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40年，驻守甘青一带的蒙古王子阔端派其大将多达那波进入西藏，这支军队在进入西藏后，受到了来自西藏部分僧俗人士的抵抗，因此多达那波率领的蒙古军队烧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这场军事入侵给当时的西藏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多达那波的进藏也推动了萨班和阔端的“凉州会盟”，从而开启了蒙藏上层的交流之旅，为之后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多达那波进藏始末

公元1240年，身为蒙古王子的阔端派其大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前往西藏，这支军队在经青海或甘肃入藏后，受到了部分当地僧俗人士的抵抗，为震慑当地僧侣和民众，多达那波的军队烧毁了热振寺（Rwa skreng dgon pa）和杰拉康寺（Rgyl lha khang），并杀害了500多名僧俗人士。这对于当时的藏区来说无疑是非常残酷的，藏族的史书传记等在记录这一事件时也称这一事件使当时的藏族社会“地动石颤”。正是通过这场战争使当时的藏族社会认识到了蒙古军队的强大。但同时这场带有军事入侵性质的事件，却为后来的蒙藏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多达那波进藏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为之后的凉州会盟奠定了基础，根据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的说法，当蒙古军队达到热振寺后，当时的热振寺住持由于恐惧便向蒙古军队透露了贡噶坚赞的名字，由此，多达那波便将当时的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噶坚赞通过书信介绍给了阔端（1）。于是阔端便向萨班致信，邀请萨班前来凉州同其会晤。

从阔端致萨班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阔端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决定同萨迦派建立联系，正如他在信中所言：“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引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了你。”（2）同时，在当时的西藏佛教界，萨迦派也并不是在众多教派中独领风骚的一支，除噶当派之外，当时的止贡派、达垅噶举、蔡巴噶举等都有着极大的威望。阔端还在信中写道：“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会给无数众生带来损害吗？”（2）由此可见其信件中多少也透露出着几分威胁的意味，因此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阔端如此急于同萨迦派建立政教联系呢？

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曾在其著作《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中就这一时期时期西藏各主要教派同蒙古汗王、王子之间的关系做过一个简明的梳理，即在这一时期，萨迦派、帕竹噶举、止贡派、蔡巴噶举、达垅噶举、雅桑噶举等各教派都曾试图同蒙古王族建立联系，其结果是萨迦派归附于窝阔台汗。帕竹、雅桑两派归附于旭列兀。止贡派归附于忽必烈汗。达垅噶举归附于阿里不哥。（3）对于这一依附关系由于尚有其他的说法，因此我們显然仍需要做多方面的考证和分析，如根据《蒙古族全史》所记，在蒙哥继任大汗后，随即将藏族地区再蒙古王室中进行了分配。蒙哥汗占据了止贡所在地，忽必烈则占据了蔡巴噶举所在地即拉萨附近的蔡巴，旭列兀得到了帕竹，阿里不哥分到了达垅巴，其主要教派为噶玛噶举派，阔端自己则仍管理萨迦。（4）由此可见，尽管阔端是首先同西藏社会及藏传佛教界取得联系的蒙古王子，但到蒙哥汗时，这种联系已经更为广泛的在蒙藏王室中扩散开来。

2 多达那波进藏的缘由

要了解多达那波进藏的原因，笔者认为还是应当从当时蒙古社会内部的局势和当时西藏地区对于蒙古的意义这两个角度来说明。首先，自成吉思汗开始寻求对外征服以来，蒙古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大，1235年，在灭西夏（1227）和金朝（1234）之后，窝阔台汗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决定发动西征。同时，窝阔台汗还将原西夏辖区，即今天的甘肃、青海的部分藏区划归给阔端。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窝阔台汗在位时，蒙古帝国的重心仍然放在西征上，而且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南宋势力一直是蒙古久攻不下的一个区域。而此时的西藏地区自吐蕃王朝解体以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一直未能有一位共主。而在这种情况下，阔端作为盘踞在甘青地区的蒙古势力。一来同西藏地区距离相近，二来由于恰逢帝国内部将主要精力放在征伐东欧上，阔端进攻南宋的战争屡屡受挫，因此阔端能够想到先占领藏族地区再借道包围南宋也是合乎情理的。根据《蒙古族全史》（宗教卷）一书所记，阔端此时受窝阔台之命经四川进攻南宋，“为了保证侧翼的安全，他派大将达尔汗·太吉·多达那波夺取藏地”（5）。陈庆英先生亦曾指出阔端此时急于掌控西藏就是意图通过藏族地区包抄南宋的四川湖北防线（6）。因此，便有了1240年阔端派多达那波进藏一事。

1240年，多达那波率领的蒙古军队向西藏进发，《蒙古族全史》（宗教卷）记载多达那波一行于1240年到了据拉萨不远的热振寺，他们烧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并杀死了500多名抵抗蒙古军队的僧人。这一事件对西藏社会产生的冲击无疑是极具震撼性的，但同时也让西藏社会认识到了蒙古军队的强悍实力。阔端在致萨班的信件中指出自己是希望得到萨班的指引，但由于此时尚处于蒙藏民族交流的开端，无论是阔端还是其他的蒙古汗王或王子，想必对藏传佛教都知之甚少。此外，蒙古帝国内部一直是多种宗教共存的状态，道教、佛教、萨满教、景教（也里可温教）都在蒙古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在举行祈祷仪式时，由也里可温教和萨满教徒坐首席。（7）因此，与其说阔端是出于对佛教的向往之心，倒不如说是为了取得对藏族地区的控制权，进而辅助蒙古军队进攻南宋的计划。

其次，为何在当时众多的藏传佛教教派里，阔端独独选择了萨迦派作为其合作的对象呢？事实上，多达那波一开始找到的是当时在前藏地区享有极大威望的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spyn sng rin po che grgs pa‘byung gnas），同时，扎巴迥乃也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多达那波呈献了户籍，表示了归顺，但由于年事已高，对前往蒙古一事百般推脱，并向蒙古人推荐了萨迦班智达。（6）并且通过《汉藏史集》的记载，能够了解到此时扎巴迥乃本人也曾积极说服萨班前去蒙古地区同阔端会晤。（9）由此，我们便可以联想到阔端邀请萨班前来的那封信。所以，萨班和阔端的凉州会盟可以说是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综合下的产物，考虑到蒙古军队的强大，此时萨班的凉州之行可以说是避无可避了。于是，在1247年，萨班携其两位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杰，踏上了前往凉州的路程。

萨班的凉州之行，在蒙藏文明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当时在蒙古社会中存在着众多的宗教派别，但从凉州会晤的结果来看，萨班本人确实得到了来自阔端王室极大的礼遇，于是萨班写下了著名的《致蕃人书》，阐明当时的阔端王室对他尊崇有加，告诫藏区民众要礼遇蒙古官员，不可滋生事端。萨班此封信的内容，赞扬了阔端支持藏传佛教以及对萨班叔侄一行人的礼遇，但除此之外，从信的字里行间便可以看出對蒙古军队的强大力量的敬畏，以及对藏区安危的担忧。甚至可以说，萨班写下这封信的目的，与其说是赞颂阔端王室对藏传佛教的敬仰之情，倒不说是在劝诫藏地的官员以及所有民众明哲保身，不要违逆蒙古军队的意愿进行无畏的反抗，从而造成更大的牺牲。此后，萨班长期驻锡凉州，并于1251年圆寂于此。此后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八思巴继续接替萨班成为联系蒙藏上层社会的核心人物。

3 多达那波进藏产生的历史影响

3.1 促进元朝在西藏地区的施政

尽管多达那波进藏是以交战的形式开启了蒙藏文明交流的开端，但其作用便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效应。首先，便是推动了萨班和阔端的“凉州会盟”。这次会盟之后，萨班便写下了《致蕃人书》，号召西藏的全体僧侣民众不要违抗蒙古军队的命令，自此蒙古便在西藏地区清查人口，建立驿站。尽管并未建立直接的统治，但是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举措已经为以后的施政措施奠定了基础。而蒙哥即位之后，将藏族地区按不同的教派分封给其诸兄弟，同时还于1252年颁布了“善良圣旨”（jasa bzang po），宣布对僧人免除兵差、劳役、贡赋等，足可见其对于藏族地区和藏传佛教的重视。

到萨班之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教主时，蒙藏上层社会之间的交流更进一步，八思巴同忽必烈在凉州六盘山的会晤，不仅确立了萨迦派在全藏的主导地位。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建立宣政院并命八思巴领帝师之职掌管西藏政教事务并总领全国释教，《元史·释老传》中记道：“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9）可见忽必烈时期已经明确对西藏等边远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施政方针，并希望通过帝师的力量来笼络和稳固元朝在这些地方的统治。终元一代，帝师的职位都由萨迦派的僧人担任，元朝给予了萨迦派以极大的信任和权力。而萨迦派也不负所望，成为了元朝统治西藏地区的重要倚靠。

3.2 增进了蒙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多达那波进藏，除了为蒙古统治者在西藏地区的施政做好前期的准备条件以外，更重要的是以多达那波进藏为开端，蒙藏民族也开启了长久的交流交往之路。自多达那波进藏之后，蒙古同藏区的联系便日益紧密，尤其是藏传佛教对蒙古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元世祖时期，忽必烈本人及其皇后都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八思巴也由此成为了忽必烈的上师，藏传佛教得到元朝王室的供奉，这显然已经足以表明藏传佛教对蒙古社会的影响之甚。尽管一开始蒙古上层统治者可能是抱着怀柔其地的心态拥护和支持藏传佛教，但不可否认的是，藏传佛教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并在蒙古地区收获了众多的信徒。忽必烈还命八思巴创制新蒙文用于公文的传递。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仅使得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蒙藏民族的文明交流。

自元至清，蒙藏地区的联系从未中断。尤其藏传佛教始终是蒙藏社会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无论是1357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的会面也好，还是17世纪初期五世达赖在格鲁派遭受第悉藏巴丹迥旺布的压制时向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寻求帮助也罢，蒙藏社会在宗教、政治、文化都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藏传佛教也迅速在蒙古社会中得到传播和发扬，成为联结蒙藏社会的一个重要媒介。从清初清朝政府“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举措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蒙古社会受藏传佛教佛教的影响之深，以至于成为清朝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一个重要考量。

正如同乌力吉巴雅尔老师在其著作《蒙藏文明交流论稿》一书的导言中所说的一样：“从13世纪以来，在那古老的西藏高原上，无论是统领全藏的宗教首领，还是统帅局部地方势力的官员，当他们一旦陷入困境难以摆脱时，首先想到的借助力量就是蒙古。”（10）可以说，以13世纪多达那波进藏为开端，蒙藏两个民族在政治、宗教、文化等领域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多达那波入藏事件在当时虽然是一场军事入侵行动，但从长远来看，这一事件却开启了蒙藏社会交流融合的开端，成为了蒙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尤其是自阔端和萨班的凉州会盟开始，蒙藏社会尤其是蒙藏上层社会就开始了持续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尤其是藏传佛教在蒙藏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日趋显著，不仅在蒙古地区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并且延续至今，成为了蒙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媒介。从这一层面来看，多达那波进藏的历史意义实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 伯戴克.《元代西藏史研究》.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8页.

（2） 转引自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8页.

（3） 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68页.

（4） 乔吉.《蒙古族全史》（宗教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3月第一版，第31页.

（5） 乔吉.《蒙古族全史》（宗教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3月第一版，第20页.

（6） 陈庆英.《1239年蒙古军进入西藏的杰拉康之战》.西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7） 乔吉.《蒙古族全史》（宗教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3月第一版，第24页.

（8） （明）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第201页.

（9） （明）宋濂.《元史·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1版. 第4520页.

（10） 乌力吉巴雅尔.《蒙藏文明交流论稿》，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25页.

作者简介：才让草（1996—），女，藏族，青海循化人，硕士研究生，就读于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