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继华

（盐城工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史上，法国文论家阿尔都塞的文本阅读策略可谓独树一帜。这不仅仅因为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的框架考察社会现实，寻求决定社会发展的问题结构，更因为其围绕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重新诠释读者与文本的关系，以原创性理论思维给出独特的文本解读框架，揭示文本表面漂浮的现实“症候”及意识形态的产生机制，形成“生产性”的文本阅读和批评模式，铸就了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批判向度。这一切体现出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建构，显示出对马克思艺术生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阿尔都塞文本阅读的新创见：“症候式阅读”对“栅栏式阅读”的超越

自有文学活动以来，对作品的阅读、理解和欣赏就应运而生，或者说，阅读和创作相伴而行。除了少数经典之作被束之高阁，或藏之名山，一般人难以接触外，应该说，绝大部分作品进入阅读者的视野，其价值在阅读者的品鉴和欣赏中得以实现。但长期以来，文学阅读存在一种现象：在作者、读者、文本等要素中，以作者为主体，服从于文本思想而忽视读者、控制读者，进而剥夺读者参与文本意义创造的传统一直无法撼动。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从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等要素出发，区分出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等批评方法，其中模仿说审视艺术品和世界的关系，表现说、客观说分别基于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和作品的自足存在。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实用说。在艾布拉姆斯看来，实用说以欣赏者为中心，但实用说继承了贺拉斯的衣钵，把艺术当作一种通过技巧、规则或者制作手艺而感染欣赏者、引发欣赏者必要反应，并以此决定诗的艺术规范、批评准则和审美标准的人工产品。因此，实用说突出创造者对欣赏者的影响以及艺术的劝谕教化功能，这也是从贺拉斯到18世纪绝大部分批评理论所具有的特征。显然，这几种批评方法都以作者为主体，突出作者的天赋创造及其作品对读者的审美反应，其结果是作者的主体性被无限放大，读者被逐渐淡化，读者成了文学活动的背景[1]。由此出发，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欣赏要放弃自己的想象，迎合作者的本意，赞同作者的意图，还原文本的意义，领略文本带来的快感，也就是说，读者没有参与文本意义创造的话语权力。这就必然引发“什么是阅读”的追问，指向的是阅读的终极价值。

1965年，阿尔都塞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资本论》研讨班上，提出了对（马克思的）文本如何进行深层阅读，以实现对文本真实意义乃至真理的揭示问题。在研讨班的报告《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明确指出，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首先应该注意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问题，并对研究对象进行发问，即《资本论》的对象在哪些方面区别于古典（甚至是现代）经济学，又区别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个区别”的发问关系阅读的有效性问题，即“阅读何以可能”。阿尔都塞针对马克思阅读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著作的情况提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策略：“栅栏式阅读”和“症候式阅读”。“栅栏式阅读”是指阅读就像是通过“栅栏”一样进行浏览和直接看，“栅栏”带有的某种理论成见、理论基准使得阅读者把作品的思想观点当作现成的东西而不对阅读对象提出任何问题，阅读是回顾式的、直接而明晰的。阿尔都塞举例说，通过“栅栏式阅读”，马克思指出了斯密著作中看不见的空缺，简单补充了斯密的空白，这使得斯密的著作以马克思著作为尺度，通过马克思的著作被看到，阅读的结果无非是对斯密的空白、缺陷、出现和不出现的总结，由此获得两者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记录，即注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能看到马克思已经看到的东西，马克思由此变成了斯密。而对于斯密著作中完全的空缺产生的原因，没有给予说明和深刻探究，这就带来“看”的“心理学缺陷”和“看”的缺陷造成的阅读疏忽。显然，传统“栅栏式阅读”的症结在于摒弃“看”和忽视的相互联系及其内在机理，把全部文本阅读归结为“看”的简单关系再认识，把事物的本质归结为客观存在的简单条件，寻求以上帝的眼睛、真理的幻想和认识的自映的神话、黑格尔的绝对知识洞察一切事物，把现实变成有声的语言，把书面语言变成直接真理。于是，天幕洞开，历史的文字只有一种声音。对此，德里达认为，在这个时代，文学文本内容总存在着哲学命题，其语义学与主题学带有某种形而上学，通过主题、语态、形式、体裁表现出来，阅读与写作、符号的创造与解释、作为符号组织的一般文本处于次要地位，真理或由逻各斯构成的意义处于优先地位，而所指与一般逻格斯直接相关，能指指称着永恒的真理[2]。这就影响了从历史文字中读出真实内容的可能性。阿尔都塞指出，历史的真实不可能从公开的语言中阅读出来，而是取决于某种结构听不出来、阅读不出来的自我表白，只有从被思维的历史和历史理论出发，同阅读的宗教神话和黑格尔的绝对知识相决裂，才能够说明阅读的历史观。例如：文本阅读中的空缺如何产生，它与理论发现是什么关系？文本的显性表述与隐性结构又是何种关系？这些都关系文本阅读能否成为真正的科学。

这就引出了“症候式阅读”。不同于“栅栏式阅读”对空白结构的忽视，“症候式阅读”科学诠释了空白的产生以及“看”的认识机制，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方法论诠释学。阿尔都塞这样界定“症候式阅读”：“所谓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3]21“症候式阅读”的要义在两个方面：一是揭示沉默的字句、被掩盖的问题和隐性的结构，即传统“栅栏式阅读”视而不见的空缺。二是这种阅读关涉显与潜的关系，隐而不显的部分是重点，此即阿尔都塞所言的“一篇文章”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或者第二篇文章从第一篇文章的“失误”中表现出来，从而在现有文本中看出空缺，在问题框架中以新的理论生成发现文本的断裂性，形成新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理论的颠覆、过渡与转变。今村仁司在《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中提出：“一般来说，被给予的言说是由两个主题（思路）构成的，即是由显在的主题和潜在的主题，或者用空间的概念来说，是由可见的空间和不可见的空间构成的。第二种阅读方法，在阅读显在的可见的主题=空间的同时，也把潜在的不可见的主题=空间作为显在的可见的来理解。”[4]161阿尔都塞以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的定义为例，分析“症候式阅读”的实现方式。古典经济学对于“劳动的价值”的表述是：“‘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阿尔都塞认为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例如什么是维持劳动？什么是“劳动”的再生产？独具慧眼的马克思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回答：“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思在“劳动”和“再生产劳动”附近指出古典经济学回答中的两个空白（文字中的删节号），即古典著作本身没有说出的沉默，而这种沉默恰恰是它特有的话。马克思通过在表述中引入和重新建立古典经济学空缺的“劳动力”价值概念，生产出存在的空白，即“什么是劳动力价值”。由此，马克思提出没有表述出来的问题，使古典著作的沉默得到揭示。

“症候”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指疾病在人体呈现的症状。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病症候与病人的内心生活和“隐意识”有相当大的关系，因而“症候”是有意义的。弗洛伊德举例说，前来看病的患者忘记关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的，它泄露了患者对医生的态度。通过对这种小小的“症候”性动作的分析，弗洛伊德提出“症候”动作有其动机和目的，可以推知更重要的心理历程，同时这种“症候”性动作在病人的意识之外。由此可知，“症候”和潜意识之间存在互相代替的关系，即“症候”是潜意识活动的结果。“这个意义必先为潜意识的，然后症候才可发生。症候不产生于意识的历程；只要潜意识的历程一成为意识的，症候必将随而消灭。”[5]显然，“症候”的意义指向了在场和不在场（某种潜意识的活动）的存在。对阿尔都塞有重要影响的还有拉康。拉康的镜像理论揭示主体的虚妄想象性，突出无意识结构的本质以及语言的能指链在无意识运作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弗洛伊德的学说从疾病学向社会存在的转变。这一切都对阿尔都塞的文本阅读产生重要影响。显然，对文本阅读而言，阅读就是不断地寻找言说的沉默、缺失等“症候”，探查文本背后的深层结构，即“把痕迹（常常采取充实的形式的空隙、空白、真空、阙如等）作为暗号来解读”[4]164。这种空白、罅隙、沉默等没有看到的东西，在阿尔都塞看来正是阅读所要寻求的东西，即“生产了一个新的、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同时生产了一个新的、隐藏在这个新的回答中的问题”[3]16。“症候式阅读”专注于寻找文本“内在的黑暗”和潜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看不见的，要靠阅读来实现。这就涉及“认识的观念”的改变。

二、阿尔都塞文本阅读与意识形态的生产

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论题。事实上，阿尔都塞对“症候式阅读”的标举与其对意识形态的重视密不可分。

首先，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与科学相对立的幻象。在《保卫马克思》（1965）中，基于20世纪60年代斯大林教条主义在法国的盛行以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泛滥，阿尔都塞借用雅克·马丁的总问题和巴歇拉尔认识论断裂的概念，以结构主义立场切入马克思主义，提出马克思的思想以《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为标志，存在“认识论断裂”—从“意识形态”向“科学”的转变，即以1845年为界，将马克思思想分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两个阶段。由此，马克思同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相决裂，其思想发展中的认识论断裂标志着一种新的哲学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出现。正如1972年6月阿尔都塞在《自我批评材料》一文中所言，他20世纪60年代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保护马克思主义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实威胁，证明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并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作彻底的和持续的决裂[6]218。这一切寓意阿尔都塞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区分两种不同理论形态的特殊差异性，并对以往哲学信仰予以清算，解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被软化等在新时期遭遇的理论问题，实现“保卫马克思”的目的。但阿尔都塞同时指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结构的表象体系，它既不是胡言乱语，也不是历史的寄生赘瘤，而是作为社会历史生活的基本结构和人类世界的客体，强加于绝大多数人，被人们所体验、感知、接受和忍受，当然这一切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以“意识”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对生存世界的体验和想象，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分泌出来，而把意识形态作为手段或工具使用的人们会不自觉陷进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以主体的方式存在，实践着意识形态的承认功能及各种仪式[7]。由此，和科学相比，意识形态虽是一种虚妄的幻化的表象体系，但指向人类世界本身，其实践职能和社会职能压倒理论职能或认识职能。这就将意识形态拉回到社会生产中。

其次，阿尔都塞文本阅读策略旨在暴露意识形态的深层支配机制及其对社会现实的体验和想象本质。由于意识形态是与科学相对立的幻象，在其影响下，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种表象体系。如何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障，揭示意识形态具有的虚假幻象，凸显意识形态包裹的现实，就成为理论家们面临的问题。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从不会说“我是意识形态”，其功能的发挥是通过呼唤或传询的镜像结构，而且意识形态正不断威胁着“对实证事物的理解”，包围着科学，并把科学搞得面目全非。为此，越过阻碍认识现实的意识形态迷雾，同哲学意识形态相决裂，走向科学知识和真实的世界，是保证哲学实证性的关键。在这方面，阿尔都塞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要依靠严格的阅读方法，这种阅读方法区分同一个词的不同概念，看出一个词是否有这个概念，通过词的作用认清概念的存在，确定概念的本质[6]20。通过“症候式阅读”的选用，阿尔都塞进入马克思思想的深处，寻求无意识的问题结构，将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这就开启了处理文艺和意识形态复杂关系的文本意识形态观，凸显了对文本生产的重视。

在《一封论艺术的信》（1966）中，阿尔都塞在回答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指出，艺术是使人们觉察到或感觉到的某种暗指现实的东西，它给予人们的乃是“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8]521。也就是说，渗透于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基于审美效果的实现，在文本内部造成一定的距离，形成文本—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读者以体验的方式觉察到意识形态的存在。正因为这种离心状态，所以才能窥破意识形态的幻象，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生产。在《抽象画家克勒莫尼尼》一文中，阿尔都塞指出克勒莫尼尼作为抽象化的画家，画出人和物体、场所、时间等之间的真实关系，表现山岩、骨骼、植物、动物等和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观念之间的距离，显示画家把他的“创作意图”铭刻在由他创造的思想物质性中。例如一把椅子的扶手或者一件工具延长了人和动物瘦骨嶙峋的四肢关节，表征从一个起源出发的世系顺序，甚至是一种唯物主义的顺序。在阿尔都塞看来，人和自然之间有直接关系的意识形态为克勒莫尼尼的画作提供了灵感，或者说克勒莫尼尼画作中表现的事物差异，首先是意识形态意图差异的逻辑表现，画作从而成为特殊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克勒莫尼尼画中直接表现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或阶级斗争将毫无意义，因为控制着人们的具体存在，即关于人们和物体之间关系的日常意识形态结构，“永远不能用它的在场、用原型、正片和凸雕来表现，而只能用迹象和作用、用不在场的标志、用副片和凹雕来表现”[8]533，其可取的做法是画出可以看得见的对象之间的联系，描绘出支配其确定的不在场。这些迹象、标志、副片和凹雕以“症候”的形式表现另一种不在场的规律，即隐匿于文本深处的结构，它左右着作品意义的表达。由此，所谓“意识形态的生产”即在文艺—意识形态关系中，通过在文本内部制造距离，暴露意识形态的沉默和缺省，建构不在场的存在。

当然，“症候式阅读”、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与阿尔都塞标举的“总问题”息息相关。阿尔都塞认为空白、沉默和断裂等是文本固有的“内在黑暗”，有着隐在的总问题。例如：对于古典经济学而言，死抱着旧的问题，对理论的“内在黑暗”视而不见，缺乏“看得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的问题式转换和两者勾连的有机纽带，因而存在“看”的缺陷。事实上，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是在一定场所和范围内，对理论总问题的反思。“总问题领域把看不见的东西规定并结构化为某种特定的被排除的东西即从可见领域被排除的东西，而作为被排除的东西，它是由总问题领域所固有的存在和结构决定的。”[3]18由于总问题会带来表层的各种症状，这就需要运用“症候式阅读”，才能洞悉沉默、空缺的深层机理，把被非本质的外壳所遮盖和包裹的内核暴露出来，同时穿透意识形态幻象，发掘意识形态的结构、形象及其深层支配作用，揭示其如何建构现实存在。也就是说，理论和认识只有不断地生产出对总问题的反思，才能揭示总问题，实现意识形态的生产。

三、阿尔都塞文本阅读策略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建构

马克思将艺术看作生产的一种形式，进而提出艺术生产论，体现了其对艺术性质的独特认识。20世纪以来，包括本雅明、阿尔都塞、马谢雷、伊格尔顿等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化等方面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进行继承和发扬，拓展了艺术生产论的当代空间，体现了艺术生产的当代诉求。在这一过程中，阿尔都塞以独特的文本阅读和阐释策略开启文本和意识形态的新关系，实现了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建构，标志着艺术生产论的当代转换。

首先，阿尔都塞的文本阅读策略推动了“艺术生产”功能从“创作”向“批评”的转换，催生了文艺批评的新范式。具体而言，马克思首创的艺术生产论主要是基于社会实践分析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艺术生产规律，在一定的历史形态中考察文艺，揭示物质生产对艺术生产的影响作用。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区别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是非生产劳动者，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是生产劳动者。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论述揭示了艺术具有的二重性：一方面，艺术作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构的审美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时代，艺术生产不可避免地与资本发生某种关系。总体而言，艺术生产是精神性和商品性的有机结合。“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该理论的传人，都将‘艺术生产’概念用以界定创作活动，亦即艺术活动整个过程的前端，而将处于这一过程后端的阅读和批评归入‘艺术消费’的范畴，对其生产性问题并未置论，而‘症候解读’理论恰恰开辟了这一论域。”[9]应该说，在马克思艺术生产论从创作向批评的转换中，阿尔都塞功不可没，主要表现在阿尔都塞着眼于文本深层结构分析，以“症候”的探寻颠覆传统文本的确定意义，实现对线性阅读的超越，尤其通过对意识形态逻辑结构的审视和考察，铸就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扩大艺术生产的视阈，形成新的文艺批评范式，启发后人的文学生产思想。“在‘生产原则’下，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成为一种新结构的生产，这触及了阿尔都塞新诠释学的批判向度。”[10]阿尔都塞提出：“我所说的解释是认真的和有系统的解释，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哲学、认识论和历史知识基础上的解释，是依靠严格的阅读方法的解释，而绝不是单凭一得之见而作出的解释（尽管人们单凭一得之见也可以写出书来）。”[6]18由此，经阿尔都塞的文本阅读和阐释，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跨出政治经济学视野，进入文学批评领域，彰显自身的价值。阿尔都塞的文本阐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理论。

其次，以“认识的生产”构建“生产性”的文学批评模式。阿尔都塞文本阅读和阐释的新向度在于发掘文本的深层支配特质和意识形态的幻象，尤其通过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文本的阅读分析，以结构主义的方法深挖隐藏文本背后的总问题，“必须彻底改变关于认识的观念，屏弃看和直接阅读的反映的神话并把认识看作是生产”[3]15。这对构建“生产性”的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涉及对“生产”的理解。阿尔都塞认为，认识加工其“对象”，但不是加工现实对象，而是加工它的原料。由此，“生产”这个词表面上意味着把隐藏的东西表现出来，实际上意味着改变已经存在的东西，即“生产”是一种认识的生产，彰显认识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而当认识是一种理论创造的时候，它加工的原料（如表象、概念、事实）由其他实践（包括“经验”实践、“技术”实践或“意识形态”实践）所提供，产物为“知识”（科学真理）[6]140。由此，文本阐释助推意识形态走向科学实践。在这一过程中，阿尔都塞极力反对传统主体性的“美学创造”话语，因为它是一种自发的意识形态语言，遮盖了艺术的内在生成真相。为此，必须打破意识形态的镜像，同意识形态进行决裂，意识形态的内在批判成为可能，这也就形成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这一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产生深刻影响。阿尔都塞思想的继承者、法国批评家马谢雷在1966年出版的《文学生产理论》一书中提出，文学批评是按照一定的生产流程，对文本的矛盾、混乱、含糊等状态进行意义阐释，构建能“生产知识”的批评模式。伊格尔顿认为阿尔都塞和马谢雷关于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认识具有深刻的启发性：“科学的批评应该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11]文学阐释和批评必然是一种知识建构、意蕴创造的生产活动，它意在重构文本，将批评引向文本意义的增值，揭示意识形态掩藏的社会现实。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代表，阿尔都塞以“症候式阅读”实现对文本阅读的新创见，同时体现了其对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处理。“症候式阅读”策略既推动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批评”维度的深化、推进和转换，又实现了批评的知识建构功能，显示了批评具有的创造性，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景观。这一切不仅维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批判立场，更昭示着“艺术生产”在意识形态、审美文化、政治批评等方面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