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刚，李 阳，格日乐图

（1.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一、遗址背景

小塘山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宁城县三座店镇小塘山村南约300 米处坤都伦河北岸一较高山丘的顶部，周围有石砌城墙，整个石城址的平面略呈椭圆形。2021年5-10月，为了配合508 国道工程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宁城县文物保护中心对小塘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面积约4000 平方米，发现了包括房址，墓葬，陶窑，窖穴，灰坑，道路和“马面”式建筑等诸多遗存。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蚌器等，各类器物标本共计750 余件，还出土较多的动物骨骼，经鉴定主要有马、牛、猪、羊、狗、狼、鹿等。

房址形制主要有单圈与双圈地面石砌建筑及近圆形半地穴式建筑等。石砌建筑均用大小不一的石块在地面起建。半地穴式建筑的墙壁多砌有石块。窖穴平面多为圆形，墙壁砌有石块，直径较小，部分窖穴废弃后作为灰坑使用。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部分利用废弃的房址建成，有成人及儿童葬两种，墓葬内基本不见随葬品。遗址内出土陶器主要有罐、瓮、钵、盆、鬲、甗、鼎、杯等，石器有斧、铲、凿、杵、磨棒、钺等，铜器有斧、凿、锥、镞及铜炼渣，骨器有锥、铲、针、制陶工具等。遗址的多个窖穴内发现有储存的陶土和泥料，另外还发现陶窑一座及较多的石质、陶质、骨质制陶工具。①

结合小塘山遗址发现的遗迹及出土遗物，可确定该遗址是我国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一处重要的聚落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000-3400年左右，其时代与中原夏王朝的年代大体相当。小塘山遗址的发掘，对深入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生产生活、聚落布局、社会组织结构及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样品的采集与浮选

为了解小塘山遗址植物遗存整体的埋藏状况，并据此进一步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以及当时的人地关系情况，在2021年度的发掘过程中，按照针对性采样法的原则和操作方法，选择了如房址、灰坑、灰沟等性质比较明确的遗迹单位来采集浮选土样，包括房址内柱洞、灶等比较特殊的位置也被作为采样点进行土样采集。另外，我们还在一些探方的文化层、隔梁等位置进行采样。本次发掘过程中共采集浮选土样32 份，土量总计为319 升，平均每份样品土量在10 升左右。

所选土样来自各类分布范围广泛且性质不同的遗迹单位，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从中得到的炭化植物遗存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采用配备80 目分样筛（筛网孔径0.2 毫米）的水波浮选仪进行浮选工作。待浮选样品阴干后，首先在赤峰学院植物考古学实验室进行初步的分类与鉴定，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做进一步的种属鉴定。

三、浮选结果分析

通过实验室整理和种属鉴定，小塘山遗址浮选出炭化木屑和炭化植物种子两类可鉴定植物遗存。

（一）炭化木屑

炭化木屑是指植物组织在不完全燃烧（或高温分解）的情况下产生的黑色、不透明无机碳化合物，常留存有炭化的植物组织结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化木屑主要来自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植物遗存，例如燃料或被人类用于建筑等用途的木料，其在火的作用下再结合一定的内外部条件而转化。所以在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中一般都包含一定量的炭化木屑遗存。小塘山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木屑大多比较细碎，我们仅对其中直径大于1 毫米的炭化木屑进行称重，并将其按单位进行等量换算，力求通过等量换算的结果探寻具有某种文化意义的现象或者规律性的认识。结果显示，小塘山遗址32 份浮选土样共含炭化木屑约15.317 克，平均每份样品所含炭化木屑为0.479 克。

（二）植物种子

1.农作物种子

各类炭化植物种子是本次小塘山遗址浮选工作的最大收获，共计出土1294 粒。粟和黍两种农作物种子，合计1270 粒，占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总数的98.15%。其他可以鉴定的还包括禾本科、豆科、唇形科、藜科、锦葵科和蔷薇科等植物科属种子，共24粒。

（1）粟（Setaria italica）

小塘山遗址出土炭化粟1175 粒，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0.73%。这些粟粒形态为近球形，表面光滑，长而窄的浅沟形胚区经火烧爆裂呈凹口状。粟粒大小较为均匀，我们随机抽取了两粒种子进行了测量，长度分别为1.37 毫米、1.4 毫米，宽度均为1.31 毫米，长宽比分别为1.05 和1.07。

表1 小塘山遗址浮选出土植物种子统计表

粟，属禾本科狗尾草属。古代亦有“禾”“谷”等叫法，今北方地区通称“谷子”，去壳以后唤为“小米”。粟作为我国北方旱作农业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其播种面积约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5%。粟对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很强，具有耐旱、耐瘠薄、抗逆性强、产量变异小等特点。粟具有发达的根系，对水分的利用率很高，比较适合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生长。粟既是北方地区重要的口粮，同时也可以作为酿酒的主要原料，其茎叶、谷糠等还能作为饲料来喂养猪、牛、羊等家畜。

（2）黍（Panicum miliaceum）

小塘山遗址出土炭化黍95 粒，约占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总数的7.34%。这些黍粒保存完整，种属特征较明显。表面粗糙，多呈长鼓圆形，腹背部均隆起，胚部短宽呈“V”状。我们随机抽取了两粒炭化黍种子进行了测量，长度分别为1.87 毫米、1.82 毫米，宽度分别为1.64 毫米、2.01 毫米，长宽比分别为1.14 和0.91。

黍，属于禾本科黍属。亦有“稷”“糜子”等叫法。黍具耐旱、早熟、耐瘠薄等生理特点，可利用短暂的降雨期完成生长发育过程，并能获得相对可观的粮食产量。黍的营养丰富，其籽粒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明显高于大米、小米、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②

黍既是我国华北和西北地区等黍主产区的主要食物，也是酿酒的主要原料。同时，还可以将黍籽粒、秕粒、黍糠等混合磨成粉作为饲料用来养猪、鸡等家畜；将脱粒后经碾压的黍草（茎秆）单独收藏，作为耕牛冬春的饲草；将碎叶碎壳作为羊的冬春饲草。

表2 小塘山遗址浮选出土植物种子测量数据统计表

2.其他植物种子

（1）狗尾草（Setaria viridis）

小塘山遗址出土炭化狗尾草种子6 粒，约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0.46%。椭圆状，外表不光滑，呈蜂窝状，保存较完整。

狗尾草，属禾本科狗尾草属。颖果形态为顶端钝尖的椭圆形，背拱而腹面扁平，淡灰色或灰色，千粒重约8.6 克。③其在我国南北甚至世界各地均有分布，生存适应力较强，多生长于荒野、道旁，也是田间重要杂草之一。

（2）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 Turcz）

小塘山遗址出土胡枝子9 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0.69%。约长1.246 毫米、宽1.938 毫米。椭圆状，外表黝黑光亮，多残缺，但仍保留有特征性部位。

胡枝子，属于豆科胡枝子属，直立灌木，分枝多、卵状叶片，花冠为红紫色，荚果斜卵形。④胡枝子具有耐旱、耐瘠薄、耐酸性、耐盐碱等特性。由于胡枝子鲜嫩茎叶丰富，且含有丰富的粗蛋白质、粗脂肪、粗纤维和钙、磷等营养成分，是马、牛、羊、猪等家畜的优质青饲料。当然，含有丰富营养成分的胡枝子可作为食物和药物。此外，还可作为肥料和薪柴为人们所利用。

我国南北大部分省区均有分布，多生于海拔150-1000 米的山坡、林缘、路旁、灌丛及杂木林间。

（3）草木樨（Melilotus suaveolens）

小塘山遗址出土草木樨2 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0.15%。约长0.947 毫米、宽1.37 毫米。椭圆状，外表凹凸不光滑，保存较完整。

草木樨，属于豆科草木樨属，二年生或一年生草本植物。荚果卵形或近球形，种子圆肾形，略扁，黄褐色。生于山坡、路旁、田边等。全草入药，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也可用作饲草和绿肥以及保持土壤的植被。我国北部、华东、西南等地均有分布。

（4）锦葵（Malva sinensis Cavan）

小塘山遗址出土锦葵3 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0.23%。约长1.628 毫米、宽1.617 毫米。形态呈圆扇状，背部厚且隆脊明显，腹侧扁平且中部有一凹陷口，保存较完整，种属特征明显。

锦葵是锦葵科锦葵属，二年生或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耐寒，耐旱，且能够适应各种土质，以砂土最宜。锦葵作为栽培植物常见于中国南北各地，也有部分逸生。

此外，小塘山遗址还分别出土了1 粒紫苏、水棘针、藜和郁李的炭化植物种子。其中藜来源于灰坑，紫苏、水棘针和郁李均来自房址。这两种遗迹单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均被频繁使用，所以即使在这批浮选土样中仅分别发现1 粒，却仍然能体现出这几种植物与夏家店下层时期的先民生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分析与讨论

（一）炭化木屑所反映的问题

灰坑中出土炭化木屑的总量最多，占50.54%，房址中出土的炭化木屑仅占27.09%。由此可以认识到，房址是较灰坑来说相对纯净的遗迹单位，室内日常使用燃料产生的炭化遗存应很大程度上被清理出居室，集中倾倒于灰坑之中，这种推断也能在上述灰坑中出土炭化木屑的占比得到验证。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在遗迹G2 采集的10升土样中出土炭化木屑3.401 克，占炭化木屑总量的22.2%，较房址和灰坑来说，如此大比例的炭化木屑应体现其功能的特殊性，不能排除直接在沟中焚烧、集中堆放燃烧或未充分燃烧的炭火等可能。

陶窑使用植物作为燃料，应是炭化木屑遗存较为丰富的单位，但Y1 中采集的1 升土样中仅含有0.024 克炭化木屑，低于平均值0.048 克。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是陶窑内燃烧条件较好，植物大都得以充分燃烧，只留下少许炭化遗存。小塘山遗址中发现陶土、泥料、大量制陶工具和烧制陶器的陶窑，表明该遗址的先民掌握了较完备的制陶流程和先进的制陶工艺、技术。经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竖穴陶窑已普遍采用穹隆式窑顶，具有粗大而分布均匀的火眼，要比红山文化同类陶窑有很大的进步，可与中原地区同时期较先进的陶窑相媲美。⑤通过上述发现和研究可认为小塘山遗址Y1应具备较良好的燃烧条件，浮选样品中炭化木屑含量较低的发现也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还可以发现陶窑Y1 中出土了2 粒炭化粟种子，作为专门的手工业生产区而非食物采集、加工或食用区的陶窑遗存中为何会出现炭化农作物种子呢？ 赵志军先生曾对陶寺城址中陶窑ⅡY1火塘中含有极少炭化木屑却发现数量较多的炭化草籽、粟粒的情况进行分析讨论后认为，陶寺城址早期炊爨和烧窑的燃料很可能是主要利用或依赖禾草或谷草。⑥虽然小塘山遗址陶窑Y1 中仅出土2粒炭化粟，但以此说为启发，应该也可以认为农作物秸秆很可能被小塘山先民作为陶窑烧制的燃料之一来利用。上段所论其浮选样品中炭化木屑含量较低，陶窑具有较良好燃烧条件是一重要致因，所用燃料的类型应该也是主要影响因素。农作物秸秆的燃点较木材要低很多，很容易充分燃烧而无法形成炭化遗存，而大部分秸秆上残存的籽实可能经过火的间断或不间断燃烧，早已爆裂或化为灰烬。所以，综合小塘山Y1 浮选样品中出土的炭化木屑和炭化粟种子来看，农作物秸秆作为陶窑主要燃料的推论是值得考虑的。

（二）炭化植物种子所反映的问题

1.粟和黍的问题

小塘山遗址浮选土样中出土了数量丰富的炭化植物种子，农作物炭化种子的数量占绝对优势，由此可认为该遗址存在时期处于一种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阶段，农耕生产应该是其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从浮选结果所得到的数据可知，在出土炭化植物种子中，仅有粟、黍两种农作物，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特点应该至少是以粟和黍两种农作物为主的，但不能断然排除存在种植其他农作物的可能。将炭化粟、黍的数量进行比较，黍粒的出土数量要少很多，二者的绝对数量比值为1：0.08。但需说明的是，运用浮选法所获得的炭化植物遗存在绝对数量上存在着在堆积过程、埋藏过程和被提取过程中由各种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⑦因此，在对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时，仅靠绝对数量的统计结果还无法深入探究植物遗存与先民的生活和生产关系。

为此，我们需要另外进行植物遗存出土概率的统计和分析。出土概率有着不考虑出土植物遗存绝对数量的特点，仅以“有”“无”两个变量作为计量标准，客观上减弱了埋藏机制和埋藏背景所致的误差对分析结果的影响。⑧计算结果显示，炭化粟粒的出土概率为81.25%，而炭化黍粒的是40.63%，二者比值为1：0.5，明显地高于它们之间的绝对数量比值。这说明，黍在小塘山先民的生活中还是相当重要的，黍的种植在小塘山遗址农业中也应该占有一定的比重。由此推断，小塘山遗址的农耕生产是以种植粟为主，同时也种植有一定数量的黍，这种农作物的组合属于典型的中国北方早期旱作农业的特点。这一特征与前人研究所得成果一致，同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敖汉兴隆沟遗址第Ⅲ地点⑨和松山三座店遗址⑩中浮选所得农作物也是以粟和黍两种农作物为主，其中粟的出土概率明显高于黍，可说明粟在当时的农业种植结构中应为首选农作物品类，种植的广度和田地优劣的分配上均以粟为先。⑪

此外，F35 中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也值得关注。小塘山遗址出土炭化粟种子1175 粒，仅F35 内采集土样中便出土了532 粒，占总数的45.28%；共出土炭化黍种子95 粒，F35 采集土样中出土60粒，占总数的63.16%。粟和黍在遗址中的出土概率分别为81.25%和40.63%，这一数据可以表明粟、黍广泛分布于该遗址各遗存单位中，所以如此大比例的粟和黍在F35 中出土可较明显地说明，该房址是集中存放或加工处理粮食作物的场所。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小塘山遗址在浮选土样中未出土炭化大豆种子。同属赤峰市的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Ⅲ地点⑫和松山三座店遗址⑬中均发现炭化大豆遗存，虽然其十余粒的数量相对于同出的炭化粟和炭化黍来说显得微不足道，但计算所得出土概率较为显著。同样，近年在亦属赤峰市的香炉山遗址、⑭西道点将台遗址、⑮二道井子遗址⑯的浮选土样中也出土了炭化大豆种子。以上5 处遗址均属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且均出土了炭化大豆种子，似乎可以说明大豆至少在该地该文化期内的农业生产中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虽然与粟和黍相比，属于次要农作物品种。所以，可以合理地推测大豆也应该在小塘山遗址先民的农作物种植品类中。那么，未浮选出炭化大豆遗存的原因便值得探讨了。综合相关因素来看，笔者认为应该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遗存可能受自然埋藏过程中各因素的影响。各遗迹单位埋藏较浅，保存状况较差。加之距今4000-3500年间的气候变化事件及其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土地沙化现象，在雨水和强风的逐年侵蚀下破坏了本就数量较少且埋藏较浅的炭化大豆遗存。二是提取样品过程中的人为影响。虽然我们尽可能在各类性质比较明确且具有代表性的遗存单位中广泛采样，但32 份土样仍略显偏少。小塘山遗址内暂未发现炭化大豆种子并不能断然判定为不存在。在小塘山遗址日后的发掘过程中，可适当加大浮选样品的采集广度，采用以各种遗迹为主要采样单位的针对性采样方法，合理增加样品数量和土量。

2.杂草类种子的问题

多数浮选样品中与粟、黍同出的还有胡枝子、狗尾草、藜、草木樨、水棘针和紫苏等田间杂草类的炭化种子。文化堆积中出土的植物遗存主要来源于经自然力量带来并埋入遗址中的植物有关部位及生长在人类活动范围内并与人类产生直接或间接关系后被遗弃在遗址内的植物。⑰由于小塘山遗址的浮选样品绝大部分都采自房址和灰坑中，所以这些杂草种子应该是在作物收割过程中掺杂其中的，但数量极少，仅24 粒，占所有炭化植物种子的1.85%。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塘山遗址先民所从事的农业种植已经相对精细，即使是当下，在田间种植的农作物中混杂着杂草类植物也是难以排除的。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斧、铲、杵、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也能进一步证明其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和精细化，这与学者们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从已调查、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遗址所获资料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有着种类多样并拥有统一且固定形制的农业生产工具。从砍伐用的斧类工具到翻耕用的木质耒、耜和破碎土块的打制石铲，再到中耕用的磨制石铲和收割用的石刀及谷物加工工具，可以发现该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已有了明确的分工，尤其是中耕工具的发达，说明这一时期已进入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阶段。⑱

（三）动物遗存的问题

遗址中出土马、牛、猪、羊、狗等家畜和狼、鹿等野生动物遗存说明，小塘山遗址先民在农业种植的同时，出于畜力、肉食、皮毛等多方面需要而辅以家畜饲养和狩猎行为。猪与人同属于杂食性动物，人们食物的剩余或废弃部分是其饲料的主要来源，因此一般认为家猪的饲养应属于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富余也是农业较发达的一项重要表征。牛、羊是食草类动物，适合牧养，在草源充足的地区完全可以脱离农业生产，遗址中出土的胡枝子、草木樨等都是可作为饲养牛、羊的优质青饲料。

五、结论

经过科学采样、系统浮选，在小塘山遗址获得并鉴定出较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通过对这些浮选出土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同出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动物遗存，我们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小塘山遗址先民从事着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活动，在农作物种植过程的不同阶段能够使用分工明确的农业生产工具，形成了完备的农业种植体系，但种植制度比较单一，看重乃至依赖的农作物品种基本上局限于粟和黍两种农作物。显然，小塘山遗址经济成分较为复杂，人群的生业方式应是以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业次之，又辅之以狩猎活动。小塘山遗址以粟、黍为主要农作物也进一步证明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种植结构，为研究、探讨该时期西辽河流域上游生业方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植物考古材料。

注释：

①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赤峰市宁城县小塘山遗址发掘[J].内蒙古文物考古年报,2021(总18):14-15.

②魏仰浩,高俊山.我国黍稷生态型的初步研究[J].内蒙古农业科技,1985(03):12-15.

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种子组,形态室比较形态组.杂草种子图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260.

④关于杂草种子鉴定参考以下书目：关广清,等.杂草种子图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杂草种子图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强胜.杂草学(第2 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⑤陈国庆,张全超.浅析辽西地区史前时代的陶窑[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01):61-65.

⑥⑧赵志军.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M]//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27,116.

⑦赵志军.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中存在的误差[A].文物科技研究 (第1 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78-84.

⑨⑩赵志军.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特点[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科技考古(第3 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7-8.

⑪⑫⑬赵志军.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01):19-31.

⑭⑮贾鑫,孙永刚,杨金刚,赵志军.西辽河上游地区夏家店文化时期浮选结果与分析[J].农业考古,2017(06):33-39.

⑯孙永刚,赵志军,曹建恩,孙金松,党郁.内蒙古二道井子遗址2009年度浮选结果分析报告[J].农业考古,2014(06):1-9.

⑰赵志军.广州南越宫苑遗址1997年度浮选结果分析报告[M]//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98-199.

⑱孙永刚.夏家店下层文化经济形态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