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原型”中的父子冲突都带有隐喻。当高玉德说出一番道理后，高加林放弃对高明楼的申诉，去适应“农民”生活，虽心有不甘，但无可奈何，说明他内心认同了父亲所说的规则，同时深埋了人生隐患。《人生》中三个逆子，走出家庭，却没能找到自己真正归宿，这是“家原型”对逆子出走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此前的“家原型”中，还从未有过引路人和敌对者你中有我，相互胶着的状况。

关键词：《人生》;路遥;“家原型”

个人与家的关系，一言难尽，千回百转，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20世纪以来，宗法家族逐渐解体，被小家庭取代，发生巨大变迁。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撞击，冲突不断，体现于家庭内部。20世纪文学中，《家》《财主底儿女们》《红旗谱》《白鹿原》《丰乳肥臀》等，以史诗手法，描绘百年来家族命运，形成谱系，得名“家族小说”。[1]家族故事不断叠加，构成“家原型”，与社会历史结构互文。原型批评是文本阐释视角之一，故“家原型”的使用，可丰富对作品认知。《人生》是当代文学史名作，得到过不同视角的阐释。本文拟采用“家原型”视角，考察《人生》研究中曾被忽略的元素，以期揭示這部作品的多面性，对其有更深入理解。

一、“父子冲突”

《人生》开端就爆发了一场父子冲突。高加林代课教师的职位被村长高明楼的儿子取代，他难以接受，怒不可遏，要去拼命，被父亲高玉德阻止。“家原型”中，父子冲突是常见情节，一般用来隐喻两种观念的碰撞。《红楼梦》中，贾政秉持学而优则仕的观点，看到宝玉每日混在脂粉群，荒废功课，所以将其痛打。宝玉身上，已经体现出现代自由意志，与贾政的期望格格不入，父子冲突在所难免。《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愿望是发家致富，希望儿子梁生宝能够襄助自己，完成夙愿，但梁生宝已经成了“国家的人”，另有想法。梁家父子冲突，是走不走合作化道路的争执。《人生》中高加林和父亲高玉德的冲突，同样是类似模式，但父子二人所代表的观点，发生了时代更迭，而父子冲突的解决方式，更值得分析。

父亲高玉德代表了高家庄既定秩序。高家庄是1980年代初期一个落后的山村，沿袭着传统生活方式，启蒙的春风步履蹒跚，还未吹拂到这片古老土地。高明楼是村长，把持权力，因为儿子三星毕业没有工作，就顶替了高加林的代课老师职位。高加林不服。高玉德“扬起那饱经世故的庄稼人的老皱脸”，对儿子有一番教育，说出的就是秩序：“你听着，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哩！脸不要沉，要笑！人家现在肯定留心咱们的态度哩！”又跟老伴说：“家林他妈，你听着！你往后见了明楼家里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明楼今年没栽起茄子，你明天把咱自留地的茄子摘上一筐送过去。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专意讨好人家啊！唉！说来说去，咱加林今后的前途还要靠人家照顾哩！人活低了，就要按照低的来哩……加林妈，你听见了没？”[2]高玉德是一家之主，言行代表了既定家族文化，而他力主忍让，则是评估事件后的策略。如果任由儿子去折腾，不但不能改变现实，甚至会招来报复。小说明确说，村长高明楼是高家庄的“大能人”，权势中心，他预备了窑洞，条件优越，专门给来村的县、公社干部使用，还巴结到了县、市的领导人物。在村里，他与号称“二能人”的首富刘立本联姻，把势力范围扩得更大。高明楼的大儿子娶了刘立本的大女儿刘巧英。“‘大能人和‘二能人一联亲，两家简直成了村里的主宰。全村只有他们两家圈围墙，盖门楼，一家在前村，一家在后村，虎踞龙盘，俨然是这川道里像样的大户人家。”（第12页）由此可见，在高家村，高明楼及其代表的传统宗法势力很强大，远非高玉德家所能抗衡。另一事例是，高明楼的儿子做代课教师没多久，就调到了县里农机局机械化施工队，负责开大型拖拉机，而那个代课教师职位，由刘立本的三女儿刘巧玲接任。因此，高玉德认为，高加林不能去反对高明楼，这是基于两家实力做出的判断。

家族之间通过联姻方式，结成政治、经济同盟，是传统社会常见行为模式。美国学者柏文莉的《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关注了这个问题，揭示出古代政治精英和地方精英“如何通过科举、婚姻、经济纽带相互扶持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3]。《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通姻亲，形成牢固利益集团。阶层相同，门当户对，是两家联姻的基础。《人生》中，这种传统社会结构未随现代而消退，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即便在县城，也能看到这种模式。黄亚萍家族中，父亲是县武装部部长、县委常委。黄亚萍与高加林是同学，却能在县城的广播站工作，不能不说有家族力量的支持。张克南的家世也很好，母亲是药材公司副经理，所以他毕业后去了副食部门工作。“两家四个大人的关系也亲密得如同一家人一样”。（第126页）黄亚萍回家，妈妈拿出一件衣服说，“克南他爸去上海出差给你买的，克南妈才送来的，你试试……”（第129页）小说中，黄、张两家的四位父母都认可他们的恋爱，乐见其成。可以想见，如果黄、张二家联姻，将是县城中非同小可的势力。易言之，从高家村到县城，所通行的原则并无不同，而且深入到家族内部，体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之中。

高加林已经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他如精神贵族，俯瞰村中的高、刘两家。“他已经有了一般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在他看来，高明楼和刘立本都不值得尊敬，他们的精神甚至连一些光景不好的庄稼人都不如。高明楼人不正派，仗着有点权，欺上压下，已经有点‘乡霸的味道;刘立本只知道攒钱，前面两个女儿连书都不让念——他认为念书是白花钱。只是后来，才把三女儿送去学校，现在算高中快毕业了。这两家的子弟他也不放在眼里。高明楼把精能全占了，两个儿子脑子都很迟笨。二儿子三星要不是走后门，怕连高中都上不了。刘立本的三个女儿都长得像花朵一样好看，人也都精精明明的，可惜有两个是文盲。”（第12页）但是，他并非从理论上批判高家村的既定秩序，也没有改变秩序的愿望，这才是症结所在。他很清楚自己为何沦落，但并不拒绝背后的规则，于是打算给远在新疆的叔父写信，“告诉一下他目前的处境，看叔父能不能在新疆给他找个工作”。（第13页）高加林受到挫折后，穿上叔父送给自己的黄军衣，出门种地，用隐喻的方式“改换”身份。后来，借助叔父的影响，高加林得偿所愿。“他从自己人间天上一般的变化中，才具体地体验到了什么是‘后门——后门，可真比前门的威力大啊！”（第104页）他接受了来自“后门”的优惠，等于承认通行于高家村的规则有效。在婚姻上，同样如此，他听到黄亚萍谈论父母，忽然暴躁：“你父亲肯定不会接受我！他们要门当户对的！我一个老百姓的儿子，会辱没他们的尊严！”（第138页）可见，高家父子争吵的原因，不是儿子由于个性成长而“弑父”，而是不同家庭之间因政治、经济而造成分歧。家族冲突时，家庭成员间往往保持一致，共同对外。从这一点来说，高家父子不会爆发不可调解的矛盾。

“家原型”中的父子冲突都带有隐喻，《人生》也不例外。高玉德、高加林之间的冲突在电闪雷鸣之夜发生，但并不激烈，草草结束。当高玉德说出一番道理时，高加林并没有反对，而是在这场父子冲突中败下阵来。他放弃对高明楼的申诉，去适应“农民”生活，虽心有不甘，但无可奈何，说明他内心认同了父亲所说的规则，同时深埋了人生隐患。路遥出身农村，经历一番波折后上了大学，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了命运。来到大城市，但他始终没有因自己变为城里人而丢弃家族意识，反而与他们保持了密切互动。他写《平凡的世界》时，得到弟弟帮助，郑重在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篇首写上“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路遥在原生家庭中，习得了社会经验：“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望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4]路遥对家庭关系包括父子关系的认知，或多或少会迁移到《人生》。高加林人生目的在于通过个人奋斗，改换农民身份，獲得尊严，但并未意识到，这是一项艰苦的“现代工程”。就此来看，高加林在《人生》中的“现代”并不彻底，因为他并没有多少自己的主张，也无法与“父亲”决裂，寻找自己的道路。

二、三个出走的“逆子”

以往的“家原型”中，形成了一个离家出走的“逆子”谱系。“逆子”反对“父亲”，不遵从既定家庭秩序，离家出走，奔向自己的未来。《红楼梦》中的宝玉，飘然而去，了却尘缘，不知所终。《家》中的觉慧，坐上一条小船，离开自己憎恨的家，奔向远方的希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逃出地主家庭，走上革命道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为躲“抓壮丁”离开家庭，受到组织影响，转化为坚定的党员干部。可以看到，谱系中的“逆子”通常承载着作者的理想。他们出走后的行动，也隐喻着对原生“家”的否定，而建立新“家”的渴望与举措，正是作者认可的未来。就此来说，《人生》写了三个敢于挑战原生家庭的“逆子”，他们的命运也体现着路遥的思考。

高加林不仅是高家，而且是高家村的“逆子”。他很清楚，自己必须离开高家村，“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第13页）高加林不认可“家”，因为他不认可“家”的既定秩序。在高家庄，他无力效仿谱系中的前辈梁生宝，借助外力的支持，改变面貌，只能像高觉慧和林道静一样，选择逃离。高加林并不迷惘，他已经有了精神上的“家”：现代文明。他有很好的卫生习惯，懂得用漂白粉改善水质，喜欢读书写作，热衷讨论国际时事。他陶醉于县城的现代生活：“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亲切的;从初中到高中，他都在这里度过。他对自己和社会的深入认识，对未来生活的无数梦想，都是在这里开始的。学校、街道、电影院、商店、浴池、体育场……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第19页）出走的“逆子”再度组织家庭时，一定是按照自己意愿，与原生家庭截然相反的。高加林虽然对家不满，走出了家庭，但并没有接受和携带“现代”观念。“现代”可以分为现代生活和现代思想，不仅包括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方式，还有以人的觉醒为中心的启蒙意识。他崇尚城市的“现代”生活，仅仅是渴望拥有，并未获得精髓，也从未想到，身在农村一样可以拥有“现代”意识。因此，他最大的愿望不是离开家，而是抛弃农村人的身份。面对成立家庭的可能性，他内心有一个声音，时刻提醒他放弃巧珍。“他甚至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第48页）“他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有时间等待转机，要是和巧珍结合再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第48页）在高加林看来，选择巧珍就等于选择农村。相反，如果选择黄亚萍，就可以远走高飞，去更大的城市，有更好的前途。借助城市姑娘的力量，改变自己命运，这个理念同样体现在他本人的经历中。[5]因此，高加林离家出走，寻找城市姑娘为伴侣，成立新家，并非出自启蒙思潮下的“现代”意识，而是个人奋斗的路径之一。

刘巧珍和黄亚萍，是走出家庭的两位女性，她们的命运，更有隐喻意义。女性文学研究者认为：“‘五四女作家以女儿的感受，女儿的话语否定批判着封建父权历史对女性的第一道禁令——未嫁从父，修改着历史对女性从出生起的言语规定。作为叛逆的女儿、自由的女儿的女性作家们，以笔创造自己新命运的第一步。没有这样一个叛逆女儿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坛上大概也便不会出现真正的成熟的女人及女性群体。”[6]不过，很显然，女性解放是一场漫长的革命。《人生》用刘巧珍、黄亚萍两个出走的逆子形象，回应了这一问题。刘巧珍是高家庄首富刘立本的二女儿，家庭条件很好，但没有文化。仿佛是寻求一种补偿，“她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就她的漂亮来说，要找个公社的一般干部，或者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都是很容易的;而且给她介绍这方面对象的媒人把她家的门槛都快踩断了。但她统统拒绝了”。（第29页）她与高加林一样，对“现代”的理解并不全面。高加林的“现代”意识，深深吸引了刘巧珍。巧珍为了跟高加林好，配合他的“现代”，不惜牺牲名誉。巧珍家中，也发生了一场“父子”冲突。巧珍学高加林，开始刷牙，遭到父亲批评。巧珍立刻嚷起来，指责父亲不供读书，毁了自己一生，令父亲无可奈何。父亲让步，同意她刷牙，但建议在家，别出去。巧珍说：“让他们笑话！我什么也不怕！我就要到硷畔上刷！”（第43页）从“父子冲突”的意义上说，巧珍获得胜利，并且走出家庭，获得了“现代”的权利。巧珍的“现代”，在于女性敢于与家庭决裂，毅然出走，打算主宰自己的爱情与命运。巧珍深知，她处于村人的目光下，名声将受损，但并不惧怕，反而为自己走出家庭而骄傲。“巧珍是骄傲的：让众人看看吧！她，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正和一个多才多艺、强壮标致的‘先生，相跟着去县城啰！”（第75页）20世纪类似的故事，在高家庄重演，一个女性为寻求爱情和“现代”，离家出走。子君、林道静、巧珍，不同时代的女性，为了自己的命运，对“黑暗”的家庭，做出了义无反顾的抗争。作为反例，《家》中梅表姐、鸣凤，由于无法走出家庭，酿成悲剧，引颈就戮。至少这一刻，巧珍对得起“现代女性”四字，勇敢离开家庭，至于此后的命运，另当别论。黄亚萍同样是一名家庭的出走者。她是江苏人，出身干部家庭，高中时随父亲来到本县，因此，身上有城市、远方气质。黄父是武装部部长、县委常委，往来者皆为高干，马上要转业到南京。此前，黄亚萍是家庭中的乖乖女，与门当户对的张克南恋爱，走向父母为她选择的道路。当高加林来到县城后，黄亚萍发现自己更爱“男子汉”性格的他，于是跟张克南提出分手。每个出走者，都有一次跟父亲的冲突，黄亚萍也不例外。父亲对她更换男友不满，认为她游戏人生，“你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你们现在这些青年人真叫人痛心啊！垮掉的一代！无法无天的一代！革命要在你们手里葬送呀！……”（第140页）黄亚萍立场坚定，坚决反对父亲干涉，终于如愿以偿，与高加林在一起了。黄亚萍和高加林熟悉和追求“现代”生活，思想合拍。他们的恋爱很具有“现代”感，令人侧目，“全城人都在议论他们，许多人骂他们是‘业余华侨。但是他们根本不理睬社会的舆论，疯狂地陶醉在他们罗曼蒂克的热恋中。”（第145页）尽管他们可以借助经济条件获得“现代”资源，但他们并未意识到，“现代生活”方式并不等于“现代”。

此前的出走者，身上都携带了作家赋予的使命，立意在于形成对比，改变原生家庭的基因。林道静出走后，与余永泽先恋爱后分手，转而选择卢嘉川、江华，走上了革命道路，改换了身份。检视刘巧珍、黄亚萍，她们虽离开家庭，却仍然秉持了“父亲”的逻辑。《人生》中，她们各自畅谈了对未来家庭的设想，却并不批判和改变原生家庭理念。刘巧珍愿意给高加林舒适的生活，“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合心的家庭，日子也会畅快的……”（第36页），“你在家里呆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受苦的……”（第37页），“等咱结婚了，你七天头上就歇一天！我让你像学校里一样，过星期天……”（第53页）她理想中的家庭，并无更多“现代”成分，反而有男尊女卑的影子。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在《伤逝》中，就借子君、涓生的经历，反思了“娜拉出走后怎样”，并让子君“死去”，指出他们不过是走了旧路，反抗家庭无效。果然，刘巧珍很快嫁给马拴，并要求举办旧式婚礼，将自己追求的“现代”弃置脑后，重回传统怀抱。相比而言，黄亚萍的承诺侧重个人发展，并因此打动了高加林。黄、刘的家庭畅想，内在本质相同，都是提高个人生活质量。不同的是，黄亚萍设计的是大城市的生活，而且给高加林发挥空间，“咱们在一块生活吧！跟我们家到南京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在大城市里就会有大发展。我回去可能在省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我一定让父亲设法通过关系，让你到《新华日报》或省电台去当记者……”（第133页）但是，这种设想建立在高加林拥有城市户口的基础上。黄曾因“个性解放”与父亲发生过冲突，并取得胜利，但遇到现实问题，也不得不退却。父亲在高加林事发后，与黄亚萍又有交谈，“这件事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次你最好能听爸爸的。咱们马上要到南京，那个小伙子是农民，我们怎能把他带去呢？就是把他放到郊区农村当社员，你们一辈子怎样过日子，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你们应该……”（第165页）黄亚萍没有再坚持，顺从了父亲，实现了“父子”和解，放弃了自己的“现代”追求。

《人生》中的三个逆子，走出家庭，却没能找到自己真正归宿，这是“家原型”对逆子出走的另一种处理方式。逆子失去目标，中途返回（“死去”），也隐喻着作者的判断。从思想层面说，三人对“现代”的认识受到时代局限，他们只能先弥合城市/农村间的身份鸿沟，才能考虑如何获得个人的解放。现实中，路遥对青年身处的语境极为熟悉，“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潜含着悲剧性和庸俗性的因素”，“通过这个不幸的故事使人们正视而且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生活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7]就此来说，《人生》的安排类似《伤逝》，用逆子出走后的失败，引发人们更多思考。事实上，《人生》当时得到很大关注，正与青年悲剧的广泛性有关，“是制度/文化的‘历史遗留物的存在，扼杀了一代青年的合理性欲望和梦想”[8]。路遥让逆子“死去”，处理为悲剧，不止为了赚取读者眼泪，还隐藏着自己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理性希冀。

三、“引路人”和“敌对者”

为了让家族故事伸展，走出封闭结构，作者通常会设置家庭外的人物，即“引路人”，帮助主人公克服困难。引路人是先知、代父、帮手，独立于家庭之外，具有指引作用，隐喻着作家认可的理念。《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就是引路人，带领宝玉游历人生，最终“好便是了”，遁入空寂。《青春之歌》中，代父是革命先行者，卢嘉川、林红是林道静的样板，指引她的方向。同时，也会出现“敌对者”、反派，为主人设置障碍。一般来说，主人公总是借助引路人，战胜敌对者，完成预设目标。

作品中的德顺爷爷，充当了高加林的引路人角色，同时也是高加林的“代父”。德顺爷爷是爱的化身，如同神灵，施舍给每个人，普惠芸芸众生。“德顺老汉一辈子打光棍，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他爱村里的每一个娃娃。有一点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满庄转着给娃娃们手里塞。尤其是加林，他对这孩子充满了感情。小时候加林上学，家境不好，有时连买一支铅笔的钱都没有，他三毛五毛的常给他。加林上中学时，他去县城里卖瓜果，常留半筐子给他提到学校里。”（第46页）德顺爷爷一直庇佑着高加林。他最早指引家林，认为他和巧珍是“实实的天配就”，并跟他们说，“娶个不称心的老婆，就像喝凉水一样，寡淡无味”。（第87页）他对爱情的追求，影响了高、刘两人，促使他们勇敢面对村人眼光，走到了一起。听到高加林与巧珍分手消息，他与高玉德一起去县城，训示加林，尽显代父功能。他说，“你把良心卖了！”“巧珍这么好个娃娃，你把人家撂在了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我从小亲你，看着你长大的，我掏出心给你说句实话吧！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你……我什么话都敢对你说哩！你苦了巧珍，到头来也把自己害了……”（第148页）从这番话看出，德顺爷爷对加林的行为不满，认为他不再珍重乡土，缺乏道义。果不其然，高加林栽了跟头。他重新回到高家村，万念俱灰，又受到德顺爷爷指引。德顺爷爷告诉加林，让他放开心胸，重新开始“活人”。他如同加林的人生导师：“德顺老汉大动感情地说着，像是在教导加林，又像是借此机会总结他自己的人生;他像是一个热血沸腾的老诗人，又像一个哲学家;那只拿烟锅的、衰老的手在剧烈地抖动着。”（第182页）由此，德顺爷爷确定了他在《人生》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他的主张，也代表了路遥对这场恋爱的看法。他的指引显然发挥了作用，“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泥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第184页）

德顺爷爷是普通老农，并无高深文化，为何能够指引加林，成为《人生》中的智者？显然，他承载着路遥的预设。德顺爷爷是一位乡土哲学家，立足于土地，爱护着土地上每一个生灵，因此，承载着乡土文化的美德。對错误的包容，以及活下去的生存哲学，是他对高加林的最大启迪，而这一切，都建立在简单的善良之上。在德顺爷爷看来，无论如何，不应该丧失生活的希望。他对加林说：“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再说，而今党的政策也对头了，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处变。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哩，屈不了你的才！娃娃，你不要灰心！一个男子汉，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那就变成个死狗了……”（第183页）这段话如同宣讲，不像出自一位老农之口，更像作者的心声。虽然安慰了加林，但指出的方向是让加林留在土地，建设农村。德顺爷爷无疑是路遥的代言人。《人生》发表后，路遥知道有人批评他，认为不应该让高加林回归土地，但不以为然：“高加林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点所谓的‘恋土情结？即便这土地给了他痛苦，但他终究是这土地养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也有他爱的人。他即使想远走高飞而不成，为什么就一定要诅咒土地？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就是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正常人。任何一个出生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裂。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9]《人生》中，德顺爷爷就是土地的象征，这个“无家”的老光棍，守护着乡村公序良俗，恰是“家原型”中不可或缺的家文化的精神核心。

高加林回归土地，因为德顺爷爷是他的引路人。但是，《人生》有一个重大空缺：高加林的“现代”引路人是谁？“现代”以来，乡土发生巨大变迁，影响了农民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正是对“现代”的理解局限于物质（城市），因此，高加林的人生追求发生了错位，也缺乏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高加林到县城图书馆后，沉浸在阅读中，享受着美妙生活方式，但是，他不能从中提取出有力的指导思想，所以，当他走出图书馆，又成了卖馒头的农民。一个可以与德顺爷爷抗衡的引路人，始终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中。高加林渴望“现代”，改变自己精神生活贫乏的现状，离家出走，但是，他离家后，所处的乡土文化语境没有改变。他在阅读中体会到的“现代”，只不过是虚幻的梦境。高加林只能通过“现代生活”，确认自己“现代”，这是一种误解。他近距离接触了“现代生活”，“黄亚萍把他带到了另一个生活的天地。他感到新奇而激动，就像他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坐汽车一样”。（第145页）但是，黄亚萍并不能通过给他思路，充当他的精神引路人。“现代”引路人的缺失，表明路遥更关心“城乡交叉带”的冲突，不打算延展空间。他从农村上了大学，费尽周折，深知其中艰难，因此没有动用这个经历，刻意把高加林留在了农村。[10]

《人生》中，“家原型”中的“敌对者”却很复杂。高加林“走后门”，违规参加工作，结果被退回，因此，敌对者分明是照章办事。但是，不能忽视，高加林命运的转折，是一个偶然事件。高加林与黄亚萍恋爱，惹恼了张克南妈妈。她调查出了“走后门”问题，不顾儿子劝阻，写信告发，导致高加林被退回农村。问题在于，按高加林能力，完全胜任记者职位，只因他是农村人，因此被拒之门外。像高加林这样有才华的农村青年，缺乏的并不是依靠暗箱操作才能获得的记者工作，而是依靠自己能力可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相对而言，无法给予机会的现实，才是高加林真正的“敌对者”。

作品中的悖论就此出现了。高加林的“家”中，既有敌对者高明楼、刘立本建立的现实体系，又有温暖他的德顺爷爷和巧珍的人性善良，谁会胜利？此前的“家原型”中，还从未有过引路人和敌对者如此胶着，你中有我的状况。如果按照《人生》结尾提示，可以做出预测，高加林将重返代课教师岗位，继续教书，因为德顺爷爷和巧珍都去跟高明樓讲过。这意味着，故事回到开端：高加林做回农民，而高明楼仍是高家村的主宰，一切照旧。以高加林的性格，他怎么可能满意这样的结局？路遥可能也觉察出问题，故把最后一章注明“并非结局”，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高家村里，引路人和敌对者之间的斗争，不会有答案，无论谁胜利，高加林都是失败者，这是作品中无解的问题。

四、小结

从“家原型”角度说，《人生》体现了类型小说的许多元素，并做出了自己处理，成为这个叙事传统中的一部分。路遥让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三个青年踏上了启蒙道路，离家出走，却又给他们一个悲剧结果，使他们重新回归原生家庭。追求现代之路变成了青春期的冲动，令人扼腕。他们回到了“家”，但经历一番风雨历练，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自己。因此，所有的研究者达成共识，都不去预测高加林后来的“家”。路遥同样如此，他本来打算写《人生》续集，后来放弃了。

[注释]

[1]关于“家族小说”，已经出现不少研究成果，如《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曹书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被“家”叙述的 “国”——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研究》（刘卫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2]路遥：《人生》，《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下文引文出自该书的，仅在文中列出页码，不再注释。

[3][美]柏文莉：《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刘云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封二。

[4]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8页。

[5]路遥与朋友交谈时，并不掩饰想找城市女朋友，以便离开农村。海波回忆说，自己建议路遥找本地女孩做妻子，“他一听竟然生气了，反问我说：‘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7]路遥：《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8] 赖宁、张均：《路遥创作〈人生〉的材料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

[9]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10]张艳茜：《1973：作家路遥的高考》，《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