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娟，赵景峰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一、引言

2020年中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中长期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是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做出的重大战略再定位[1]。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发展环境，风险和挑战接踵而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经济的“强身健体”至关重要，应不断增加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和持续力，以便形成复合比较优势，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不是搞隔离，行封锁，而是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统筹国内国际，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增强对外贸易发展韧性，培育对外贸易新优势的增长潜力，逐步实现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3]。因此，双循环战略下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研究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探究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框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路径选择成为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进而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基于此，通过构建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理论框架，并在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对2001—2019年30个省域的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指数进行测度和综合分析及评价，在归纳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关键性和阶段性阻力中，识别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重要因素和核心动能，为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找寻有效路径，助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有序形成。

二、双循环战略下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理论框架构建

(一)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理论框架

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本质是参与对外贸易活动主体的生产行为条件、生产活动过程和生产行为输出结果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传统的旧动能转换为新动能。生产行为条件的优化在于各个生产要素的选择，提高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素质，转变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不断释放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增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动力源。在生产活动的行为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红利”，加强智能化、自动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应用，实现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最后，生产行为的输出结果应更加注重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科技含量，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实现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具有重要作用。

国内关于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相关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增长质量、发展方式转变以及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朱启荣和言英杰[4]从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对外贸易经济效应、对外贸易社会效应、对外贸易资源利用水平和对外贸易绿色发展水平6个方面构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数。汪素芹[5]从对外贸易量速指标、结构指标、效益指标、竞争力指标、可持续发展力等方面构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具体测度了15个省(市)的指数，提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建议。沈国兵和张鑫[6]通过构建包括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结构、对外贸易竞争力、对外贸易社会效益、对外贸易能源效益和对外贸易环境效益6个方面的评价体系，对中国省级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动态演进进行综合评估。马林静[7]基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从对外贸易的结构优化度、对外贸易绩效水平、对外贸易竞争力、对外贸易规模地位及对外贸易发展可持续性5个维度测算对外贸易增长质量综合指数。此外，还有研究从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新优势和新动能等方面阐释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发展趋势。郑江淮[8]等从需求侧、供给侧和结构转换视角构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以解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提出新动能是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和结构转换动能的综合体现。裴长洪和刘斌[9]指出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动力强劲，转换结构正发生质变，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体现在互联网和跨境电商的新业态、中欧班列的新贸易运输方式和自由贸易区的三重叠加优势。高运胜[10]等提出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扩大开放和制度改革等方面塑造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构建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和结构转换动能3个维度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需求侧动能反映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的需求能力。需求侧动能越强，也越能激发相应的供给能力，对对外贸易增长有着重要影响。进一步地，将需求侧动能分为内需动能和外需动能，内需动能表现在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和超大规模消费群体的大容量、广泛性和多元化。外需动能是对外贸易的扩张，将中国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范畴，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表现。需求侧动能体现了内外联动下的对外贸易发展状态。供给侧动能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经济行为中供给端的变动和改革，通过优化和改善供给端的生产要素，提高对外贸易供给质量，进而加快对外贸易动能转换速率，主要包含资本动能、人力动能、创新动能和产业动能，资本动能对企业生产活动而言至关重要，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也是企业未来发展和优化升级的重要保证。而人力动能强调劳动力的职业素养，不仅仅关注劳动力的数量问题，更加看重劳动力质量的提升，进而保障对外贸易的人力资本，以适应对外贸易动能转换需求和增强对外贸易的自适应性。创新动能又细分为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是提升供给质量的重点对象，是对外贸易质量提升的重要表现。产业动能主要体现在对产业基础的塑造，通过优化产业基础，提高产业服务化、智能化水平，有利于参与全球价值链高端制造，对供给侧动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结构转换动能重点强调对外贸易结构和方式的转换及变革，主要体现在结构动能上。在经济全球化转型和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对外贸易的结构转换体现在充分利用新技术形成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经济，强调贸易竞争力和转变贸易方式，注重绿色贸易，以形成对外贸易结构动能转换的主要内容，并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培育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

(二)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经济增长动能的理论基础，本文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结构转换3个方面构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发展状态进行测度、分析和评价。其中，需求侧由内需动能和外需动能构成；供给侧由资本动能、人力动能、创新动能和产业动能4个二级动能构成；结构转换主要表现在结构动能上(见表1)。

表1 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评价指标体系

三、双循环战略下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双循环战略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是培育和塑造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动能转换需从全局把握，整体布局和综合考量筹划，进而加快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速率，以增强中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攀越全球价值链高端，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基于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理论框架，进一步考察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分别对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和结构转换动能的现状加以分析，并提出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面临的问题，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塑造和实现路径奠定基础。

(一)需求侧动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重点在需求侧，需求侧动能展现的是经济主体的需求能力，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提供源动力。以下具体分析需求侧层面下的内需动能和外需动能的发展水平，以了解需求侧动能的现实状态及存在的问题。

1.内需动能总体趋势向好，但增速乏力且区域梯度分布效应凸显

具体来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总量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总量均呈现增长态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13年的18 488元上涨至2020年的27 007元，增加了8 519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13年的7 485元上涨至2020年的13 713元，增加了6 228元。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3年的232 252.6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391 980.6亿元，可见内需消费能力大大提升，这也为正在形成的“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性支撑。但值得注意的是，内需动能增速乏力，后劲不足，亟待释放内需发展潜力。截至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逐年下降，其增速由2013年的8.00%降至2020年的-3.7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增速同样呈现下降态势，从2013年的11.99%降至2020年的2.89%。目前，中国低收入群体庞大，可供支配收入有限，消费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激发其消费潜能，仍是构建完善的内需体系的重要一环。此外，内需动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梯度分布效应凸显。中国幅员辽阔，东西跨度大，自然地理布局致使各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人均消费性支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总体呈现东、中、西梯度分布格局。可见，激发内需动能任重道远，尤其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把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内需动能问题应放在改革的前端来处理。

2.外需动能持续放缓，同时区域分布不均衡，呈现东强西弱的基本态势

受多种因素影响，2010年后中国外循环经济地位较改革开放前有所下降[11]，中国外贸依存度同样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度达到2006年的64.48%，而到2019年降至35.84%，但仍远高于2018年美国与日本的20.5%和29.92%。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同样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从2006年的36.04%和28.44%降至2018年的18.49%和17.34%[12]。另外，外需动能也存在分布不均衡特征，东强西弱态势突出。2019年，在中国对外开放度排名前10的省份中，东部省份占9个，还有1个为西部地区的重庆，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度整体水平较高，中西部次之。但也应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明显，外需动能新优势显现。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 369.1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二，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高收益配置的特性愈发强烈，未来中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会持续上升。

3.内需动能消费不足仍有待释放，而外需动能外贸依存度偏高

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放缓，下降态势明显。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低，低收入群体庞大造成了消费不足。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为54.3%。横向对比来看，发达国家同期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70%～80%，全球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78%，这说明中国消费率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内需仍有待进一步释放。同时，中国外贸依存度虽有所下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高位。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关键时刻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推动其加快向中高收入群体迈进，进一步释放内需，将有助于提升国内消费水平，降低贸易依存度，减少经济波动，从而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满足国家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

(二)供给侧动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培育和发掘需要供给侧动能注入新的能量，提升供给端的质量，进而促进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效果显现。以下具体分析供给侧层面下资本动能、人力动能、创新动能和产业动能的发展情况，以了解供给侧动能的现实状态以及存在的关键性问题。

1.资本动能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总体来看，资本动能在总量投入和增速上呈现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动能的总量基本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是在2019年发生逆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开始下降，显著低于2015—2018年。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由2001年的13%上升至2003年的27.7%，随后下降至2006年的23.9%，又一路增长至2009年的30%，随后逐年下降，总体呈现M形走势(见图1)。另外，分省域来看，各省的全社会资本投资额差异较大，东多西少的异质性分布格局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痛点。分类型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数额和增速不减，可能会导致供给侧动能难以释放新动力。因此，供给侧动能的资本动能表现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抑制对外贸易动能转换。

图1 2001—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其较上年增速情况

2.人力动能扩张明显且趋势向好，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第一，人力资本动能扩张表现明显，呈现向好态势。人力动能主要体现在受教育水平，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人力资本的素质和质量，也是影响供给侧动能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教育扶持力度，扩招效应明显，2020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2%，同时平均受教育年限呈现增加趋势，从2001年的7.17年增加至2019年的8.75年。可见，人力资本扩张效果明显，基本态势良好。

第二，人力资本动能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各省域差距显著。据计算，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省份人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如2019年北京市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53年，而贵州省和青海省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5年和7.4年。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动能整体水平较低，各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3.创新动能持续发力，但产品创新增速不稳定，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一，创新动能的技术创新表现良好，呈现逐年增加趋势。2001年中国R&D经费支出仅有1 042.5亿元，到2020年增加到了24 426亿元，增加了23.43倍之多，足以见中国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同时，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同样逐年增大，从2001年的1.1%增加到了2020年的2.4%，提高了2.18倍(见图2)，可见供给侧动能的技术创新发展状况良好，可以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供给侧动能提供充足的技术创新支持。

图2 2001—2020年中国R&D经费支出以及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

第二，创新动能的产品创新在总量上呈现增加态势，但其增速并不稳定。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从2010年的10 120亿美元一路增加到2019年的13 685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从2010年的5 488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7 307亿美元，可见产品创新在总量上呈现增长态势。另外，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的增速在2010—2019年呈现上升下降的反复发展态势，其增速处于明显不稳定状态，有待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能力，为供给侧动能转换提供源动力。

4.产业动能基础良好，优势明显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托于劳动力资源禀赋得以参与全球分工，处于生产网络中下游位置，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承接低端制造环节。加入WTO以来，通过引进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不断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随着“引进、吸收、消化”的“干中学”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的不断提升，得以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较高的环节，为形成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奠定了基础。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达54.3%，远高于第一、二产业，产业服务化水平提升明显。另外，中国的工业供应体系最具备完整性，并且规模最大，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大类39个、中类191个和小类525个)，可见中国的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优势[13]。

5.供给侧动能中“卡脖子”问题突出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辛国斌表示中国制造业创新力不强，核心技术短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工信部调研数据显示，国内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中32%仍为空白，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中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14]。同时，美国公然制裁中兴、华为事件更是验证了中国核心关键技术的缺乏。目前，产业链循环在国外环节断链，并不仅仅是国内不能提供相应的配套链条，也不是不具备相应的供给条件，而是中国完整的产业链能够支撑和保证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但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应产业链环节的需要创新驱动和关键核心技术为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形成替代国外环节的关键核心技术，彻底解决“卡脖子”问题。可见，中国产业核心环节“卡脖子”问题严重，供给端新动能释放长路漫漫，致使对外贸易供给侧动能转换面临窘境。

(三)结构转换动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逐渐呈现出新发展特征，表现在互联网跨境电商的爆发式增长，中欧班列拓展和延伸了贸易范围与贸易方式，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位优势、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不断显现，这些均构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优势，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释放出了强劲动力。现就互联网跨境电商、中欧班列和自由贸易区、贸易竞争力及贸易方式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以了解对外贸易结构转换动能的发展态势以及存在的关键性问题。

1.互联网跨境电商、中欧班列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三重叠加”优势

第一，互联网跨境电商“井喷式”增长[15]。数据显示，2010—2019年，互联网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几乎保持了20%的增速，2019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突破了10.5万亿元，同比增长16.7%(见图3)。互联网跨境电商充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采用“互联网+贸易”形式，极大降低了贸易成本[16]，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加工模式、组织结构和微观主体，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竞争中获取新竞争优势，具备了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但也应看到从2014年开始，互联网跨境电商增速情况并不乐观。因此，在关注总量增长的同时也应重视增速的提升，为对外贸易结构转换动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图3 2010—2019年中国互联网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和增速情况

第二，中欧班列开通线路和列次持续增加，为对外贸易发展增添了新的机会。截至2021年5月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近4万列，运送货物约355万标箱，国内开行城市达62个，通达欧洲22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中欧班列改变了传统的以海运为国际贸易主要通道的发展格局，为中国对外贸易“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契机[17]。各开通城市将具有自身优势的产品通过中欧班列这驾“铁骆驼”输送至欧亚大陆，拓展了可贸易的范围，延伸了原有的分销体系，重塑了全球产业链供应体系，为对外贸易结构转换动能提供了新途径。

第三，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数目不断增加，试验优势凸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体现了对外贸易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自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来，截至2020年，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已达21个，实现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覆盖。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新型举国体制的“顶层设计”优势，为对外贸易结构转换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成果具有可推广、可复制性，可提高其创新速度和创新效率，但也应注意到一些省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时间较短，其优势并未及时展现以及充分发挥，难以有效为对外贸易结构动能转换提供支撑，应加大发掘力度，尽快形成自贸区复合竞争比较优势，加快促进对外贸易动能转换。

2.对外贸易竞争力分化，省域差距明显

整体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均大于0，表明中国各区域对外贸易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具体来看，西部地区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值最大，高于全国及东、中部地区，在2015年达到0.383 7，表现出较强的贸易竞争优势。而东部地区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均值水平较低，最高值仅为2006年的0.098 1，竞争优势力指数较为微弱。但从东部地区的个别省份来看，如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地区贸易竞争力较强，竞争优势突出。中部地区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均值介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与全国水平较为接近。总体而言，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呈现分化状态，且各省域之间竞争力差距明显，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的不均衡发展问题突出。

3.贸易方式仍有待优化

从中国对外贸易方式来看，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比重由2009年的50%左右降至2018年的30%左右，2009—2018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贸易的比重由2009年的48.84%降至2018年的32.04%，而一般贸易占进出口的比重上升明显，由2009年的53%增长至2018年的59%。可见，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下降明显，但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及经济发展结构的多层次性，贸易方式转变仍有进步的空间，对外贸易方式仍须进一步优化。另外，从服务贸易来看，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情况不容乐观，从2010年的1 006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15 025亿元，扩大了将近15倍，逆差规模居全球首位。同时，服务贸易占外贸进出口比重较低，2019年仅为14.67%，因此，对外贸易结构和方式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四、双循环战略下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测度与评价

通过对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需求侧、供给侧和结构转换3个维度的现状及问题分析可知，需求侧方面，内需动能总量增长明显，但增速并不乐观，同时东中西梯度分布差异显著；外需动能呈现放缓趋势，对外依存度偏高，但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优势显现。供给侧方面，资本动能和人力资本动能均处于较低水平，仍有待提高；创新动能虽然处于增长态势，但整体优势并不突出，亟须加强对创新的重视；产业动能效果良好，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提供了全面的产业基础。结构转换方面，通过互联网跨境电商、中欧班列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培育较强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在对外贸易动能的结构转换方面发展良好，且具有深度挖掘的潜力，但也应注意到仍存在对外贸易竞争力分化、省域差距显著、贸易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等问题。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发展情况，分别对全国及各省域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指数进行测度，从而在整体和省域层面把握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情况，并进行相应的评价。

(一)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时序趋势分析

利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计算得到各省域2001—2019年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综合指数及3个分项维度的指标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中国30个省域的均值水平(见图4)。从整体时序趋势来看，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水平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动能转换发展的势头明显。从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综合指数来看，2001—2009年其发展相对较为平缓，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积极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不断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加之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指数在快速提升。从整体的变化速率来看，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综合指数从2001年的0.134 8提升至2019年的0.345 0，年均增速达到5.36%，而2017年和2018年增速分别达5.63%和6.79%，可见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水平持续向好，新动能持续释放效能，不断加大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助力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从分项维度指标指数来看，2001—2019年，需求侧动能指数明显高于供给侧动能指数和结构转换动能指数，对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贡献度最高且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可见需求端仍是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力量。而供给侧动能指数与结构转换动能指数增长趋势较为平稳。另外，可以看出，2001—2013年供给侧动能指数与结构转换动能指数差距无几，但从2013年起，结构转换动能指数呈现平稳上升趋势，逐渐高于供给侧动能指数。随着新一代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人工智能、5G、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互联网跨境电商的繁荣，国际贸易的陆运新通道以及服务贸易的持续发展均为对外贸易结构转换注入了新动能。整体而言，从本文的研究阶段来看，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综合指数及各分项指标指数均呈现上升态势，对外贸易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在持续增强。

图4 2001—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分项和综合指数

(二)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区域梯度差异分析

为清楚地了解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区域状况，进一步分析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2001—2019年动能转化综合指数的均值水平(见图5)。由图5可知，2001—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指数均值持续走高，全国平均水平从2001年的0.134 8增长至2019年的0.345 0，但中国对外贸易动能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异，呈现由东向西梯级递减趋势。具体来看，东部地区省份普遍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广东以0.601 3居于首位)，中部地区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指数处于最低水平(2019年青海以0.225 0居于末位)。整体而言，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整体处于上升期，东部地区增长势头迅猛，中西部地区有待提升，区域梯度异质性显著。

图5 2001—2019年中国各区域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综合指数

五、双循环战略下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

基于对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分维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加之对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指数的综合测度和评价可以看出，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区域异质性突出，亟须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加快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双轮驱动经济增长的策略，从而实现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因此，针对新发展阶段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现实，提出以下路径选择，以期促进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新优势的实现。

(一)持续扩大内需，培育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国内市场基础

持续扩大内需，培育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国内市场基础，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应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形成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次，提高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居民的稳定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鼓励就地就近就业，落实好财政、金融、用地、人才等扶持政策，形成创新带创业、创业带就业、就业促增收的格局；促进外出务工就业增收，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实现稳岗就业。最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基本住房、养老、医疗和失业等方面的保障，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同时，逐步平衡城乡收入差距，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为扩大内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国际市场环境

首先，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加强中欧班列运行，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合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项目补贴等财政政策支持。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新优势的培育仍然要建立在中国企业继续“走出去”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方能适应国际大环境。其次，优化营商环境。加快跨境电商海外仓和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完善跨境电商进出口退换货管理政策，制定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为互联网跨境电商发展奠定基础。借鉴国际经验，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试点，逐步放宽对外资投资资本、领域及方式的限制，实施公平的投资便利化措施。最后，实现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开放政策应该更加全面和完善，如涉及平等对待外资和对外投资、平等对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进口和出口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国际市场环境。

(三)增强自主创新，培育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关键核心动力

首先，加大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基础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需要稳定的财政支持。中国的研究与实验经费支出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需要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建立专项资金库，通过专款专用来提高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有效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支持作用。其次，加强科技攻关，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鼓励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攻坚克难，加强与企业同盟的技术合作，完善企业、高校、政府机构、科研机构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其在基础核心领域的研究探索，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深地深海等关乎国家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前瞻性和基础性研究，逐步满足新兴技术的自主可控性要求。最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通过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培育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人才基础支撑

首先，提高对教育的重视度，逐步提高人民的受教育水平。中国拥有超14亿的人口规模，但整体来看，其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应更加重视教育，逐步提高受教育程度，推进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对边远欠发达地区应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避免出现因缺少资金支持而放弃学业的现象。其次，加强专职教育培训，培养专用型人才。进一步扩大中职、高职招收比例，给民众更多的教育选择，培养更多的专用型人才，增强其就业能力。最后，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完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的人才激励机制，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避免高质量人才的流失。不仅要关注人力资本“量”的增加，也要注重人力资本“质”的提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培育对外贸易动能转换人才基础支撑的关键，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的培育。

(五)完善制度供给，实现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协同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存在各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其增长扶持和增长甄别的作用，不断完善制度供给，实现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协同发展。首先，加强和完善制度供给，充分发挥政府独有的制度性红利。政府应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制定适宜的制度，完善相应的制度供给，避免因政府制度缺失造成不均衡问题持续加重。其次，识别各区域内部不均衡发展状态，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高内部均衡发展程度，不断缩小区域内部的差距，逐步消解内部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最后，缓解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均衡，实现各区域有效联动、互补增长的协同发展。深入实施“东西协作，对口帮扶”的政策，通过中、西部地区有效承接东部过剩产能，不断引进、消化和吸收东部地区先进的发展理念，实现东、中、西部地区高效、互联、互通、互补的协同发展格局。

注 释：

①平均受教育年限采用经验分析中的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具体测算方法如下：将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划分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5个层次，对应的学制分别为0年、6年、9年、12年、16年以上，以2001年国家设立扫盲班为界，将其设为1年，然后用各阶段受教育人数占比乘以相应学制学年得到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为Hrit=H1/H×0+H2/H×6+H3/H×9+H4/H×12+H5/H×16，其中H为5个层次受教育总人数。

③借鉴Hausmann(2007)、程锐等(2020)等方法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