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素菊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家风又叫门风。古人十分重视家风的培育和传承。

我七岁时随父母从农村迁居城市。当时，父亲把家安在一条清代留下来的胡同里，一住就是六年。胡同南北各有四个相同规模的四合院，每个院的大门上都雕刻着楹联。至今，我还记得两个：“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持家遵古训，教子有义方”。它们应该是刻在门上的家训。

优良的家风是一种文化，经过岁月的沉淀历久弥新。例如，“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是诸葛亮《诫子书》中崇尚的廉谨家风；“近来渐觉家风好，儿读书声女织声”，是宋人笔下的耕读家风；“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是清人诗词中克己睦邻的家风。

清代名臣曾国藩有一个良好的家风。他要求子女黎明即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在曾家，男子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写字做文章，除此以外还必须参加诸如打扫卫生、喂鱼养猪种菜之类的体力劳动。曾国藩归纳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治家八事”，其中除“考、宝、书”讲的是祭祀、待邻、读书外，其他“五事”讲的都是劳作。他反复叮嘱：“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对女子则要求每天都必须做些针线活，还要学会做小菜、下厨房做饭等。曾氏家教世代相守，曾国藩的后代不坠家风，人才济济。

有家，就有家风。古人历来注重家风建设，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追求。其中齐家是关键，修身是起点，治国、平天下是追求。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国之本在家”，家、国是一体的。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他希望自己死后，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不忘记撰写史书。于是，他在《命子迁》中告诫儿子：“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一个孝道的人，幼年时承欢膝下，知道侍奉双亲；到了中年，要从侍奉父母延伸到服务君王，借以为国家尽忠、为百姓效力；到了老年，总结人格道德，没留遗憾，就圆满于立身行道。司马迁不负父亲命训，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或许有一定道理。

优良的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传统美德，要想穿越历史薪火相传，父母除了以身作则外，对子女的教育是一刻不能放松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家范》中说：“为人母者，不患不悠，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当人母不担心她不慈祥，担心的是过于溺爱而不知道教导子女。对于教育子女，司马光认为《家范》比《资治通鉴》重要。他说：“欲治国者，必先齐其家。”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对子女的教育责任更不可低估。曾国藩一生以克己为体，严于治家，为后代做了表率。他的家书近1500封。每封家书都婉转劝善，用心良苦。他事务缠身，却不忘指导自己的家人读书学习。他在翰林院时，收入微薄，还把弟弟曾国荃接到京城，亲自课读，一篇文章要他读五十遍。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日记中，留下了非常多的庭前闻训、随大人课读的记载。曾国藩去世前的一年，曾纪泽陪在父亲身边，他的日记中就有：“二更后听大人讲《孟子》，每日如此。”如此看来，良好家风的确立，绝不是几声吆喝就能实现的。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诫子书》是他临终前写给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其中阐述了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从文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此家书中。全文通过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古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

陆游一生极其重视家庭教育，写了大约200首有关教育子女的家训诗。其中最突出的思想是教育子女要继承清白家风，做清白人，专心耕读，做乡中君子。他说：“后生才锐者，最易坏。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切须常加以简束，令熟读经学，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与浮薄者游处。自此十许年，志趣自成。”这番话说明对聪慧的孩子更要提前做好教育，使他们懂得做人必须宽容、厚道、恭敬、谨慎，不与轻薄之人来往；就这样十年左右，他们的志向和情趣会自然养成。

包拯以公廉著称。他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条家训，共37个字。训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珙”是指包拯儿子包珙。这寥寥数字，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