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艺璇

关键词：北京儿歌;语音象似;拟声词;英译策略;《北京儿歌》;《孺子歌图》

象似性（iconicity）最早由Roman Jacobson提出，指的是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论证的，是有理可据的[1]（P3）。语音象似（sound iconicity）便是象似性的表现方式之一，指的是借助书面语的视觉效果来传达某种听觉效果，在语言使用中的集中体现便是拟声词的运用。利用语音象似，能够加强语言的直观性、形象性与生动性，在诗歌中使用还能够进一步增强诗歌的节奏感，是诗歌创作中重要的修辞手段。象似性不仅普遍存在于日常语言的各个层面，而且对于诗歌语言而言，象似性是它的重要规则，并被强调为制约诗歌篇章结构的原则之一[2]（P5-21）。儿歌作为一种诗歌，除具有文学性外，还具有一定的音乐性，其音乐性的体现除了诗歌本身的韵律之外，还包括语音象似的运用，具体则表现为拟声词的使用。

拟声词，又称“象声词”，是指模拟人或事物声音的词。它来源于拟声造词，是人们按照感知到的各种声音，利用发音近似的符号进行摹仿而形成的词语，主要是按照词语的音义关系予以区分的。汉、英两种语言在历史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及审美观念方面存在差别，因而在拟声词的表达方式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3]（P46）。就此而言，拟声词的英译不仅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难点，同时也可以充分体现译者的翻译风格。与其他文体相比，儿歌的目标读者群体为儿童，它的主体内容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或事物，在创作时使用了较多的拟声词。《北京儿歌》[4]与《孺子歌图》[5]虽然是同一时期的两部儿歌集，并且有部分儿歌收录一致，但在拟声词的英译方面却体现出不同的风格。本文将对两位译者拟声词英译的翻译策略、修辞效果进行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初步窥探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

一、《北京儿歌》与《孺子歌图》

《北京儿歌》（Chinese Folklore.Pekingese Rhymes）由威达雷（Baron Guido Vitale，1872—1918）收录整理而成。威达雷，亦译为卫太尔、韦大列、威大列。他是晚清意大利外交官，曾于1893—1899年擔任驻华使馆翻译，其间于1896—1897年兼任代办;1899—1915年任汉文正使[6]（P139）。威达雷颇具语言天赋，精通汉语，水平极高。正是由于汉语极为出色，威达雷在1900年被东方学院院长吉拉尔多·德芬蒂斯教授聘为中文教师。

《北京儿歌》，亦译为《北京童谣》《北京歌唱》《中国民俗》《中国民间传说》等。该书初版于1896年，由北堂（Pei-T’ang Press）出版发行。《北京儿歌》收录了北京地区的童谣170首，共235页，包括封皮、扉页、前言（Preface）、索引（Indes）、正文（Pekingese Baby-Songs）等;其中，正文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中文原文、注释（Notes）与翻译（Translation）。它是最早由外国人收集、整理、翻译的北京儿童歌谣集，对中国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俗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早在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时期，威达雷与《北京儿歌》就被时人多次提及。胡适在1922年所作的《北京的平民文学》一文中，曾评价说：“卫太尔男爵是一个有心的人，他在三十年前就能认识到这些歌谣之中有些‘真诗’，他在序里指出十八首来做例，并且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呢？’”[7]（P323）

《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是由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收集整理而成的。何德兰为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1888年来华，曾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他与晚清上层社会颇有接触，多次为光绪进行英文翻译工作并提供西方书籍。何德兰十分关注晚清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宫廷生活，著述很多，主要有《中国的英雄》（Chinese Heroes）、《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晚清宫廷见闻录》（Court Life in China）、《中国的新时代：对导致其到来之诸大事件的研究》（China’s new day：A study of events that have led to its coming）、《中国的男孩与女孩》（The Chinese Boy and Girl）、《中国的家庭生活》（Home Life in China）、《中国童谣》（Chinese Rhymes for Children）等。

《孺子歌图》于1900年由美国纽约的黎威勒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发行。全书共收录了138首儿歌，共162页，包括封皮、百子图、前言、正文四部分;其中，正文中的每首儿歌均由四个部分组成，即中文原文、英文标题、英文译文与插图。何德兰十分重视北京儿歌的文化价值，并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对保留北京历史民俗文化作出了贡献。现代民俗学者常惠曾对《孺子歌图》大加揄扬：“一本在1900年出版的，共有152首歌谣，是一位美国女士所辑①，不但有中文，还有译成英文的韵文，而且还有极好的照相，很能把二十年前北京的社会状态表现出来，这是我最喜欢看的。”[7]（P335）

二、北京儿歌中拟声词的英译策略

汉语中拟声词自成一类，英语中则没有独立的拟声词存在，往往由名词、动词、副词等充当。同时，由于中、英文化的不同，对声音的具体摹拟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拟声词的翻译可以称作是一大难点。关于拟声词的英译，张培基曾提出二分法：第一种是汉语原文使用拟声词，英译也用拟声词;第二种是汉语原文无拟声词，但在英译时使用拟声词。之后，作者又针对各语言之间的复杂情况，指出翻译中可以创造拟声词[8]（P12）。胡曙中沿用了张培基的观点，将拟声词翻译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保持拟声词，第二类是一种语言用拟声词、另一种语言不用拟声词[9]（P373）。李定坤则把拟声词翻译分为四类：一为原文摹声，译文也摹声;二为原文用摹声词，译文不用摹声词;三为原文中不用摹声词，翻译时可以运用摹声词;四是创造新的摹声词[10]（P612）。这实际上是对张培基的拟声词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既考虑到拟声词的语法意义，也考虑到创造拟声词或增加拟声词的情况。

通过对《北京儿歌》与《孺子歌图》中的拟声词统计，可以发现，《北京儿歌》中共出现了29个拟声词;《孺子歌图》中则出现了16个拟声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部分儿歌在《北京儿歌》与《孺子歌图》均有收录，因此，共有8个拟声词重合。在分析各个拟声词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时，我们主要是基于李定坤的拟声词翻译理论，并结合北京儿歌的英译实际，将拟声词翻译策略分为四类：“对译”“省略”“补偿”和“创新”。

（一）对译

这里的“对译”指的是原文摹声，译文也摹声。这一翻译策略在《北京儿歌》中有3例，在《孺子歌图》中则只有1例。例如：

（1）咩咩羊/跳花墙（《北京儿歌》）

The bleating small sheep — has jumped over the flowery wall

（2）咩咩羊/跳花墙（《孺子歌图》）

It jumped the chequered wall，

The bleating little lamb.

（3）干兒①穿着厚底儿鞋/走一步/格登登（《北京儿歌》）

our adopted mother has shoes with a thick sole — at every step — the creaking is heard

例（1）、例（2）中，拟声词“咩咩”与“bleating”均作定语，并且所摹拟的声音基本一致;例（3）中，“creaking”指的是木板等嘎吱作响的声音，与“格登登”所摹拟的声音基本相同。这一英译策略的使用，能够直接营造出真实的情境，给人一种身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感觉。

（二）省略

这里的“省略”指的是原文摹声，译文不摹声。这一翻译策略在《北京儿歌》中有7例，在《孺子歌图》中则只有1例。例如：

（4）两个小鬼温儿哇温儿哇吹号儿（《北京儿歌》）

two small devils blow the trumpet

（5）门儿敲得梆梆（《北京儿歌》）

People knock at the door

（6）狗儿汪汪看家（《孺子歌图》）

The faithful old watch-dog looks after the house

例（4）中，威达雷在翻译时，直接省去吹号的声音“温儿哇”;例（5）中，亦未译出表示敲门声的“梆梆”;例（6）中，何德兰同样没有译出狗吠声“汪汪”。总的来看，“省略”这一策略的运用，往往会使译文丧失原文的音乐感与节奏感，尤其是对于儿歌这种本可和曲调歌唱的文本而言。

（三）补偿

这里的“补偿”，与李定坤所说的“原文没有摹声词，译文运用摹声词”有所不同，它指的是在无法实现拟声词对译的情况下，译者采用其他方式而进行的说明。我们知道，不同语言之间的拟声词系统、声音特点及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存在较大差异，汉语系统中的一些拟声词，在英语系统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这时，译者大多采用译文补偿的策略，对拟声词的修辞效果进行弥补。这种翻译策略在《北京儿歌》中有14例，在《孺子歌图》中有10例。例如：

（7）杨树叶儿/哗啦啦（《北京儿歌》）

The poplar leaves — are stirring

（8）骆驼骆驼噻噻/王八是你哥哥（《北京儿歌》）

Camel， camel， kneel down — a turtle is your older brother

（9）三声爆竹响叮当（《北京儿歌》）

then three volleys of crackers with a great noise

（10）门儿敲得梆梆（《孺子歌图》）

Someone is knocking loud at the door

（11）小孩儿在屋里嘎嘎拉拉（《孺子歌图》）

The baby is crying，

But no one is heeding.

（12）鼓鼕鼕坐大轿（《孺子歌图》）

Beat the drum， beat the drum，

See， the chair is coming.

例（7）中，译文通过“stirring（微动）”，来代替杨树叶儿被风吹动时所发出的哗啦啦的声响，即通过标明动作来代替摹声，例（11）、例（12）均属于这种情况。例（8）中的拟声词“噻噻”本为命令骆驼跪下的指令，译者直接译出了指令的内容，即以目的来代替摹声。例（9）中，爆竹声“叮当”则被译为“a great noise”，直接指出“叮当”这一声音的特征——响声大，即通过声音特征来摹声，例（10）也属于这种情况。可以说，这一英译手法的使用，虽然准确地传达了儿歌的内容，却同样失去了儿歌本身所具有的音乐感。

（四）创新

众所周知，译者并不是被动的，翻译也不是一字一句进行对译的机械操作。也就是说，译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具有主动性，在符合翻译的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可以进行适当的创新。由于拟声词在各个语言系统中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因此，常常会出现汉语有而英语中没有的情况。这时，为了更好地传达出拟声词的修辞效果，有必要创造新的形式。这一翻译策略在《北京儿歌》中有5例，在《孺子歌图》中有4例。例如：

（13）走一步/蹋拉拉（《北京儿歌》）

As she advances a step — it sounds t’alalà

（14）大肚子的蝦蟆/哇儿呱哇儿呱的叫（《北京儿歌》）

and the toads with big bellies — cry kurkuà kurkuà

（15）花树树嗡嗡嗡（《孺子歌图》）

A red pepper flower，

Ling， ling， ling.

（16）蝦蟆说什么起来/起来格尔瓜格尔瓜（《孺子歌图》）

What is he saying there on the rock？

Get up ，get up; ke’rh kua， ke’rh kua.

例（13）中的“蹋拉拉”为走路的声音;例（14）与例（16）中的拟声词“哇儿呱”与“格尔瓜”，摹拟的均是蛤蟆的叫声;例（15）中的拟声词“嗡嗡嗡”，则是无意义的音节，是对儿歌诵唱者所哼唱曲调的文字记录，并无实际内涵。这几个拟声词的翻译都是译者根据声音特点，选取英语的音素进行组合而创造出来的，生动形象地传译出原文的声音效果，不仅带给读者以强烈的现场感，而且保留了儿歌的韵律美。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翻译策略可能会造成译文语义理解的困难。

三、《北京儿歌》与《孺子歌图》英译比较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北京儿歌》《孺子歌图》在对拟声词进行翻译时，均运用了对译、省略、补偿、创新的翻译策略，但在具体使用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具体如表1所示：

上文曾经提及，在《北京儿歌》和《孺子歌图》所收录的拟声词中，有8个是相同的。通过对这8个拟声词翻译的考察，不仅能够进一步分析两位译者在拟声词翻译方面的特点，还能够在这一基础上，窥见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这8个拟声词译文的比较，具体如表2所示：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由两位译者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宗旨所决定的。威达雷在《北京儿歌》的前言中指出：“After the work of collection， came the work of explanation and translation which was not always easy. The people who spoke the words often were not able to give me light on the difficult points. When pressed by me they suggested something and I picked up what looked more truthlike and reasonable; never did I force or prefer views of my own.”[4]（PVII）其中文大意是：“在收集工作结束之后，进行了解释和翻译的工作，这些工作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传唱儿歌的人经常无法解释疑惑点。当我进一步追问时，他们提出了一些看法，我选择了看起来更真实，更合理的解释;从来没有强加或更喜欢我自己的观点。”何德兰则指出，他在翻译时尽可能再现原文的意思，“The child， not the critic， has always been kept in view”[5]（P80）。可见，何德兰的儿歌翻译始终将儿童放在重要位置，是以此来取悦目的语儿童的，而非评论家。

综上所述，本文对威达雷《北京儿歌》与何德兰《孺子歌图》中的拟声词英译策略进行了分析与描写。通过拟声词英译策略的比较，可以发现，威达雷倾向于遵照汉语原文来翻译，何德兰则更加注重含义的传达与韵律的一致。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论只是在比较两位译者对于拟声词翻译的基础上得出的，还需通过更加细致的分析予以验证。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差异，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进一步探究。还需指出的是，除了语音象似之外，顺序象似、数量象似、对称象似等，在汉语儿歌中也多有体现，关于它们的翻译问题也有待学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1）.

[2]Hiraga，M.K.Diagrams and metaphors：Iconic aspects in language[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4，（1）.

[3]彭家玉.汉英拟声词异同比较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

[4][意]威达雷.北京儿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5][美]何德兰.孺子歌图[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意]米歇尔·法帝卡.意大利《论坛报》中威达雷关于义和团的报道[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史论丛（2002年号）[C].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02.

[7]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A].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卷四[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8]张培基.英语声色词与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9]胡曙中.英汉修辞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10]李定坤.汉英辞格对比与翻译[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