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 张婧妍

【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媒体技术在政策性利好之下急速成长，建构了全新的社会现实。一个由媒介物质性提供动力的“媒介世”断层，正在悄然生成。本土传播研究对此进行了以物质性转向为核心的全方位回应。文章回顾过去五年来传播学科的重要拓展与变迁，透过十个关键词，烛照传播理论研究的“媒介世”。

【关键词】物质性 媒介 传播研究 传播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4-128-13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4.016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自此“网络强国”同“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一道，共同组成了构建创新型国家的蓝图。作为一份指引中国社会未来航向的重要政策性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人网络生活的变迁——《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7.51亿，到2021年12月，这一数字已增至10.32亿。过去五年中，移动支付、外卖电商、网络直播、共享出行、线上教育医疗等依托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平台涌现的生活新方式，则是超过半数的国人都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亲自参与的网络社会崛起的表征。网络化社会早已不是现实生活的影子和追随者，而是与之并驾齐驱的行动者，甚至反过来引领和促逼后者。互联网社会的技术驱动如此扰动现实生活，自然在传播研究领域泛起层层涟漪。

地质学研究中，曾有学者提出“人类世”这个颇具争议性的概念，强调人类出现对于地球历史的巨大影响。人的活动改变了地理、水文、植被，这些痕迹在地壳中层层累积，成为一个以人为焦点、相对独立的地质断层。如果对这一概念稍加挪用，把本土传播研究的演进比喻为一种局部的地壳运动，眼下这个由各种互联网平台或基础设施型媒介提供动力的时代，或许正在传播研究这一既有地质环境中塑造一个可称为“媒介世”的断层。至于这股暗涌的力量将引发何种沧海桑田，或许只有借物质性这一概念透镜才能窥视。

2016年起，已有本土传播研究者陆续介绍和讨论物质性概念，使其身影愈加清晰可鉴，且已然成长为一个活跃的知识增长点。此后，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原始文献和援引前者的引证文献，发文数量均有较为明显的增长。2016年至2017年间，以物质性为主题的相关研究全年总发文量不足20篇。然而2019年以后，发文数量陡增，截至2021年11月底，关于物质性的讨论已多达57篇，其中传播学者在这个议题的讨论中变得越来越活跃。物质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度引发西方学界热议，给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领域带来了普遍的刺激，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引发了广泛的连锁反应。本土传播研究者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对这波物质性转向的背景介绍，以及对其中具体理论的译介阐释，逐渐让国内同仁开始关注和思考这一新的研究动向。

物质性研究不能简单等同为研究物质，它蕴含一套看待物质的新方式，其关注焦点也并非习惯上被当作客体的物品本身，而是物与人的主客体间性，乃至多重物质间的客体间性。[2]比起说明某种技术设备的物理属性与功能属性，物质性研究更关心这些技术物如何介入旧关系，创造新关系。因此，尽管不同理论脉络下界说的物质性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很难一言两语概括整个领域，但这股思潮显然冲击了作为现代知识型基底的主客二分法图式。而对于深受后者影响的研究者来说，物质性带来的重要提示在于不应把物体和质料当成惰性的客体。器物自有动能、偏向与行动的章法，在文明与社会的构造过程中表现为与人对称的非人行动者。

具体到传播研究领域，引入物质性直接打破了传播研究长久以来重文本而轻介质、重内容而轻形式的传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意识—物质原始而古老的二分法长期盘桓在人类历史的上空，而这种持久的对立给传播研究留下的烙印则是内容与形式的割裂、信息与载体的分离。思想在中心，技术在边缘;信息可见，媒介透明;显见的意识形态从社会生活上方发号施令，而位于底部隐蔽的物质基础则静默无声。[3]对于物质性问题的讨論意义就在于让底层、边缘和透明的物质得以再度发言。

整个20世纪的通信、交通与传播技术革命，曾让人感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看上去比大众传媒更虚拟的数字技术，眼下却正通过对线下世界的全面渗透、深刻重组与破界延伸，反复宣示自身组织社会生活的强大动能，催促人们直视其实在的属性。媒介技术将自身逻辑加诸现实、物化为实体的这种现象，即是当下本土传播学界热议的媒介化。国内传播学物质性讨论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1），较为清晰地展现了这种普遍关切。而研究者在理论层面对媒介化现象的发现与描摹，则受到近年来媒介技术自身进化——越发智慧化的数字媒介与社交媒体的激发与引领，引发和实现的各种新型传播实践打开了固有认知框架以外的视野，蛰伏于信息内容之下的媒介物由此悄然浮现。随之而来的新现象、新问题，在启发传播研究者重新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同时，也带来了对本学科既有范式与知识结构的反省。物质性议题的跨学科气质，也在这场由查缺补漏开启的学科反思中得以显现。

某一领域研究论文引用的具体文献及其总体呈现的文献互引网络，既能直观呈现研究者在建构阐释框架时具有共性的知识背景与理论来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反向推知该阶段受到集中关注的理论与现实议题。尽管物质性勾连人类社会方方面面，并非专属任何一个学科的私有财产，但近五年来本土学界对物质性的认识积累与拓展，却离不开围绕媒介的讨论。即使跳出传播学一隅，从跨学科的视角统观近五年来国内的物质性讨论，位于文献互引网络（见图2）中心的“主峰”上，依然醒目地树着媒介的旗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再度成为焦点，而这也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眼下这场物质性转向的特征。物质性解蔽了过往的传播研究中隐匿于文本之下的媒介及其媒介性，也引出了关于媒介如何塑造世界的论说。这些观点既有重叠又有交锋，聚合为中介化与媒介化两种路径。此外，近年来译介到国内的媒介考古学和媒介地理学理论，引导着研究者从媒介角度切入，推进对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理解。

在围绕当代媒介技术与媒介化社会的宏观讨论之外，物质性也催生或改造了具体的研究分支。这些环绕在“主峰”四周的“副中心”，在媒介与人类照面的多种场景、各个维度上，播撒着从物质性入手重新理解媒介的火种。媒介的物质性不仅塑造社会，也在个体层面改变了身体的感知与运动模式。这些20世纪知觉现象学关注和探讨的现象，在当下的本土传播研究中引出了具身传播的议题。而当这束照亮媒介本体的物质性之光投向隐匿于技术之中的数字劳动和城市地理空间的数字机理时，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左翼空间思想也在新对象、新经验与新视角的交织中得到了相应延伸。物质性对传播研究新老领域的拓展，也在国内近五年来相关讨论的文献互引网络中有所体现。

在理论思辨之外，“后真相”“信息茧房”等最近几年在新闻实践与传播研究领域涌现的热词，也在不断催促研究者直面日益被平台媒体技术逻辑所统摄的经验现实。媒介组织动员的政治行动、由媒介塑造的集体记忆和关于媒介的集体记忆，以及剑指新型数字媒介技术伦理的数字隐私问题，也在近年来的物质性思潮催动下成为传播研究版图上的“活火山”。

本文试以上述分析为索引，结合对近年来国内学界引发较大反响的学术讨论与代表作的总结梳理，筛选出十个物质性转向中值得关注的关键词或议题，以点带面，回顾五年来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演进。需说明的是，这些关键词和相关议题均关注的是传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因此以方法论为主的关键词和议题，如计算传播学并不是本文的关切。但即便如此，挂一漏万仍不可避免。

一、媒介与媒介性

在传播研究中重提物质性，使人们的目光再度聚焦于媒介。然而当研究者带着经新认识论洗礼的双眼看向这位“旧相识”，扑面而来的不是亲切却是茫然——传播研究语境下的媒介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它？怎样研究？一连串问题再次指向20世纪传播学建制化过程的“先天不足”。大众传播学界定类似媒介这样的关键概念时，不仅视野狭窄，只看到彼时风头正劲的大众传媒，而且只看到它們作为信息通道的功能，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正如丁方舟所见，当施拉姆选择以“Communication”

而非“Media”命名这门新兴学科时，便已悄然割裂了传播与媒介的有机关联。而他选定的四位奠基人也都只是将媒介当作承运内容的工具。位于这些研究中心的是媒介的功能与效果，而媒介本身却处在研究视野的边缘，几乎隐匿不见。这种倾向延续至今，根深蒂固。即便数字媒体早已颠覆了大众传媒的技术逻辑与组织架构，持续塑造着全新的传播观，一些研究者却依然“只见文本不见载体”，对媒介本身的意义及其如何建构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空间、引发并形塑了主体的变迁等重要问题存而不论。[4]

传播学讨论的媒介究竟是什么？黄旦主张研究媒介须从关系着眼。传播学讨论媒介，重点应落在其中介行为，即通过占据一个居中的位置，联结位于其两端的事物，同时介入二者的关系，创造新的关系。[5]这种理解不仅充实了大众传播学中扁平化为功能之和的媒介，也启发研究者重新挖掘被长期忽略的媒介理论中蕴藏的思想价值。

媒介理论的知识版图可大可小。除了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媒介环境学派，法国学者德布雷试图创立的媒介学、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德国媒介技术哲学讨论以及西北欧的媒介化理论，其实都系统回应过媒介为何的问题。这些理论看似讨论了大量与传播和传媒无关的对象、议题，其实引导人们跳出功能主义的窠臼直视媒介本身。透过这些理论可以看到，在物质层面上，作为装置的媒介搅动了“活生生的力量漩涡”。[6]由它激发的力场对特定要素产生吸引，促成人、事、物按照媒介设定的互动模式相遇聚合，开启新的经验与新的方法。[7]精神层面上，“媒介即认识论”，信息载体的性质左右着真理的定义。[8]每种媒介都蕴藏自身特有的感知比率与时空尺度，因此能够在空间性的传播与时间性的传承两种维度上形塑文化。

不过与有关物质性的讨论一样，各种媒介理论看似以相近方式讨论同样的对象，但几乎每一种流派都自持一套隐喻体系来想象媒介。而这些隐喻究竟是整体性的，还是针对单个媒介的具体隐喻，也影响着不同理论流派组织自身概念与陈述的方式，从而引向差异化的阐释路径。因此，眼下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依然是一系列“复数形式而非单数形式的媒介理论”，[9]很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需要研究者小心辨析。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也为媒介理论未来拓展指明了方向。

一方面，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将先前所有用来表征和交流的媒介，统统整合在由软硬件共同组建的统一平台上，带来一股前所未有的媒介融合趋势。[10]其中可能暗含某种日趋连贯的整体性媒介逻辑，等待研究者的发现与诠释。另一方面，既有媒介理论的价值也并不体现在它们对特定单数媒介的分析上。其理论野心在于通过积累具体的观察，最终达致对所有媒介背后共通的媒介性之理解，探究创造媒介、使用媒介的普世性技术人类学操作及如何贯穿主体的发生学历史，从而塑造了今天的人类。[11]今天，具身性、可见性、可供性等一系列新概念正在成为媒介性内涵的组成部分。

媒介性问题的提出，将传播研究中的“媒介入射角”推到了传播理论的前台。这有助于弥补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偏重应用而缺乏核心概念、本体论基础较为薄弱的缺憾，成为提高理论化水平的重要契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媒介性或许将成为探索传播学本体论的重要抓手，在引领传播研究前沿的同时，深化本学科的理论底蕴。

二、媒介化与中介化

如果说围绕物质性的讨论，揭示出媒介物能以自身特有的逻辑和方式揭开世界的面纱，那么研究者在多元脉络下对媒介性的探索，则为媒介正本清源，扶助这些解蔽现实的中介之物重回传播学视野中心。

2000年后，欧陆学者开始系统讨论媒介以自身逻辑形塑社会的问题。十余年后，本土研究者开始普遍关注这一理路的核心概念，一面辨析其中异同，一面从包括卡斯特尔信息化社会或网络化社会理论、齐美尔形式社会学、吉登斯大众传媒制度论、波斯特信息社会理论在内的广阔知识图谱中，追踪媒介化的思想缘起。也有学者从理论思辨转向历史与现实，探讨借助媒介化视角革新报刊史/媒介史传统书写范式的可能，[12]抑或运用它来阐释国内传媒制度下的媒体融合、数字时代的“后真相”等具体社会现象。

从最初的理论化过程到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有关媒介化的讨论与物质性思潮时有交叉，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将媒介化视为物质性转向的核心观点——物塑造人与社会在传播领域的具体表述。这种接近性，多少暗示了物质性中最棘手的问题也将同样困扰媒介化——宣称物质/媒介决定了人们的处境是否言过其实？在它们面前，人的位置与价值何在？媒介化理论中制度主义传统与社会建构传统、媒介化与中介化之间的分野与摩擦，便浓缩着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鉴于思想之间的同源性，或许可以援引学者们在物质性议题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物质性的理论资源中，以海德格尔、拉图尔、吉布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关系性的视角出发，将物理解为自然与人文要素的汇聚，[13]并强调这种本质需要借人之手引出。这已然在物的构成中为人预留了位置，而这也是物性与人性联动的前提。媒介同样如此，无论定情的手帕还是编织人脉的SNS，皆在人运用其传情表意、构建关系时才得以彰显作为媒介的可供性。媒介物的媒介性，本就依靠人来触发。至于人文与社会一方究竟是能动地阐释了技术，还是仅跟随技术逻辑发出回声，无法一概而论，取决于具体的媒介类型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研究者在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下展开分析也将影响他们的判断。因此，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对媒介化采取敏感性的概念化方式更有可能给出具有启发性的答案。这种概念化方式在人们尚未找到合适的概念来阐释新涌现的技术进程时，能够帮助研究者保持开放的胸怀与机警的姿态。[14]

三、媒介考古学与媒介地理学：时空维度上的认识论开拓

除了启发传播研究者重新思考作为本体的媒介，物质性也在认识论维度上带来了新的理解方式与阐释框架。近五年来，媒介考古学与媒介地理学就通过引入对物质性的考量，打开了审视媒介与历史想象抑或空间感知互构过程的新路径。

近年来，国内由物质性转向引发的讨论中，媒介考古學是较早形成热点的领域之一。施畅通过回溯媒介考古学的兴起脉络，从中梳理出电影考古学和德国媒介理论两条主干。而在后者之中，又辨析出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物质恢复”和以齐林斯基为代表的“媒介变体分析”两条理论线索。二人均深受福柯的思想史研究影响，也都在不同节点上补充和拓展了福柯的叙事脉络。[15]随着对媒介考古学理论的研读精进，国内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媒介考古不是简单的媒介史研究，而是包含着一种关注断裂、意外与反复的另类史观。它的引入不仅有助于发掘本土史料中另类的媒介实践，扎根原生历史拓展对传播和媒介的理解，也开辟了一条理解现代媒介技术乃至当下数字媒体实践的路径。近年来，学者们一面在全球范围内与媒介考古学领域前沿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一面在跨学科的视域下追踪电影、电视的镜头语言和计算机的算法逻辑等看似理固宜然的媒介技术特性，何以在充满偶然与巧合的技术演进中历史性地生成。

如果说媒介考古学能够帮助研究者从历史中重新理解媒介，那么媒介地理学的智力贡献便体现在其勾勒出媒介与传播在空间维度上留下的印迹。保罗·亚当斯聚焦传播与实体空间之间的张力与相互建构，以媒介为中心视角，对空间和地方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排列组合，总结出“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地方”四个象限，认为传播活动与真实的地理抑或与对于真实地理的想象性再现之间形成的各种互动，可以据此被一一归类。[16]（3-4）在人文主义的地理学传统中，空间与地方的二分由来已久。在辨析这组概念的过程中，学者们最终的理论观照在于厘清二者的关系，进而回答物理学意义上均一、抽象的空间，何以转化为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每日身处的那种充满意义的地方。亚当斯的理论特色就体现在以传播和媒介为切口回应这个经典的地理学问题，时至今日，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无法脱离电子地图和大众点评、滴滴出行、摩拜单车等位置媒体的辅助，而这些位置媒体也正在日益将地理信息从传统媒体的内容转化为建材，搭建组织其他信息的平台。数字化、移动化和智能化带来人与地方关系的持续转型，早已溢出了亚当斯当年绘制的四象限图，但他在媒介地理学中构想的传播转向却凭借迅速发展的新媒介，成为现实图景。[16]（序言）

虽然媒介考古学和媒介地理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新领域，但对传播研究者而言，这两种理论资源更宝贵的价值或许体现在其中蕴含的认识论革新。就像知识考古学比起史学的分支，更贴近于一种另类的史观那样，媒介考古学的内涵绝不止于发现一些主流媒介史中遗漏的“古玩”。这种理路在于透过陈旧的媒介、不成功的媒介抑或另类媒介所标记的主流历史叙事断裂之处，对媒介史书写中的历史意识展开追问——主流历史书写因循的史观建立在何种时间形式的基础上？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预设？这种渗透在时间中的秩序何以转化为弥散的权力？从目前的进展来看，研究者有时可能醉心于考古媒介，却遗失了媒介考古的初衷。近年国内媒介考古学方面的主要译著就失之于将考古浅显地理解为多元历史书写，而对于媒介则未做必要的诠释，导致本应发现主导性历史叙事之外其他可能性状况的媒介考古学丧失本意，沦为对主流历史边角的补充。媒介考古学的本意在于打破历史连贯统一的外表，从裂隙和碎片中发现新意，以此与大写历史形成交锋，质疑、挑战其背后的权力与书写规则。[17]媒介地理学同样如此，正如译者袁艳提醒读者留意的那样，媒介/传播与地理的结合并非空穴来风，在这种思想联姻背后，是地理学与传播学研究范式在20世纪共性地由实转虚，面对今天的数字生活现实，超越机械的虚实二分法的趋势愈发强烈。[16]（序言）在丰富驳杂的经验案例以外，保罗·亚当斯的著作帮助研究者建立一种理解空间、审视空间的新图式。

四、身体及具身传播

近年来给本土传播学界带来巨大理论震撼的物质性讨论，在重新发现媒介的同时也解蔽了身体。这些讨论一方面揭示了身体的媒介属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嵌入身体中的媒介，并据此追问技术代具的进化如何重塑主体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启发研究者从存在论而非功能的意义上理解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

总体上看，近年来传播研究领域的身体讨论正在从初阶的现象描述走向深入的哲学探讨，不再满足于描述媒介使用中身体运动、感官体验等方面呈现的直观变化，而是从现象学、媒介理论、欧陆技术哲学等思想脉络中引入理论资源，透过经验现象达致对主体性的重审，还原其“作为身体的我”的饱满内涵。[18]（72）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可穿戴设备、体感游戏等新的技术趋势与传播实践，也帮助研究者更加清晰地辨认出嵌入肉身中的技术要素。作为“义肢”的技术除了延伸人原本的身体，帮助人完成原本无法实现的活动，也将重塑人的存在方式与自我意识，重塑人与世界的关系。2018年以来，一批国内学者在这个新敞开的领域中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的研究至少从三个方面拓展了传播研究的视域。

其一，引入身体维度开启了对西方哲学传统和深受其影响的传播研究中身心二元论的系列反思，重新发现一系列被这种成见所遮蔽的理论资源，激活了相关的理论介绍与探讨。如孙玮发现，既有传播研究在理解人时，过于倚赖笛卡尔理智论所确立的意识主体，将人和人性片面理解为精神性的存在。这种二元论在20世纪的现象学思潮中获得了重新检视，其中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知觉现象学分支，系统探讨了身体与意识的相互建构，将感知作为一种比理智更原始的认识维度置于研究中心。[19]由此引申出的身体—主体视角，有助于理解当下与数字技术共生的赛博人。王颖吉则通过回溯休伯特·德雷福斯的现象学批判，展现了身体维度在人工智能设计理念中从隐匿到复归的线索，强调人的智能是处于某种实际情境中的智能体，而非脱离实体的逻辑推理引擎，因此与机器思考世界的方式形成了分野。这种观点指出了人工智能在拟人过程中尚难以翻越的无身性、非情境性等技术高地，有助于人们以机器为“镜子”，反思人的内涵。[20]

其二，身体维度和具身性视角中也蕴藏着思想史写作的新灵感，以此为起点重读本土传播研究者熟悉的经典理论著作，有助于从中发现以往被忽略的灼见，与物质性转向下有关媒介的讨论形成共振与对话。20世纪的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离身的传播技术，而它所宣扬的那种足不出户便可尽知天下事的理想传播状态，同样以取消身体位置的束缚为前提。这种历史背景导致我们目前所见的经典传播理论中很少专门讨论身体的维度。随着数字媒体带来更加丰富的具身传播经验，身体维度的重要性在当下不断凸显、孕育新的理论灵感。而由身体开启的新逻辑切入点，或许也能让传播的仪式观等经典的理论和议题获得富有时代性的检视与拓展。[21]

其三，在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重新定位身体，也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与新兴社会现象中增进了传播研究的想象力与阐释力。近年来，在具身传播视域下，有研究者基于身体与技术互动的视角梳理阅读界面的变迁，进而发现在“肉身界面—书写界面—机械复制界面—数码网络界面”的演化链条上，发生了阅读主体从缺席退隐到在场回归、阅读社交从单一闭塞到社群互动、阅读体验从视觉优先到人机互融的现实转向。[22]章戈浩等研究者则聚焦格斗游戏、VR体感游戏、多人在线竞技等身体与媒介互动的新方式，探讨操演的物质性如何更新身体经驗，塑造玩家全新的自我认知与流动的性别身份。而近年来人肉搜索、网络代购、新冠肺炎疫情下基于数字技术的行程管理与轨迹追踪等具身传播实践，也呼唤研究者进一步探讨身体如何将人与技术连接在一起，同时作为辅助技术系统的“补丁”和干扰网络秩序的“病毒”而存在。[23]

这些围绕具身传播展开的讨论，提醒人们注意到传播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并非简单粗暴地宣判主体死亡，也不必然否定人与技术谈判、积极影响技术趋势的潜能。相反，物质性通过发现“作为身体的我”，[18]（72）让20世纪不断被抽象化的主体重新变得有血有肉。主体以其具身在场影响传播活动的方式获得解蔽。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技术发展史，技术与有别于动物的人从始至终共在共构。而在技术以更加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嵌入人体的今天，审视身体的变迁与重组已然成为关乎存在的紧迫问题。

五、数字城市背景下的城市传播研究

如前所述，人文地理学传统及其新近的媒介地理学进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出空间具有歧义性，包含实在与虚拟两个维度。作为人类文明代表性产品的城市就坐落于二者的交界地带，其地理空间和媒介对空间的表征，也包含着多元层次。因此，城市—传播这个复合短语中蕴藏着丰富的排列组合可能。这为研究者带来了反思城市传播的契机，而物质性视角与拓展了的媒介概念，也在由来已久的城市传播领域中开辟了一条新理路。

2010年后，来自复旦大学的一批学者向学界发出倡议，邀约同道进入一种比表征—反映框架更广博的理论视野，重审传播与城市的关系。他们参照数字技术下的新型城市生活以及物质性思潮带来的认识革新，提出了“作为媒介的城市”“可沟通城市”等富有辨识度的主张，获得了学界的积极响应。不过这种路径的挑战性在于，它不仅要求依据拓宽后的传播观念从城市生活中挖掘多样化的传播实践，而且事实上将城市本身看作传播过程中与人类平行的物质性的行动者。因此，城市传播的元问题，不仅是传播如何塑造城市，还需要逆向思考城市的物质形态如何影响和建构了人类传播实践的面貌。当研究者讨论这组相互映照的问题时，物质性的视角与理论资源，沿着城市的物质性与传播的物质性两个方向渗透进来。

在城市的物质性一端，尽管网络与数字技术无远弗届的联结时常带来地方消散的感触，但在现实层面，这种趋势的表现方式极其复杂。实在的空间并未被技术简单地取消或超越，相反，二者以更为盘根错节的方式相互纠缠，彼此成全。数字技术重新定义和生产了空间，而空间则成了喂养数字技术的养料、供它大显身手的舞台与助其推陈出新的试验场。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者从芒福德、伊尼斯、彼得斯、基特勒、斯考特·麦奎尔等的新老理论资源中汲取养分，探讨城市的物理空间与物质设施如何组织、安排、调节城市的日常生活，并赋予其特定的时空节律。而在传播的物质性一端，尽管赛博空间的理想主义想象力图渲染数字媒体的非物质性，但网络数字媒体其实一直依赖着光纤、计算机、服务器等物质性的基础设施。[24]城市是具有动能的物质体系，它汇聚了特定的存在方式与文化意义，并让这些原本隐匿不显的可能性在城市与传播共同设定的时空秩序中得以解蔽和持存。城市因此表现为实体化的媒介，在与城市居民的朝夕相处中，不借助语言符号便可传递意义，发出“无声的言说”。[25]

尽管这些立足本土经验的研究看起来并没有建构宏大的理论，也并未宣称自己的结论是具有普适效力的规律，但它们正在通过复杂现实的试炼，不断为其廓清轮廓，探知和尝试可能的进路。面对当下数字城市抑或智慧城市生活中各种前所未有的新现实、新体验，不仅何为传播、何为媒介等看似不言自明的老问题需要接受检视，城市传播研究的整体范式革新同样也势在必行。

六、回归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与城市传播一样，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是本土研究者较为熟悉的经典研究路径。在最近五年中，其理论范式与研究议题同样从当前以媒介和媒介化社会为中心的讨论、网络与数字现实和朝向媒介物质性的认识论变革中发现了新的探索方向。

如同研究者们所见，新冠肺炎疫情让无接触经济和线上工作逐漸成为生活常态，而互联网经济与各种数字平台在支撑这种新型日常的同时，也频频爆出压榨劳动力的负面新闻。这种现实让研究者越加清晰地意识到组织社会生活的力量正在转变为不可见的劳动。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既有理论资源，不论是运用聚焦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蓝领工人的传统劳动研究，为“困在算法系统里的外卖小哥”出谋划策，还是参考锁定后工业社会技术精英的知识劳动概念，界定互联网“大厂”中基层“996打工人”的身份，都显得捉襟见肘。这种现状凸显了开辟数字劳动研究的必要性。[26]数字劳动呈现了当代社会生活中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两条并行的脉络，前者点出了目前媒介化研究中忽略劳动问题的盲点，而后者则基于新媒体产业的现实，指出这些平台正在将个体的创造性不断转化为隐蔽的线上劳作与玩工。[27]

传统劳动方式的数字化演变，以及数字平台实践向劳动的转化，构成了当下传播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新课题。这一对相伴相生的现象与问题之维，揭示出数字技术一方面加深了劳动时间的异化程度与针对它的剥削，另一方面则在文化与社会空间的层面上，消解了工作与休闲的壁垒。公众通过在数字平台上的消费和娱乐，继续为资本复制效力。因此，资本已不仅仅是发生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问题，而是已弥散在整个社会生活与观念世界的意识形态。数字技术作为当代世界的基础设施与组织生活的基本原则，与弥散的资本互为表里，也提供了对其展开分析的媒介切入角。按照库尔德利的说法，媒介正在成为一种元资本，并以此对布尔迪厄经典场域理论中归纳的其他权力形式施加影响。基于物质建构过程的分析，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围绕媒介中心神话建构起来的社会，以及在广阔而高度分化的社会空间中，媒介中心神话是如何设置并维持下去的。[28]

在智能媒体盛行的今天，媒介作为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已经跃出布尔迪厄所言的新闻场域，构建了一个独立的媒介场域。它有能力统合传统上能够区分出的各个场域及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类型资本，将它们转化、嵌入自身的逻辑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媒介与一切场域都有关系，并正在成为其他场域的技术座架。以在线众包平台为例，其以隐性的数字算法实现劳动控制，让数以万计的廉价劳动力基于动态的、不稳定的需求，成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数字劳工。[29]这种跨越时空的广泛联结、协作与剥削，基于贯穿在数字劳动之中的技术逻辑成为可能。在机器识别系统和算法分发机制共同维系下运转的平台媒介，让普通的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被高度人工智能化的媒介技术系统联结起来。这样的媒介跨越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场域分野，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组织网上的商业帝国，也重组线下的商业模式;既在宏观层面建构舆论环境与政治生态，也在微观层面上重组人际的线上线下关系，不断在公众的精神世界中开启新的可能性。[30]

劳动与城市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然而与城市传播研究一样，作为传播研究经典范式之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今天同样面临各种由数字技术引发的全新现象。它们既与经典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洞见遥相呼应，又带来了诸多亟待深究的新变化——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劳动的场所、形式，也冲击着传统意义上劳动概念的内涵，而劳动过程中的剥削也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变得更加隐蔽，甚至以玩乐的方式显现。媒介正在不断重写人类社会的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对于以劳动将自身系于社会之中的主体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的新观察与新诠释尤为应景和重要。

七、“后真相”抑或“信息茧房”：平台媒体的技术逻辑

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勃兴有目共睹。其功能早已不限于私人化的交往，转而在以往由专业新闻机构统筹的公共领域中攻城略地，挤压传统新闻生产机构的生存空间，不断分流受众的注意力，成为更加唾手可得的信源。与此同时，各种超级平台也凭借算法技术飞速成长，而这种现状令人喜忧参半。平台媒体无疑带来了极大便利，却也令研究者愈发担心它们是否使民众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算法的操纵之中，所见所感皆为技术描画的“楚门的世界”，再难触及真相与现实。“后真相”与“信息茧房”两个近年来在传播研究领域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话题，便是社会舆论中弥散的这些焦虑在学理层面的表征。

“后真相”新近被赋予的概念内涵诞生于2016年美国大选时的特殊语境。人们用它来描述选民对于专业新闻机构生产的客观报道失去兴趣，宁愿相信右翼政客在社交媒体上满含偏见、情绪和煽动性的个人言论。总体上看，目前本土研究者的讨论趋于将这个概念泛化，用来描述包含但不限于政治传播的谣言、假新闻、反转新闻等更加驳杂的舆论现象与互联网信息生态。从对待“后真相”的态度与理论观照上看，现有研究通常在应对/治理与包容/接纳两极之间的灰度地带，为自己选择一个略有倾向的定位。

一些研究者倾向于从应对/治理一极理解“后真相”，认为其中隐藏着反智主义的苗头，可能给公共生活与新闻业的社会服务造成巨大破坏，带来诸多社会治理难题。如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上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反映了资本积累和消费文化的宰制。尽管这种“后真相”的状况表面上呈现为一种允许网络公众共同参与、充满反转、跌宕起伏的狂欢，但其中也潜藏着巨大的舆论风险和政治信任危机。对此潘忠党强调开放不等于无序、鼓励多元对话也并不等于全盘接受的相对主义，放弃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为事件和对象寻找最可接受、共享的评判。“后真相”作为后现代的一部分，可能解构既有的普适原则，但并不会消解人类对于共识和真知的追求。因此，新闻业有必要与公众展开“明亮的对话”。[31]

另一些研究者倾向于采取包容/接纳的态度。不少研究者在论及“后真相”问题时，谈到了福柯阐发的真相制度。这种阐释与福柯的生产性权力思想一脉相承，都揭示了权力并不总是通过禁止人们做什么或知道什么来发挥效力。相反，权力总是积极行动，激发训练有素的行动，生产系统的知识与观念。这使得真相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政治经济学特征，依据意识形态来决定人们解读现实的方式，并且带有一种暴力的权威性。于是关于何为真相的话语嵌入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32]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后真相”或许并不意味着真相的死亡，只是说明人们有关真相的很多习以为常的理解亟待置于新的社会生活与媒体技术环境下予以检视，而诠释真相的权力正在从少数新闻机构向更广泛、更多元的群體转移。

在上述两种人文主义路径下对“后真相”的回应之外，其实也存在一种技术主义的诠释路径。这种路径从技术的时间—速度之维反思“后真相”的真相，认为正是由于社交媒体消灭了以往传播过程中固有的距离与时延，急剧压缩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周期，才让完整的新闻报道分解为不完整、不确定的新闻线索，而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达致“一元现实”的理想也趋于破碎，“后真相”时代来临随之被建构为一种能被公众看到的社会现实。[33]算法中的技术逻辑代替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持续重写舆论生成、众意汇聚的路径。

相较于在诸多层面上引发学理讨论的“后真相”，“信息茧房”更像是有感于新型信息环境而产生和流行的一种比喻。它大体描述的是人们在算法新闻推荐机制下，将接受更多与自己原有判断、偏好等相一致的信息，宛如在狭小的蚕茧中沉醉于自身观点的回声，从而导致偏激和狭隘的观念。但陈昌凤认为，目前“信息茧房”在国内学界存在较为严重的泛用、误读，一方面，缺少有力的实证研究证明“信息茧房”描述的信息环境已在现实中出现;另一方面，全盘接受和望文生义的概念化研究很多。[34]正如这些探讨指出的，与其说“信息茧房”是一种关于现实的描述和知识，倒不如将其视为一种知识社会学现象。这样的理解视角，或许同样适用于近年来热议的“过滤泡”“回音室”等类似概念，乃至这些词汇共同指向的症结——“后真相”。

平台媒体正在刷新人们对媒介的理解。今天，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绕不开支付宝、微信、淘宝等APP，而这些APP的业务范围不仅涵盖信息搜索与推送，也为人际的联络与沟通提供了重要渠道。使用这些服务留下的数据痕迹，也成为技术巨头追踪用户喜好的线索，为人们后续在线上展开更加丰富多元的拓展活动做了铺垫。现如今，这些无所不能的平台已经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俨然成为包含资讯、社交、消费、娱乐、医疗、教育、市政等诸多领域的“小宇宙”。它们不仅接替报纸、电视等专业大众传媒组织成为新的信息提供者，而且正在向更多的领域扩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正在全部迁移到这些平台媒体上。此情此景下，研究者更需审慎思考媒介的技术逻辑——在看似繁荣的观点市场背后，不断升高的平台却指向一种中心化、整合化、综合化的趋势。[35]它非但不是互联网多元化精神的延续，相反恰恰为其敲响了丧钟。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拉平了现实中存在差异的社会阶层，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平台与算法的逻辑之外。真相的碎片化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技术制造的一元化现实，而未来摆在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面前的任务，则是质询新闻伦理之外的算法伦理及内容合法性之外的平台合法性。

八、网络民粹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

从情感体验上说，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共通之处，它们都指向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及对此的崇信，但从概念形成的理路上看，二者分别对应不同的范畴。民粹主义站在精英主义的对立面抬高普通大众的地位，指向阶级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不满;而民族主义则指向政治层面的民族国家制度与文化层面上由相通的语言、文字、习俗等构成的族裔。

发生在2016年年初的“帝吧出征”事件让已经酝酿多时的网络民族主义浪潮涌入研究者的视野。这类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网络事件，关注焦点从国内的社会冲突转向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国家地位，而参与者的政治诉求、情感表达和行动策略，也呈现出鲜明的新特征。在由“帝吧出征”事件引发的讨论中，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在诸多方面体现出了与近现代历史上的传统民族主义不同的特征，如其动员过程兼具分散性和纪律性，行动和表达中则同时包含政治诉求与表演的欲望。这种基于网络平台特性而形成的新型民族主义，已经溢出了既有关于民族主义的传统阐释框架。这些现象反过来也延展着形成于大众传媒时代的想象的共同体，不断追问在新媒体语境下将演化出何种新型的媒介化情感聚落。

围绕具体的经验观察，也衍生出了不少富于启发性的观点。如有研究者发现，诉诸情感而政治诉求较为含混的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更加多变而暧昧，它是一种典型的共意动员。比起冲突性的抗争运动，共意动员通常能够获得体制的默许与支持，因此它总是倾向于强化既有的社会制度而非推动社会变革。然而，在网络环境中，由于公众抨击的目标遥远且不确定，无的放矢的怒火很容易转向国内，与民粹主义结合，引发失控的社会冲突。[36]另有研究者聚焦各种网络出征中以往关注较少的“饭圈迷妹”，以小见大，讨论网络民族主义的话语和实践流变。这些网络亚文化和粉丝群体通常被视为倾向于远离政治的后现代商业文化主体，在各种形式的互联网出征中完成了政治化的蜕变，使得娱乐和政治两个领域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被打通。这既改变了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方式，也重构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员、组织和实施方式，进而带来了民族主义本身的转型，催生了“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的“粉丝民族主义”。[37]它让传统的民族主义话语和行动以全新的游戏化策略获得重组，同时满足个体和群体在理性与情感两方面的诉求。这波讨论指向的商业主义和娱乐文化对当下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对此后学界研究网络民族主义产生了较大影响。研究者们沿着由此打开的思路，对亚文化群体参与式的传播、以弹幕为代表的二次元文化影响以及粉丝群体在此后数年中频繁的“破圈”出征现象，予以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讨论。

表面上看，“帝吧出征”事件引发的反思与讨论与物质性思潮并未形成显见的交汇，但研究者却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媒介自身的技术属性，也正在成为重新塑造公共人与公共领域游戏规则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说大众传媒深刻形塑了20世纪的民族主义，那么今天的技术逻辑，又将如何重写技术使用者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后续研究者由媒介技术的形式逻辑切入，继续对这一问题展开诠释，将有助于理解人们在今天由“网”和“数”联结构造的世界中，如何寻找情感与文化认同的归属。

九、媒介与集体记忆

正如大众传媒曾经塑造了共同体生产和消费历史的方式一样，今天的数字媒体同样带来了记忆形态与记忆方式的深刻重组。过去五年中，李红涛和黄顺铭从中介化视角切入，探讨不同媒介技术场景如何基于自身特性联结、组织起异质性的记忆实践，继而组建了关于某一事件多维度、多视角的创伤记忆。他们的讨论始于作为大众传媒代表的报章，进而延展到实体空间中的纪念场所，以及互联网塑造的线上公祭空间。在聚焦数字技术时，两位作者以“镶嵌性”概念带出制度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交织互构，并基于对所选个案的观察，指出“捐砖”“和平树”等新型记忆生产以线上虚拟实践联结起线下纪念活动，带有相当的创新色彩，但它们也承袭着共同体已公认与同享的符号与意义系统，且嵌套在特定历史场景与制度架构的内部，反映出数字技术与文化和制度性力量之间的协商。[38]这一发现提醒研究者关注社会的延续性对媒介技术迭代的反向约束。而在今天看来，这项研究的视角与框架中，其实也埋下了从媒介物质性入手讨论集体记忆生成过程的伏笔。此后，亦有研究者以《人民日报》的“时光博物馆”为例，探讨新媒体和实体空间之间的互动，如何沟通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使静态的陈列空间转化为互动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将个体的话语整合到了国家在场的宏大叙事之中。[39]另有研究者注意到，除了承载人的记忆，媒介技术自身的演进也记录着过往，维系着共同体纽带在时间向度上的绵延。吴世文等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挖掘，爬梳了中国互联网诞生10年、20年、30年时生成的节点记忆，继而探讨了集体如何将媒介技术本身建构为一种文化和情感意义上的传统。[40]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将传媒称为“记忆工业”。研究集体记忆绕不开作为记忆生产和承载体系的媒介，而多元主体共同书写的集体记忆，也构成了理解媒介的重要史料。如他所言，“互联网是一个人工记忆的时代，相互关联的技术环境构建了这个时代”。[41]从即拍即录的智能手机到GPS定位与轨迹追踪，再到计算机和互联网代人类保管的庞大数据库，记忆的工业化模式跟随技术进化的步伐，趋近变革。

遗憾的是，目前看来，纪录片、电影、照片等载体，依然是媒介与记忆研究的主要经验素材，聚焦Web2.0以降新兴媒介技术形态对记忆模式影响的研究尚属少数，有深度的讨论也尚未大量涌现，而更多停留于对领域的介绍和现象描述。或许是因为记忆与历史在中文语用中具有接近性，导致研究者谈及记忆问题，通常联想到的都是一种历史取向的研究，因此传播学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甚至未来感的新锐学科，总是在这类议题上缺乏敏感度。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记忆研究其实是一个具有相当深度与外延的跨学科领域，尤其是在数字手段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辅助人类书写、存储、再现记忆，甚至直接模拟和构建记忆的当下，语义学、现象学、历史学、神经科学、数字算法等知识门类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交织缠绕，而传播学对于加入这场正在生成的讨论，似乎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是未来草就的历史手稿，而研究作为书写工具的媒介，应是传播学分内的工作。如何借由物质性的视角，从一种媒介本体论出发，充分展开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应成为传播研究接下来深入思考的问题。

十、数字隐私

数字隐私概念引出了近年来新兴媒介技术环境下特殊的技术/媒介伦理与生命政治议题。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数字技术日益嵌入流动人口调查和人口档案管理，而这些新的经验现实拓展了福柯有关生命政治的论述——人口统计通过将鲜活的生命档案化，构成了生命政治这一微观治理术的基础，而眼下的数字技术与算法构成了对这一基础的延伸与巩固。它们在物的秩序和话语的秩序之外，构造了与前两者并列的数据秩序，而算法正是这种新秩序的运作方式。这种高度智能化且无所不在的算法治理术，掌控着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与异常，几乎形成一种“密不透风”的管理。不过目前难以数据化的人类行为，依然遗留下了一部分无法被算法追踪的流众，其中是否隐藏着人性的奥秘与突破生命政治统辖的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后人类主义层面的探讨。[42]

各种媒体终端在社会生活微观层面的运用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技术应用情境，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随之浮现。数字化生活也为各种手机应用的开发者提供了一个数据的“富矿”。通过收集用户浏览网页时的偏好进行精准的广告推送已是常规操作，在此之外，新的数据形式和使用方法层出不穷——定位服务记录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手机应用读取我们存储在本地的照片，运动手环、Apple Watch等可穿戴设備与我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实时记录人体的呼吸、心跳、动作，凝视着使用者的一举一动。而在全民共同参与防控疫情的过程中，健康码、行程码等数字标签实时记录个体的行踪，以技术标识了以时空伴随者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新对象。[43]

已有研究者意识到，在这些新型数字实践中涌现的隐私争议不只是伦理问题。在算法与平台经济能将数据转化为自身情报与资讯的技术体系下，数字隐私也包含了复杂的法权问题，甚至牵涉出对人与作为准主体的人工智能之间交往伦理的反思。在当下的数字产业链中，数据不仅是隐私和信息传播的副产品，也是数字经济乃至后续所有发展模式必不可少的生产性资源，人工智能和算法要想精进，新的自动生产模式若要趋于完善，必须浸润在充足的高质量数据中学习和训练。目前来看，绝大部分生产了数据的用户很少意识到自身所产生数据的价值，任由互联网巨头畅行无阻地无偿圈占这部分本应向用户支付报酬的资源，即便能够意识到，使用者也鲜少具有能和技术巨鳄制衡的力量。更有甚者，数据与数字化正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智媒体生态中制造自我增强的闭环。机器在不断学习和模仿人类思维方式与行动路径的过程中提升智力，这将助益机器将人的表现和活动进一步数字化，进而从人类行为中攫取更多数据资源，以至于“数据代替细胞组成个体的基本单元”。[44]从这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数字隐私问题已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需要回到主体与技术的关系中寻求一种人与物的交往伦理，更需要来自政治学、法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多元学科的对话与协作。

曾几何时，隐私作为游离于公共生活之外的存在，鲜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凸显其重要性。然而当下数字技术的演进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活跃表现，使个人的身体与生命成为技术微观治理的重要界面。如今，数字隐私牵出的讨论与思考已不止于廓清群己界限，更指向横陈在技术凝视下赤裸的生命。这些由技术记录、被技术管理，又为技术所征用的个体生命印迹，为理解数字技术中秘而不宣又丝丝入扣的权力运作掀开了一角。

结语

通过回顾正在形成的“媒介世”时代的传播理论演进，可以发现这些关键词、议题与领域之间，在物质性转向的助推下，围绕着被重新发现、重新诠释的媒介概念，形成了一个遥相呼应的理论星丛。其中，有关物质性的讨论提供了一种“元哲学”，而媒介性既是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也蕴含着近年来本土传播学尝试发展的独特理论视角。在新理论激发的媒介考古学、媒介化、身体等新领域和新议题之外，城市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政治学和媒介社会学等原有的传播研究分支也获得了新的灵感。而在新技术与新现实中凸显的数字隐私问题，或许将在未来发展为同时关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跨学科议题，而传播学在其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评估。

2021年10月28日，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正式宣布将公司更名为暗指元宇宙的Meta。坊间对于这番“豪言壮语”虽褒贬不一，但它确也直指众人对当下媒介化社会心照不宣的体验——除了传递信息、保持联络、维系人际交往之类本职工作，媒介正在做和可能做的事情远远更多。如果要寻找一个恰如其分的隐喻来评价数字媒介在当下与未来的角色和地位，包罗万象、无所不在的元宇宙或许相当贴切。今天的媒介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或者说，任何关于媒介既有的界定，不断被新的技术现实推倒和重建。万物皆媒仿佛已经预言成真。

就以作为这场变迁始因的物质性为例。眼下被归入物质性范畴的理论之间，呈现的更多是差异而非分歧。今天传播研究领域谈论的物质性，原本就是基于传播学知识体系自身独特的理论特点而聚合起来的一种特有的集合。如在STS自成一体的研究语境中，拉图尔可能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要与醉心媒介考古的基特勒对话，而后者假想中的谈话者可能会是海德格尔、麦克卢汉抑或福柯，但八成不会是卡尔·马克思和达拉斯·斯迈思。研究者面对今天传播学科的物质性讨论，可能会有一种宛如乘地铁的体验——在看不见司机、被处在后台的技术牵引向前的车厢中，各种理论流派看似是去往相同方向的同伴，其实大多只是机缘巧合才萍水相逢。它们从不同站点上车，与其他同类理论汇合，但它们的目的地却不尽相同。当这些理论带着各自的目标抵达终点时，很可能也会一哄而散，并不必然形成交集与共鸣。传播学能够在这些陌生的乘客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关联吗？这种关联对于传播学自身的理论观照有何裨益？

此外，今天各种新型媒体技术的研究也仿佛是毛利人的回旋镖，最初虽是朝着研究者关切的具体问题投去，但最终仍兜回对学科本身内向的反思。如果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初出茅庐的传播学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靠着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中援引理论与方法，筚路蓝缕构筑起自身边界，那么眼下的局面似乎恰好反转，人类知识看上去正在整体性地转向媒介及围绕媒介而展开的传播实践。在“媒介世”中，无论是哲学还是自然科学，要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对话，就绕不开媒介。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重精神而轻物质、重观念而轻技术的传统，尚能放任20世纪的大众传播学靠着表面上宣称独占了媒介这个研究对象，在现代知识版图上偏安一隅，那么今天围绕媒介辐射开来的问题域，已然成为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几乎一切学科群雄逐鹿的竞技场。媒介越是成为社会显在要素，传播学越是需要反思自身存在意义和学科价值。此前被笼统概括为新媒体的变革要素，或许不是指某项具体的技术，而是观照媒介的视角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这将促使我们用新的视角看见全新的世界，词与物的关系正被重新书写，新的知识型隐约可见。

面对新的知识型，许多保守主义者颇有顾虑，在谈到物质性研究驱动的新生交叉领域时，经常表达出对这些理论不够体系化、不够科学、没有提供严格方法工具等问题的担忧。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但我们经常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新锐并不自然而然地指向完满，相反倒是传统的事物营造起完满外观，在构筑坚硬的边界的同时，却也阻止了理论创新的萌芽。然而正如人类历史一再重演的那样，新生事物总要在很久以后才能被接受与认可，被后人追授为变革的动因与跃迁契机。它们初来乍到时，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陌生、困惑，甚至反感。物质性和媒介性不是对既有研究范式的补充，而是颇有几分破旧立新、另起炉灶的叛逆意味。传播学应如何应对这场变局？当然是毫不犹豫地推进这场知识型或研究范式的革命。

当然，仅有义无反顾地推进是不够的。这五年来发生在传播知识领域中的狂飙突进运动给传播学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然而在未来更长的岁月中，留给传播学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必然是强调积淀和反思。必须回答在这场知识转型中，传播学不可替代的视角究竟是什么？与其他学科相比，这个知识共同体关于媒介的讨论，能够提供何种独特见解？如果这些问题想不清楚，当几乎一切学科都转过头来凝视媒介时，这股转向媒介的飓风下奔涌的思潮，恰恰可能抹去传播学“写在沙滩上的面孔”。对于传播学者而言，任务是将传播学的面孔刻入岩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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