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春生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藏的11118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中，有一张简易而神圣的代表证。这是1934年1月何长工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正式代表证。该证系64开双面印刷的折叠式证件，有四面。第一面各栏目中填写了何长工的姓名、年龄（34岁）、性别（男）、成份（勤工俭学生）、籍贯（湖南省华容县）、何处代表（红军大学代表）等，在“发证经手人”栏中，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代表委员会”印章。第二面印有6项“正式代表效用”的条文。第三、第四面印有8条“大会规则”，如，正式代表在会上发表意见及表决议时，需高举此证，报明号码，并取得主席团允许后，方可发言;明确发言的时间，如第一次举手发言不超过半小时，第二次不超过10分钟。这张历经峥嵘岁月的代表证，见证了当年轰轰烈烈的苏维埃民主选举运动，见证了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参政议政的历史时刻，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祥的伟大实践。

（一）

为什么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呢？根据中央组织法规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每两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如遇特别情形不能按期召集，可延期召集。”1933年6月，为了加强对革命的领导，总结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两年来的经验，决定新的方针和改选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6月8日作出关于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专门成立筹备委员会。决议原定会议召开时间为1933年12月11日，即广州暴动纪念日。但是由于湘赣、湘鄂赣的代表选举没有完成，加上蒋介石在9月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所以大会时间推迟到1934年1月。

苏维埃最广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了选好代表、开好大会，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8县选举运动大会上，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开展了选举运动培训班，培训选举工作人员。《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公民在年满16岁以上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年的选民可以在候选人名单上写上“好”“不好”“同意”“消极”甚至“官僚”等字样，庄严地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何长工就是这样选出来的正式代表。

为了解决大会场所，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在瑞金沙洲坝镇兴建一幢大礼堂。大礼堂由钱壮飞设计，1933年8月1日破土动工，在江西、福建选调400多名建筑工人进行建筑比赛，4个月后，大礼堂拔地而起。大礼堂有3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视线非常好，在楼上、楼下每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主席台;二是大礼堂的回音效果很好，在主席台讲话不用麦克风，大家也可以听得清楚;三是门窗特别多，大礼堂四周共有17道双合扇大门，41扇窗户，便于人员疏散、通风和采光，而且从安全角度考虑，大礼堂完工后在后侧修建了可容纳2000多人的“回”字形的飞机洞，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防空洞。

（二）

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召开，何长工等2276名代表持着代表证，走进大会现场。1月22日14时，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相比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正式代表610名，这次大会，为了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仅有正式代表693名，还有候补代表83名、旁听代表1500多名，可以说真正“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和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源泉。

大会听取了毛泽东作的《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會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群众路线的最早论述文章就节选自这次报告中;此外还听取了朱德作的《军事问题报告》、张鼎丞作的《土地问题报告》。大会选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6人;还选举了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35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7人，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三）

中央苏区先后进行3次规模宏大的民主选举运动。第一次民主选举运动，选举产生了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地方基础，千百万工农群众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周围。第二次选举运动，主要是改选和清除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官僚腐化贪污、工作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忽视妇女权利、对上级政府命令玩忽敷衍”的工作人员。第三次民主选举运动，主要是选举代表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选各级苏维埃政府。苏区人民采取古朴的“豆选”等方式，从乡一级开始逐级选举，苏区各地选民参选率平均在80%以上。通过民主选举，“将人民拥护和愿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秀分子推举上来”的目的得以实现。这些选举制度的创建与实施，为日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制度建设提供了直接源泉和有益借鉴。

1954年12月7日，瑞金革命纪念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前身）在征集文物时，在当年同是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赖世银手中征集到这张代表证。赖世银告诉前来征集的工作人员：“那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紧张时刻，我与何长工同志是很好的革命战友，会议结束后，何长工同志对我说，我们就要上战场了，这张代表证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这张代表证可是人民当家做主的见证，我一直都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今天你们来了，我就可以放心地交给你们了。”

1994年，这张镌刻着岁月痕迹的代表证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