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胡鑫，苏百义

摘要：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人们基于自由自觉的生存实践所产生的一种总体上幸福的主观体验和积极评价。它是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生活、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生活、人民享有优秀文化的生活、人民享有公平正义的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它的生成是文化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实现发展理念的时代升华;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完善社会治理模式和公正机制;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关键词：新时代;美好生活;基本内涵;生成逻辑;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2）01-0016-09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美好生活是贯穿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线索与活力源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人类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孔子的“大同世界”、封建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到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西方，从奴隶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封建社会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些纷繁复杂和变化不定的哲学话语无不表达出人类社会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诉求和实践意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恢弘视野，在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把握人类社会实践要求的基础上，指出永远要把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景与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时代美好生活是整个人类文明关于美好生活探索的时代演绎，是中国实现自身新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目标，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现代诠释，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现实回应。新时代，把握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厘清美好生活的生成逻辑、谋划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对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

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新时代美好生活既不是西方原子式个体的生活样式，也不是抽象玄虚的概念和虚无缥缈的幻象，而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的人民整体的生活样式。新时代美好生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并衍生出与这一时代境遇相匹配，主要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维度的全新意涵。

（一）美好生活是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生活

新时代美好生活不是彼岸的寄托和空洞的想象，而是构筑在感性现实中的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受。其历史唯物主义向度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主观体验高度依赖于客观条件，尤其是丰富的物质条件所带来的幸福感。所以物质向度是全体人民在新时代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向度，新时代美好生活离不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并且从本质上来说具有“共创”的实践特征;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有助于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因而从本质上来说又具有“共享”属性。正如马克思指出：“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689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2]45共享发展成果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在经济层面上的表达方式与核心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尊崇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

（二）美好生活是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生活

除了丰富的物质条件之外，实现美好生活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这同时也是建构新时代美好生活宏伟蓝图的政治基础。自由和平等是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重要准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适用范围。自由是指在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人类依靠自由意志行动并对自身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自由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推动社会变得更加繁荣多彩的基础上，也最大程度地彰显出人们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本质力量。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过程中阐发了关于未来美好生活的伟大构想，即“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语境中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境遇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政治诉求与发展需求。平等是指人民群众在平等的社会机制下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够平等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监督政府部门的各项工作。自由以平等为基础，平等为自由保驾护航，二者共同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提供政治保证。

（三）美好生活是人民享有优秀文化的生活

“物质生活因文化而美，文化生活因物质生活的丰富而臻于完善。”[4]86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因为没有优秀文化提供的丰富滋养与厚实支撑，人民生活将是枯燥无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5]，是中国人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构美好生活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未曾中断，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实根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苦难历程中形成的光辉典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悲惨命运和发展方向，是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契合人民的现实需要，遵循社会的发展规律，体现时代的发展潮流，是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活力源泉。

（四）美好生活是人民享有公平正义的生活

除经济、政治和文化指标外，新时代美好生活在社会层面的显著标志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熔铸于人的本性的价值需要，是数千年来古圣先贤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永恒主题。社会是否存在公平正义，决定着人民大众的生活是否美好;如果人民大众生活在一个不具备公平正义的社会里面，那么肯定无法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习近平總书记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11公平正义作为人们共同追求的一种道义性价值，意味着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意味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教育、工作、收入、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等基本民生问题的有效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平正义是一种反映人们从道义和愿望上追求利益的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是建构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社会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谋求的重要执政目标。

（五）美好生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

新时代美好生活与良好的生态环境存在着高度契合，它在生态层面的重要标志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质量关乎国家命运，关乎民族存续，关乎生活美好。生态环境是整个人类文明得以维系和延续的现实基础，直接决定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大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得到了大幅提升，总体幸福指数也显著提高。但生态问题开始凸显并演化为生态危机，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和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已经从过去的注重“温饱”逐渐转变为现在的注重“环保”，从过去的“求生存”到现在的“求生态”。“在新时代，生态问题已经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人民群众越来越诉求一个绿色干净的生态环境。”[6]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整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外部环境，而人类起源于自然界并对其具有无法割舍的直接依赖性。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7]，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8]。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环境的迫切需求，直接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因为只有在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中，人民群众殷切期盼的美好生活才能实现。

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生成逻辑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生成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和辩证性的历史过程，更是一个动态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丰富发展的过程。它是承续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精神谱系关于美好生活理论话语的文化逻辑、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好生活具体设想的理论逻辑以及植根于近代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好生活不懈探索的实践逻辑进行综合作用的有效结果。科学研究和系统探索新时代美好生活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明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提供了重要的逻辑理路，对探索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美好生活生成的文化逻辑

1.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美好生活的思想构画

以儒、释、道为理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论话语。“美好生活”在社会维度上表现为“大同世界”。“大同”这一概念源自西汉理学家戴圣编纂的儒家经典文献《礼记》，这一著作对先秦时期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进行了集中而全面的阐述，对于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修养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礼记·礼运》阐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9]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社会理想，“大同世界”犹如照亮海上新航路的灯塔，尤其在民族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引领着中华儿女为美好生活不懈探索。面对晚清时期的时局动荡和内忧外患，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为当时人们勾勒了一幅“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美好愿景。他在继承儒学“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的基础上，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阐释了人类历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把握近代中国局势的基础上，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他在其思想中融入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的朴素平等理念、西方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理念和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提出具有民权意识与平权思想的世界大同理想，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0];“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11]。从本质上来说，经典著作关于“大同”的具体论述不够细致，近代政治家也没有探索出一条通往大同世界的科学道路，但这些学说为中国人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奠定了深厚基础，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与“大同之世”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与共鸣。“美好生活”在自然维度上表现为“世外桃源”。老庄超越了中国古代哲学以政治和伦理为轴心的局限性，提倡一种纯真质朴和安贫乐道的美好生活。他们将思考领域延伸至整个世界，把“道”作为宇宙的本源和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主张通过“道法自然”和“自然无为”等具体路径探索一条通达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所以，《老子》指出：“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鸡犬之声相闻”[12]345;《庄子》强调：“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12]290。陶渊明面对国家分裂和战乱频繁的时局状态，秉承先秦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理念，为人们虚构出一个人与人单纯质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外桃源。因此，他在《桃花源记》中指出：“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13]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种美好的“乡愁乌托邦”，但假如忽视时代导致的古人学术视野的局限性，我们依旧能够发现其超越具体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哲学智慧。

2.西方精神谱系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论话语

西方精神谱系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论话语可以从那个时代哲学家的幸福观中管窥一斑。西方先哲关于幸福的具体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作为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在拜见国王克洛伊索斯时，面对国王的一番炫富之后，被问及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回答，为保卫国家而壮烈牺牲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其次孝敬父母的人也是幸福的人。梭伦是西方哲学史上对幸福发表观点的第一人，在他看来，财富和权势并不等于幸福，幸福是一种甘愿守护的爱国情怀，是一种舍己忘我的感恩行为。此后，西方哲学家们全面展开对幸福的相关论述。苏格拉底率先提出“德性幸福论”，作出“德性就是知识”的重大论断，主张有德性的人才能够拥有幸福生活。需要注意的是，“德性”在苏格拉底的语境中主要是指关于世界本质理念的知识，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价值。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们只有具备广博而深厚的知识基础，才会拥有智慧、勇敢、正义和节制四种美德，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自觉地趋善避恶，实现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在柏拉图看来，幸福是可以赋予人的终极完美，幸福是德性、“至善”、正义和节制的有机统一。第一，幸福的人是拥有德性的人。柏拉图指出，人的感官快乐只是暂时的，德性和智慧才是人生永恒的幸福。第二，幸福的人是追求“至善”的人。柏拉图强调，“至善”只是一个“善的理念”，而非现实中的具体事物;人们不断地追求“至善”能够提升理性，使自身的灵魂达到和谐。第三，幸福的人是具备正义的人。柏拉图认为，正义是德性的統摄，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原则;正义是合乎人性、天性和自然的，是一种外在的实践行为。第四，幸福的人是能够节制的人。柏拉图主张，节制是幸福的重要因素和根本保证。柏拉图在《斐得诺篇》中指出，理性、激情和欲望是人的灵魂不可或缺的三要素，节制可以把这三个组成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和谐的局面。亚里士多德在继承“德性幸福论”的基础上，指出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幸福，而幸福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合乎德性的人的现实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至善”与“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幸福就是至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技术、规划、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根本目标，因为人们普遍拥有一个美好的想法，即万事万物都是向善的。另一方面，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诠释了其幸福观蕴含的两重维度，即德性和活动。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德性划分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两部分，前者通过习惯养成，后者通过教导生成。亚里士多德阐释了人们在纯粹意义上的思辨而不通过活动无法达到幸福，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幸福生活。此外，幸福的实现还必须遵循中道原则。所谓“中道”原则，是判断善恶的标准和衡量德性的准则，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绝对性”是指在两个性质或者两个状态的范围之中，不能超出其外;“相对性”是指其中“道”在这两个性质或者两个状态之间不是唯一确定的，是可以选择的。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幸福观”、康德的“目的论的有机生活”、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机体生活”、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生活”、莫尔的“乌托邦”、布洛赫的“希望式的乌托邦”、卢梭的“回归自然的救赎方案”等，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不懈探索。从本质上来说，西方哲学家们并没有探寻到通达美好生活的科学路径，他们只是从纯粹理论的生活理想出发，其结果也只能是使人们迷恋于虚幻的彼岸幸福，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走上二律背反的道路。离开现实空谈幸福无异于构筑空中楼阁，其建立的美好世界也只能流于虚幻，但这些探索促进了人们对于全新生活样式的深刻思考，最终为人类生活开启了一个宝贵维度。

（二）新时代美好生活生成的理论逻辑

1.美好生活的逻辑基础：“现实的人”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9所以，“现实的人”的客观存在是创造人类美好生活的逻辑基础。而要正确把握“现实的人”这一概念，“应当从人的整个社会实践活动及其产物中、从人的无限多样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从人类社会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查”[14]。第一，“现实的人”是“人本身”。马克思在批判宗教本质、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以及孕育这种基础的思辨哲学的基础上，指出要实现这一批判的彻底性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根本并上升到人的高度，而人的最高本质就在于人本身。第二，“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的文本语境中不是蛰居于世界之外的“抽象的人”，而是置于现实生活之中并与感性的外部世界发生具体联系的有价值的人。第三，“现实的人”是“剧中人”和“剧作者”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把“现实的人”进一步细化为具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并强调“现实的个人”是特定历史条件的“承担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开创者”的有机统一。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历程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现实的人”生存和发展的演进史。以往哲学家们从不同的理论起点出发，为人类社会建构了纷繁多样的美好生活的现实样式，但这些构想并没有建立在感性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其建立的美好世界只能是空想式的和乌托邦式的。只有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生活样式，才真正具备把美好生活从“愿景”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2.美好生活的逻辑中介：劳动

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196因此，“现实的人”的辛勤劳动是建构人类美好生活的逻辑中介。只有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创造属于人的美好生活。第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劳动把自然界变成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同时又把人自身从自然界中分化并“提升”出来，使人成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类存在物。感性的人能够借助于劳动活动并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美的规律来再生产和构造整个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打上人类意志和情感烙印的人化自然，为获得持久稳定的美好生活提供自然基础。第二，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作为一种自由自觉的主体性活动，劳动创造人类社会并使人这个类存在物的智力和体力充分发展。感性的人通过劳动一方面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提升人的思想道德境界和科学文化水平，进而创造着人的生命并塑造着人的生命本质，彰显出人之为人的精神坐标、价值尊严和本质力量，为获得持久稳定的美好生活奠定社会基础。第三，从劳动本身来说，劳动作为延续生命和创造价值的载体，其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和享受，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美好生活就是创造性劳动本身”[4]91。

3.美好生活的逻辑旨归：共产主义

马克思把全人类的美好生活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和奋斗目标，并把共产主义确证为人类美好生活的彻底实现，因为私有制和资本以及由此导致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获得现实的美好生活。资本家利用资本逻辑在短时间内创造了超越以往全部文明史的物质财富，但私有制却导致社会财富被少数资本家所占有和垄断，因而少数资本家实现了所谓的自由和幸福，而处于赤贫境地的广大无产者的美好生活沦为泡影。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指明无产阶级是瓦解私有制和资本逻辑、建立共产主义的主体力量，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意味着现存一切权力结构的消亡和全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1]185马克思之所以等同使用“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一方面是因为私有财产是人的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所以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意味着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的再度强调，意味着人本身的解放;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思潮”虽然表达了消灭私有财产的基本诉求，但却主张“强制提高工资”或“工资平等”，导致私有财产没有遭受任何本质性的触动，因而无法彻底改变人的异化状态。同时，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185。共产主义超越了私有制和资本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建立了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分离对抗和人与人之间恶性竞争的异化状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

（三）新时代美好生活生成的实践逻辑

1.近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探索

回顾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两大矛盾，决定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要获得美好生活就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因为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割占中国大片领土，促使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人民大众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就是中国人民探索美好生活的奋斗史。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的“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央以奕和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强”“求富”，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之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民主”和“科学”，都是近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探索。由于探索者自身所处阶级的局限性，这些探索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清了政治障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人民大众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2.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人民指明了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纵观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光辉历程，可以将其对美好生活的奋斗史划分为四大历史时期。第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完成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第二，新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为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为实现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第四，党的十九大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全新研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增加高质量的有效供给，使发展不平衡现象和发展不充分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在明晰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中开创新时代美好生活。

三、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美好生活具有渐进动态性、现实制约性和未来指向性的基本特征，因而它的实现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断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好生活，努力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实现发展理念的时代升华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45社会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围绕需要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关系来确定的。新时代美好生活主要来源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转化，又旨在实现社会供给和个体需要的均衡状态。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要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现发展理念的时代升华。一方面，从全局性视角出发，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供给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领域。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另一方面，从整体性视角出发，随着主体经验的增多和客观条件的进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朝着更加全面的、丰富的和高层次的方向发展。人民群众的主观感受是影响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所以建构新时代美好生活要减少自然和粗放的社会供给，增加有序和精准的社会供给，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需求。

（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20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近代以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是党和国家的命脉所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避了人民群众在建构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践进程中可能遇到的无序风险，保障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目标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人民群众不仅是追求高质量和高层次生活样式的主体，而且是美好生活的需要、享受和创造主体，还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决定力量，这要求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15]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党的宏观引领和微观组织下，人民群众才能找准正确的实践方向，真正投身于建构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中。

（三）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指引，所以我们要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建构美好生活提供深层次的精神支撑。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政党、国家对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政党、国家对自身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生命力的充分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6]这要求我们必须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把文化建设摆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突出位置，在正确把握文化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冲破束缚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不利因素，运用现代媒体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力度，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营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文化服务的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提供文化保证。

（四）增强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完善社会治理模式和公正机制

中国人民建构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伟大征程离不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和社会治理模式和公正机制的完善，所以我们要努力增强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完善社会治理模式和公正机制，为新时代美好生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公共服务层面，一方面要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就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交通和安全、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标准化和法制化，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社会治理模式和公正机制层面，一方面，要转变传统治理模式，由单一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手段向多元治理主体、多重治理手段转变，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探索政府与人民在公共领域的全面合作，打造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另一方面，要调整不合理的社会机制，保证社会基本制度的公正，在维护社会成员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妥善解决社会发展不均衡、人口资源环境不协调、公共产品供给不均等现实难题，进一步保障和救济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五）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50，所以我们要在新时代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为新时代美好生活奠定良好的生态基础。第一，强化生态伦理道德建设。生态伦理道德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主要是指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第二，形成绿色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对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生态化调整和变革，缓解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第三，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权威的法规设计和有效的监督设计来保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生态需要。第四，加强监管主体的考核与奖惩。要把生态效益、环境损害和资源消耗等相关指标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和依据。第五，“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2]51-52。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4]张三元.论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指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5）.

[5]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3.

[6]杨谦，张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证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8]庄穆，黄燕燕.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建构论及其启示[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95.

[9]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258.

[1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55.

[1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4.

[1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3]陶潜.陶渊明集校笺：第6卷[M].龚斌，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02.

[14]尹星凡，黄承烈.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34.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

[1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The Basic Connotation， Generation Logic andPractical Path of the Good Life in the New Era

LIU Xin1， HU Xin2， SU Baiyi3

（1.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3.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The good life in the new era is a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positive evaluation of people’s overall happiness based on their free and conscious living practices. It is a life in which people share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live in freedom and equality， live in a culture of excellence， live in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Its formation is the organic unity of cultur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we must firmly grasp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society and realize the subli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e must give play to the Party’s core leading role and carry forward the people-centric value logic. We will strengthen our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onfidence and realize the grea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ocialist cul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and improve the model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just mechanism. We will accelerate institutional reform to promote ecological progress， build a community of life in which man and nature live in harmony， and work tirelessly to ensure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Keywords：new era; good life; basic connotation; generating logic; practical path

（編辑：蔡秀娟）

收稿日期：2020-05-20修订日期：2021-05-06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教学研究（19JDSZK100）;山东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目：微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绿色教育创新研究（SDYY17084）;山东农业大学优势研究领域培育项目：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研究

作者简介：

刘歆，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E-mail： 1052195196@qq.com;

胡鑫，硕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E-mail：huxin1523@126.com;

苏百义，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农业生态文明研究，E-mail：subaiy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