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剑 张飞宇

2021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在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与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首次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回顾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承诺在高科技和创新领域进一步扩大合作。贝内特称莫迪为“以色列最受欢迎的人”，并感谢后者为“重启印度文明和犹太文明间的深厚关系”做出贡献。莫迪亦表示非常重视与以色列的友谊，并将在2022年印以建交30周年之际邀请贝内特访问印度。

莫迪与贝内特的热络互动只是近期两国高层频繁往来的缩影。自2021年8月以来，印度先后派出时任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现任外交部长苏杰生、现任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访问以色列，将两国防务合作水平提升至新高度。

印度与以色列间的军购往来一直十分紧密。印度是以色列最大的武器出口目的地，以色列也长期在印度武器进口来源国中位列前三。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发布的报告，2016～2020年以色列占印度武器进口的13%，仅次于俄罗斯的49%和法国的18%;印度则占以色列武器出口的45%。印度在制导武器、无人机等装备上对以色列依赖程度较高。2021年9月，印度空军正式从以色列接收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联合研发，能够在70公里范围内消灭敌方战斗机、导弹等空中威胁。此外，印度国防部还在2021年初与以色列达成了价值2亿美元的新一代“苍鹭”无人机订单。印度陆军也计划从以色列采购  “萤火虫”巡飞弹等装备。

与此同时，印度还希望利用以色列的技术与资金，提高军工领域“印度制造”水平。自2017年莫迪实现印度总理对以色列的首访并将双边关系提升为  “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印以合作重点便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伙伴关系”。2021年10月，两国国防部官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第15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决定设立特别小组制定印以防务合作十年路线图，加强两国防務资源、技术和工业能力的整合。同年11月，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与以色列国防研究与发展局签署了“双边创新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初创企业在无人机、机器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传感等领域的合作。

除传统防务合作外，莫迪执政期间印以在战略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化学反应”同样耐人寻味。随着印美关系的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观察者将印以关系的发展视为印度外交方向由“不结盟”转向“亲西方”的重要表现。2021年10月，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与以色列官员及商界领袖会晤时称，以色列是印度“最值得信赖和最具创新性的伙伴”。同月18日，苏杰生与以色列外长拉皮德、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线举行了一个新的“四方经济论坛”，就地区经济政治合作、促进贸易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引发印度战略界热议。部分印度战略学者主张在中东构建类似于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提升印度在西印度洋地区抗衡中国的实力。尽管这一论调并未在以色列和阿联酋引起共鸣，却反映了印度战略界对以色列的高度期待。在印度战略界看来，印以战略合作不应局限于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而应当以构建“排他性小多边机制”的形式，与美印协同的战略目标相融合。

有趣的是，莫迪政府与以色列的互动还成为印度国内意识形态矛盾的投射。印度左翼政治力量长期将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作为印度“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基石，并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政府与以色列的战略伙伴关系归因于“印度教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契合”，认为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反穆斯林倾向促成了莫迪与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继任者贝内特的亲密互动。2021年5月，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行动以及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轰炸引发国际舆论谴责，但却在印度社交媒体上获得亲印人党力量声援。例如印人党青年组织领导人、人民院议员特贾斯维·苏里亚在推特上发布的“挺住，以色列”被以色列外交部转发，获得数万点赞。

然而，尽管近年来印以表现得“亲密无间”，但印度在巴以问题上的表态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莫迪自2014年执政以来便在中东外交上奉行“巴以脱钩”政策。这一方面表现在印度在发展对以色列关系上不再受巴勒斯坦因素牵制，而是根据自身战略利益需求独立发展与以色列关系。另一方面，印度仍小心翼翼地在国际场合维持自身“对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大力支持”，避免相关表态给处于上升期的印以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在2021年5月印度社交媒体支持以色列声浪此起彼伏的同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印度官方却并未支持以色列。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蒂鲁穆尔蒂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谴责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武力行动，并重申印度“支持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但在两国务实外交原则的指引下，印以关系的后续发展似乎并未受到上述表态的影响。

在印以关系快速发展的同时，印度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也没有因此遇冷。印度在中东变局中能存续自身在能源、安全方面的战略利益，不仅是因为莫迪政府采取“巴以脱钩”等平衡外交技巧，更离不开域内国家间关系的客观变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不仅使印度避免了在中东乱局中“选边站队”的尴尬处境，还为印度拓展其面向西翼广大地区推出的“西联”战略提供了机遇。尤其在2020年8月，印度在海湾地区的重要伙伴——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实现正常化，为印度在中东地区搭建战略伙伴关系网络提供可能。

然而，随着印度与中东各方利益汇集的不断扩大，新德里在各方间游走的空间也在日渐缩小。例如2021年10月，以驻印大使在新德里通过印度媒体公开指责伊朗为中东“最大不稳定因素”，遭到伊朗驻印使馆的猛烈抨击。尽管此前以色列和伊朗驻外机构已在多国发生口角，但对印度而言，伊以矛盾的不断激化或使印度的政策取舍变得更加困难。印度对阿富汗事务的影响力及其对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的战略投资离不开伊朗的支持，但印以关系的迅速发展或许已给新德里和德黑兰间的战略互信构成冲击。大国全球博弈与地区力量间的激烈争斗，或使印度在中东地区多方下注的代价更加高昂。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