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星,董帅兵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武汉 430079)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为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流动集聚,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人;仍有36.11%的人口居住在乡村[1]。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和乡村振兴的推进,在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两个维度的“背井离乡”,一是空间维度的“背井离乡”,表现为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聚集,并在节假日期间出现区域间的暂时性对流;二是时间维度的“背井离乡”,城镇的扩张与乡村的衰落同时上演,时间的流动性和不可逆性赋予传统和现代内在的张力。“背井离乡”加速了人们的时空位移,不断地生产着“乡愁”。在新时代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认识乡愁?乡愁、家乡与乡村振兴之间是何关系?如何发挥乡愁的积极作用,推动乡村振兴?如何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记得住乡愁?

一、乡愁的理论脉络及其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愁不断流变,相应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通过解析乡愁概念、梳理乡愁理论谱系,可以发现其内在的逻辑关联(见表1)。

表1 国际学界乡愁理论的演进脉络

(一)国际学界的乡愁理论

1.思念家乡:怀旧与乡愁研究的起源。从词源学考察,乡愁有“homesickness”和“nostalgia”两个词语,前者指的是因思乡而产生的疾病,后者指的是怀旧的情绪。1688年,瑞士医生Hofer发现出国作战的士兵和仆人普遍存在臆想症和偏执症,由此导致身体不适、意志消沉,他将这种症状称为“思乡病”,特指一个人由于长期离开自己的家乡且害怕再也回不到自己家乡而感受到的一种怀旧和痛苦的情绪[2]。19世纪中期,美国军医Theodore Calhoun认为乡愁是由于缺乏英勇精神和不思进取而导致的一种疾病,受到个体性格力量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农村的士兵更容易产生乡愁。送患者返回家乡和打消患者的思乡念头是治愈思乡病的两种主要途径[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病理解剖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的介入,对乡愁的研究拓展到社会时空领域,学者们发现心理治疗和返回家乡无法治愈思乡病,提出“乡愁是无法根治的心理现象”[4]。思乡和怀旧两个词语的内涵逐渐融合为“乡愁”,标志着人们逐渐尝试与乡愁和解。

2.消逝的家乡:乡愁的时间维度。乡愁具有怀旧的本意,其时间指向是过去,其理论反思是现代性。现代性批判的原始动因是现代文明与人的自然本性的冲突。卢梭最先指出“文明人……只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制度的约束”[5],因此倡导回归自然和人类的善本性,即“向善回归”。席勒认为怀旧是“心理体验和文化体验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所向往的是和谐完整的人性,是感性专制和理性专制的彼此消解与相得益彰”[6],因此提出“向美回归”,强调美是现代怀旧的重要姿态,也是文明与自然的互补。卢梭、席勒的思想为浪漫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提出建构一个通向诗意化、感性化和审美化的“精神家园”。19世纪到20世纪,现代化带来了人的精神的迷茫。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的本质,毁坏了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人类返回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径就是“诗意的栖居”[7]。彭塔力斯直接指出乡愁的时间维度,认为乡愁是“对时间永不再来而感受到的痛苦,拒绝改变已被摧毁的现实,对具有毁灭性的时间怀着软弱无力的愤怒,那时间不仅仅流去:它在摧毁一切”[8]。然而,时间不仅会流逝而变成过去,也会前进而奔向未来。Svetlana Boym提出两种乡愁,即“复原性乡愁”和“反思性乡愁”,前者渴望重构过去的时代,后者立足现代反思过去,提出“外现代”(off-modern)的视角,既批判现代对求新的迷恋,又批判对传统的重新发明[9]。Fred Davis回到乡愁演化的本身,认为乡愁经过“简朴的乡愁”“自反的乡愁”和“阐释的乡愁”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完成由消极的怅惘向积极的接触转变[10]。可见,从卢梭到Fred Davis,都是从线性的时间维度,思考怀旧与乡愁。

3.城乡的两栖:乡愁的空间维度。现代化导致乡村与城市的差异不断扩大,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内涵之一。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1],从而导致城乡之间的利益对立。城乡之间的割裂和分离是现代乡愁诞生的空间基础。斯宾格勒认识到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把现代生活的本质称为对大城市的“思乡病”,使怀旧的客体转向城市,指出“大城市”与“思乡”的捆绑和融合,造就了现代人的两栖性[12]。雷蒙·威廉斯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田园主义怀旧传统和城市进步主义观念进行批驳,认为资本主义赋予城市和工业绝对的优先权,乡村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想象,乡村记忆是刻意编造的意识形态神话[13]。因此,城市和乡村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为乡愁提供了流变的空间。

4.时空的融合:现代化中的乡愁。到20世纪末,对乡愁的空间维度的探讨已经超越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呈现出时间和空间融合的特征。乡愁研究逐渐分化出两个流派:一个流派认为乡愁之“乡”是人们怀念的以往某个时刻自身构建的“精神世界”,通常与温暖的过去、快乐的童年相联系;另一个流派认为乡愁之“乡”是指记忆中的故乡,乡愁是基于特定地理空间的怀旧情感[14]。乡愁的内涵日趋复杂,不仅有回归精神家园的冲动,也包含着对未来秩序的重构。Frank Ankersmi指出主体的时空位移是乡愁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乡愁理论的经验对象[15]。时间和空间的融合,使乡愁的主体再次回归到乡愁研究的视野。

(二)国内学界的乡愁研究

1.国内学界乡愁研究的基本共识。我国的乡愁理论经历了三个层次的不断深化:一是将乡愁作为发展理念指导城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二是从不同视角研究乡愁的内涵、生成机制、主体与客体关系;三是从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汲取理论资源,构建乡愁理论的框架体系[16]。乡愁理论已经形成基本的认知框架:乡愁的“乡”既包括城市,也包括乡村,是城乡的统称;乡愁的“愁”既包含文化记忆和对过去的怀念,也包含文化认同和文化经验;乡愁的主体不仅包括城乡之间长期流动的群体和在异国他乡定居的群体,也包括未离开过居住地的群体;乡愁的时间指向既包括过去,也反思当下,并面向未来;克服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断裂,推动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发展,构建包容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价值体系,穿透时间和空间以构建共享的结构和共同的想象,是缓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的可能路径。

2.乡愁有助于乡村振兴,“记得住乡愁”是乡村振兴的价值追求。一是资源价值视角,认为乡愁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乡村振兴中可以形成乡愁经济。张劲松认为乡愁能够吸引人才返乡,为乡村振兴带来市场资本、工业化技术等优势资源[17]。李军等发现乡愁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能够传承创新乡土文化,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18]。二是市场营销视角,认为激发乡愁情感,能够延长以乡愁为核心的生产和消费链条,创造新的销售增长点。Chen等认为市场销售中唤起乡愁感实际是将怀旧元素注入新产品中,提高产品的文化故事性以增加消费者的消费倾向[19]。三是文化发展视角,认为乡愁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范玉刚认为乡村文化复兴是乡愁美学生成的现实支点,乡愁美学的生成有利于城乡文化命运共同体的构建[20]。

3.乡愁可能阻碍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可能存在“愁乡”情绪。一是以乡愁为载体的浪漫主义情怀可能导致乡村振兴的方向偏离。宋菲菲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的“浪漫的田园牧歌式情怀”和“似是而非的逆城市化暇想”正在干扰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1]。二是精英群体可能以乡愁为旗号,在乡村建设中俘获资源,忽视农民的主体性。赵旭东认为正在影响和改造乡村的乡愁实际是来源于城市的“城愁”,其目的是追求现代性,可能产生“建设本能和破坏本能所支配的加法与减法的乡愁”[22]。三是消费主义利用乡愁,破坏乡愁文化生态。刘姝曼认为乡愁是村民主体的热土,留住乡愁不仅是追溯往昔的情怀和使命,更要处理好城市与乡村、人类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等多元关系[23]。

(三)重返家乡:理解新时代的乡愁与乡村振兴

国际学界的乡愁研究以“人”为核心,聚焦人的情感与思维,逐渐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扩展到时间和空间领域,“重返家乡”始终是其价值归宿。国内学者对乡愁的理论研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而深入,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实践动因和现实价值,其宏观主题是回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重返家乡”是建设乡村的价值归宿。

新时代以来,“乡愁”一词随着国家战略进入政府公文,并传播至大众视野。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大理州古生村视察时提出新农村建设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讲话,分别从城镇建设和乡村振兴两个角度阐释“记得住乡愁”的内涵,蕴含着城市与乡村、自然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等辩证关系,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协调统一。

表2 重返家乡的表现形式

本文从“重返家乡”的角度,在“家乡语境、乡村场域和主体实践”的框架中,认识新时代的乡愁及其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重返家乡”指的是乡愁主体以怀念家乡为情感动力,以振兴乡村为行动目标,在返回家乡的实践场域中,聚合乡愁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并通过乡村振兴实现精神家园和身体家园的双重回归。从返回家乡的主体维度和场域维度,可以划分出重返家乡的六种具体形式:衔接传统与现代、勾连过去与未来、融合城市与乡村、从他乡返回故乡、从流失转向回归、从离乡转向返乡(见表2)。这六种具体的形式在乡愁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可能出现不同的组合形式,或者同时统一于乡愁主体返回家乡、建设乡村的实践行动。

二、乡愁与家乡的理论关联

家乡的空间属性、时间属性、记忆属性和公共属性,分别对应乡愁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个体维度和集体维度。这一分析框架并不割裂家乡和乡愁的整体性。家乡和乡愁是时间、空间、个体、集体的统一体,需要在乡愁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场域进行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考察。

(一)家乡的空间属性与乡愁的空间维度

家乡的空间属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人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或是祖籍所在地,二是人们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而认同为家乡的地方。首先,家乡具有物质性。家乡是以山河、草木、屋场等一定的物质共同构成的空间,并为人们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聚落是家乡典型的物质空间形态,例如客家围龙屋、北京四合院、陕北的窑洞。其次,家乡具有距离性和相对性。“家乡或故土的含义不是由主体自身界定,而是由‘他乡’‘异邦’等非家乡、非故土的方位界定”[24],只有离开了家乡,家乡才会变得更加清晰。再次,家乡具有地方性与本土性。人们从其出生、成长的地方走出去,流动带来身体的空间位移,家乡成为乡愁的起源之地。最后,家乡的空间大小具有尺度性和变化性。空间尺度的选择关系着空间中存在的事物的空间模式、空间结构和空间系统[25],人口流动和社会互动是影响乡愁空间流变的基本因素,家乡因此从物理空间扩展到离乡之人的情感空间。

(二)家乡的时间属性与乡愁的时间维度

家乡是具有时间属性的历史性空间。历史不是完全断裂的,时间的流逝赋予家乡文化的意涵和价值。首先,家乡承载着历史文化,承载着乡愁情感和乡土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6],家乡的存在可以表现为乡村文化的存在。将历史拉长来看,人们都是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时间赋予文化以历史感。其次,乡村文化具有杂糅性和流变性。乡村作为农耕文明的载体,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乡村的多样性赋予乡土文化特殊的魅力,使其在时间的长河中维系着人们的精神家园。家园感构成乡村文化的灵魂,生成乡愁的审美价值。最后,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兴并非简单地重现过往的文化形态。乡愁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媒介之一,能够弥合传统和现代的裂缝,促进城市和乡村的融合,使文化要素在新的实践环境中再造,以“重返家乡”的姿态完成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重构,治愈家乡文化的失忆。

(三)家乡的记忆属性与乡愁的个体维度

“家乡”是一种心理隐喻,意味着个体人生的归属。乡愁以个体的记忆为载体,没有对家乡的记忆的乡愁是无根之木。“记忆是时间在本体论层次上的核心,是人类精神的根本内容”[27],个体根据自身的知识存储和现实经验将乡愁与家乡进行重构,形成真实的记忆。首先,家乡是历史的沉淀,为乡愁记忆提供质料。“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28],虽然现代化的过程中,家乡的很多情境消失了,但是家乡所代表的地方文化基因,家乡残存的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社会景观,依然能够建立和维持乡愁主体对家乡的记忆。其次,家乡能够唤醒记忆,为乡愁提供时间上的延续性。个体在离乡和返乡的过程中,依旧需要在家乡的场域中进行信息传递、日常照料和远程帮助等方面的社会交往。“记忆之所以能够保持,是因为个体记忆是其所在社群的集体建构”[29],家乡的记忆需要在社区、聚落等集体的框架中延续。家乡具有的纪念仪式,例如吃团圆饭、祭祖,为乡愁提供时间节点上的联结,不断地构造和更新家乡的记忆。再次,家乡是乡愁记忆的价值所在,记得住家乡才能记得住乡愁。青砖黛瓦、绿水青山、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和谐有序的邻里关系等家乡记忆赋予乡愁以审美价值,彰显着乡村的价值和尊严,才能被人们记住。如果家乡是一种痛苦的记忆,缺乏审美的价值,便会被排斥。最后,家乡记忆使乡愁主体获得稳定性和安全感。在流动性的社会中,家乡的静态与接纳可以给躁动的心灵以安静的体验,使人们获得安全感。重返家乡可以使人们找到流动与稳定的平衡点,使心灵“诗意的栖居”。

(四)家乡的公共属性与乡愁的集体维度

家乡的公共性和传统性是其能够记住乡愁、弥合现代化裂隙的秘诀。“记得住乡愁”是对家乡所蕴含的公共价值与集体生活的再体验。首先,家乡有公共的空间。家乡既可以是人们怀念的以往某个时刻自身构建的精神空间,也可以是记忆中的基于特定地理条件形成的物质空间。家乡的聚落具有团结性与集群性,能够为人们提供公共的活动空间。家乡的祠堂、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是人们记住乡愁的公共景象、文化载体与精神活动的场域。其次,家乡有公共的生活。公共生活在乡村熟人社会的场域中展演和维持。乡愁只有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往中才能获得实质的存在性,才能在个体和集体层面建立乡愁的情感体验与生活记忆。家乡的公共生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流变,它既有仁爱、诚信、睦邻、团结等传统价值的延续,也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时代价值的新内涵。最后,家乡有集体的乡愁。集体的归属感与记忆是集体成员产生认同的基本依据。家乡的集体属性在于家乡承载着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共同的价值观念。留住家乡集体的乡愁需要建立集体的记忆,营造家乡的公共空间,发挥家乡之人的主体性和参与精神,注重代际之间的记忆传递。

三、乡愁助推乡村振兴的案例阐释

G省J县借助干部的乡愁实施“联乡兴村”行动,即鼓励县直机关干部自愿报名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和陪伴自己成长的乡村,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产业发展、重塑乡风文明等内容,聚合乡愁资源,推进乡村振兴。

(一)乡愁感召与干部返乡

J县的“联乡兴村”行动需要干部借用正式制度,为家乡争取发展资源,其动力机制是个体乡愁、家国情怀与干部使命的统一。

1.乡愁呼唤,政府激励,为干部返乡提供动力。首先,干部的乡愁是“联乡兴村”的情感推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包含着主体的反思、记忆和文化感知。与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化的便捷同时发生的,是家乡的日渐衰落。这种差异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冲击,使人们明白物质的充裕和精神的满足都不可缺少。干部的乡愁情怀和责任感、使命感相融合,成为其返回家乡建设家乡的精神动力。J县人大常委会的一位干部说:“我是本县F村走出来的干部,在投身本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看到我的家乡逐渐衰落,一直在想办法为家乡的振兴出一份力。如今终于有机会回报家乡,不仅能够缓解我的乡愁,也能够让我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家乡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联乡兴村’行动。”其次,家乡的发展需求是“联乡兴村”的现实拉力。乡村人才的大量流失使得在村之人产生“愁乡”情绪,迫切希望外出之人回村建设家乡。在乡之人的乡愁是不愿看到村庄凋敝,是因自身无法阻止乡村凋敝而产生的无奈感和紧迫感。“愁乡”激励着在村人员积极与外界取得联系,希望能获得有效的帮助,使自己的家乡不在记忆中断层或被遗忘。“联乡兴村”的干部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村人,不仅了解村庄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容易获得村民的信任。G村的党支部书记谈到:“我们村发展的最大痛处就是人才流失严重,在村村民有建设村庄的心意,但是缺乏建设村庄的能力,所以都期盼有能力的本村人回来搞建设。村干部都在积极地联系本村外出人员,争取他们回村发展。”最后,政府的政策引导是“联乡兴村”的制度保障。干部自发地回报乡村面临“以权谋私”“精英俘获”等质疑,既不方便政府的管理工作,也不方便干部返乡的实践行动,甚至造成村庄之间的恶性竞争、盲目攀比。为此,J县制定《J县开展县直机关干部“联乡兴村”行动实施方案》,搭建村民与干部直接沟通的桥梁,以相应的制度配套规范“联乡兴村”的具体行动。J村的党支部书记讲到:“自从有了‘联乡兴村’政策,干部们回报家乡便名正言顺,做事的信心更足,做事的效率更高,也更能有效地与村民取得联系,集思广益共谋村庄发展。”

2.使命驱动,党员引领,通过选优配强凝聚干部的合力。其一,党员为先导,更加精准地把握家乡需求。由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担任“联乡兴村”工作组长,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联乡兴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确保“联乡兴村”工作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有效衔接。干部的“联乡兴村”行动,不仅是个体乡愁的实践,而且要与村民的乡愁产生共振,以干部的乡愁行动化解村民的愁乡情绪。其二,能力为核心,提高干部服务家乡的效率。干部联乡的行动,虽然以乡愁作为情感动力,但是当乡愁与干部的身份、职责和使命交融,便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报名参与“联乡兴村”的干部在成为“联乡兴村”工作组的正式成员之前,需要通过县委县政府的严格筛选,只有同时满足政治素养、道德品行、个人能力三项标准的干部才能正式选入“联乡兴村”工作小组。基于严格标准的筛选,并不意味着对干部们的差异化对待,也不是对不同个体的乡愁的差异化对待,而是实施乡愁行动的现实需要。J县农业农村局的干部讲到:“有的干部自愿报名参与‘联乡兴村’行动,但是没有通过筛选,刚开始会感到失落,觉得大家都有乡愁,为什么要区别对待?或者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级别不高而没有通过筛选,感到很没面子。有的干部通过了筛选,但是担心任务过重而增加工作负担。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做了大量思想工作,通过开会、实地考察等方式化解干部们心中的疑虑,保证不会因为这些问题伤了工作单位里的和气,也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影响正常的工作,更不能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一刀切地执行政策,不能因后期评比考核的不合理而伤害干部们的工作积极性。”其三,以小组为单位,发挥“联乡兴村”工作组的乘数效应。J县一共选派291名干部,成立97个“联乡兴村”工作组,每个工作组由出生、成长于同一村子的3名干部组成,其中一名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担任“联乡兴村”工作组组长,通过合理搭配小组人员,形成了结构稳定、配合有序的“联乡兴村”工作队伍。J县农业农村局的干部谈到:“虽然通过工作队伍的组建确保了工作效率,而且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但并不是每个村子都有本村走出的干部,而且不同村子走出的干部的级别、工作能力等各不相同。对此,我们以‘地缘相近’‘文化相连’‘规模适度’‘干部自愿’为依据,尽量确保每个村子都有工作组,强调干部要以行政村作为工作对象,不能偏袒自己老家所在的自然村。对于前述各种因素造成的工作成效的差异,我们在考核环节会设置合理的考核标准。”

3.资源配套,双层联动,“联乡兴村”更加规范化。一是资金配套。J县财政为每一个“联乡兴村”工作组配套10万元工作经费,用来支持家乡的产业发展、修缮党群服务中心等项目。“联乡兴村”工作组根据自己家乡的实际需求,通过“征询村民意见→工作组讨论预案→上报县级部门审批→村民民主监督下实施→县级部门监督、验收”等严格的流程,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二是单位支持。J县各县直单位不仅是干部派出部门,而且是干部“联乡兴村”工作的指导部门。干部所在单位定期听取“联乡兴村”工作的具体进展,根据“联乡兴村”干部在工作中的实际需要,给予相应的时间保障、经费支持。这一举措超越了干部个体,在政府部门层面塑造集体的乡愁,并与部门的职责融合在一起,激发部门的内在活力,整合部门的资源。三是乡镇对接。乡镇发挥沟通县级部门和乡村的枢纽作用,通过召开“见面会”“认家门”等会议,搭建“联乡兴村”干部与乡镇、村庄对接的平台和桥梁,明确“联乡兴村”干部、乡镇干部、村干部的权力责任关系。资金的支持、平台的搭建、制度的完善不仅增强了干部“联乡兴村”的信心,也使“联乡兴村”行动更加规范化,使其始终处于县委县政府的有效领导之下,确保“联乡兴村”行动的有序开展。

(二)乡愁汇聚与乡愁实践

“联乡兴村”干部回到家乡之后,通过助力基层党支部建设,推动乡村产业发展项目落地,重塑文明乡风,切实改善村庄面貌,乡村呈现“党建兴、人才兴、产业兴、文化兴”的新格局。

1.筑牢支部,激活基层党建,助力家乡治理有效。其一,提高党员素质,激发村级党组织战斗力。“联乡兴村”工作组与镇政府衔接,借助J县“美丽乡村”培训学院对村内党员进行培训,提升党员综合素质;邀请“联乡兴村”干部所在单位的优秀党员下乡开展培训、组织村庄中的党员到其单位参观学习,切实增强党员服务乡村、服务群众的能力。其二,凝聚支部力量,增强村级党组织生命力。“联乡兴村”干部帮助基层党支部确立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健全支部管理和服务制度,以清扫村庄垃圾、修剪绿化树木、育林防火等活动为载体,不仅拓宽了支部成员服务群众的渠道,同时增强了支部的凝聚力。其三,培养后备队伍,确保基层党支部持续战斗的能力。“联乡兴村”干部发掘本村学历水平较高、农业技能较强、思想认识先进的80、90后青年人,保证村党支部能够积极地挑起村庄发展的担子,使党员与村民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行动中纾解乡愁、记住乡愁。

2.盘活资源,发展惠农产业,助力家乡生活富裕。一是激发村民内生动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村村民的愁乡情绪激励着村民积极参与村庄建设,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激发村民的公共行动,重塑乡村的公共价值,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塑造积极村民、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Z村的一位村民谈到:“我主动拆除废弃栏舍,自愿让出200多平方米的用地,为扩宽村庄道路打开局面。大家的交通出行方便了,道路绿化带动了村庄主干道沿线的环境整治。以前年轻人不愿回家,现在环境改善之后,年轻人在节假日都会返乡。以前看到村子里的人越走越少,村子的环境越来越萧条,我就感到发愁,现在我觉得村庄的发展又有希望了。”二是引导乡贤回乡反哺,激发乡村经济活力。“联乡兴村”干部与村中乡贤建立“线上+线下”联系平台,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外出乡贤保持沟通,在外出乡贤返乡过年过节之时,以“乡愁浓”为引子,鼓励乡贤回村投资、为家乡提供发展思路,助力村庄经济发展。三是推动产业项目落地,带动村民脱贫致富。“联乡兴村”干部通过“党组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发展木耳种植、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产业项目由“引进来”到“稳落地”,村民获得收益,彰显“联乡兴村”的成效,也使乡村产业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C村在“联乡兴村”干部的引导下,建设无花果种植基地,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5万元,村民获得土地租金、工资收入、股份分红等多项收入。C村的党支部书记谈到:“无花果种植基地从开始建设到初见成效,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过程。刚开始,有的村民认为是参与‘联乡兴村’的干部在搞形象工程,但是随着种植基地的建成和取得收益,村民获得了实惠,误会自然就随之化解了。”

3.融入德治,创新乡村文化,助力乡风文明。一是调解村民家庭矛盾,弘扬优良家风。家庭是乡愁主体最初的来源,返回家庭、重温家庭生活,以家庭的温暖、稳定和安全感化解乡愁的忧虑、漂泊和不安。干部发挥“自家人”的独特优势,定期开展尊老敬老活动、文明家庭评比等活动,解决家庭内外的矛盾纠纷。J县组织部的一名干部说:“我们都是从本村出去的人,回到家乡之后,村民们也愿意让我们参与到纠纷调解的过程中,甚至在‘联乡兴村’工作全面推开以后,村民会主动找‘联乡兴村’干部寻求帮助。我觉得其乐融融、和谐有序的文明乡风和尊老爱幼的家风才能纾解我心中的乡愁。”二是树立崇德向善观念,激活健康村风。村落是人们最初的生产生活单元,健康的村风是守望乡愁的重要载体。“联乡兴村”干部以J县的文化下乡活动为契机,通过组织村民共同庆祝传统节日、观赏经典戏剧等方式,汲取传统乡村文化的营养,引导村民树立尚德、懂礼、善行的思想观念,形成“互敬互爱、互帮互助”的和谐氛围。J县宣传部的一名干部说:“村里的风气好起来了,人心也就凝聚起来了,乡村振兴的很多工作都能顺利推进,只有这样大家才愿意返回家乡,才能够记得住乡愁。”三是宣传村庄好人好事,塑造文明乡风。乡土文化作为乡愁的精神文化载体,其继承和创新需要与新时代的乡愁内涵相契合,从而使乡愁主体在文化之中找到精神寄托,在记得住乡愁的过程中化解乡愁。“联乡兴村”干部挖掘家乡尊老爱幼、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典型,借助宣传标语、新闻媒体、村内广播等形式不断推广、树立乡村“好榜样”,传播乡间“正能量”,形成人人争做“好村民”的良好氛围,乡愁的文化内核与审美体验在J县的乡村随处可见。

(三)振兴乡村与记住乡愁

J县的“联乡兴村”行动是以乡愁助推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记住乡愁的实践探索,不仅彰显了新时代乡愁的新内涵,也挖掘出新时代乡愁的实践价值。

1.乡愁是激励人才回乡的情感动力。一是返回家乡是乡愁的情感慰藉与价值依归。“联乡兴村”行动能够排解干部的乡愁,是干部的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干部“联乡兴村”以乡愁为原动力,在行动层面获得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个体的成长和家乡的发展在价值层面获得内在关联。J县民政局的一位干部说:“我从小在F村长大,现在能为家乡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很骄傲、很荣幸!我们工作队成员都希望能为家乡振兴出力,实现自我价值,这就是我们报名参加‘联乡兴村’的初心。”二是发掘耕读传家、回报家乡的传统文化基因。乡愁具有一定的地域属性,不同区域的人虽然都有乡愁,但是乡愁的内涵和指向可能是不同的。文化的多样性赋予乡愁丰富的内涵,保存文化的多样性便成为记住乡愁的重要前提。传统的文化因子以人们的记忆为精神载体,以家乡的事物为物质载体,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仍然具有延续力和生命力,乡愁便在文化基因的传承中获得来自传统的生机。J县乡村振兴局的一位干部谈到:“大多数‘联乡兴村’工作组回乡之后,都将乡风文明作为切入点,从调解村民矛盾纠纷、联系亲情入手,在日常生活服务中重新获得村民的认同与支持,实际上是运用了我们客家人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的智慧,这种传统文化也构成客家人乡愁文化的核心精神。”三是整合干部个体的乡愁,形成“联乡兴村”的集体行动。由于党员干部个人的人脉关系网络、工作能力、村庄分布等不均衡,因此为了避免“联乡兴村”开展之后,村庄之间的资源配置出现更大的差异,也便于整合乡愁行动,J县利用干部与村庄的乡愁连接,经过方案制定与实施、干部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县委组织部审核筛选、乡镇统筹、村庄落实、群众参与和监督、县委和县直部门考核等环节,实现干部的乡愁与家乡发展需求的有效衔接。

2.从乡愁到重返家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J县依托乡愁文化浓厚的优势,通过政策创新为回乡干部“正名”,通过自愿报名使回乡干部“言顺”,通过乡镇对接与回乡干部“谋事”,通过村组协商促回乡干部“成事”,使乡村振兴树立起信心,看得见人才,记得住乡愁。政府推动的乡愁行动,能够聚拢乡愁力量、整合乡愁资源,在复杂的乡愁体验中找到乡愁与乡村振兴的关联,从而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但是,“联乡兴村”行动的参与主体以县直机关干部为主,只是J县乡愁主体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有浓厚的乡愁,并不是所有有乡愁的干部都愿意参与“联乡兴村”,并不是所有有乡愁且愿意参与“联乡兴村”的干部都能够参与。在“联乡兴村”行动中,不同工作组的工作成效有所差异,不同村庄的条件也有差异,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理解或支持“联乡兴村”行动,因此,虽然所有的村庄都配置了工作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可见,政府运用乡愁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需要考虑部门权责、干部意愿、情理法的关系、农民群众的主体性和支持度等多种因素,才可能使乡愁推动乡村振兴的行动获得成功。

3.乡愁推动乡村振兴需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结合。其一,J县制定了《J县开展县直机关干部“联乡兴村”行动实施方案》,通过县、镇、村三级联动保障干部下乡有渠道,以资金扶持确保干部做事有资源,以镇、村精准对接保证干部沟通有平台,确保干部回乡“名正言顺”,增强了干部支持家乡的信心。其二,有效整合返乡人才可以变“自发分散行动”为“自觉集中发力”,发挥乡村人才振兴的“乘数效应”。J县通过系统化的方式组织返乡干部,将全县97个行政村作为“联乡兴村”工作点,每个行政村对接一个“联乡兴村”工作小组,搭配部门领导、业务骨干,组建“联乡兴村”工作组,发挥联乡干部的组织、协调、创新能力。其三,乡愁由个体情感凝聚为集体共识,并与乡村建设行动相结合,是非正式制度影响正式制度的形成并借助主体的一致性与正式制度融合的过程。乡愁作为情感动力,被基层政府合理地组织和运用,使干部长期自发回报家乡的行为获得正式制度的支持和规范,更加有效调动和公平配置了乡村振兴的各类资源,在对家乡的整体想象和乡村的实践场域中促进乡村振兴。

四、乡愁助推乡村振兴的机制分析

家乡是连接乡愁与乡村振兴的纽带,记住乡愁,以家乡为场域助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重返家乡和记住乡愁的实践表达。

(一)重返家乡:乡愁与乡村振兴的行动衔接机制

现代乡愁揭示出现代化的限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化相伴的是部分乡村的传统失落、人才流失、环境恶化、村落凋敝等问题,引发了人们浓郁的乡愁。家乡既有优势资源,也有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因素,需要在扬弃中继承。乡村振兴以家乡作为场域,并不是要固守过去的乡村,而是要在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中,坚持城乡一体的融合发展思路,以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守住乡愁并融入时代潮流。家乡只有实现资源整合与功能重塑,才能建构一种区别于城市和传承农村的现代生活方式,这是城乡发展的未来方向,也是记住乡愁的内在要求。因此,乡愁只有助推乡村振兴,才能发挥其在新时代的价值,才能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上升到家国情怀并完成实践转换。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乡愁汇聚、形成返回家乡的集体行动的核心机制。从乡愁情感到乡愁实践,基本的路径是“乡愁情感的表达→返乡行动的动力机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共同彰显→振兴乡村的乡愁实践→乡村振兴→记得住乡愁”(见图1)。

图1 乡愁助推乡村振兴的机制

(二)振兴乡村:乡愁的实践表达机制

乡愁不仅指离乡之人思乡、怀旧的情感,更是返回家乡、建设家乡的殷切希望,蕴含着乡愁主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激励着记住乡愁的实践行动。现代化带来的城乡巨大差异、流动的焦虑、文化的割裂给乡愁主体造成巨大的困扰,个体希望突破这些困扰汇聚到群体层面,并与政党的使命、国家的号召耦合,在党的领导下以国家战略的方式推动乡村振兴。乡愁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表达具有三个层面的特征:一是个体层面,知识分子、思乡之人的家国情怀和乡愁动力激励着他们重返家乡、回报家乡、建设家乡的乡愁实践;二是群体层面,对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对美丽乡村的审美体验,在整个社会营造出浓厚的乡愁氛围与实践环境;三是国家层面,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国家规划的方式实践着国家层面的乡愁。同时,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不一定都是返乡之人,也可以是对乡村有着深厚认同的人,其共同之处都是期望用自己的知识、财富和行动建设一个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本文案例中“联乡兴村”的干部只是乡愁助推乡村振兴的主体之一,J县也有大量海外侨民回馈家乡的生动案例,两种主体的乡愁及其实践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见表3)。

表3 乡愁推动党员干部“联乡兴村”与海外侨民回馈家乡的异同比较

(三)记住乡愁:乡村振兴的价值回归机制

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是记得住乡愁的经济基础,具有现代审美和功能的乡村形态是乡愁的物质载体,能够为建构乡愁的空间基础提供物质保障,也是构建并直观地展现乡村现代性的首要途径。乡村振兴中的生态宜居与乡愁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相契合,是留住乡愁主体的主要方式,守护绿水青山、实现生态宜居是记得住乡愁的实践基础。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有效能够维护乡村的公序良俗,为乡愁带来和谐的秩序体验。乡村振兴的乡风文明承载着乡愁的文化属性,文明的乡风能够为乡愁主体带来人文的关怀、精神的慰藉和审美的价值体验,创造并激发乡愁的文化魅力,提升乡愁的文化自信,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记得住乡愁的精神家园。乡村振兴的生活富裕是记得住乡愁的重要目标,只有家乡的生活是富裕的,乡愁才能获得生机,反之,如果家乡的生活是贫困的,会给人造成更多的愁乡情绪。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的现代化是乡愁的价值归宿,乡村振兴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之间建构和谐平衡的状态,使乡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赓续的生机与活力。

五、以新时代乡愁助推乡村振兴

(一)新时代乡愁的新内涵

乡愁的基本属性是一种思念家乡、怀念过往的情感,是以乡愁主体的身体实践为载体,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动态发展的情感体验,由此形成乡愁文化与乡愁实践。新时代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乡愁既是怀念家乡的情感体验,也是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反思,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现实合理性和国家理性的融合。一是新时代的乡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新时代的乡愁是激励人才返回家乡、建设家乡、回报家乡的情感动力。这种情感动力不仅是个体对家乡的思念或怀旧,而且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是个体与集体、小家与大家、个人与国家的价值关联,是传统乡愁文化与时代价值相结合的产物。在乡愁感召和国家政策的指引下,离乡人员逐渐返回家乡、建设家乡,为乡村带去城市的便利设施、产业资本、价值理念等,实现了乡愁情感、价值与行动的统一。二是乡愁思想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记得住乡愁”充满了人文关怀,是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其中蕴含三对基本的关系,即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民群众是乡愁文化的现实载体,是传承乡愁文化基因的主体,记得住乡愁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价值导向。三是乡愁的实践导向与政党使命的耦合。“记得住乡愁”已经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行动中,呼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与宏观图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全面推进,绘制出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画卷。

(二)重返家乡是乡愁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乡愁是乡村振兴的情感动机和价值目标。在重返家乡并以乡愁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只有形成集体行动的合力,实现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的统一,才能更加有序、有效地发挥乡愁的功能。乡愁联系着过去和未来、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家乡和他乡、定居与流动、少年和成年,可以为建设家乡的行动提供理念指引和智慧经验。记得住乡愁,不仅需要让乡愁返回家乡,更需要让价值返回家乡,家园感的追寻是乡愁价值生成的核心。在乡村振兴中记得住乡愁,是返回家乡的情感表达,是对家乡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反思,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守护和精神家园的重塑,并赋予家乡以家国情怀和时代气息。在返回家乡的过程中记得住乡愁,需要在空间维度实现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在时间维度完成过去与未来的有机衔接,在实践维度促进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和谐统一,通过家乡的价值回归,重构乡村的文明结构。

(三)乡愁助推乡村振兴需要注意二者复杂的关系

正确地运用乡愁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只有通过乡村振兴才能保留乡愁赖以存在的家乡形态,才能让人们记得住乡愁。但是,乡愁也可能干扰乡村振兴的理念和行动。首先,乡愁可能使乡村振兴存在浪漫主义的虚妄情怀。回到过去的复古主义试图通过能动性的发挥再造逝去的家乡,而忽视了时空变迁的客观规律;抛却历史的未来主义试图通过能动性的发挥与过往分道扬镳,但却割裂了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乡愁的主体应依托于特定的乡愁载体,形成真实的记忆与自愿的认同,使历史意识与时代价值共振,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融合,才不至于在虚妄的想象中迷失自信。乡愁推动乡村振兴,必须遵循乡村的生态规律和发展逻辑,警惕以复古主义或未来主义为旗号的大拆大建,注重保留乡村的特性,挖掘和维护乡村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重要价值,寻求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接续。其次,乡愁可能使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资源配置层面的精英俘获。返回家乡、回报家乡、建设家乡的人员中,可能有打着乡愁旗号但实则为自己谋利的人,他们可能将乡愁关进资本的牢笼,或者出现粗制滥造的“伪乡愁”,导致乡愁实践违背乡村建设的初衷。返乡的精英在村庄的空间分布上可能是不均衡的,导致乡村之间出现新的差距。因此,乡愁推动乡村振兴,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规划下进行,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结合,规范乡愁行动,在思想交流和行为互动的持续过程中,循序渐进地记住乡愁。最后,乡愁催动的乡村振兴可能忽视农民的主体性。城市与乡村、离乡人与在乡人的差距,造成主客体关系的错位。返乡人员可能存在强势的优越感,只关注自己想要的家乡而忽视家乡人的现实需求,使家乡人产生倦怠心理或依赖感,导致农民主体的缺位。新时代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愁既不单纯是返乡人或外来建设者的乡愁,也不单纯是在乡人或村民的乡愁,而是各类主体共享的价值和共同的想象。在乡愁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必须避免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傲慢与偏见,从乡村实际出发,鼓励农民积极参与,使其认识到乡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体性,促进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理性一致,通过协商共治推动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