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琳琳

“法治担当显情怀，为民实事暖人心。”“司法新成效、改革新发展、不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业绩有目共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广东代表团的代表们认真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对一组组翔实数据记录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为公平正义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代表们看在眼里，高度肯定，直言“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维护互联网安全

依法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加强个人信息司法保护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司法机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政治要求的具体体现。过去一年，为推进网络虚拟空间的依法治理，各级法院审结网络传销、网络赌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案件9.2万件，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赌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28.2万人。

“虽然司法机关持续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和滥用的情况仍屡见不鲜，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网络违法犯罪仍高位运行。”谈到个人信息保护，吴翔代表不无担忧地指出。他建议，应坚持全链条惩治，依法从严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切实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公益保护。同时，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行为成本。白映玉代表认为，当前尤其要聚焦侵害个人敏感信息、特殊群体个人信息以及大规模个人信息案件，关注重点行业部门和大型平台企业，加大公益诉讼力度，以点带面，形成有力声势。何桂芳代表对于“两高”坚持对电信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的效果表示肯定，前些年，电信诈骗案件频发，造成了大量人民群众财产损失。得益于“两高”的努力，通过制定司法文件、开展反诈宣传、专项监督、推动综合治理等方式，有效惩治了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

人脸识别、青少年网络安全、直播带货等是近年来网络安全新的隐忧所在。李小琴代表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个人隐私的保护力度，尤其是人脸识别的保护；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上网安全的保护力度，完善网络管理规则，加强网络监管，严厉打击校园贷、未成年人粉丝经济等网络违法违规行为。黄炳章代表建议，加大对网上购物、直播带货欺诈行为惩治力度，净化网络环境。

助推高质量发展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过去一年，“两高”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党中央部署，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充分发挥司法促发展、稳预期、保民生的作用，营造了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特别是加大“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力度，服务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检察院持续加大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度，起诉1.4万人，同比上升15.4%。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54.1万件，同比增长16.1%。

代表分组审议“两高”工作报告（王辉/摄）

不少代表关注到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困境。方利旭代表在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由于缺乏海外法律意识、应对能力不足、应诉成本过高等原因，遭遇337调查等纠纷时难以得到有效救济。他建议，应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防范机制，加强重大案件的协调跟进和政策支持，建立外国政策法规更新的跟踪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加强国内法域外适用体系建设和法理研究；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建设新型审判团队。

吴清平代表指出，当前我们对国内外机构的违规专利布局策略认识不足，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难以适应知识产权纠纷诉讼快速增长的要求，专利纠纷案件审理期限较长，影响了创新主体对维权诉讼的效率期待。应综合研判国内外机构在华的专利纠纷问题，提出国际竞争新形势下我国知识产权竞争的指导性意见，保护我国高质量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强化司法防范意识，依法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更好地维护国家产业安全与发展利益。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持续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也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2020年起，最高检主导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改革合力、严格依法推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阶段性成效。

方利旭代表建议，为更好帮助企业规范国际化经营行为，应完善涉案企业合规的激励机制，明确量刑建议的轻缓幅度、不起诉程序的具体适用、合规考察期等；明确企业合规的通用标准或验收标准，同时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规模、不同类型违法犯罪的涉案企业制定针对性细化标准；在检察院设立企业合规检察部或检察组，专门解决企业合规问题。

白映玉代表认为，应积极推动涉案企业数据合规建设。结合司法办案，推动涉案企业加强合规建设特别是数据合规，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对于“个人敏感信息、个人信息和其他信息”“特殊群体、特定对象、重点领域”个人信息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对于持续批量、短时间内大量获取个人信息等异常行为加强技术监控、预警和阻断；对于重点岗位人员、分支网点人员、离职人员从严加强管理，督促涉案企业“真整改”“真合规”。

蔡仲光代表指出，最高法、最高检要积极推动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立法建设，通过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相关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律，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司法保护。黄炳章代表建议最高检提高司法救助力度，规范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程序，同时加大改判纠正追责督办机制，为受影响企业或个人挽回损失。

司法为民出实招 司法温度暖民心

“两高”工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紧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共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司法为民之路。从一串串具体数据、一件件鲜活事例中，代表们感受到了过去一年“两高”在践行司法为民理念、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上的司法温度。

袁玉宇代表发现，今年“两高”工作报告都聚焦“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主题，关注民生热点，回应民生关切，特别是社会舆论关注度非常高的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加强特殊群体权益保障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明确，“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对于社会呼声很高的“加大拐卖量刑”，报告中回应“严惩性侵、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强化对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司法保障”。

“两高”报告中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到，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权。最高检去年针对严重监护失职，发出督促监护令1.9万份。“家庭教育促进法今年起施行，相信更利于我们‘依法带娃’。”袁玉宇代表说。来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陈海仪代表介绍了她所从事的少年家事工作，他们构建了包括智慧矫治中心、少年家事诉调中心为依托的线上线下审判综治体系，并打造了“羊城金不换”少年司法品牌，帮助失足少年和问题孩子矫治。她指出，最高法已经下达相关文件加强新时代少年审判工作，但少年法庭的独立性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限制，与家事审判之间还有不少互相交叉的地方，期待能有更明确的规划。

除了切实纾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两高”在优化自身体制机制方面，也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如最高法建立了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最高检推行检察公开听证、建立信访“倒三角”，切实降低群众维权成本，提高违法代价。

对于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机制，王筱虹代表有切身的感受，去年她参加了最高法组织的关于“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题调研。“走入最基层的法院，在村子里面的审判庭旁听纠纷审理，我真切感受到了基层法官在‘法’与‘情’的处理上如何精准拿捏和在为民服务上的努力和用心。”她感慨地说。

广东毗邻港澳，在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王筱虹代表建议，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深化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法治保障，细化服务措施，提供精准检察产品。同时也加大对这类精准检察产品的对外宣传，让更多的侨胞感受中国司法的温度和用心。

创新司法服务方式 夯实基层队伍基础

“两高”近年来不断创新司法服务方式，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去年面对疫情，智慧法院大显身手，全国法院在线立案1 143.9万件，在线开庭127.5万场。互联网司法模式不断完善，在全球率先出台法院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大规则，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逐步建立。

作为法院审判一线的一员，陈海仪代表真切感受到法院的很多创新司法举措。如广州中院启动全国首个5G智慧法院及实验室建设，推出首个5G虚拟智能法庭、区块链律师调查令服务平台等首创成果，被纳入“国家智库报告”；交互式审理、在线联审、“一体化”5G智慧司法便民设施“E法亭”等新举措，都大大提升了法院司法为民的服务水平和法治能力。她就曾以直播带货的方式，在法院的官微上为企业、为老百姓介绍法院的这些新发展和司法好物。

曾庆洪代表建议，应以数字化技术助力智慧法院建设，促进法院裁判尺度在全国范围内的适度统一。他表示，近年来最高法在落实“同案同判”要求上采取了大量举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在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仍然存在。建议最高法加快数字化建设进程，加强科学的类案搜索技术支撑，适当扩大类案搜索的适用范围，尽快建设全国范围内的案例数据库并实现关键词精准搜索、精确推送，为建设智慧法院、实现同案同判提速。同时，进一步加强智慧法院、智慧检务建设，完善专业人才保障机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助力案件办理，将法官和检察官从常规性事务和简单案件中解放出来，集中力量办理重要案件，提高司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人才队伍建设是“两高”工作备受关注的问题。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专业化人才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短缺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法院案多人少、招人难、留人难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陈海仪代表坦言，在法院系统无论是审判执行还是司法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制约法院人才发展、造成人才流失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法院应在加大审判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加大年轻干部的培养方面多想办法多下功夫。

王筱虹代表也有同感，她表示，从河北调研的经历看到，基层的法院法官年龄偏大，年轻的少，人员配置也偏少。对于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机制的最前线的镇、村法庭，如果不启动“以老带新”的人员梯队培养，那么“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在最基层的持续发展会成为问题。她建议加强对最基层法院的人员配置，优化基层法院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的年龄结构和学历层次，应该注意法官队伍和司法人员队伍的分层级建设和发展。

李杏玲代表建议，应不拘一格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特别是涉外专业法治人才。从基层遴选法官、选调干部更加注重能力经验，放宽年龄、学历、职级限制，选拔干部注重基层工作经历，充分调动各年龄段、各类别人才积极性，确保持续提高司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