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婷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给公众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的同时，也危害到了公众的心理健康。媒体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宣传报道工作时，不仅要履行社會瞭望者的角色，更要充当解困者，以积极心理对冲负面舆论，同时推动问题的解决。因此，将积极心理学运用到新闻生产中的建设性新闻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心理引导;疫情;积极心理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2021年度课题一般项目“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公众心理引导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项目编号：XLJKJY202123B）阶段性研究成果。

自2019年底，新冠病毒开始在我国肆虐，在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的同时，也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媒体在疫情防控宣传报道工作中，如一味强调冲突，报道灾难，无疑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因此，应强调人文关怀，对受众进行心理疏导和情绪调节，使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因此，强调将积极心理学运用到新闻生产中的建设性新闻理念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发挥了巨大的效用。国内主流媒体的诸多抗疫新闻报道实践充分体现出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和实践特征，为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新闻报道如何对公众发挥积极的心理引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建设性新闻——理念阐释与中国语境

（一）建设性新闻与积极心理学

建设性新闻理念起源于西方，由于西方新闻界长期报道负面的、具有批判性的内容，加剧了受众的恐慌和绝望，引起心理焦虑，使得新闻报道对于受众的吸引力下降，阻碍了新闻行业的发展。因此，新闻界对此作出了批判，建设性新闻理念得以被提出并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

建设性新闻理念最早出现于丹麦。目前，丹麦著名记者凯瑟琳·吉尔登斯特给建设性新闻下的定义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即将建设性新闻定义为将积极心理学方法应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以创造有吸引力的报道，同时忠于新闻的核心功能。[1]

积极心理学同建设性新闻的产生路径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建设性新闻的产生来自于新闻业对负面报道的批判，同样，积极心理学也是源于心理学领域对消极心理研究偏好的纠正。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一直以来注重研究心理问题与精神疾病，而忽略了生命的快乐和意义，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马丁·赛格利曼开始矫正这样一种心理学研究态势，致力于研究人们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等积极品质，帮助人们获取幸福美好的人生，从而创立了积极心理学。

凯瑟琳·吉尔登斯特首先将积极心理学运用到新闻研究领域，她将赛格利曼的积极心理学的PERMA模型，即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参与（Engagement）、关系（Relationship）、意义（Meaning）和成就（Accomplishment）引入到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中来。积极心理学对消极心理研究的纠正，正好同建设性新闻重视积极报道的理念相契合。[2]

那么，建设性新闻是如何发挥积极心理学的作用的？首先，在建设性新闻中，既要修正错误，也要引导正确的方向，提倡以积极的方式报道负面事件、促进个人和社会健康发展;其次是多元协商对话，建设性新闻不仅要求记者参与其中，还要求记者承担促使公众参与其中的协调者角色，建设性新闻强调将部分新闻报道的权利赋予公众，在报道中了解公众的想法，体现各方的声音，从而调和多方矛盾，促进冲突解决;最后，在新闻的要素上，建设性新闻在“5W”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个“H”即“How to do”，形成了“5W1H”的新闻要素，在客观真实地报道事件的同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参与性的理念推动问题的解决，这也是建设性新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语境

之所以我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将建设性新闻发展成一种专门的报道模式，是因为我国的国情、新闻体制决定了“建设性”一直以来就是我国媒体报道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的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注重广泛凝聚共识、发挥社会建设功能，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以正面报道为主一直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重要方针，舆论监督也强调建设性、科学性和合法性。建设性新闻在我国一直都得到实践和发展，在突发公共事件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出现了大量的负面报道，加剧了人们的恐慌。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看到了疫情之下公众对于建设性新闻的迫切需求，并将建设性新闻理念应用到疫情报道中，这一时期，建设性新闻理念在我国得到了大范围的运用和长足的发展。

二、疫情期间公众心理健康面临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一位公众都无法置身事外。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铺天盖地，信息过剩、信息缺失、虚假信息等问题也接踵而至，加剧了公众的恐慌情绪。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公众造成的心理危害

大量调查研究表明，疫情期间公众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疫情前，公众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等问题。相关研究表明，从时间上来看，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心理变化经历了警觉恐慌期、消极防御期、现实适应期和恢复成长期四个阶段;从地域上看，受疫情影响不同的地区，公众心理受影响的程度也不同，湖北省居民恐惧情绪最为严重，有对病毒本身的恐慌、对物资缺乏的担忧，甚至还有遭受歧视的担忧;从人群上看，病毒感染者因病久治不愈或家属因痛失亲人导致伤心绝望，放大围观者的消极心理，一般人群可能由于长时间的居家隔离产生较多负面情绪，如莫名其妙的烦躁、紧张、害怕、敏感、愤怒以及对生活感到无力等。[3]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消极情绪经过蔓延和传播，不仅会引发公众心理疾病，还会造成社会运行失序，提高疫情防控的难度，因此非常有必要进行干预。

（二）信息疫情造成的公众心理恐慌

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伴而来的还有“信息疫情”，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媒体传播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信息数量也呈现一种“爆炸”式的特征，造成信息过剩，人们很难快速地从中进行筛选。信息暴增以及不确定性无疑会造成公众的恐慌和焦虑。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越来越多的媒体获得了发声的机会，但也给不负责任、别有用心的媒体散播谣言提供了便利，造成了新冠疫情下的“信息疫情”，影响了公众的身心健康。[4]同时，部分媒体为了使公众提高警惕，控制疫情的蔓延，发布了很多负面新闻来强调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也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恐慌。

三、建设性新闻提升公众积极心理的途径

在疾病尚未发生时针对病因采取措施，是预防、控制、消灭疾病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也叫一级预防，具体到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上，则是对公众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科学观念的培育。[5]根据新冠疫情下公众心理卫生现状与需求调查显示，在心理服务形式上，公众更偏向于媒体宣传，通过互联网形式获得帮助。由此可见，媒体的积极报道对于疫情下的公众心理调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倡导积极心理建构的建设性新闻，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广泛的实践，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報道案例，为危机下的建设性新闻报道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一）建立积极心理基模

基模是人们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是人们对已有知识和信息的经验总结，从而帮助我们进行决策和判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相关信息对于受众来说是全新的未知的信息，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基模只能通过媒体传递的信息来构建，若媒体的报道中充斥着负面和冲突性信息，则会使受众产生沮丧的心理基模，从而更加焦虑、无助、恐慌。在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前，媒体应该通过构建积极的心理基模帮助公众做出积极的决策和判断。

202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推出了《最有烟火味的应援！加油，热干面！》原创海报，通过转发自己家乡美食海报的形式，为武汉“热干面”加油，在网络上获得了极高的响应度，传播了正能量，增强了公众的凝聚力和抗疫信心;2020年2月，新华社开辟《战疫日“励”》专栏，每天发布一幅抗疫海报，配上例如《众志成城，我们可以》《阳光总在风雨后》《无惧无畏，雷神战备》等励志标题，给予人们希望和力量，利于公众减少焦虑，重拾信心，克服困难。

（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客观性作为西方媒体坚守的核心理念，要求记者将自己置于旁观者的位置，以追求新闻的真实性，但是这样的报道对于问题的解决却没有实际作用，因此一直以来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和挑战。[6]而建设性新闻倡导将积极心理学的PERMA模型中的成就（Accomplishment）引入到新闻报道中去，倡导媒体在揭露问题的同时，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明确方案取得的成就，也就是方案的效果，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时候，媒体的角色不仅仅是“瞭望者”，更是“解困者”。

疫情期间，媒体聚焦社会关切，直面问题，通过多方信源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2020年4月8日新华社发布的《武汉“解封”，后续焦点问题如何应对？》，回应了武汉解封后社会最关注的四个焦点问题，分别从疫情防控现状、重症患者救治状况、无症状感染者的排查方式以及复工复产恢复生活等方面一一为群众解读。记者从数据分析到实地调查，再从专家采访到政策解读，全方位、多角度、多信源地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增强了建议的权威性和专业性。疫情期间，多地农产品出现滞销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许多县级融媒体的主播化身“带货主播”，运用直播、文字、图片、短视频推介等手段，带动农产品销售。中国传媒大学非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艳秋认为，县级融媒体组织的农副产品直播带货活动，具有参与性、组织性、倡导性，这三个特征都具有建设性。

（三）多元协商对话

建设性新闻除了强调新闻记者、新闻媒体要参与进社会建设和治理之中，还呼吁公民也积极投身到这一进程当中。根据积极心理学PERMA模型，参与（Engagement）是一种沉浸式卷入的心理状态，这种投入状态能使人获得快乐。公众通过参与，知情权、参与权得到了保障，从而能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参与到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中去;而关系（Relationship），则强调群体协作，将原本分散独立的个体意识凝聚起来，形成合力，增强社会的安全感，从而减轻个体的压力。

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很好地发挥公众多元协商对话的“协调者”角色。例如，央视频2020年1月28日起，推出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给无法亲身参与抗疫行动的普通公众以现场感、参与感和陪伴感;央视《新闻1+1》栏目更是通过现场连线的方式，将更多的话语权转交到政府官员、权威专家、医护工作者以及各行各业的相关负责人手里，形成了开放、互动的话语空间;自媒体更是各方发声的主要阵地，例如，B 站联合传统媒体及 UP 主积极发布抗疫相关视频，据统计，在近一个月时间内累计发布了十万条高质量视频，传播了防疫信息，缓解了公众焦虑。

（四）理性讨论语境

在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前，公众往往较为情绪化，其悲伤、愤怒、恐惧等心理极易蔓延，从而难以对问题进行理性思考。这时候媒体要在报道问题的同时表现得足够冷静和理性，促使公众产生积极态度。在新冠肺炎疫情建设性新闻的报道中，几乎都采用了贴近大众的朴实语言，给人以亲切感，这样的语言风格往往能更好地贴合受众心理，给人以冷静思考的空间，并能直接、快速地被受众所理解。

例如，武汉暴发疫情之初，出现了很多恶意造谣者以及“排鄂者”，三联生活周刊发布了《比“武汉加油”更实际的，是善待武汉人》，没有谴责“恐鄂”的行为，而是理性地陈述客观事实，介绍一些帮助武汉的可行办法;再如，2020年12月成都疫情发生时，赵某某确诊引发了市民的恐慌，新华网客户端发布的《新华视点：病毒源头在哪？筛查何时能完成？如何阻断病毒传播链？》通过实地调查、专家采访等方式为公众解读此次疫情的发生发展情况，并对新冠肺炎的传播和预防进行科普，通过告诉公众如何预防、就诊，缓解公众焦虑情绪，其数据分析客观理性，语言平实直接、提出的建议亲切自然，能够缓和公众情绪，给公众以理性思考的空间。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公众心理造成了危害，媒介应该主动承担起社会心理建设的责任，借助建设性新闻引导社会树立积极心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媒体的表现证明，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新闻报道要注重建立社会公众的积极心理基模，不仅要发现问题，更要致力于解决问题，凝聚社会共识，协调各方声音，同时要以客观、理性的报道缓和公众情绪。

注釋：

[1]王磊，粘新.建设性新闻在疫情报道中的实践[J].新闻文化建设，2020（04）：18-20.

[2]余璧玲.建设性新闻：一种积极的报道路径——基于英国新闻媒体Positive News报道的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9.

[3]孙丽媛，梁小荣，高家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公众心理卫生现状与需求[J].广东医学，2020（20）：2053-2058.

[4]张思斯.“信息疫情”之下对提升公众媒介素养的思考[J].传媒论坛，2021（19）.

[5]王博韬，魏萍，丁兰艳.公众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思考[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1-6.

[6]王建峰.客观性新闻的现实困境及理念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21（04）.

参考文献：

[1]张健，赵宁.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社会心理与心态调整研究[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21（07）：50-53.

[2]党君.重大疫情事件中建设性新闻对于公众情绪的调节与引导[J].当代传播，2020（04）：56-58.

[3]成倩.建设性新闻的历史脉络、理论内涵与学理价值[J].青年记者，2020（18）：23-25.

[4]许加彪，成倩.建设性新闻的产制语境、理论含蕴与学理旨归[J].中国编辑，2020（06）：30-35.

[5]欧阳霞，王江珹，白龙，公文.情绪、信任、行动：建设性新闻本土化传播效果的实验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1（08）：73-89.

[6]何一凡.建设性新闻视角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实践探析——以两家英美媒体新冠疫情报道为例[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9.

（作者：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传播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