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

1

我老家甘肃天水那一带古来就有“走西口”的习惯，目的地是“口外”。口外即新疆。两者相距数千里，中间要穿越大沙漠、大戈壁，很多地段没有人烟和水草，更兼风沙，一半人往往死在路上。终于到了那边之后，一部分人再也不敢指望有生之年原路返回，便在远方重建一个故乡，把故乡的山、河、沟、路的名字都带过去。另一部分人则相反，先是坚定不移地离开，再是更加坚定不移地返回。当然，又有一些人死在了回来的路上。我从小就熟知一个顺口溜：“到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无人家后无店。”也懂得“口外”的意思，某人如果是从“口外”回来的，不用听他多说话，一看就知道是从远路上回来的，高冷的眼风里又有旷达和柔情，说话偶尔浮夸偶尔谦卑，令我想起供销社柜台后面飘出的那种味道，很多商品混合而成的稀有味道。一个天天见面的人突然消失了，原来是“走”新疆了。走，这个字有确定的含意，不必强调，一听就知道，走口外了，可能永远见不着了。邮递员送来的信和汇款单半数来自新疆。人们一直传说，大地主陈子芬并没有死，而是金蝉脱壳，走口外了，有人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亲眼看见过。陈子芬和我家同出一脉。我们的祖先是两兄弟，分家后依各自住所的方位，分别被称作前头、后头。前头渐渐败落，后头日趋兴旺。后头出过不少人物，有北大毕业生，有省议员，有人死在杨虎城刀下，有一对父子同为县长，儿子的县长是花钱买来的，有人当过吉鸿昌秘书，有人参加过戊戌变法。后者名叫陈协华，是甘肃署名响应变法的六举人中的一个，而且排名第一。

总之，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想象里，“口外”这个词云蒸霞蔚，天高地广，是一个我一出生就切实存在的“外部世界”。如果说，我幼年的想象中有两个外部世界，一个名叫“北京”，另一个名叫“新疆”。新疆与我更痛痒相关。开始学习写作后，我意识到，对我来说，新疆是我的文学世界，是一本书，一本悬在想象中的书。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很想把这本书从空中抓下来，放在稿纸上。可是，却一直都未能动笔，我心里知道，只欠那么一点点推力，我的所有写作都有这样一个漫长的前史。有一次，偶然看到《动物世界》的纪录片，知道有些动物也会长途跋涉，历经千难万险，执意回归“故土”。动物们终于踏上故土后，神态立即变了，显得又舒坦又安心，好像重拾丢掉的尊严。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大概说的正是尊严。在自己的土窝里至少有尊严。只是，所谓“故土难离”，显然并非人所特有，不过是一种生物本能罢了。如果人也如此，也许正好说明，他们是低等人群。也就是说，越是低等人群，可能越会故土难离。这个念头不知不觉消解了我的写作欲望。之后很多年我不再打算把那本悬在空中的书抓下来。

我四十岁前后，国家有了移民搬迁政策，把贫困地区的农民转移到水草丰茂的地方。政府已经在新地方盖好了房子，还有一定经济补助，仍然难以打动他们，很多人态度坚决，拒绝离开。在外人看来，他们不可理喻，愚不可及，但是，当事人有他们的理由，其中一些说得出的理由是，无法把山山水水和先人遗骨一同带走。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往往无力置评。如果是我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不会欣然前往。

这令我重新想起那本书，我想，人和故土的复杂关系里可能暗藏着幽深的人性秘密，不能简单给他们戴上“低等”“落后”这样的帽子。另外，文学和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可能也有本质区别，两者在某个关键点上会分道扬镳，南辕北辙，在社会学上落后的东西，在文学上则不一定。比如，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农业文明的依恋，人的故土难离和落叶归根情结，如果得到文学表达，不能简单称之为过时和守旧。文学视角下的人性，是完整的全部的人性，两者一刻也不能分离。文学最根本的兴趣是人性。人性是不能分高下与否的。美国的外来人口和美国的原住民谁更接近文学？开飞机的人和赶驴车的人谁更接近文学？总统和乞丐谁接近文学？这些问题不好回答，也好回答。

那之后，用文学眼光看待问题，尤其是迁徙、流浪、故土、尊严这类问题，我有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写那么一本书的愿望重新变得强烈起来。又过了几年，我任教于北方民族大学。我的同事里，有一位名叫林涛的老先生研究东干文学。东干人，清代的若干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流落至今天中亚诸国的陕西人甘肃人新疆人，天长日久，在另外一个国家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一百多年后，他们依然说陕西话甘肃话，完整保留了家鄉的风土民情，喜食面食，仍然用筷子吃饭，食物也保留了原来的名称，如莲花白、黄瓜、凉粉、卤面、面片儿、馍馍等。东干，其中一种解释是，陕西话“东岸子”的转音。东岸子，即东边，黄河东岸。当有人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就指着遥远的东方说：“我们是东岸子人。”东岸的转音即东干。前苏联进行民族识别时把这部分人称作“东干族”。东干人始终对外强调：“我们的根在中国。”他们也常常自称“中原人”。在中国，渐渐有了“东干学”，很多学者研究东干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林涛教授邀我跟随他搞东干文学研究，我对研究兴趣并不大，但因此接触了很多东干学资料。

可以想象，在异国他乡，出于自我维护和家国难忘的天性，东干人是如何团结一致，艰苦生存，如何把故土记忆的消亡视作耻辱。几代之后，他们中总有一些老人，还在谈论故国和家乡的人和事，年轻人、新出生的人，就还知道自己来自中国。对我来说，关于东干人的全部想象，都是文学，都是一本书的一部分。

又几年我调往广东珠海。曾在珠海一个朋友的茶馆里看到了几十封“侨批”，全是从新加坡寄回来的，寄信人是收藏者的爷爷，收信人是奶奶。当时并不知道“侨批”这个说法。收藏者本人也称作“信”，而不是批、番批或侨批。我翻了翻，意识到这是口外故事和东干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因为隔着海，可能更典型。

2019年上半年，广东省作家协会筹备“作家深扎”计划，有幸选中我。一共六位作家，其余五人都是因为自己原有的创作计划而入选，唯独我，是被动接受一个选题，即侨批。我心中暗喜，心想，小小的推力终于出现了。

同年10月至次年10月，受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作家协会委派，我前往汕头市委宣传部挂任副部长一年。这一年，原本应该以深入生活为主，但三个月后来了新冠肺炎疫情，活动大大受限，周围的人异常焦虑，每天除了关注疫情新闻，干不了别的事情。一开始我也一样，后来想用一件事情把自己救出来，便提前开始了写作。又经过两三个月的广泛阅读和艰苦酝酿，我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态度，咬牙写了起来。遇到难题，会临时抱佛脚，找潮汕的朋友帮忙。这个办法虽然很功利，但的确更奏效，更省时间，更有针对性，不用先把自己变成潮汕通再写潮汕。先后帮过忙的朋友很多，遍及专家、学者、作家、教授、领导、教师、出租车司机、农民、门卫、茶友，等等。

2

写作前先给自己定过一些原则：

把家族故事、口外故事、东干故事和侨批故事合而为一，把四本书当一本书写。珍视我先前的所有准备和思考，有些挪用有些化用。

跳出潮汕看潮汕，把潮汕故事当中国故事去写，甚至当人类故事去写。迁徙、流落、求生、逃亡、土地、回归、家国，这些命题，事实上的确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但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的确更强烈，更极端，更有意味。

始终在文学纵深里看待和表达这个题材。所谓文学纵深，首先是眼光，文学的眼光，文学的视角。其次是文学的方式，如何观照、怎么展开、讲述的格调、取舍的原则、语言的根性、字里行间的神韵，必须是足够文学的。

不追求大篇幅，摒弃全景式模式，力争象简意深。写风俗民情，但不陷入其中。故事结构相对集中，谨防漫漶松散。形式上不一定现代，但以现代小说理念约束叙事。所谓现代理念，我的理解首先指能否做到“克制”？要克制的事情有哪些？换言之，不能做的事情有哪些：一是不流亡化，郑梦梅不是拉什迪、纳博科夫、奈保儿，郑梦梅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更不是作家;二是不表象化，不简单图解任何东西;三是不传奇化，虽然下南洋的故事，传奇化是最方便的路子;四是不感伤化，不趣味化，虽然游子们、流浪者的故事不缺少感伤，也很容易趣味化，潮汕故事尤其如此——比如把诗词、书画、茶酒、田园趣味化，聊胜于无，占用篇幅。可以肯定，克制产生了难度。当你要求自己克制时，你实际上是要求自己拥抱难度。克制了多少，难度就有多少。

设法扩展小说内部的意义空间，其中一个办法是，给故事赋予一个多声部结构，比如：正面叙述来往侨批，留在家里的女人们和下南洋的男人们，国内与国外的时间和空间，中国人和外国人——相互之间构成互文关系和对话关系。字数在二三十万字以内，人物以二三十人为宜，在有限篇幅内将精神触须尽量伸远。

让主题也成为一个结构，即，有看得见的主题，有潜在的主题，有更加潜在和隐蔽的主题，也有谜，使主题成为一个秘密的内在结构。

把海当作一个重要角色对待，海，不只是自然之海，更是一个角色，一个物质的角色。是国与国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人与人之间、出走与回归之间的距离和阻隔，也是联系和通道。是背景，是磨难，是成全，也是主题的象征。

把故事放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那是中国社会由封建走向现代、由混乱走向治理的重要时期，也是东西方文化开始接触、试探和融合的重要时期，让那个时代的主调，像空气一样始终弥漫于故事的缝隙。故事中要有几个外国人，几个可以独立思考和冷静看待问题的外国人，不美化，也不妖魔化，并尽可能找到事实依据。

重视人物，写好几个人物。无论旧小说新小说，无论传统还是现代，都必须重视人物，离开活生生的人物，离开具体困境、实际交往和情感联系，一切都是空谈。每一个人，是写作过程中的一道道窄门，过不了这些窄门，小说就不存在。无论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只要有名字，只要出场了，就必须写好，必须有血有肉。

在海外游子眼中，祖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平时，他们对祖国的热诚可能是抽象的，一旦战争来临，祖国受到外敌侵略，隔海相望的游子们可能比国内民众更急切，更有献身精神，祖国，在他们眼里一下子有了肉身性和具体性。

把宋之问、王昌龄、范仲淹、杜甫、李白，也纳入到这个命题中，重温他们写过的伤离别思故乡的所有诗词，找到情绪的源头，找到根，让某种由来已久的基调在写作之前就已经萦绕于作者心中。尽管文中不见得提他们的名字。

下大功夫写好文中必然要频繁出现的书信。既然写侨批，文中就不能少了“批”。一方面借用书信讲故事，一方面要写好每一封书信。我预计，这将是全书中最难啃的骨头。难在如何准确地还原当时的语境，难在正统文言、潮汕方言和书信文体的有机融合。难在如何将书信内容和故事内容自然无痕地勾连起来。

这本书虽然是一个命题作文，但是，对作者来说，仍然是一次自由写作。如果作者本人找不到自由写作的方法和前景，信心和感觉，就宁愿不下笔。没有不能写的题材，就看作者是谁。作者是谁，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模样和气质。里尔克说：“没有一事一物不能入诗，只要它是真实存在的。”里尔克又说：“一件艺术品是好的，只要它是从‘必要里产生的。”这两句话，将共同成为我写这本书的座右铭。

应该是一部靠内功写成的书。

诸如此类，恕不一一。

3

细心的读者，不难从文本中找到上述规划具体实现的种种痕迹。比如，主人公梦梅的家族关系，实际上借用了我自己家族的情况。我的家族有前头后头之分，在小说里，则是溪前溪后。溪后乖巧、圓滑、现实，有行动力，长于经营和算计，溪前则爱好诗书，天真，脆弱，爱幻想，呆气足。和我家的区别只是，我给溪后溪前加上了一些新的设想。我以为，中国社会一向有两股重要潮流，一个是江湖，一个是诗书。江湖的力量往往更强大。诗书则总是受到排斥和轻视，诗书通常是用来装装面子的。诗书的传统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传统。在小说中，来自溪前的主人公郑梦梅，写诗是他的大忌之一。还有女人。溪前的人丁（尤其男丁）也不旺，碰巧，两边的媳妇同时怀孕，于是说好换胎，孩子出生后，无论男女，相互交换，结果溪前这次偏偏是男孩，即后来在抗战时期牺牲的郑仰衡，溪后倒是女儿，即乃铿。乃铿是小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又比如，早在明朝就迁居到泰国北部的草衙门村，全村人都姓郑，都是一祖之后，村庄的名字是从国内带过来的，国内还有两个草衙门村，一个在福建，一个在潮汕。这个构思正是我早期对村里人在口外的文学想象。再比如，故事中的两个外国人，乔治和董姑娘，让他们承担了外国人看中国的任务。这样的外国人在以前的文学作品里绝无仅有。更重要的是，我真的找到了他们的现实依据。董姑娘的原型，是一个名叫斐姑娘的美国女传教士。她有《潮汕夜话》《真光初临》等著作行世。乔治和他的两个叔叔都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国与国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关系，落到实处，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人与人的区别其实并不大，在好坏是非面前，人心往往是趋同的。人的存在，让我们有理由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人和人组成人群，组成国家，事情就来了。这实在值得所有人深思。

只在潮汕待了三四个月就开始写，好像有点不严肃。原本也只是打算先试一试，在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回头再去补课。想不到一写就停不下了，很快进入欲罢不能的状态。连续六个月，每天都是在从来没有过的极端状态下度过的。极端辛苦，极端亢奋。中间有两次看急诊。我要实事求是地说，这部书来之不易。

之后又改了十个月。

写作和修改的过程当然要复杂得多，绝不是按计划一一落实那么简单。一方面，我在写、在改，另一方面，身为作者又被写、被改。

《平安批》这个名字是从一开始就定下来的。平安批，侨批中的一种，是在南洋上岸后寄回家的第一封批（同时至少寄两块银圆）。“平安”二字不可小觑。当平安成为人们的最高愿望时，一个社会就该警惕了。我真诚祝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平平安安。我也祝愿我们的人类、我们的地球，永远平平安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艺术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