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 勇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1年6月27日上午，在上海有着近四十年历史的“星期广播音乐会”舞台上呈现了一台“红色交响主题音乐会”，演奏了四部展现和讴歌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的交响作品，其中包括了吕其明的管弦乐《红旗颂》、刘念劬的大提琴协奏曲《漫步——我走进庄严的一大会址》、“九〇后”作曲家龚天鹏的《启航》序曲和王建中、施万春的钢琴协奏曲《红旗渠畔》。

我担任“星期广播音乐会”主讲人已经十六年了，每场演出前必对所有的曲目进行一番梳理和准备，前三首作品我都聆听过，只有《红旗渠畔》只闻其名，未闻其声，所以也是格外地期待。第一次知道这部作品是在十多年前，当时我正在主编《上海之春50年纪念文集》，收集整理了“上海之春”创办五十年来的全部节目单，其中1978年的演出场次较多，新作品较多，新人登台的也较多，因为这是在“文革”停滞了十二年之后首次恢复“上海之春”艺术节的演出。在音乐舞蹈联合专场中，朱践耳、张敦志、陆在易、屠巴海等均有新作上演。而最大型的一部作品，便是由王建中、施万春创作的钢琴协奏曲《红旗渠畔》。当时我就曾努力查找过它的资料，但发现甚少，而且似乎1978年之后，就未见再次上演过。而这次时隔四十三年能够重登舞台，自然激起了我的学术好奇心，于是，把一场音乐会的解说准备工作，变成了一段作品创作经历与首演的考证历程。我先后联络了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业内人士，又查阅了不少历史材料，希望能够找到充分的佐证，尽管依然有些史料空白点，但大致梳理了这部作品从创作伊始到此次演出之间四十余年的基本路径。

关于红旗渠

红旗渠，位于河南省林州市，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的工程，被人称之为“人工天河”。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十年。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挖砌土石达1515.82万立方米，红旗渠总干渠全长70.6公里（山西石城镇——河南任村镇），干渠支渠分布全市乡镇，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基本形成。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跟拍十年，终于摄制完成了纪录片《红旗渠》，1971年上映，使得红旗渠的故事全国闻名，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孕育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更成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纪录片的主题曲《定叫山河换新装》一下子传唱开来，这也激发了更多的艺术工作者以此题材进行创作的热情。例如，闵惠芬和沈利群根据卢怡的歌曲《红旗渠歌声震天响》，创作了富有河南地方风格的二胡独奏曲《红旗渠水绕太行》；翟渊国和桂习礼创作了扬琴曲《红旗渠畔喜丰收》；孙以强在郑州歌舞团工作期间，创作并首演了钢琴协奏曲《红旗渠》等。20世纪70年代，形成过一个红旗渠题材创作的热点时期。

作品在中央乐团的创作背景与动因

1956年7月，中央乐团成立后，因为一些重要外事活动的要求，也开始排练一些类似贝多芬交响乐之类的作品，但原创与改编中国作品，是当时的主要工作部分。中央乐团为了加强创作力量，先后调入了多位作曲家进入创作组工作，如吴祖强、施万春、罗忠镕等都积极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改编工作。

随着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迅速走红，殷承宗获准组成由他和储望华、刘庄、黎英海、杜鸣心等参加的创作小组，1973年还专门从上海调来了善于创作钢琴音乐作品的王建中。创作小组将钢琴搬进了当时正在整修未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里靠湖边的一幢环境清静但设施简陋的房子，这期间王建中除了将中国传统音乐《梅花三弄》《百鸟朝凤》等作品改编创作成钢琴曲外，还为殷承宗外事活动演出的需要，命题创作了《五木摇篮曲》《樱花》《美丽的America》等作品。

钢琴协奏曲《红旗渠畔》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创作的。准确的创作时间点，现无相关材料考证支持，根据推算，大致在1974年前后。由王建中开始着手准备创作工作准备，他先后两次去了林县、辉县等地深入生活，并去河南豫剧院采风，寻找河南音乐的素材。

关于创作中的分工与北京首演

关于这首作品的创作分工，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我看到过1978年上海之春演出节目单，署名是“作曲：王建中、施万春”。在这次出版过程中，我们从王建中先生的女儿处拿到了手稿封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原字迹为“王建中、施万春曲”，后又在施万春名字旁用不同粗细的钢笔加上了“配器”二字，当年大致的分工应该如此，王建中主要负责作品创意构思与钢琴部分的创作，施万春主要负责乐队部分的配器创作。上海音乐学院邹彦赴京请施万春先生签写出版授权书时，我特意请他向施先生询问当年的创作情况。施先生在看到总谱后，几经回忆，表示有印象，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细节已然记不清了。我推论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施先生今年已经85岁高龄，很多往事确实难以准确回忆；其二，当年在中央乐团创作组，他是乐团指挥李德伦最信赖的配器专家，几乎所有乐队作品，都必经他手，工作量巨大。而这部钢琴协奏曲，只是当年众多作品中的一支，或许配器创作工作也比较顺利，因而并未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这首作品的首演时间，依然尚未找到详细的资料佐证。但据王建中先生的女儿王琼和部分业内前辈的回忆，他们大约都是1977年左右，在不同城市的黑白电视中看到中央电视台对于这部作品的转播，因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品由李德伦指挥，钢琴独奏谢达群。谢达群出生在中国香港地区，六岁半开始学琴，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师从郑丽琴老师，本科师从朱工一教授，毕业后去中央乐团工作，担任钢琴独奏和伴奏，现定居香港。遗憾的是，她对于当年首演该协奏曲的细节，也语焉不详，没有为我们提供清晰的回忆。

这首作品最后定名为《红旗渠畔》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因为王建中先生在上音的学弟——钢琴家、作曲家孙以强在1973至1974年间，已经创作并首演了钢琴协奏曲《红旗渠》，为了对两首作品加以区分，最终定名为《红旗渠畔》。

关于上海的修订版与首演

《红旗渠畔》的第二次公演，也就是上海的首演，是在1978年5月的“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由于我之前曾经对这次演出的资料做过认真的梳理，所以比较清晰，由侯润宇执棒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为李名强。为了进一步厘清当年的情况，我首先联系了侯润宇先生。他的记忆力极好，清晰地描绘了当年的细节：事情的起因是李名强于该年8月应邀参加芬兰赫尔辛基的音乐节，要与赫尔辛基爱乐乐团合作一部中国作品。正好王建中在1978年初从北京回到上海工作，就向他推荐了《红旗渠畔》。芬兰的音乐节主办方要求，不仅要提前把总谱寄过去，而且还要附带一份录音资料，便于乐队排练，于是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上海交响乐团和侯润宇。由于是重要的外事任务，所以乐团拿出了许多时间，非常认真细致地排练。期间，王建中与李名强还几次到侯润宇家商量作品，根据大家的建议，部分地方王建中还进行了改动与修订。最终在衡山路中国唱片厂的上海录音棚完成了该作品的录制，送去了芬兰。随后，这部作品也登上了“上海之春”的舞台，这既是上海的首演，也是作为李名强去芬兰前的预演。

我再次核对1978年的节目单，发现标明的演出单位是“上海乐团”，并非“上海交响乐团”，难道是记录有误？好在上海爱乐乐团的顾问曹以辑先生为我找到了答案：“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为排演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于1973年合并，采用上海乐团的团名，内设交响乐队、合唱队、独唱演员组、创作组等艺术机构。1979年4月30日，根据上海市文化局的决定，撤销上海乐团建制，分别重建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所以此时，演出单位准确的名字应该是“上海乐团交响乐队”。

在“上海之春”的演出，获得了热烈的反响，音乐理论界也给出了较高的评价。倪瑞霖在《文汇报》上撰文指出，“《红旗渠畔》这一协奏曲的成功之处和特色，首先就在于构思的脉络比较清晰，所表现的内容比较集中，同音乐发展的逻辑紧密结合。《红旗渠畔》是通过三个侧面来表现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主题思想的。但整首乐曲并不是用浓墨重彩来再现当年林县人民劈山开渠的战斗精神，而是通过深情的笔触，以太行山上的巨大变化来歌颂当代愚公的宏伟业绩。在《红旗渠畔》中，外来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做了较好的结合，除了钢琴协奏曲体裁同豫剧风格的音乐能融合一体外，有的地方还颇具创造的匠心，如第二乐章，它的曲式体裁就是很有特点的，既是一首叙事曲，又变通运用了我国戏曲音乐的板腔体结构，在音乐的陈述方法上，既吸收了戏曲中紧打慢唱的表现手法，又兼顾到了交响音乐的概括性原则，《红旗渠畔》自始至终没有用一件民族乐器，但配器上民族色彩还是鲜明的。”

关于赫尔辛基的海外首演

随后，我视频连线了李名强先生，他回忆了在赫尔辛基演出的一些细节。1977年，他随中国对外友协的代表团访问北欧五国，继而得到了芬兰的再次邀请，参加1978年的赫尔辛基音乐节。这一年的音乐节于8月27日开幕，9月2日结束，历时一周，可谓大咖云集。小提琴家吉顿·克莱默（Gidon Kremer），钢琴家弗拉基米尔·斯卡纳维（Vladimir Skanavi）等都在邀请名单里，而压轴音乐会，是83岁高龄的德国钢琴泰斗威廉·肯普夫（Wilhelm Kempff）的独奏音乐会。42岁的中国钢琴家李名强能够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演绎中国的钢琴协奏曲，自然是极好的机会，这不仅是一次音乐会的演出，也是中芬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

但是好事多磨，原本确认的指挥是莱夫·赛格斯坦（Leif Segerstam），他是一位芬兰的传奇作曲家，截至2020年，他已经创作了330多部交响乐作品，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当时正担任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所以计划由他执棒这场音乐会。但因为他的身体原因，临时救场的是另一位32岁的芬兰指挥家卡利·提卡（Kari Tikka），20世纪60年代，提卡是赫尔辛基管弦乐团的双簧管演奏家，70年代开始了指挥生涯，他先后在芬兰国家歌剧院、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等乐队任职。当他拿到了中国大使馆送来的总谱和录音后，就与赫尔辛基爱乐乐团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李名强到达进行了非常短暂的排练之后，就于8月31日19:30，在芬兰音乐厅登台演出，获得了观众非常热情的掌声和当地媒体很高的评价，在李名强保存的当年音乐节的海报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王建中和施万春的拼音名字与西贝柳斯、贝多芬、勃拉姆斯一同出现。这应该是中国作曲家的作品首次在赫尔辛基音乐节的舞台上演。

这就是《红旗渠畔》第三次公演，也是该作品的海外首演。此后，《红旗渠畔》就没有再公演过，连作曲家本人，也极少提起。直到2010年之后，年近八旬的王建中先生对于该作品又进行了一些微调，也曾考虑过再次上演，又考虑过把作品改编成双钢琴版，便于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演奏，但最终均未实现。目前出版的这份乐谱，是王建中的最后修订版。

2021年6月上海爱乐乐团的演出，是该作品的第四次公演，并通过“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多媒体平台向外转播，自然也引起更多朋友的关注。由于上海爱乐获得的是修订版的手写复印件，上面还是有不少标记不清之处，乐团谱务也花费了大量时间校对和修订，最终制作成了电子版乐谱。在排练过程中，指挥家赵晓鸥和钢琴家薛颖佳也根据实际效果，对乐谱进行了部分微调，所以现在大家在网上聆听到的音乐会版本和谱面还是会有细微差异。

此次出版钢琴协奏曲《红旗渠畔》，不仅是对于当年主创王建中、施万春等艺术家的致敬，还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去研究，甚至有机会演奏这部钢琴协奏曲，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