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娜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的发展。和平解放70 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传佛教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充分尊重和发展。在坚持贯彻落实“宗教中国化”“宗教和顺”的正确方针下，藏传佛教研究著述不断涌现，成果丰硕。

为了系统梳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藏传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进程，学术界对藏传佛教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多维度统计和评述。诸如丹珠昂奔教授《全球化背景下藏学研究的走向和任务》[1]，对我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历史背景、走向和藏学研究的任务指明了方向；徐东明、孔繁秀、董希媚《1978年以来我国藏传佛教研究文献（藏文等译著）综述》[2]，对我国30年来国内藏传佛教研究领域藏文等译著做了分类综述和研究；看本加、扎西卓玛《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藏传佛教研究回顾——基于藏文期刊论文为中心的讨论》[3]，利用中国知网收录的藏文期刊论文，回顾了改革开放40 年来藏传佛教研究成果；阿贵、伍金坚赞、胡志杰《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藏学研究成果概述——基于1978-2014 年国内藏文期刊论文资料的数据分析》[4]，统计了国内14 种藏文学术期刊、16 种非学术期刊及7种内部交流期刊发文情况，概述了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特点；王启龙教授《1950-2000 年的中国藏传佛教研究》[5]，梳理了建国50 年来中国藏传佛教研究情况；沈卫荣教授《Sixty Years of Tibetan Buddhist Studies in China》[6]，回顾了60 年来国内外藏传佛教研究情况，提出了国内藏传佛教研究的局限性；索南才让教授《20世纪的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综述》[7]，总结了20 世纪以来藏传佛教研究的阶段及主要学术观点；孔繁秀、徐东明、董希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藏传佛教研究文献综述——以哲学思想、教义教法类汉文专著为中心》[8]，深入分析和研究了藏传佛教哲学思想领域的情况；杜永彬研究员《当代西方藏传佛教研究评论》[9]，从七个方面评论了当代西方藏传佛教研究的进展和特点等。总体看，专家们对藏传佛教研究成果的统计和分析比较全面，对不同时期藏传佛教的研究特点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综述；但就其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而言，趋于传统，鲜有从文献计量学角度，通过数据和图谱对藏传佛教综述研究进行定量考察。

本文基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当下学术界使用广泛的科技文本数据挖掘工具CiteSpace、Gephi、VOSviewer 等,对藏传佛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文核心期刊成果进行定量分析和可视化研究，梳理近二十年来藏传佛教研究脉络，并识别学术前沿，展望发展趋势。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论文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的高质量研究论文索引文件为数据源，检索主题词为“藏传佛教”“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喇嘛教”（检索条件为：关键词或篇名），时间限定为1998-2020，共检索有效索引数据1014条，过滤重复数据后，剩余959 条做为原始文献数据。将CSSCI格式数据转换为知识图谱分析软件支持的Web of Science（WoS）格式。在WoS数据转换中，原始文献数据959条，转换后有效数据955条，转化有效率接近100%；原始参考文献数据13122条，转换后有效数据13100条，转化有效率为99%。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利用数学及统计学方法进行归纳、比较，对藏传佛教研究领域进行定量数据分析。研究使用的分析软件包括：

CiteSpase①软件版本CiteSpace.6.0.R1（64-bit），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使用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软件，该软件以知识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可视化的方法，呈现知识结构、知识聚类、知识特点等，描述知识发展进程，获取相关科学发展轨迹。

VOSViewer②软件版本VOSviewer version 1.6.11，https://www.vosviewer.com/，荷兰莱顿大学Nees Jan Van Eck和Ludo Waltman 开发的一款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软件，与CiteSpace 类似，该工具也可以绘制论文索引文件的作者、引文、关键词等共现的科学知识图谱。

Gephi③软件版本Gephi-0.9.2,https://gephi.org/，一款开源的交互式复杂网络分析平台。主要用于各种网络和复杂系统，动态和分层图的交互可视化与探测，对中文文献的数据统计支持较好。

CiteSpace、VOSviewer 在共被引和时区图分析等复杂知识图谱分析方面有明显优势；Gephi，作为通用网络分析平台，对中英文均支持较好，但是需要对原始索引数据进行清洗和预处理，对使用者的数据处理能力有一定要求。本文结合3 个工具的优势，互补使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基于知识图谱的定量和可视化解析

本文利用CiteSpace、VOSviewer、Gephi 等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工具,从整体发文情况、核心研究群体、学科研究基础、研究主题解析四个方面，发文数量、学科分布、期刊分布、核心作者、合作分析、机构分析等九个维度，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示近二十年来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的核心知识结构与演进发展规律，理清发展脉络，总结取得成果，展望研究趋势。

（一）整体发文情况

选取CSSCI 收录的959 篇高水平论文，统计年度发文数量、学科分布、期刊分布，绘制发文趋势图、学科分布图、期刊刊文数量分布图，定量分析近二十年藏传佛教的研究情况，整体把握研究发展过程。

1.发文数量

按照发文年份统计，绘制出历年发文数量趋势图(见图1)。从图1 中可以看出，1998-2020 藏传佛教研究发文数量相对稳定，论文产出数量波动不明显，年平均近42 篇。论文产出轨迹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8年间，论文数量增长缓慢，最小值25 篇，最大值49 篇；2009-2020 年间，论文产出略有起伏，并于2013 年达到峰值，论文产出68 篇。论文产出增长变化的3个时间拐点分别为2001年、2010年、2015年，这恰与中共中央召开的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时间完全吻合。中央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围绕着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对藏传佛教的功能和定位做出适度调整，从目前发文统计数量看，座谈会前后藏传佛教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关注，相关著述明显增多。藏传佛教研究的不断推进与深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央的治藏政策的出台有重要关系，这也体现了国家对藏传佛教的重视，对藏传佛教研究的引导作用。

2.学科分布

按照发文学科统计，绘制出发文学科分布图（见图2）。藏传佛教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学、民族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中国文学、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中，宗教学约占总发文量的60%；宗教学、民族学、艺术学、历史学占总发文量的84%。整体看，藏传佛教的研究领域相对集中、固定。

3.期刊分布

按照发文期刊统计，绘制期刊刊文数量分布图（见图3）。所载有关藏传佛教研究论文总量超过20 篇的期刊分别为：中国藏学（189 篇）、西藏研究（93 篇）、宗教学研究（60 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54篇）、中国宗教（51篇）、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4篇）、青海民族研究（39篇）、青海社会科学（33篇）、世界宗教研究（31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6 篇）、西北民族研究（22篇）、世界宗教文化（20篇）。

其中，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藏学》，其发文量以绝对优势位居第一，是收录藏传佛教相关论文最多的期刊，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全国藏学研究领域牵头协调”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地位。另外，从载文期刊的数量看，涉及藏传佛教研究论文的期刊共有52种，数量庞大；从载文期刊的研究特点看，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学和宗教学领域，民族学和宗教学期刊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90%以上；从载文期刊的类别看，近年来艺术类期刊以及大学学报有关藏传佛教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总体看，藏传佛教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

（二）核心研究群体

核心研究群体，是指一定时期内在某一特定学术研究领域取得较多成果、具有较大影响，且相对固定的学者群体和研究机构。通过对作者发文数量、合作发文数量、机构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定量梳理核心研究群体，分析藏传佛教领域核心研究群体形成原因、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

1.核心作者

使用Vosviewer 工具对作者发文数量进行系统统计，通过对WoS 格式数据处理，共梳理出藏传佛教研究领域751名作者。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共计14 篇。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者计算公式M＝0.749，Nmax表示发文数量最大值，经计算可得，发文3 篇及以上（含合作发文）的作者均为核心作者，共计87位，发文数量超过5篇（含5篇）的作者为24位，其余核心作者发文量主要集中在3到4篇。

由于本论文研究范围的限定，以上统计仅以核心期刊作者群为对象，不包括部分以出版著作为主的研究群体。样本数据采集不完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计结果的准确性，但不影响该领域研究现状的真实反映。从上述统计结果看：（1）现阶段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发文比较活跃的作者，包括班班多杰、李德成、尕藏加、索南才让等。（2）根据普莱斯定律“50%的核心作者群”评价指标得出的核心作者数占比率及发文量的占比率基本可以判断：a.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不明显；b.核心作者群发文优势不明显，高产作者人数少；c.长期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有限。

2.合作分析

使用Gephi 统计分析合作发文的作者关系图谱，并对生成的关系图谱进行简单布局调整。图谱生成过程中，首先对作者信息进行清洗，删除“佚名”、机构单位或者为空的数据；其次，筛选出合作发文数量超过2 篇（含）的矩阵数据。图4 中，节点表示作者，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有合作发文关系，连线粗细表示作者间的合作强度，连线越粗则合作发文数量越多。

图4 中，有连线的节点，即合作发文超过2 篇的作者共21 组，且都是较小的聚类，作者间没有形成较大的合作聚类。一方面，说明藏传佛教研究合作相对分散，作者间合作相对较少，学科之间横向交叉研究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领域研究门槛较高，大部分学者的合作研究仅集中在学科内部某一特定方向。藏传佛教研究呈现出合作相对分散、交叉研究不足等现状，与藏传佛教自身的特点有一定关系。藏传佛教在一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鲜明地缘特色、民族特点、文化属性，其内容包罗万象，这决定了藏传佛教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方面很难做好平衡和统一，在短期内较难有全面的突破性进展。

3.机构分析

为了准确获得机构发文统计信息，梳理藏传佛教研究机构的组成，对索引文件进行了系统清洗和归并①首先，清洗数据，删除发文机构是空的数据。共计删除43条空记录，该类无作者机构的索引数据主要出现在早期的论文中。其次，合并数据，合并一级机构相同二级机构不同的数据，如：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统一合并处理为四川大学。。经统计，发文频次前十名的机构：四川大学（110 篇）、中央民族大学（88 篇）、中国社会科学院（57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51篇）、西南民族大学（49 篇）、西北民族大学（48 篇）、兰州大学（46 篇）、西藏大学（24篇）、中国人民大学（22篇）、青海省社会科学院（21 篇），以上十所研究机构中，高校占7所。目前，高校是藏传佛教研究的重要阵地，高校发文占总发分量的80%。总体看，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设有相关藏学研究学科或专业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研究机构相对固定。

（三）学科研究基础

文献引证，既是对前人学术观点的肯定，又是对前人学术成果的继承，同时也是学科知识延续、积累、发展、交叉、渗透的重要体现。基于索引文件的参考文献数据，按照研究主题及内容，对被引作者、文章、书籍等信息进行梳理统计，构建出引文网络。本文对365位高被引作者（被引超5次（含），通过Gephi 统计）的288 条高被引文献（被引超3 次（含），通过VOSviewer 统计），按照研究领域，进行大致分类统计及梳理，并重点列举，分析其在该研究领域中的学术贡献，以期追根溯源，挖掘出藏传佛教学术领域的学科发展基础。

1.藏传佛教史研究。法尊法师《西藏前弘期佛教》《西藏后弘期佛教》、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王尧《吐蕃佛教述略》等，梳理了藏传佛教传入、形成及发展全过程，利用马克思唯物史的观点，对藏传佛教史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观点等进行了宏观分析和深刻把握，可以说这些文献“从历史的角度，以简明通俗的文字把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勾勒出一个轮廓”[10]。

2.教派教义与哲学思想研究领域。《萨迦世系史》《噶当教史》《格鲁派教史—黄琉璃》《觉囊派教法史》《菩提道次第广论》《土观佛教史—宗教流派镜史》《宗派建立论》《章嘉国师论中观》等全面客观地论述了历史上藏传佛教各派宗教源流，为藏族特色的佛教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法尊法师《西藏佛教的香巴噶举派》《西藏佛教的萨迦派》等、吕澂《西藏所传的因明》、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刘立千《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多识仁波切《佛教理论框架》、罗桑开珠《佛学原理概述》、尕藏加《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克珠群佩《西藏佛教研究》、沈卫荣主编《汉藏佛学研究》等对近现代藏传佛教教派教义与哲学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3.政教关系史研究。智贡巴·贡却丹巴饶杰（清）《安多政教史》、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刘家驹《西藏政教史略》、尕藏加《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史略》、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等梳理了藏传佛教发展史以及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陈庆英、乌力吉译《蒙古佛教史》、陈庆英、丁守璞《蒙藏关系史大系》、冯智《滇藏政教关系与清代治藏制度》、崔红芬《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西夏藏传佛教研究》等，记述了藏传佛教在蒙古、西夏等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以及蒙藏汉等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过程。

4.典籍翻译与研究。藏传佛教典藏量非常丰富，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了藏传佛教典藏的整理与翻译工作，80年代以后，整理与翻译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成果丰硕。《红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菩提道次第广论》《青史》《汉藏史集》《智者喜宴》《土观佛教史》《布顿佛教史》《五部遗教》《巴协》等文献，既包括藏族古代史、藏传佛教教派史，还包括大量历代高僧传记等。藏文历史文献的翻译整理，为藏传佛教研究提供了原始丰富的材料，推动了藏传佛教研究的不断深入。

5.宗教文化。宗教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传统文化是以苯教文化为基础，佛教文化为指导，并吸收了一些汉文化的文化”[11]。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佟锦华《藏族传统文化概述》、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罗桑开珠《藏传佛教文化通论》等全面阐述了藏族文化的起源、萌芽、发展的历史过程及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构建了藏族文化理论体系，是研究藏传佛教文化的“百科全书”。此外，丹珠昂奔等编《藏族大辞典》、谢启晃《藏族传统文化词典》等为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必备“工具书”。

6.活佛转世制度研究。活佛转世制度由噶玛噶举派于13世纪首创，是藏传佛教解决宗教首领传承独创的方法。清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等梳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系统；蔡志纯、黄颢《活佛转世》、周炜《活佛转世揭秘》、诺布旺丹《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陈庆英、陈立健《活佛转世及其历史定制》等对活佛转世制度产生的思想根源、形成过程、寻访流程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论述，从文化学的角度剖析了活佛转世的存在原因及内涵意义。

7.寺院教育。李安宅《西藏系佛教僧教育制度》、周润年、刘洪记《中国藏族寺院教育》、达·洛绒次称《藏族教育概论》等对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组织结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辨经制度、格西学位等详细论述，归纳总结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历史与特点；周润年《藏族教育新论》等提出了藏族寺院教育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新方法。

8.圣迹遗址。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冉光荣《中国藏传佛教寺院》、陈庆英、李德成《北京藏传佛教寺院》、乔吉《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群培《拉萨市藏传佛教寺院》、谢君等《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等，既有对我国藏传佛教寺院整体论述，也有按照地域的分类介绍，论著通过遗迹考古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将寺院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建筑特点等详细概述，总体看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与现状梳理比较清晰全面。

9.宗教艺术。藏传佛教艺术是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嘉雍群培《藏族文化艺术》、谢继胜主编《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熊文彬《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王家鹏《清宫藏传佛教文物》、宗者拉杰《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图说明镜》、冯骥才《中国唐卡文化档案》、康格桑益西《藏族美术史》等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瑰丽，藏传佛教文化的兼容并蓄，并在多民族交往交融的视域下，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从上述九个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的高被引文献引证分类看：藏传佛教研究范围广，体系庞杂；著名高僧大德、藏学家著述宏富，学科研究基础雄厚；研究上至吐蕃下至当前，时间跨越一千多年，体系完整连续，继承与发展并存；基础研究资料为宗教历史文献为主，其中藏文古籍文献占比较大，近现代文献资料的不断涌现，将藏传佛教研究推向了新的高点。

（四）研究主题解析

通过对论文的关键词梳理，生成共现矩阵、聚类图谱，可以挖掘出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利用Citespace优势，生成关键词研究热点聚类图与Time时区图，应用于研究主题与热点的分析。关键词聚类图倾向于研究主题的归纳；而Time 时区图则是按照首次出现的时间年份对关键词聚类进行重新提取与整合，并通过关键词间连线与走向，挖掘出研究的热点、重点、传承关系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见图5）

1.研究热点

使用citespace的关键词分析功能，时间切片设置为3 年、关联强度算法采用默认的Cosine 算法、数据阈值选取g-index 选项（k值为25）。通过布局优化，图5显示了18个大聚类，研究主题包括：宗教（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各教派、苯教、印度佛教、宗教人物、寺院）、文化（宗教文化、佛教文化、卷轴佛画、壁画、版画风格）、经济（寺院经济）等。从关键词归类看，藏传佛教研究主题鲜明、范围广、内容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从关键词聚类交叉重合度看，藏传佛教研究内容关联度大，研究趋势具有一致性。

2.趋势分析

进一步按照关键词第一次出现的时间序列排序，生成了时区图，为了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对图中的关键词布局进行了纵向微调，使重叠的关键词得以展示出来。1998 年起的最初几年内，围绕“藏传佛教研究形成”的关键词节点数目多，出现频次高，核心关键词突出，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及重点为佛教教派、人物传记、佛教艺术、宗教政策等基础性研究。

2004 年，苯教研究明显增多。由于历史原因及文献资料缺乏，前期的苯教研究不足。新世纪以来，随着苯教文献的大量发现以及研究力量的扩大充实，苯教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关苯教源流、苯教与藏传佛教关系、象雄文化等研究不断丰富。

2008 年，关键词“藏传佛教寺院”作为比较大的聚类在图谱中凸显，通过查阅关键词列表分析得知，藏传佛教寺院研究主要集中在寺院管理、寺院经济、寺院教育、寺院供给、寺院生态文化等，寺院研究的兴起与这一时期寺院社会化管理的推行、寺院文化功能转型有重要关系。

2014 年，文化交流成为了高频关键词类，文化交流较之前的研究范畴有所扩大。文化交流从宏观论述走向了具体化研究，出现了大量以汉藏文化交流为主题的论文，诸如《藏传佛教人骨法器在内地的流传及其影响》《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发展》。另外，还出现了“释迦也失”“清代”“卫拉特大库伦”“蒙古”“《世界广说》”等高频关键词聚类，这说明近期研究热点仍然围绕着文化交流，其中明清时期藏传佛教的传播、蒙藏文化交流、俄藏文化交流等研究不断增多。

2019 年中国佛教协会出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为了进一步落实“坚持宗教中国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针政策，2020 年起，以李德成、石硕、张云、沈桂萍、周鹏等为首的专家学者率先发表了《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藏传佛教中国化》等著述，开始积极探索藏传佛教与中国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组织管理、方法路径等。

从时区图中关键词聚类的呈现与分布看，近二十年来藏传佛教研究具有连续性，多元化、具体化等特点；不同时期研究略有侧重；研究仍以传统宗教学为主，教派教义研究稳步推进；文化交流是持续性的研究热点；未来宗教中国化等将是研究重点。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通过对1998-2020年，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的959篇有关藏传佛教研究的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在过去20多年间藏传佛教相关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1.就整体发文情况看，藏传佛教研究与中央的治藏政策有重要的关系。

2.就核心研究群体而言，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不够，研究相对分散，合作不足，交叉研究不足；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开设有涉及藏学研究学科或专业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机构相对固定。

3.就学科研究基础而言，藏传佛教研究基础雄厚，以宗教历史文献为主，近现代文献将藏传佛教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4.就研究主题及研究热点而言，研究主要呈现多元化、具体化。藏传佛教研究仍以传统宗教学为主，教派教义研究稳步推进，文化交流是持续性的研究热点；未来宗教中国化等将是研究重点。

（二）展望

总体看，国内藏传佛教的学术研究，紧扣时代步伐，成果丰富，但从全球藏传佛教研究的视角管窥，仍面临这诸多挑战与不足，值得国内学者关注和重视，未来国内藏传佛教研究可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加强：

1.研究方法多元化。“随着佛教解释学的兴起，藏传佛教研究从实证转向阐释，从语言文献学转向哲学阐释学。”[12]藏传佛教的研究方法也不囿于宗教学、历史学，学科方法落后、理论基础薄弱，是制约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将为我国藏传佛教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研究视野。

2.研究内容深度化。国内藏传佛教研究内容广泛，但与国外藏学研究相比，在藏传佛教教义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特别是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历史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藏传佛教教义和修法仪轨”[13]，未来“藏传佛教教派和思想文化特征的研究”[14]，值得国内学者重视。

3.研究成果多语种。目前藏传佛教的研究论文成果主要以汉文、藏文为主，国内学者在国际期刊的外文发文量严重不足，根据Web of Science 统计，2006-2019年国内学者在国外期刊发表的有关藏传佛教论文仅为52篇。多语种的藏传佛教论文成果的发表，将提高国内藏传佛教研究的学术竞争力以及国际学术研究中的话语权。

4.搭建涉藏学术研究期刊平台。搭建多语种涉藏期刊数字化期刊检索平台，充分发挥“涉藏学术期刊作为传播与交流藏学研究最新学术成果的主要阵地”[15]的功效，促进整个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