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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聚集:八大学术观点勾勒党的十九大以来出版史研究具象

2022-04-25叶新后宗瑶

编辑之友 2022年4期
关键词:研究热点十九大

叶新 后宗瑶

【摘要】近五年来,出版史学界围绕不同主题,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与研究。文章梳理了近五年出版史研究极具代表性的学术观点:红色出版史是不竭的历史智慧源泉;改革开放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契机和关键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亦是中国出版业的实践与变迁史;商务印书馆是研究中国近代出版企业的重要切口;翻译出版是沟通中外的有效途径;内化与外化是学习西方阅读史理论的重要方法;全球视野是书籍史研究的重要思维方式;出版生活史是盘活出版史料的新范式。这些学术观点勾勒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出版史研究的面貌与态势,有助于把握出版史研究的未来焦点与趋向。

【关键词】十九大 出版史研究 研究热点 出版史料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4-147-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4.018

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出版的社会功能被进一步放大,加之出版学科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出版学研究领域涌现出许多新成果,大大丰富了出版学的内涵和底蕴。出版史研究是出版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成果相对来说较为丰硕的出版学术领域。十九大以来,出版史学界在坚持传统研究范畴的同时,紧扣时代发展趋势,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历史主题,灵活运用多元研究视角与范式,不断开拓出版史研究新局面。笔者尝试以学术观点为切入口,勾勒近五年出版史研究的新格局,把握当前出版史研究的新趋向。

一、红色出版史是不竭的历史智慧源泉

回顾党从最初创立到领导中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党领导的红色出版发挥了凝聚力量、团结人心、振作士气、引导舆论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新青年》到《每周评论》再到《湘江评论》直至人民出版社成立,党始终坚持不懈地运用出版这一重要武器,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迪民智,深入人心。

红色出版史即中国共产党出版史,是中国出版史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也是党史学习教育在出版界的集中体现。“党的出版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奋斗史、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探索史、先进文化的建设史。学习和研究党的出版史,可以增强信心、牢记使命,学习继承老一辈出版人的优良传统和品德,迎接机遇和挑战,多办实事,不断开创移动互联和全媒体时代出版工作的新局面,再创出版新的辉煌。”[1]

十九大以来,学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并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深入学习、内化、实践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过程中,以及在逐渐形成并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进行的红色出版实践及其精神内核是为中国出版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理论指南。那些蕴含在红色出版实践当中的手段与措施、精神与特质、韬略与智慧,毫无疑问应是出版史研究的热点与重点所在。

在此共识下,众多出版史领域学者积极主动开展研究,不断挖掘红色出版史料,阐述红色出版精神内涵,汲取百年红色出版历史智慧,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因而,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其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红色报刊、红色教科书、党史出版物等众多分支领域。

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本质的认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出版活动的立场、观点及方法”。[2]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事业中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3]

再如关于红色出版物当代价值的考察。相关学者坚信“中国共产党党史题材出版物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壮大而产生并发展,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4]“作为‘笔杆子’的红色著述与出版成果,不仅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党史研究者了解和认识党史的文献基础。”[5]

在荆棘中砥砺前行、在探索中奠基兴业、在改革中开拓新局、在奋进中开创未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党的百年征程中,党的出版事业如影随形,考察与厘清党的百年出版奋斗史,细研与体悟党的百年出版实践史,对于学习和研究党的出版理论与思想,继承与弘扬党的出版传统,以‌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的奋进精神开启新时代出版强国建设征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改革开放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契机和关键阶段

新闻出版行业始终走在文化改革的前面,担负着舆论引导、文化传承和知识服务等光荣使命与历史重任,成为时代的参与者与记录者。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宝贵经验,继承与发扬改革创新的开拓精神,是出版史研究的责任所在。“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四十年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继续发扬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排头兵精神,坚持改革创新不停步,坚持融合发展不走样,坚持中国文化立场不动摇,以高品位高质量高效益的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为‘小康社会’的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6]

改革开放是中国出版业与世界重新接轨、沟通交流,并立足历史现实,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因势利导地对自身不断优化、转型的重要契机和关键阶段。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新闻出版业发生了诸多历史性变化,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这一过程包含着出版思维方式的解放、体制机制的变革、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行业先辈的拼搏奋斗。通过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等一系列举措,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创造性地破解改革难题,推进中国出版法治建设,推动新闻出版事业与产业发展,拓展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应用新技术,为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带來机遇,促进文学图书出版、儿童图书出版、学术期刊出版等微观层面的转型与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有关方面对出版改革创新的支持下,出版“在产业发展、产品丰富及满足人民群众阅读需求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实现了从书荒到书海的跨越”,“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应用新技术,为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带来机遇”,“在公益出版、惠民工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为我国公益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参与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书展、书市,并在大多数地方举办中国主宾国活动,率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等”。[7]这些方面的累累硕果,用事实证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出版正日益成为世界出版中心,朝着出版强国迈进。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亦是中国出版业的实践与变迁史

深化70年出版史研究,不仅是拓展出版史研究领域的需要,更是学科反思的需要。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时间节点。70年来,风雨兼程,在新中国成立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出版业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发展壮大,一直是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的先行者、探索者、实践者,始终肩负着服务国家文化建设大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社会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发展奋斗史也是中国出版业70年实践与变迁史。回顾新中国出版业7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出版业在这70年间不懈探索,努力实践,在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出版技术、出版学科体系等众多领域发生了多重变化,如中国出版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变革、中国出版法治的沿革与建设、出版产业政策的发展与变迁、出版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出版学科理论的探索与发展等。

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基于某种原则或方法,对历史进程进行清晰地划分与界定,出版史研究同样如此。根据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与重要历史时期,出版研究学者将新中国出版业70年划分为奠基、曲折、挫折、重构、优化、转型、创新七个历史阶段。[8]

四、商务印书馆是研究中国近代出版企业的重要切口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出版业中的龙头企业。由于多年的研究积累、学者的坚持不懈,加之相关史料比较充足,研究角度较为多样,商务印书馆专题研究蓬勃发展,一直是出版史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它是出版史研究领域研究近代中国出版进程以及出版企业等的重要切入点。

一方面,相关研究归纳与剖析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文化。商务自创办之初, 张元济认为“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为国难而牺牲, 为文化而奋斗”,以“创务育人”达到“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之目的,怀揣文化理想,承担起了近代印书馆的文化使命。它所确定的方针即“一方发扬固有文化,一方介绍西洋文化,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9]这一目的、使命即商务不懈的出版追求、不变的价值理念,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都是为将此核心文化落于实处,付诸实践,而由此诞生的编辑出版技术、方针政策、经营管理方法也都服务于这个大局。

另一方面,着眼于商务印书馆出版活动,考察其在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商务印书馆不仅通过出版汉译西方名著广泛引入西学,推动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与转型,而且以英文出版的形式,全方位引入外国新知,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据统计,1949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714种英文图书,建立起从学习读物、大中小学教材、字典辞典到学术论著等全方位英文出版产业形态。“英文出版不仅是构筑商务产业大厦的坚实基础,也是其推动英语学习热潮、多方面引入外国新知、自主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双向传播的有效媒介,对当今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10]

此外,学者聚焦商务印书馆人员研究。夏瑞芳、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李宣龚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史上的重要人物,探討其出版价值追求、编辑出版思想、出版经营理念、出版实践活动等,给当下的出版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以启迪。如“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夏瑞芳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第一人,与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文化第一人的张元济如双峰并立,其企业家精神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11]

五、翻译出版是沟通中外的有效途径

翻译出版是一项实现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的重要且有效的举措,也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近五年来,学者立足于我国丰富的翻译出版实践活动,从典型案例入手,灵活运用引进译介域外图书、国内书籍对外传播、中外文化及出版交流等研究视角,考究不同时期中外书籍的引进译介、出版发行、传播与影响,把握其历史总体特征,辨析其独到之处。

从引进译介域外图书视角,研究不同时期西方图书在中国翻译、传播的脉络、途径及其影响。《泰西新史揽要》是晚清时期“西史东渐”中的典型个案,有学者以此为着力点,考究晚清西方史籍在中国翻译、传播的来源、路径、方式。晚清时期,中华民族危机深重,有识之士迫切希望了解西方变法自强的历史,而西方史籍的引译出版迎合和满足了这一需求,成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

从国内书籍对外传播视角,研究不同时期中文图书对外翻译、出版、传播的方式、效果。如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出版与发行。何明星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出版、发行历程,评估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各地的传播效果,指出“以毛泽东著作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21世纪中拉政治、经济发展关系。这种跨文化传播是成功的,影响深远而巨大”。[12]

从中外文化及出版交流视角,梳理与分析中外出版交流的历史进程,总结了中外出版交流启示。“第一,出版交流对后进文明具有巨大的提升和扶智作用;第二,出版交流有助于人类文明的五洲协进;第三,以中国出版‘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第四,创新出版交流方式,提升当代中国的国际形象;第五,弘扬中国出版技术的原创精神,力争在新一轮中外出版交流中再次领跑;第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重返人类出版峰巅。”[13]

六、内化与外化是学习西方阅读史理论的重要方法

阅读史在西方可称显学,研究者众多,成果斐然,但西方阅读史研究对中国关注非常少,即便提及,也不免浮光掠影。国内多数学者针对阅读史的相关研究,大都涉及出版史或书籍史,这说明大部分学者重视其中内在的强关联性。学界秉持内化与外化并举的学术态度,一方面引介西方的阅读史理论,另一方面追溯阅读史在中国的起源问题,着重考察阅读史在中国的发展、阅读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等。

就引介西方的阅读史理论而言,法国的罗杰·夏蒂埃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是法国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其研究方法具有开创性,采用的文献资料具有多样性,且注重考察文化对历史的影响,在西方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和学术价值。有学者认为,罗杰·夏蒂埃的研究深刻地反思了法国的心态史研究传统,批判了计量方法在文化史中的应用。他认为,仅仅通过考察文化产品的流通状况无法了解民众的心态,“真正的书籍史和文化史研究应该建立在探讨阅读实践以及作者、文本、书籍与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上”。[14]也有学者认为,“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的背景,构成了夏蒂埃书史研究的学术源流。阅读、文本和作者,是夏蒂埃书史研究的核心。他将阅读视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应通过对阅读实践的研究重建阅读史网络,扩大文本概念,将戏剧、印刷品、电子文本等纳入其中”。[15]

就溯源而言,相关学者深入探讨阅读史的兴起、阅读史在中国的发展、阅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等议题。围绕阅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这一话题,郝雨认为:“由‘革命阅读’导致的‘阅读革命’,成为中华民族启蒙的发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显然是我国近代史上‘革命阅读’与‘阅读革命’相辅相成,尤其是作为‘阅读革命’的一次巨大的成功。”王鹏飞认为:“近代西式印刷媒介的兴盛,既为民众提供了大量的阅读资源,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读者。而反过来,大量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读者,又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从这一点来说,阅读对近代中国社会多方面的新陈代谢都影响甚巨。”[16]

七、全球视野是书籍史研究的重要思维方式

书籍史是20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其缘起于法国年鉴史学派,后迅速引起英国、美国等国家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引发跨学科研究热潮,产出了众多优秀研究著作,如乔德·雷蒙德的《近代早期英国的小册子》、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等。其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书籍史研究对于当下中国出版史研究而言,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国内学者对书籍史的关注和研究的时间并不长,除对西方书籍史的一系列研究方法、代表人物、主要成果的介绍外,主要侧重从书籍史视角,运用技术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重新考察和解读中国书籍文化,思考书籍的本质。

如余富强以当代书籍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罗伯特·达恩顿提出的书籍循环交流模型为引子,评述了书籍与社会秩序变迁之关系。他认为书籍阅读与流通的建构秩序的可能性在于“这既需要关注读者、作者、文本在特定社会情景中的动态互构而解读读者行动,也需要积极利用地下书籍的批判和安全阀等功能积极采取措施对既有秩序进行自我调适。从现实意义而言,应当建立和完善阅读控制体系、舆情应对机制、安全阀功能。如此,通过社会秩序的自我调适和自我优化,才能尽量压缩具有威胁性的书籍作品负面功能的生成空间,对书籍市场实现有效治理”。[17]

全球视野的提出是国内出版史学界对书籍史研究思维方式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研究视角的开拓。国内书籍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朝晖提出,要在研究中引入全球视野,从比较的角度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为书写真正的全球出版史做好准备。其认为“我国的出版史研究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全球视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出版史研究领域,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逐渐重视开展中西比较研究,着手进行世界各国、各地区书籍史、出版史的整合工作,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成果,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出版史研究水平,应积极引介国外出版史研究成果,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8]

笔者对此深以为然,以为要推动全球出版史学者的交流,一方面需积极主动参与到书籍史研究当中,向国外推介中国出版史专著,另一方面也要引进翻译国外的国别出版史专著,如美国出版史、日本出版史、法国出版史等。

八、出版生活史是盘活出版史料的新范式

出版史学界普遍认为,出版史的研究范式走向,经历了由革命史转向社会史,又自社会史转向生活史的过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范军提出的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及其研究实践活动。

范军、欧阳敏在《现代出版》2017年第2期发表了《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學研究新视阈》一文,具有开创性意义。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学术范式的转换、研究范围的拓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革命史范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其具体呈现方式往往是以出版物的内容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进步的出版活动历史为主体,以出版活动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内容。范军等认为这种研究范式无疑是时代的产物,也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终究难以全面展示近现代出版业的真实而丰富的面貌,难以深刻揭示出版活动自身发展演进的特殊规律,也无法深入阐释出版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关系。因此,要突破单一的革命叙事模式,倡导开展出版生活史研究,促进出版史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其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出版生活史的开掘,不仅有利于促进出版史学领域的拓展与深化,而且可呼应国际出版史学潮流,同时也有助于观照当前出版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出版人才、出版文化建设问题。出版生活史研究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挖掘史料,同时合理汲取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养分。[19]

这篇论文发表后即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出版业》(2017年第6期)、《新华文摘》(网络版,2017年第17期)等均全文转载。《书情报》(2017年7月28日)在引述该文主要观点后预言,出版生活史将成为未来几年出版学术的研究热点之一。

范军团队第二年即成功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专题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出版生活史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二是出版生活史的个案研究。前者包括《论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双重特质》《出版生活史视阈下的史料研究》《“出版心态史”研究的根基、目的与内容》《见“微”知“著”:红色出版研究的微观史学探索》,后者如《出版生活史视阈中的胡风 ——以〈七月〉为中心的考察》《文学制度视域下世界书局编辑朱生豪的经济生活》等。

值得一提的是,范军等所倡导的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也促进了学界对出版史研究方法、研究新领域的研讨。包括《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在内,总计发表的12篇相关论文,对目前国内的出版史研究具有引领和启发作用。

结语

通览上述出版史的学术观点,基于研究内容视角,近五年来,出版史研究不断回归中国内容,肯定中国经验,彰显中国特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之事,我事之师。学术研究需博采众长,取长补短,激发自身创新活力,但也切忌照搬照抄,落入他者窠臼之中。打铁还需自身硬,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出版史研究体系,是当下以及今后中国出版史研究的重点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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