城市i在t年的不变价格GDP，为了与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的时间跨度保持一致，以2002年为基期计算粤港澳大湾区各市2003—2017年不变价格GDP。Lit为城市i在t年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之和。利用式(2)所计算的各市全员劳动生产率Eit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活动效率与功能分工指数FDc(t)的关系。

表5显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2003—2017年全员劳动生产率。首先，从静态的视角来看，每个城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城市通常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003—2017年间香港全员劳动生产率均值为511 567港元/人，在大湾区城市群内处于最高水平；澳门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均值为403 962澳元/人，在大湾区城市群内位居第二；广州、深圳和珠海则分列第三、四、五名，3市全员劳动生产率均值分别为131 577、122 356和117 254元/人。惠州、江门和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3市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明显偏低，其全员劳动生产率均值分别只有67 034、63 187和44 260元/人，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较大。

表5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全员劳动生产率

从动态角度来看，2003—2017年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活动效率总体上提升明显，但各市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存在明显差异，珠三角9个城市的经济效率提升速度明显高于香港、澳门地区。总体上讲，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活动效率提升得更快。2003—2017年，肇庆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年均增速达到了11.42%；惠州和江门经济活动的效率改进也很明显，二者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52%和9.26%。相比之下，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早的深圳和东莞经济活动的效率改进则不明显，2003—2017年深圳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5.60%，而东莞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只有1.89%，与澳门接近(1.70%)。此外，工业化进程起步稍晚的珠海、佛山和中山3市的经济效率改进也很显著，2003—2017年3市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2%、9.53%和9.55%。

综上所述，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全员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那么，这种增长趋势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对此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市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与全员劳动生产率两个变量进行了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首先，从图1的拟合结果可以看出，香港、澳门、广州、珠海、江门和惠州6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与其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基本上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并且，从R2值来看，除了澳门和江门，其他城市拟合方程的解释力均比较高，这表明总体上讲服务功能专业化促进了香港、澳门、广州、珠海、江门和惠州6个城市的经济活动效率。对于香港、澳门和广州3个中心城市而言，这个结果与城市经济理论的预期较为吻合。珠海、江门和惠州虽然不是中心大城市，但自2003年以来这3个城市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推动全员劳动生产率上升的主要因素，而潜在的制造专业化优势则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从反面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还有待深化。特别是同处于珠江西岸的澳门、珠海、江门和中山之间的产业功能分工水平还不够高。其次，与上述6个城市不同，东莞、肇庆、佛山、深圳和中山5市的劳动生产率与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并且，除了深圳以外，其他4个城市拟合方程的解释力均较高，说明制造功能的强化促进了这些城市经济活动效率的提升。分析图1的拟合结果可以发现，虽然仍有部分中小城市潜在的制造业专业化优势未得到有效发挥，但总体上讲，“中心城市趋向于服务专业化，而中小城市趋向于制造专业化”的功能分工态势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活动效率的提升①。这个结果意味着，未来在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必须下大力气采取措施推进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图1 粤港澳大湾区功能分工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心城市趋向于服务专业化，而中小城市趋向于制造专业化”的功能分工格局已基本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形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种功能分工格局有助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活动效率，对粤港澳大湾区提高国际竞争力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未来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深化城市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功能分工。

第一，积极实施基于城市群的空间开发战略，加快推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整体角度考虑各个城市产业功能分工与各自的主导产业定位，做到大湾区城市群产业空间布局的一体化。同时，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各种市场壁垒，推动各地区市场运行和经济治理规则相互衔接，提高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形成基于市场力量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格局。

第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发展规划协调机制。要从大湾区城市群整体利益出发进行各成员城市产业发展规划的统一编制，明确各城市功能分工，促使各成员城市产业发展规划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特别是，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提升各城市产业发展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法治化水平，用法治化手段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各成员产业规划相互协调，提高规划编制与实施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第三，进一步提高大湾区城市群要素统筹配置水平。在规划协调确定了各成员城市的产业功能定位和分工以后，就要通过构建要素协调配置机制提高要素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特别是，要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经济与人口密度确定相应的土地指标供给、产业平台与园区空间布局，以及公共投资支持等，引导产业集中布局，充分发挥各城市综合比较优势，提高国土空间的开发与产出效率。

第四，进一步提高城市群跨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基础设施网络一体化发展，降低区际贸易成本。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经营和统一管理的要求，努力实现大湾区交通、能源、水利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提高基础设施投资与使用效率，同时，要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隐性制度成本。其关键在于建立城市群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体制机制，提高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所有公民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逐步实现对接共享并最终达到同一标准。

第五，进一步推进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鼓励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各成员进行产业园区、技术平台共建，开展联合招商、联合引智等活动，建立完善跨地区税收共享、产值联合统计机制，推动形成城市群利益共同体，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促进城市群产业功能分工。

注 释：

①当然，惠州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一方面其制造功能专业化特征较为显著，但同时其服务功能专业化指数近年来也在平稳地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