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 周笛

摘要：郁茹的《遥远的爱》芳华别样、格调俊逸，一方面聚焦女性的生命体验进入革命生活，直面情爱难题，深入个体挣扎与家国矛盾的缝隙，为女性革命叙事提供个人审美观照;另一方面通过多重内聚焦叙事的交错与颠覆，转化性别权力话语，建构女性在情感与革命叙事之中的张力和主体，展示和释放女性心理与活力。小说显示现代女性革命叙事的独到艺术构成，在新文学女性自我建构和审美方式方面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遥远的爱》;俊逸;革命叙事;女性建构

在瑰丽多姿的文学花园，女性文学以其别样芳华引人瞩目。女性是世界的花香与光亮。闺秀才媛，细腻敏感，多情善怀，想象丰富，性灵所钟，天赋异禀。文学是女性的，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远古涂山氏女歌唱“候人兮猗”，实为南音之始。《诗经·国风》多有出自女性之手，钟嵘《诗品》品评列代诗人，其中有4位女性诗人。女性灵心慧口，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体验产生相应的审美方式和话语方式，造就独有文学风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出现卓文君、班婕妤、蔡文姬、李清照等杰出女作家，但女性文学真正的崛起，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冰心、庐隐、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巾帼不让须眉，与男性作家共同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华彩篇章。

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延续于妇女解放这样一个伟大的精神谱系，从个性解放发展为民族解放，从关注自我成长演变为追求社会进步，女性话语交织于现代审美和政治革命多重话语。其中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阶级革命与抗日战争打断了“五四”时期以来追求自我解放的热潮，介入了女作家们集中于家庭、婚恋、情爱、职业方面的个体探讨。革命和政治对文学发生直接和强烈的制约和指导，文学呈现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革命话语成为文学的主流。一部分女作家，如丁玲、谢冰莹等，主动投身于时代洪流，放弃觉醒了的“自我”而投身革命，从而与革命构成了同构关系。

女性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成为文学关注的重要问题。郁茹1943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爱》，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女性的情感历程与人生选择，映射女性走出家庭、献身革命的时代主潮，为40年代女性写作的革命叙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部直面抗战现实、追逐社会主潮的小说，带给读者们的感受却不尽是昂扬宏大的叙事，而是浓郁的抒情风格。茅盾分析《遥远的爱》有着“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俊逸的格调”[1]。浓郁的抒情，细腻的勾勒，复杂而颤动的个体情感，使得这部小说在革命题材小说中别具一格。本文将从具体文本入手，结合时代语境，分析主人公罗维娜面临的情爱难题与精神苦闷，透视个体觉醒与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挖掘内聚焦视角叙事下被颠覆与消解隐没的男性话语，探讨《遥远的爱》中弥合的革命洪流与个体轨迹，并结合郁茹后期的创作，阐发女性革命叙事的“俊逸”格调及意义。

一、矛盾与缝隙

作为《遥远的爱》的中心人物，罗维娜是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女性的典型。她自小失去父亲，勇于反叛，追求自由，走出旧家庭的藩篱，与青年学生高原自由恋爱结为夫妻。婚恋自由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是当时革命小说惯用写法。但是婚后罗维娜厌倦一成不变的生活，加入了妇女工作队，挣脱了囚笼般的婚姻，走上革命之路。之后遭遇如兄如师的战友雷嘉的求爱，她毅然拒绝，练就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领导游击队积极抗日，成为一名坚定英勇的革命斗士。

《遥远的爱》刻画了一位伟大时代的新型女性，一位将全身心贡献给民族解放斗争的女性。罗维娜的情爱经历，以及她最终抛弃私爱献身革命的决断，集中展示了女性“从狭的自私的爱的圈子，从舒适的然而使人麻痹的生活环境中……去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贡献她的一分力量”[2]斗争历程。女性走出家庭，革绝私情，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了自我的解放与拯救，映照知识分子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是女作家书写革命时常用的叙事模型，郁茹笔下的罗维娜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遥远的爱》满溢细微而热烈的心灵颤动，罗维娜的纠结和反抗并未被政治意识形态和革命话语消解，而是指向了个人细腻敏感的心灵挣扎。肩负宏大历史使命的奋斗历程中，罗维娜个人的内心挣扎和斗争构成了“这篇小说的最有精采的篇幅”[3]。女性特有的细密、敏感、勃然欲绽的生命体验，为阶级革命书写增添了个人的尺度。

首先，《遥远的爱》以柔软纤细的女性视角，书写革命女性深陷情爱难题时更为复杂细腻的精神世界。罗维娜与高原因真心相爱而结合，婚后趋于传统家庭妇女的生活使得年轻的小夫妻之间出现了裂痕，渴望自由天地的罗维娜和一味宠溺妻子的高原渐行渐远。然而，一对因自由恋爱结合的夫妻，一对曾真心憧憬幸福的夫妻，他们的矛盾绝非水火不容。相较赋予主人公处理矛盾的决绝姿态，郁茹选择为罗维娜留下许多犹疑彷徨的个人空间，让她丰沛而饱满的情感充盈整个文本，为她的个人之爱转向家国之爱，铺垫细致而曲折的心路历程。

郁茹多次设置了二人几欲和好的情节，如一场电影便能让“两颗逐渐分离了的心，又得到暂时的胶合”[4];分别时罗维娜承认自己很难摆脱丈夫的热爱;高原赶赴妇女工作队寻找罗维娜，罗维娜在那一刻不假思索投入了丈夫的怀抱，“她的理想，她的决心，她那无名的寂寞……暂时都褪落得远远的了……她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5];发现丈夫的来意只是为了将自己带回小家庭，罗维娜失望透顶，拒绝高原的请求。可夜深人静时，罗维娜那“痛苦的，潜伏在灵魂深处的柔情又苏醒了！灼热烧红了她的面颊”[6];收到高原的诀别信，罗维娜主动写信，试图挽回这段曾经无比真挚的爱情。如此种种反复，起起落落，曲折徘徊，放弃个人情爱的罗维娜并非一具割裂个人诉求的革命机器。她坠入爱河时的真挚与热烈，对丈夫的眷恋和期待，做出抉择时的痛苦和不舍，都十分契合个体陷入情欲和诉求幻灭时的真切心境。

郁茹使用了大量充满动感和颜色的词汇书写情爱难题带给罗维娜的具体感受。罗维娜对落后的丈夫的爱而产生羞耻，对日常生活的迷恋而痛苦;但得知自己被高原抛弃，心凉了半截，流出的泪和感受到的疼痛却是滚烫沸腾的。失恋后的罗维娜独自在风暴中行走，任由自然的风雨荡涤千疮百孔的心灵，用热辣的泪水和奔腾的血液刺激自己做出决断。当罗维娜下定决心舍弃私情，奔赴革命，犹如“鲜血淋漓”地将心按回了胸膛。数年之后日趋成熟、埋首工作的罗维娜，遇到少女时期的思想导师雷嘉求爱时，内心会触到一阵“温暖的电流”，心跳依旧猛烈加速。这些直观又具象的感官书写，大起大落，大开大合，跃动着情感的温度与精神挣扎迸发的能量，生动呈现罗维娜心灵的撕扯与成长。罗维娜选择放弃个人情爱，可她内心深处仍流淌着对个人幸福的本能诉求;她那源自生命本能的原始欲望，被郁茹不加掩饰地袒露呈现在读者面前，宏大的历史背景烙下个人深刻鲜活的印记。

其次，郁茹借情爱的纠葛与悲剧推动罗维娜的自我诉求与内心质询，尽情书写个体欲求浸入革命神话之后的彷徨与困惑。罗维娜每一次自我意识的觉醒，乃至于钢铁般革命意志的锤炼，都与她遭遇的情爱难题紧密相关。困于日常经验日趋狭隘的婚姻，罗维娜反复质问自己：“我是弱者吗？”坚定追求自由的初衷，摆脱了沦为家庭妇女的无奈;妇女工作队期间，她反复审视自己的内心，试图寻找一条让个人情爱与理想追求共存的道路;收到高原的诀别信，她痛苦反问：“这是高原的错吗？”“决意向谁报复呢？”意识到高原认同的爱不过是出自原始的身体需求和传统的男性支配欲，痛苦不已的罗维娜决定为人生寻求更积极的意义。教养院的工作让罗维娜重新拾获了生活的动力，可回首往事，她仍常感到深深的困惑：“我幸福吗？”“这就是人生吗？”她坦然承认情爱难题带给女性的痛苦，咀嚼情爱遗留下的伤痕。在她的心“有时还会因着与另一颗心的割离而感到痛楚”[7]的前提下，罗维娜深刻意识到在苦难现实与崇高使命面前，女性寻求自由与真理的道路多么艰难。这条路上，眼泪与乞求都没有用，唯有选择搏斗的精神与勇气，与一切摧毁个人幸福的暴力斗争，方可令她砸碎镣铐，实现她追逐的解放与自由。

这些自我拷问与内心质询，推动罗维娜在革命实践中升华了认知，增强了斗志，逐渐由个人话语向阶级话语靠拢;但另一方面也揭露了罗维娜在革命道路前进之真实的精神状态。从个人的天地奔赴革命的熔炉，罗维娜付出了痛苦的代價。这代价不仅仅来自她所舍弃的个人情爱，更来源于她面对个人欲求和革命需求之间的矛盾，内心时常陷入的困惑与彷徨。她甚至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时日以来，我以严酷的意志鞭策着自己，甚至连停留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我还是只能无止息地前进。我是在一步步驱近自己的坟墓吗？我所得到的是什么呢？”[8]投身于宏大的政治命题，罗维娜努力建构了一个独立自由的自我，但这并不能完全让她获得绝对的充实与满足。她每一次从工作和集体汲取到幸福，都伴随着内心的挣扎与阴影。即使作为成熟的革命工作者的她拒绝了雷嘉，也难免陷入短暂的迷茫，甚至痛苦。她曲折的情路带来复杂的体验，而这体验与宏大历史背景之间的缝隙，正是个体和国家、革命、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映射。

郁茹捕捉到了这些矛盾与缝隙，让罗维娜直面和迷茫。很大程度上，《遥远的爱》的精彩和个性是由矛盾和缝隙引发的。

20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兴起，革命与恋爱宛若革命题材书写中的一对孪生儿。革命始于对既成社会秩序的不满与反叛，恋爱题材中所爆发的浪漫与激情，自由与独立，与革命底色不谋而合。然而，不同作家的言说诉求与革命观照，带来革命书写中的爱情故事多样的面貌。在茅盾、蒋光慈等男性作家笔下，爱情中流淌的个体意识便与高昂的革命激情息息相关;而在许多女作家的革命叙事里，个人私爱与革命意志纠葛冲突，甚至势不两立。革命与情爱婚恋，并不是琴瑟和鸣。她们杜绝狭小的私情欲望，肯定女性的情感牺牲，将个体解放的奋斗注入阶级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战斗，让宏大的政治命题升华女性的生命价值。《遥远的爱》将罗维娜追寻的心灵解放与个体觉醒交付给轰轰烈烈的革命与战争。但当复杂的生命感受与恢弘的政治使命发生碰撞时，罗维娜没有否决过自己的犹疑和痛苦，也没有像同类题材书写中的革命女性那般关闭和切断个人话语的言说，始终坚持对自我的探询与拷问。

小说多次出现“女性的心”这一字眼。罗维娜有一颗革命者坚韧刚毅的心，她的眼睛也恰似革命者那般坚定明亮，甚至带着些许冷冽，但同时也有一颗“女性的心”。当她内心真正放下情爱，昂首奔赴战斗前线，她那颗“女性的心”既会惊喜，也会因即将袭来的急邃巨变感到战栗。投身民族解放伟大事业，昔日抛弃自己的丈夫复又现身，她洞悉高原情深之下的自私与怯弱，不再犹疑动摇，坚决弃绝，但“女性的心”仍然“被那悲哀的挚诚激起了一丝温柔的怜悯”[9]。

弃绝情爱的罗维娜并不是一个无情的人。恰恰相反，她用情至深，待人诚挚，重情重义，女性的细腻、柔软、宽慈从未离开过她。纵然弃绝情爱，她仍能平静地从情爱悲剧中透视黑暗的现实与沉重的责任，从而将个人的情爱置身于革命使命之后，把实现幸福的可能寄托在为之奋斗的下一代孩子们身上。女性的理想、情爱的热烈、母性的慈悲相继汇聚在她身上。正因如此，罗维娜最后坚定如磐石的革命心志，冷静沉着的革命姿态，沸腾不息的革命热情，才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生动可贵。多年之后，郁茹创作了一篇童话《桑叶和蚕》，抒写帮助蚕儿吐丝的桑叶和承受牺牲与战胜迷惘的蚕，讴歌在痛苦中不懈努力、在血泪中铸造伟业的革命精神。而这种咀嚼痛苦与冲破迷惘之中怒然绽放的抗争精神，正是罗维娜的成长写照。

二、消解与建构

男性意识形态主导的叙述话语，女性是参照者和被动者，无法主动呈现。而女性叙述话语，具有叙述主动权，建构女性活力和欲望的释放空间，尽管表达方式比较含蓄和细腻。《遥远的爱》以罗维娜的视角为主，与罗维娜相关联的柳蒨、高原、雷嘉等人视角为辅，前后串联展开叙事。每个视角都采用内聚焦的形式，着重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并统一指向罗维娜的精神世界与奋斗历程。这种“第一人称的情绪下采用了第三人称的结构式样”[10]，能够最大限度深入罗维娜的心灵世界，多方面呈现罗维娜的成长与褪变，增强了人物的丰满度。罗维娜不仅是《遥远的爱》的主人公，更是叙事结构的中心。

《遥远的爱》较为单纯的叙事结构，曾遭到不少诟病。茅盾曾直言，《遥远的爱》给予读者“女主角是有血有肉，光艳逼人的，然而满场戏文，只她一个人在做，其他人物不过是掮百脚旂的跑龙套，或甚至只是一些道具罢了”[11]诚然，《遥远的爱》最吸睛之处当属罗维娜的人物塑造，但如若从性别叙事角度观照，或许会得到不一样的发现。

《遥远的爱》以罗维娜的人生经历为经，以每个阶段罗维娜的内心活动以及她周边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纬，架构起点线面结合的串联叙事。罗维娜毫无疑问是叙事的主要聚焦点，而以她周边人物的记叙，多是对罗维娜精神面貌的侧写或延伸。对罗维娜影响较大的人物，主要集中在四位男性：罗维娜的哥哥罗维特;罗维娜父亲的故友，亦是将罗维娜带出旧家庭的恩人，陆放伯父;罗维娜的丈夫高原;以及罗维特的好友、罗维娜少女时代的思想导师雷嘉。小说具体描绘了他们在与罗维娜产生交集时的心灵世界，与罗维娜主视角的抒写相互交替，如以陆放的革命记忆和寂寞现状，反衬抗战烽火下罗维娜熊熊燃烧的青春激情;以罗维特对妹妹的感慨，点明投身革命的罗维娜并非是行将熄灭的火焰，而是持续照亮自我和他人的灯塔;以高原和雷嘉不同视角下罗维娜的变化，来渲染罗维娜在情爱纠葛和革命工作中迸发的生命活力。

传统情爱叙事和早期革命叙事中，男性占据女性精神与身体双重主导，或占据叙事主导的情况屡见不鲜，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革命叙事，在女性作家的笔下，男性仍然可以成为女性的精神导师。他们不仅启蒙女性走入革命，还始终支撑女性完成革命，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与卢嘉川便是如此。而《遥远的爱》中，启蒙和引导罗维娜进入革命的哥哥罗维特，基本没有自我内心的袒露;带罗维娜走出旧家庭的陆放，在将罗维娜交给高原之后献身抗日，甚至没有在罗维娜的回忆中占据笔墨;为罗维娜邮寄书籍、充当少女时期罗维娜指引者的雷嘉，当进入他的视角叙述时，立刻成为罗维娜情爱世界的臣服者与革命道路的依附者;而与罗维娜进行漫长情爱纠葛的高原，也是等到罗维娜完全投身于革命，才出现一些内心抒写。这些男性都是罗维娜人生不同阶段的启蒙者，也是她走上革命之路的助推器。男性指引女性开启广阔的世界，伴随女性人生的推进与精神的升华，他们却陆续退出了叙事，成为罗维娜回忆或思想斗争时的映照对象。直至罗维娜完成了自我的褪变，高原和雷嘉才以被罗维娜抛弃的情爱对象身份，共同思念他们那份“遥远的爱”，结束了这个故事。男性形象叙述在整个叙事文本中，始终处于被动的、逐渐被弱化或边缘化的位置，成为女性主体建构的他者。

克里斯蒂娃《女性的时间》认为女性的写作要经历三个阶段：对男性词语世界的认同——对男性词语世界的反叛——回到词语本身，直面词语世界[12]。从这个角度来看，《遥远的爱》以男性的记叙补充罗维娜的心灵刻画，又通过罗维娜的中心视角不断将其颠覆，消融了男性视角在革命书写中的主导权与支配权，将主动权交还给女性。郁茹在叙述革命的过程中建构了女性人物的绝对主体地位。罗维娜主宰了《遥远的爱》的叙事，化传统性别认知中的被动为主动，取消或融解男性的精神导师资格，不失为革命书写中对权力话语的一种反叛。革命超越了性别，却又转化了全新的性别，女性亦可像男性那般获取宏大叙事的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郁茹转向儿童文学创作，却依旧延续女性叙事话语。她的多篇儿童文学作品，如《好朋友》《一只眼睛的风波》《曾大惠与周小荔》等，承担培育儿童、指导儿童职责的多半亦是女性：母亲、女班主任老师、女辅导员。革命时期，女性积极进取，消解男性的支配与权威;革命胜利后，女性又立即投身栽培教育下一代的光荣任务中去，从参与者进一步成长为引导者与启蒙者。

无论是高原还是雷嘉，之所以能够进入叙事文本，获得内聚焦叙述视角的权利，是因为与罗维娜的情爱联系。陆放与罗维特对罗维娜影响深远，可一个近乎于父亲，一个是哥哥，因而着墨较少。而刺激罗维娜自我觉醒和不断斗争的情爱对象，高原与雷嘉，则着墨较多。在罗维娜的主视角里，爱之所以遥远，是因为个人的情爱与革命的需求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更是因为高原与雷嘉都有自私、脆弱、怯懦、囿于传统男性权力的精神弱点，所以他们被边缘化了;而高原与雷嘉发觉爱已遥远，是因为罗维娜完成了自我挣扎与心灵成长，与始终畏缩不前者渐行渐远。

罗维娜奔赴抗日的战场之后，郁茹没有再让罗维娜出现，而是通过雷嘉的转述和高原的想象，来勾勒接替了哥哥位置的罗维娜，作为游击战士的新面目。在两位失恋男性的心目中，罗维娜丧失了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特征，雷嘉高呼她“她是魔鬼，是神，而不是人！”[13]，高原想到罗维娜穿着军呢大衣的样子便感到惶恐。罗维娜那颗细腻而热烈的女性的心，蓬勃昂扬的战士风貌，只因放弃了个人的情爱，就被两位追求者定义为非人。不过，借鉴与罗维娜失败的情爱，他们开始认清自我与时代的差距，也可以说收获了心灵的成长。

《遥远的爱》出现了两位女性人物，一位是罗维娜的母亲，和罗维特一样，都是革命背景下罗维娜忠实的支持者;一位便是罗维娜在前往妇女工作队分区途中遇到的小资产阶级女学生柳蒨。《遥远的爱》以两位青年女性的相遇为开篇，柳蒨的视角是全书第一个叙述视角，初步勾勒出第一次离开高原的罗维娜那坚韧冷静却又亲切友善的形象。而当罗维娜陷入与高原分分合合的情感纠葛时，作为罗维娜在妇女工作队的好友，柳蒨迎来了属于她自己的内心刻画。借她的同情、怜惜和困惑，读者得以看到罗维娜对高原的纠结和不舍，也可以看到柳蒨内心深处对罗曼蒂克的渴望甚于社会革命。随着罗维娜果敢利落斩断了个人私爱，柳蒨也在罗维娜的暗示下发现自己并未做好奔赴人类解放这一伟大事业的准备，退回安然的个人天地。与高原、雷嘉相似，借助柳蒨的视角，郁茹为罗维娜补充了身为女性的柔软情思，反衬她投身革命之时的英勇姿态;而柳蒨亦是通过罗维娜认识到真正的自己，书写了乱世中女性的另一种命运。

由此可见，《遥远的爱》叙事视角的交错不单单只是为了颠覆传统的男性书写。虽然罗维娜占据叙事的中心，可她仍需要与高原、雷嘉、柳蒨的相互映照来激发和完善自我;高原、雷嘉、柳蒨则从罗维娜的情爱关系中了解并认识自我，形成了“一对多”的叙事结构。这种以罗维娜为中心辐射开去的叙述，进一步释放了女性在革命与情爱当中的主体活力，也没有完全隐没次要人物话语的涌动与光芒。有趣的是，这些主要的人物叙述视角，都侧重于叙写情爱或个人情绪的挣扎，而非革命场景的描绘，作为一部革命题材的小说，《遥远的爱》着实突出了个性维度。

三、由人及文

《遥远的爱》是郁茹最重要的小说。《遥远的爱》与同时期女性的革命叙事相似，都将婚恋自由、女性解放與革命联系在一起。不过，郁茹自称她的创作初衷，是想借罗维娜的心路历程反映在社会苦难中挣扎的女性奋斗史，罗维娜不是单凭想象虚构的人物，而是亲眼所见的、承受生活重压的女性综合，是文学审美与生命现实的融汇。

罗维娜的人生与郁茹本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郁茹曾在《红花绸棉袄》和《神笔的传说》两篇儿童文学作品中糅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郁茹年幼丧父，随即失学，无依无靠，“童年、少年是非常不幸的，完全没有孩童生活乐趣”[14]，此后历经奴役、流浪、漂泊等不幸遭遇，可谓受尽煎熬，千辛万苦。1939年，郁茹抵达抗战后方重庆，一边从事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一边接触到鼓励抗日的进步文艺刊物。深重的民族苦难，残酷的阶级压迫，艰难的女性处境，促成自己投身革命。革命之于郁茹，不仅是民族国家的拯救与重生，更是自我命运的挣扎与解放。

1943年，郁茹在茅盾主持的文艺阵地社工作，创作了《遥远的爱》。她先写好了罗维娜从情爱的小圈子投入革命洪流这一后半部分，待得到茅盾的认可，再补写罗维娜从出生到结婚的前半部分。也就是说，郁茹先描述罗维娜在情爱、社会、革命上遇到的艰辛痛苦，然后想象成长之前的稚嫩青涩。青春和爱情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现实各有各的不幸。

《遥远的爱》全篇使用“自由”这一词代替“革命”，包括罗维娜奔赴游击战场之前听到的抗日歌谣，都高唱着“为了家乡、祖国、自由”[15]。这里的自由不指向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意义，也不单纯是个体的自我支配，而是融入历史洪流与民族国家契合的个人解放。女性不是传统性别书写中被支配和被解救的弱者，也不是弃绝人欲、泯没个性的政治斗士，她们会痛苦，会忧伤，会迷惘。女性主动参与革命，是为了在革命中建构完整、自由、独立的自我;而革命帮助女性从现实束缚之中解放出来，升华主体诉求。尽管罗维娜经历了情爱挣扎和痛苦，但“遥远的爱”终不是“消失的爱”。“爱情的深刻基础是由生物因素（性欲、延续种属的本能）和社会因素（社会关系、两人的审美感受和伦理感受、对亲昵的追求等等）构成的”[16]，待到革命成功，社会因素与个人体验不再相互冲突阻碍，女性情爱悲剧才有被解决的可能，收获到幸福。

21岁的郁茹出手不凡，初登文坛创作《遥远的爱》，通过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新型女性描述了一个明晰的面目来”，显示“在思想认识方面的慑人的光芒”，殊为难得。虽然《遥远的爱》作为女性革命小说具有历史局限性，但芳华别样，格调俊逸，显示现代女性革命叙事的独到艺术构成，在新文学女性自我建构和审美方式方面具有启发意义。

[注释]

[1][2][3][10][11]茅盾：《关于〈遥远的爱〉》，参见郁茹：《遥远的爱》，山边社1982年香港新1版，第3页、第3页、第4页、第6页、第7页。

[4][5][6][7][8][9][13][15]郁茹：《遥远的爱》，山边社1982年香港新1版，第37页、第67页、第79页、第96页、第103页、第149页、第170页、第152页。

[12] Julia Kristeva.“Women's Time”. The Kristeva Rea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87—213.

[14]郁茹：《郁茹作品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

[16][保]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4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