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江苏地区农民画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目前为止，历经三个时间段。农民画的创作内容既有农民熟悉的现实生活，又有神话传说等，农民画有着强烈的艺术特征，构图丰满，颜色鲜明，形象夸张，弥漫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农民画还具有记录乡土社会、记录时代变迁、记录民俗民风的社会作用。

关键词：农民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历程;艺术特色;社会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开放大学校级“十三五”2017年度校级科研规划课题“江苏农民画类‘非遗的现状考察与活态传承”研究成果。

一、江苏农民画的发展缘起和发展历程

江苏农民画，包括中国其它地区的农民画，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其它民间艺術项目，如有几百年历史的剪纸等种类，起步较晚，按照目前约定俗成的看法，农民画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出现，江苏邳州就是农民画发源地之一。就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6年，邳州陈楼乡农民张开祥成立一个六人美术小组，开始美术创作实验。真正让邳州农民画扬名的是该乡农民张友荣，他用锅灰水在山墙上画了一幅“老牛告状”的漫画，用来讽刺饲养员克扣饲料粮。显然，这幅作品在当时极具社会作用：一方面以农民的角度和视野批评现实、批评落后，另一方面能对整个社会起到教育作用，对农村生产具有督促作用。当时中国美协的领导华君武、蔡若虹去邳州考察，并撰写学术论文发表在《美术》上，介绍和推广邳州画的经验，因此，邳州农民画成为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发源地。

邳州农民画作为一种新的民间艺术品种，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诞生于具有悠久艺术文化历史的文明之地，它的形成与各种成熟的艺术样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邳州有闻名于世的大墩子遗址，出土了10件重要的彩陶作品，大多为泥质红陶，剩余的一些是夹沙红陶，陶器上已经出现各种图案，如涡纹、弧线三角纹、条纹、叶形纹、圆点纹等，这足以说明邳州人具有的强大的艺术色彩表现和造型能力。其次，邳州还有著名的汉画像石，这些画像石既有神仙羽人、祥禽瑞兽，也有现实生活场景如官员出行、宴饮宾客等内容，在雕刻上，普遍采用浮线雕技法，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和真实感，形成了质朴典雅的美学趣味。最后，邳州有着丰富多彩的其它民间艺术形式。邳州剪纸是邳州响当当的民间艺术，2008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2009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邳州剪纸的表现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花鸟虫鱼、吉祥图案、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又有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场景和田园风光等。邳州剪纸构图简洁、疏密得当，呈现出粗犷浑厚与细腻典雅相结合的艺术风格。邳州喜床画是当地独有的民间艺术形式，喜床画是在面子床上绘制人物、花鸟、瑞兽、山水等寓意婚姻美满、合家安康、人丁兴旺等具有祝福祈祷的传统工艺，喜床画由于是对子女婚姻幸福的祝愿，因而构图饱满，色彩鲜明浓烈，具有强烈的喜庆气氛。

邳州农民画裹挟着“原始出生地”的地理特征、文化特色和美学趣味一路发展、高歌猛进。与此同时，江苏其它地区的农民画也开始了自己的旅程：1958年，博里的农民开始在墙壁上创作壁画，同时期，射阳的农民开始在墙壁和黑板上画一些反映自己生活的漫画和壁画。六合的农民画出现较晚，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成立民间美术爱好者小组，进行系统的培训。纵观江苏地区农民画的发展历程，它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在这20年里，农民画从无到有，并逐渐赢得世人的关注。因为农民画诞生于政治特殊的年代，表现内容也着重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因此广受政府欢迎和推崇，以至于染上某些“为政治服务”的色彩，但也有农民画家并未受此影响，坚持画自己在农村中的真实感受和农民们脚踏实地的生活，传递艺术的力量。

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外部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大家已不再囿于单一的思想模式，不仅可以尽情轻松自在地思考问题和表达思想，也可以远离政治生活、关注自我，可以远离那些“大”的社会问题而关注周围的“小”事件;在经济方面，因为改革开放，大家的生活都在好转，不仅脱离了贫困，有的还迈入小康，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画和创作前期有了较大的变化，更关注周围的人和事，致力于表现农民阶层扎扎实实的生活。而且，政府部门经常组织农民画的展览，组织大家比赛，开设研讨会等活动，为农民画的创作提供便利条件和良好氛围。因此，这一阶段，很多农民画家不仅在市内、省内参加各种展览，很多人还走向全国，参加国家层面的展览，获得各项奖励。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这一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市场化的确立，中国经济打破了以往的模式，更加注重市场化，江苏地区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更是一马当先，很多文艺项目也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铁饭碗”模式，进入市场，自负盈亏，而从未进入过体制的农民画更需要接受市场的洗礼，所以农民画的创作一方面要顾及艺术本身，创作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元化，美学趣味既可以是古典的、有地方特色的，也可以是时尚的先锋的，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市场，毕竟一些农民画家以此为生。从现有的农民画市场来看，大部分作品都是销往海外，或者包装研制成文创产品，获得可观利润。另外，这一阶段，政府对农民画的投入也增加很多，像六合冶山镇为了发挥农民画的优势资源，于2011年成立了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射阳六垛镇2002年成立了以原文化站长命名的“王复军农民画院”，这些场所都是供大家创作、交流、传承之用，为农民画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夯实的基础。

二、农民画的创作内容

农民画来源于他们的现实生活，来源于他们从小熟知的各类神话传说，乡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树一花，蓝天白云、四季轮回、播种丰收、节日庆典、婚丧嫁娶都是他们的取材来源，这些题材凝聚着大家对这一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对家乡人的发自肺腑的挚爱，反映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烘托出他们对理想生活的殷殷期冀。总体来说，他们的创作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一）劳动场景。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是他们赖以生活的基础，也是展现他们能力的场所，因此很多画家将笔触聚焦于此。20世纪60年代初邳州农民画《公社粉丝厂》记录了当时集体公社中粉丝厂的生产全过程，画面中的人物有和面的、有漏粉的、有捞粉的、有挂粉的，每道工序都有专人负责，各司其职，大家其乐融融地合作，作品以类似平远化的视角展开叙述，层次分明，井然有序，记载了那个年代集体劳作的场景。博里农民画家潘宇近年来创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描摹了当代农民的劳作场景，作品由三个场景构成：天空中有白鸽自由自在地翱翔、一个戴着黄帽子穿着红衣服绿裤子的女性领着一群羊吃鲜嫩的青草，下方同样戴着黄帽子的男子划着一艘小船在湛蓝的小河里捕鱼，画面色彩对比强烈，人物刻画生动，他们似乎生活在美如画的场景中，而劳作是他们走向美好生活的切实保障。

（二）社会事件。农民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并不代表他们从这世界这社会中抽离出来，相反，作为社会一份子，他们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射阳农民画家杨媛的《阔步新征程》以大红的基调兴奋地展现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高楼大厦林立，高铁举世瞩目，小汽车已成为家家户户的必备品，值得自豪的是，中国将继续以这样的步伐迈入新的征程。各地区政府也经常组织各种社会主题，比如“反腐倡廉”“法制法规”等，农民画家针对相应的主题，积极参与。

（三）自然风光。江苏地区很多农村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美景，农民画家们大都有颗敏感的心，能快速地捕捉到大自然的万水千山及其带来的美。邳州画家陈良成的《秋到银杏湖》就是一幅色彩浓郁的秋景图，金秋季节，树叶都渐渐变成灿烂的金黄色，人们很享受这样的季节，有的在银杏湖公园悠闲漫步嬉戏、有的划船、有的捕鱼，这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文明成果。潘宇的《春天的歌》以清新的笔调向我们传递了绿色的春天，不仅是欢畅的，还是充满希望的。六合农民画家施玉英的《水仙》表现的是自己精心栽培的一盆水仙花，经历寒冬的凌波仙子终于绽放出清香淡雅的花朵，而盆中的雨花石更突出了它的高洁质朴。

（四）民俗节庆。乡村非常注重民风民俗，通过一系列外在的形式来纪念传统文化，记录乡村文化的发展。邳州80年代的《嫁新娘》表现的是结婚喜庆的场景，迎亲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两人吹着欢快的唢呐，大红的轿子里肯定是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希望的娇羞新娘，在乡村里，结婚不是一家人的喜事，整个村子的人都融入到这种喜气洋洋的气氛中，都在为新人祝福。六合农民画家丁广华的《除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写照，每家每户除旧布新，张灯结彩，贴上喜庆的春联窗花，除夕夜最重要的年夜饭也被画家安置于整个画面的中心，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吃顿热气腾腾、温馨和煦的年夜饭，是对这一年最好的总结，家人的团聚能让所有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与满足，这也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的最好方式。

（五）神話传说也是农民画喜闻乐见的题材。很多农民从小就是听着各种神话传说和历史小说长大的，他们对于很多场景和人物都烂熟于心，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想象。早期的《武松打虎》用简练质朴的形象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武松打虎的过程，传达出武松果断威猛的气魄，希望大家都能学习武松的侠义精神。很多农民画家截取《西游记》《八仙过海》《封神演义》等作品中的形象，以显庄重和情趣，并寓扶正祛邪之意。

三、农民画的艺术特色

农民画作为一种随时代变化而出现的乡间艺术，它的艺术特征明显区别于传统的中国画，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和趣味。

（一）饱满的构图。如果说，传统的中国画讲究虚实结合，注重“留白”带来的雅致的韵味的话，那么，农民画反其道而行之，构图特别充实圆满，画面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安排形象或涂满色彩。这与农民画的创作心理有着密切联系。农民在历代的发展中，因为现实原因的限制，因而对于“五谷丰登”“团团圆圆”等美好生活有着无限的向往，创作时，这种“求实”“求全”的无意识心理被投注在画面中，“采用多角度的观察，力求将内容完整表现”[1]，将画面当作一个整体，也不用受画框的拘束，各种形象通过不同逻辑组合均匀饱满地分布在画面上，呈现出琳琅满目之感。六合丁广华的《抢收抢种》展现了“三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忙碌和丰收的景象。画面远处是金黄色的麦浪，收割机穿梭在田间，近处是农民将已经收割好的小麦整理好，准备运回家，每个人既忙碌又乐开怀。邳州邹文才的《乡土之花》描绘了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印花布的制作过程，画面右上角是在制作染色材料，左下角是把已经处理过的布放入染缸之中，画面中间是把各式各样的布挂起来晾晒氧化，整个画面内容饱满，展现了朴素优雅的蓝印花布的制作过程。

（二）强烈的色彩。传统的中国画一般都是黑白两色，就算有色彩，也推崇清淡雅致，突出淡泊宁远的审美趣味，但农民画则一反这种色彩运用，明快鲜艳，很多时候会用鲜亮的红、绿、黄、蓝、褐色等，而且将颜色调配得纯度很高，甚至在具体创作时，会用对比鲜明的色彩，对视觉产生巨大的冲击。为什么会采用这样醒目斑斓的色彩？去农民心里找答案，那就是“图个吉利”，从这样的色彩中，能切实地看到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发自内心的向往、他们本真执着的原始生命力和炙热醇厚的情感。博里潘宇的《红高粱》突出了喜庆热烈的“红”色，成片的红高粱既是一种季节的渲染，又是人物喜悦的象征和传达，穿插在红色中的蔚蓝色的湖面上，小船里载的又是红艳艳的高粱，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农民肩上背的也是红彤彤的高粱，红色和蓝色对比强烈，但又异常和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射阳顾乃秀的《人勤家业旺》在土黄的底色上缀以大面积的粉色、红色和绿色，通过这样五颜六色的组合，画家一方面展现了生活的真相：想要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己的勤劳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通过作品，也想对政府说声感谢。在创作之前，作者正经历了孩子早夭、房屋因为龙卷风倒塌，政府在她落难之际，伸出了援手，这让她感受到人间真情，而温馨的色彩正是她心理幸福的直接反映。

（三）夸张的形象。在很多种类的艺术创作中，特别追求形象的真实还原，甚至于希望达到原比例的再现，但农民画却在很多时候故意使用夸张的手法让所画的形象夸大或变形，形成一种豪迈的趣味，农民画要表现的是对现实生活、对无穷宇宙的认知，他们在理性的作用下，要将自己的感性认识外化于形象，表达自己所钟情的图案，但因为从未接受美术的专业训练，只好在点、线、面等表达上随意粗犷，成就了豪放开阔的形象。六合张国良创作的《是三也是五》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也有寓于意味的内容，五个经过艺术家特意夸张变形的宝宝都拥有胖乎乎的脸蛋，头发要么被梳妆成橙子形状，要么被扎成香蕉形，要么被整理成花朵型，充满了一种纯真的趣味，艺术家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在创作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浓烈的创新表达和西方抽象表现手法。博里管如海的《捕鱼》中的鱼已变得五彩缤纷，不仅有常规的黑色，也有鲜亮的红色和黄色，而渔网被处理成巨大的圆筒冰淇淋状，于是，捕鱼成为一件极其欢快的事情。

（四）乡土气息的弥漫。浓郁的乡土气息，是农村区别于城市的特征，也是乡村独具魅力的地方。农民画描绘家乡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表现乡里乡亲热火朝天的农家生活，展示村民们独特的审美情怀，农民画呈现的一切都蕴藏着乡土社会中独有的味道。博里潘丽跃的《旋转》就是乡村社会中最常见的场景。过年了，厨房里，一片忙碌欢快;灶头上，“福”字要倒贴;圆桌旁，擀饺子皮的、包饺子的，忙得不亦乐乎，锅里正煮着饺子，画面中的水缸、大灶、碗柜都是农村中从古沿袭至今的家具，是农村生活的“活化石”。射阳王复军的《勤为本豆满仓》再现了乡村的生活真谛，农民只有勤劳苦干，才能在收获季节展开笑颜，这是最朴素的农村生活法则。

四、农民画的社会作用

农民画作为一种现代民间艺术，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的方式，也承载着诸多的社会作用。

（一）记录农村生活。中国农村，在中国历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善良淳朴的农民在烈日里奔走，在黄土地里默默挥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依靠自己的辛劳为全国人民提供农副产品，但相比于城市，他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很艰辛，但在无奈之时，依然坚守在这一片热土之中。农村人的生活很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极其规律。和城市人相比，他们最富有的就是上天赐予的一方乡土独有的大自然，既能看见蓝天白云，又能看见浩瀚星空，月朗风清之际，应该是他们最享受农村生活之时。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尤其是年轻人为了生活选择背井离乡，去城市谋生，农村的发展越来越缓慢，甚至萎缩凋敝。好在政府现在聚焦“三农”，大力扶持和农村相关的事项，农村相比之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民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在默默地记录着农村生活，记录着乡村的变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自己的视角。邳州周保荣的《秀美家园》讲述了变迁中美丽的故乡：村庄里一排排崭新的房屋，家家户户都安上了太阳能热水器;迷人的是春天美丽的景色，万物复苏，绚丽夺目的花朵绽放了，一切都生机勃勃;农民也开始有了文体生活：跳扇子舞的，跳交谊舞的，也有结伴去赶集的，这似乎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二）记录时代变迁。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我们既经历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历过十年动乱地文革时期、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农村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也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参与国家发生的各种大事，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各项便利。像博里的农民画起源于1958年，从它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政治色彩，当时的博里农民为了歌颂大跃进，开始在墙壁上画画;而到了文革后期，农民画家为了顺应时代的需求，创作了歌颂“学大寨”“样板戏”等作品。可以说，这时期的博里农民画更多的是一路跟着国家形势发展，而忽略掉自身的特点。邳州夏树敏的《十九大政策惠农家》，顾名思义，这副作品歌颂的是十九大政策给农村带来的优惠，给农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展现的是新农村建设成果，画面色彩热火朝天。喜气洋洋，传达了农民发自内心对党和国家的赞歌。

（三）记录民俗民风。民风民俗是特定社会区域内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乡村社会，民风民俗虽然有部分遗失，但大部分保留得非常完整，比如，孩子诞生时，大家都要去热闹地庆祝，一个家族因为新生的孩子变得更加稳固，更加有期盼。青年男女结婚时，要有媒妁之言，男方家要拿彩礼去求婚，婚礼上也有很多讲究和说法，新娘要由父亲之类的男亲属背出家门，到婆家时要跳火盆等，通过这一系列民俗民风的传承，乡村社会组织和家庭伦理得到维持和延续。邳州李梅的《走娘家》就是這样风情世俗的刻画，嫁出去的女儿告别父母，进入婆家生活，在生活的空闲之时，带上大包小包的礼物回家看望父母，这对于已婚女性来说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五、结语

江苏地区农民画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只有50年的历史，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不同的历史社会事件，从带有一定意识形态的民间艺术转变成独立创作的民间艺术种类，它创作内容丰富多元，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征，对于社会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它赖以发展的土壤，创造一切条件让它展翅翱翔。

参考文献：

[1]于玮亭.中国青州农民画培训教材[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86.

作者简介：顾春花，博士，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