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洛柴登古城建制新考

2022-04-15李晓钢张文平

广西教育·D版 2022年3期

李晓钢，张文平

（1.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1）

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浩绕柴达木嘎查北约1.5 公里处，有一座规模庞大的汉代古城遗址。1973-197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定名为霍洛柴登古城（又称浩绕柴达木古城）[1]。近年来，随着对霍洛柴登古城考古发掘工作的逐步开展，一些新获材料对于判定古城的时代、行政建制的归属，均有着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有做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新近考古成果与研究现状

霍洛柴登古城依山环水，东、南、西三面地势开阔平坦，北面为起伏较大的丘陵山地。柴登河由城东流经城北，顺城西向南方而去。城内地势较平坦，北部略高。总体形制呈“回”字形，如今内城城墙已经消失，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446 米，南北宽约1100 米。南、北、西三面城墙断续可见，呈土垅状微凸于地表，墙基用黏性较强的白泥夯筑而成，宽约13 米，残高0.5-2 米。城内中部有一条东西向街道，宽约50 米；西侧中部有大型建筑台基，其东北有铸钱遗址，出土“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泥质钱范。东北角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铸铁遗址，有厚达5-6 米的炼渣堆积以及坩埚、鼓风炉残块。城内文化层厚约0.8 米。采集有绳纹筒瓦、绳纹和凹弦板瓦、菱形纹方砖、“千秋万岁”瓦当等[2]。城东、南、西三面分布有墓葬区，规模较大，有竖穴土坑、土坑、砖室、土洞墓等形制[3]。1973年发掘57 座墓葬，出土泥质灰陶和釉陶仓、灶、井、罐、熏炉及铜钫、壶、五铢钱等[4]。征集“中营司马”“西河农令”铜印各一方[5]。

近年来，对霍洛柴登古城的发掘成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其一，发掘钱范烘焙窑、铸币窑各一座；其二，发掘5 座烧制陶器窑址[6]。所发现钱范的时代为新莽时期，均陶质，有正范和背范，钱文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等。还出有7 块确切纪年的钱范，上有“始建国元年三月”等字样。出土钱币较为混杂，窑室内及附近发掘出土了多枚西汉“半两”“五铢”铜钱，铜钱大部已残半，未经打磨修整。发掘的5 座陶窑均位于古城外西南侧，这一带红土深厚，且临近水源，应是城址附属的陶窑区。

霍洛柴登古城的年代一般定于汉武帝至新莽时期，东汉未作沿用。此外，陶窑形制也可为断代提供佐证。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战国秦汉时期陶窑的类型学分析，发掘的5 座陶窑的年代亦处于汉武帝至新莽时期[7]。

目前，对于霍洛柴登古城的研究争议，主要集中在行政建制方面。学界依据古城出土“西河农令”铜印，将其推定为西河郡属县，关于这点分歧不大。而在其具体应是西河郡所辖何县上，则争议较大，有平定县[8]、大成县[9]与广田县[10]诸说。考订霍洛柴登古城建制，须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与文字史料相互印证，并充分运用自然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材料，进一步阐释其所展现的历史地理学意义。

二、行政军事建制考订

从西汉时期西河郡的地域构成上来分析，黄河以西的西河郡地域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来自秦昭襄王长城与榆溪塞长城之内的部分。西汉建立初期，匈奴“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11]即秦昭襄王长城，以及其北端点顺着东西向分水岭向西，到达哈什拉川的源头地带，顺哈什拉川向北，新民堡长城的东端点在哈什拉川西岸，沿东西向的新民堡长城向西，与当时的黄河南河岸连接起来[12]。西汉初期，汉王朝辖有秦昭襄王长城—哈什拉川—新民堡长城连线以内地区。西河郡辖县见于张家山汉简的有8 个，归属上郡的为“圜阳、平陆、饶、平周、西都、中阳、广衍”等7 县，归属云中郡的为“博陵”1 县,均位于该线以内[13]。其二，秦昭襄王长城之外至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外流区一带，即黄河西侧诸支流如皇甫川、窟野河、秃尾河、无定河等的上游地区[14]。这一区域的汉代古城遗址分布较为密集[15]，应是西汉收复河南地后陆续兴修，部分沿用至东汉时期，具体建制散见于《水经注》等书。其三，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及以西地区。这一区域之内的汉代古城遗址分布较零散，霍洛柴登古城即在这一区域。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西河郡郡治为富昌县。如果霍洛柴登古城作为西河郡郡治，偏西的位置远离了西河郡城邑分布重心，是难以起到整合统领作用的[16]。至于富昌县的地望，《水经注》《说文解字》均将其与汇入黄河的湳水相联系，无论湳水为哪条河流，也决计不会与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的霍洛柴登古城有关系[17]。沿用至东汉的大成县（东汉改名为大城县，归属朔方郡管辖）与平定县，与霍洛柴登古城新莽后便遭到废弃的断代不符。从霍洛柴登古城的规模来看，无疑是西汉边郡第一等的大城。霍洛柴登古城的规模及内、外城的结构，与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塔利古城甚为相近。塔利古城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塔利村北侧，分为内、外两城，外城平面接近方形，东西长约1260 米，南北宽约1245 米。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处，平面亦近方形，边长约350 米，城墙四角有突出的角台残迹。塔利古城被推定为西汉时期云中郡陶林县，兼为云中郡东部都尉治所[18]。与之相近的霍洛柴登古城，也应是西河郡的一处部都尉治所。霍洛柴登古城地处西河郡北缘，临近朔方郡，为西河郡增山县兼西河郡北部都尉治所的可能性最大。

三、城址选址与交通路线

西汉西河郡增山县最显著特征是，它位于通往西河郡西边要地眩雷塞的交通路线上，即《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有道西出眩雷塞”[19]。依据最新的长城资源调查成果，考订眩雷塞为以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兰布拉格障城为中心的哈鲁乃山南麓列隧[20]。黄银洲研究发现，霍洛柴登古城处在西向至黄河的东西向交通路线上[21]。这一观点非常值得重视，但是其研究是基于遗址空间布局的分析，重建的只是大致方向，并不一定能够与实际交通线重叠。现结合考古遗址与水文地质资料，做进一步的探讨。

霍洛柴登古城所在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影响城址与交通路线最大的因素是水资源的分布，特别是浅层地下水的分布。该地区地表水与浅层地下水均向盆地内部的低洼处径流[22]。杭锦旗梁外地区在白垩系沉积时是一个大型的内陆坳陷盆地，因而白垩系沙层为杭锦旗梁外地区的主要含水岩系[23]。富水的白垩系地层在霍洛柴登古城附近埋深较浅，富水性好[24]，是水量极丰富的自流水区，附近曾经分布有大量泉水[25]。这是霍洛柴登古城得以立足的根本条件，也是向来论者容易忽视的一点。出土的“西河农令”铜印，表明古城周边存在过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

霍洛柴登古城向西16 公里是内、外两重城的敖楞布拉格古城[26]，也是西汉时期一座较大的古城遗址，内、外两重城显示其负担较强的军事职能[27]。这一地区地下水埋藏同样较浅，之前曾存在自流泉[28]。敖楞布拉格古城再西北40 余公里，有汉代的伊和乌素林场遗址、农业队遗址、摩林河古城，遗址规模虽然较小，但分布密集[29]。摩林河是发源于杭锦旗伊和乌素东部沙日摩林嘎查的一条内流河,伊和乌素的摩林河两岸分布有自流区，伊和乌素与霍洛柴登均是潜水埋深浅、富水性较好的典型地区[30]。摩林河古城再西北至黄河约80 公里，其间目前未发现汉代古城遗址，但该地区地下水处于与上述两地相近的水平线上[31]。鄂尔多斯高原西侧临近黄河地区，发育有不少汇入黄河的沟谷[32]，从摩林河古城西至黄河也不难沟通，只是距离偏长。西汉的军事据点和驿置，分布受制于当地聚落，聚落稠密地区相互之间距离较短，聚落稀疏地区则相互间距较大。如西汉时期长安至姑臧，相邻节点的间距从7.7千米（长安—渭城驿）到69.7 千米（枝阳—令居）不等[33]；西北地区的酒泉郡，“驿置道里簿中的相邻驿置之间道里颇有长短，长则99 汉里，短则50 汉里”，相邻站点平均间距28.9 公里[34]。与酒泉郡近似的霍洛柴登古城—敖楞布拉格古城—摩林河古城一线，大体上也在此范围内。该路线分布基本受限于该地区浅层地下水的高程，浅层地下水年际间的水位动态变化主要受降水的直接影响[35]，古今变动规律较为一致。

图一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与古城遗址示意图

在综合考虑汉代遗址与水文地质资料后，“霍洛柴登古城—敖楞布拉格古城—摩林河古城—黄河”这一东西向交通路线可以成立。加上黄河西侧眩雷塞的存在，可以推定该路线为经西河郡北部都尉西出眩雷塞的交通路线，也是汉朝军队西出西河郡的主要塞道。这一路线的推定，为霍洛柴登古城西汉西河郡增山县兼西河郡北部都尉治所的考订又填一新的证据。

四、地理因素与属国的设置

西汉时期，为何要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维系如此庞大的城邑体系和军事通道呢？

主观方面，西汉王朝选择经由西河郡出兵攻伐匈奴，是战争形势变化的必然。随着西汉王朝与匈奴政权战争的进行，匈奴政权的中心不断向西北移动，从“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到“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36]与之相应的，西汉王朝与匈奴政权爆发军事冲突的地点也向西北移动，西河郡方向日渐受到重视。从西河郡出兵的塞道眩雷塞在朔方郡之西，凡是汉军出西河郡的军事行动，绝大多数是与居延、酒泉等河西地方的军队配合行动的。驻扎于居延的强弩都尉路博德曾被要求遮拦匈奴入侵西河郡的塞道，“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营之道。”[37]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从西河郡出兵的汉军与从居延出兵的强弩都尉路博德会师于涿邪山[38]。因此，为了保障西河郡出兵需求，有必要建设一个庞大的后勤系统，保障一些重要的交通路线。正如劳干所述，西汉时期“塞”是一个牵涉相当大的组织，就前方来说，是以郡为中心，再分到各县及侯官以至于烽燧；就后方来说，还有一个庞大的后勤系统和几个重要的交通路线[39]。霍洛柴登古城地处西河郡出塞路线交通冲要，负担有后勤的重要任务，庞大的城市规模、农官系统、大量钱币的铸造以及铸铁的遗存等，都生动地阐释了这一点。

客观方面，经营由西河郡西出的塞道，也出于分摊后勤压力的考虑[43]。西汉时期，行军路线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路线的后勤承载量。卫青出塞时，曾因“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分兵行东道[41]。因此，西河郡塞道的设置，使西汉王朝能将尽可能多的军队输送至战场。之后历次大规模攻伐匈奴政权，均有一支部队从西河郡出塞[42]。

马孟龙考订宁夏盐池县张家场古城为汉代上郡龟兹县后，做出结论：“这表明上郡境内安置的归附游牧部落主要分布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南缘，而非以往所认为的陕西榆林地区。”[43]这一重要考论，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西汉属国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分布状况。

在自然地理上，鄂托克—四十里梁分水岭西侧、白于山北侧这一广大地区内，除都思兔河流域，其他均属于鄂尔多斯内流区[44]。以此为界，鄂尔多斯高原大致上呈现出东西迥异的态势，即使在全新世大暖期，农牧交错带也未能越过该线以西[45]。西汉时期，东部外流区以农业为主，古城遗址分布密集；西部内流区以畜牧业为主，古城遗址分布稀疏。西部内流区，能开展农业活动的个别区域，多是浅层地下水埋深较浅的地区，如霍洛柴登古城周边等。汉武帝时，“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入新秦中。”[46]萧关之北的“新秦中”部分地区曾一度隶属于北地郡[47]，后才部分划归西河郡，其中并无多少城邑建设，更适宜于畜牧业的经营方式。此外，还可能被用于安置匈奴政权的降者，存在一定的属国都尉分管统辖。汉宣帝时期，“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48]在此之后，西河、上郡的属国曾经叛入匈奴[49]。这些属国，最有可能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之间。

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存在几座规模庞大、军事属性显著的汉代古城，如吉尔庙古城、水泉古城等[50]，有可能为属国都尉治所。黎明钊指出：“属国的内部空间不足以支持内附的游牧族群维持原来的生活模式。在生活空间减少的情况下，虽然属国民仍保留原来仟、佰的部落组织，但部分人群似乎开始过着定居生活。”[51]这些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的“大城”，便可能由此而设立。从西河郡出塞，亦有就近征调属国兵的便利；属国兵作为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日渐重要[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