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和远 孙启明 孙宁

摘 要 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缩小贫富差距、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区域一体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框架下，利用2000—2018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净效应。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虽然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但阻碍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未能发挥出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程度的推进，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阻碍作用减弱，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安徽显现出“趋优演化”效应，而在江苏和浙江显现出“转型拖累”效应。因此，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应消除市场分割，建立多层次的长效协调机制，推动长三角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关键词 区域一体化 长三角一体化 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机构合理化

作者简介：方和远，管理学博士，无锡学院商学院讲师;孙启明，无锡学院商学院教授;孙宁，理学博士，无锡学院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产业转移的区域协调发展效应评价、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2021SJA230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江苏经济绿色发展路径研究”（2020SJA2281）

一、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新阶段，缩小区域差距、提升增长效率、实现协同发展已成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区域一体化正是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自“十一五”以来出台或批复了70多个与区域一体化相关的政策，涉及多个核心经济区，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区域经济一体化视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关期，产业结构优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那么，区域一体化战略是否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它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以我国最早实践区域一体化的长三角为研究对象，探索区域一体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综合影响效应。

关于区域一体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分工、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绩效的影响等方面。多数研究认为市场一体化能够降低城市间贸易壁垒，降低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成本，产生区域性的规模效应，从而增强制造业合理化水平，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比如，盛斌等认为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人均GDP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内陆地区的影响更强。盛斌、毛其淋：《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世界经济》，2011年第11期，第44页。李雪松等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验证了区域一体化对TFP的影响，认为在区域一体化战略框架下，地方政府基于共同的战略目标，积极推动区域分工与合作，促进区域内资源高效流动和整合，从而带动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李雪松、张雨迪、孙博文：《区域一体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效率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期，第10页。陈喜强等认为政府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可以弥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市场趋利性和盲目性所带来的失灵问题，改变区域内部地方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格局。陈喜强、邓丽：《政府主导区域一体化战略带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的考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43页。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虽然市场一体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发达地区往往具备显著的区位和技术优势，这导致制造业仍然在发达地区之间进行转移和调整，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银温泉、才婉茹：《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第3页。比如，陆铭等认为在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分割市场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引发地方政府间的分割市场竞赛，导致经济开放加剧地方保护。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第42页。陈喜强等在考虑区域一体化战略具有身份治理效应的前提下，发现受到政府干预和经济一体化发展机制交互作用的影响，珠三角一体化虽然能够提高制造业合理化水平和产业分工，但降低了制造业高级化水平。陈喜强、傅元海、罗云：《政府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研究——以泛珠三角区域为例的考察》，《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9期，第69页。

长三角在区域扩容前，受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影响，出现了产业同构化发展的趋势。陈建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同构及产业定位》，《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2期，第19页。2010年和2013年长三角先后经历两次扩容，给区域内各城市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外围新进城市而言，长三角一体化通过产业分工和市场统一等机制显著促进了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创新能力和区域资本配置效率，但是并未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刘乃全、吴友：《长三角扩容能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增长吗》，《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第79页。邵汉华、王瑶、罗俊：《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创新：基于长三角扩容的准自然实验》，《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第24期，第37页。蔡欣磊、范从来、林键：《区域一体化扩容能否促进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实践的准自然实验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21年第2期，第84页。而对于长三角原有城市而言，一体化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差異化分工有效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且差异化分工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赵海峰、张颖：《区域一体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自长三角扩容的经验证据》，《软科学》，2020年第12期，第81页。有学者通过构建区域一体化指标体系对长三角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并评估了一体化水平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一体化对长三角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汪雅珍：《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21年，第36页。然而，部分学者并不完全支持该结论。比如，吴俊等认为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与产业扩散是导致边界效应的主要原因，而长三角一体化未能完全消除区域边界效应。吴俊、杨青：《长三角扩容与经济一体化边界效应研究》，《当代财经》，2015年第7期，第86页。王全忠等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扩容的加入效应低于预期，加入城市群对周边城市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限。王全忠、彭长生：《城市群扩容与经济增长——来自长三角的经验证据》，《经济经纬》，2018年第5期，第51页。04E89231-89A6-43CC-9DE5-9BFFB06D449E

综上所述，关于区域（长三角）一体化是否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相关研究还存在如下难点或不足：第一，由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很难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准确评估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导致无法测算一体化的净效应。第二，虽然长三角在2010年通过扩容实现了行政关系由“两省一市”向“三省一市”的突破，但是实际上长三角的扩容始于2003年，之后在多个时间节点上均有城市加入，仅以某一年作为政策实施期进行实证分析并不准确。

基于此，本文梳理长三角一体化成员扩容具体进程，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产业结构的逻辑框架，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解为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多期DID方法评估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在扩展基准模型以后，从动态时滞性和区域异质性角度深入探讨了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不仅有效检验了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净效应，而且避免了成员扩容造成的时间偏误问题。

二、政策背景与机制分析

（一）政策背景

2019年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长三角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明确将长三角一体化提升为国家战略。事实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始于1992年建立的“长江三角洲十四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制度，成员为上海、苏南五市、浙北六市、苏中的扬州和南通，每两年举办一次经济协作会议以加强经济合作。随着1996年江苏省行政区划调整，扬州被拆分为扬州和泰州两市，长三角成员正式增加到15个，联席会议也正式升格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一体化程度有所提升。在2003年举行的第四次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上，浙江台州被纳入长三角，这是长三角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进城市。200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长三角城市群要扩容，随后安徽省部分城市于2009年开始参加长三角合作发展会议，2010年合肥、马鞍山加入长三角，同年，苏北、浙南也有四座城市加入长三角。 2013年江浙两省所有城市均被纳入长三角，安徽的芜湖、滁州、淮南加入长三角，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员扩容至30个。2018年，铜陵、安庆、池州和宣城加入长三角。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标志着长三角成员范围包括了江浙沪皖全部城市。图1为长三角一体化成员扩容进程。

（二）机制分析

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形式为中央政府赋予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起促进作用。Henderson J V， Shalizi Z， Venables A J， “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phy， vol.1， no.1 （2001）， pp.81-105.即中央政府赋予特定区域的地方政府新的身份定位，使其获得新的行政权力和资源，从而推动区域内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定位探寻合适的经济发展路径，这实质上是一种身份治理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引导和优化产业分工与布局时获得了更多的政策工具，区域则赢得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契机。然而在现实中，区域一体化并不一定能够发挥细化专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预期政策效果，甚至还可能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上，区域一体化可能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

一方面，区域一体化要求地方政府基于共同的战略目标推动区域分工与合作，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缩小区域内经济发展差距，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首先，任何区域一体化政策都有总体发展目标，在此目标下，基于各城市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赋予其不同的城市定位。各地依据自身的比较優势选择主导产业，可以避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市场趋利性和盲目性所带来的失灵问题以及区域内城市产业同构化问题。此外，区域一体化还能够为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政策红利和新的资源，形成新的发展优势，带动区域整体产业结构优化。陈喜强、邓丽：《政府主导区域一体化战略带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的考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43页。其次，打破各自为政、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市场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目标。市场一体化能够降低要素跨区域流通成本。在一体化战略实施区域内，产业在空间上集中与扩散的成本更低，为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在产业集聚与转移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基于共同的战略目标积极推动区域分工与合作，能够促进区域内资源高效流动和整合，同时根据自身的城市定位和比较优势合理选择和承接产业，有利于产业差异化发展。最后，缩小区域内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协同发展是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也就是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在区域一体化战略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交通、信息互联互通不断加强，地区发挥自身特长，产业协同发展，呈现出较强的经济社会互动性，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因此，区域一体化通过推动区域分工与合作、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缩小区域内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不能消除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落后地区可能因此而产生“创新惰性”，完善的交通网加剧了非核心城市的人才流失，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首先，尽管目前地方政府追求的发展目标涉及多个方面，但是财政收入最大化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因此争政策、上项目的行为仍然广泛存在。发达地区相较于落后地区拥有更大的区位和技术优势，考虑到区域内部各地之间的经济利益竞争关系，地方政府认为一定程度的分割市场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Poncet S， “A fragmented China： 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disinteg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3， no.3（2005）， pp.409-430.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不仅在产业转出方面行动不积极，还会出台优惠政策、利用区域一体化机遇吸引更多产业转入，而这些产业的引进并不一定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在信息不对称与风险规避条件下，各地将采取模仿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式最大化自身利益，最终导致区域内重复布局、重复建设现象频繁发生，从而加剧了区域内的政府间竞争和产业同构化发展。刘瑞明：《晋升激励、产业同构与地方保护：一个基于政治控制权收益的解释》，《南方经济》，2007年第6期，第61页。在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发达地区即使进行产业转出，往往也是将低附加值产业外推，这导致少数地区从事高端产业而较多地区从事低端产业的格局，降低了区域整体产业高级化水平，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次，虽然区域一体化降低了要素流动成本，为区域内的技术流动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但是也会导致落后地区更加依赖技术引进。在区域一体化战略框架下，落后地区比以往更容易得到较先进的技术，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是能否及时、顺利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并进行二次创新以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这是落后地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的关键。如果落后地区对先进技术的使用仅仅停留在引进阶段，那么将会产生“创新惰性”，影响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袁航、朱承亮：《西部大开发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了吗？——基于PSM-DID方法的检验》，《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6期，第67页。最后，交通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张勋、王旭、万广华等：《交通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综合框架》，《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第50页。在此目标下，区域内同城化发展极为迅速，“一小时通勤圈”广泛存在于区域一体化战略规划中，这有可能加剧核心城市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交通网的不断完善为更多的非核心城市高质量人力资本选择在核心城市工作提供了可能，也导致非核心城市高质量人力资本更加稀缺。因此，核心城市对高端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制约了非核心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发展。04E89231-89A6-43CC-9DE5-9BFFB06D449E

综上，区域一体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净效应是上述两个方面力量博弈的结果。

三、计量模型设计与变量处理

（一）计量模型设计

双重差分法（DID）是一种常用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运用该方法实证检验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际政策效果。早在2003年长三角就开始扩容，到2019年已经涵盖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所有41个城市，这正好为双重差分法模型提供了准自然实验。考虑到政策效果的滞后效应，将2018年以后加入的11个城市设定为控制组，其余30个城市均归入实验组。在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估时，一般需要根据政策实施时间对实验组成员构造虚拟变量。在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前将实验组对应的分组虚拟变量赋值为0，在政策实施以后将其赋值为1。控制组对应的虚拟变量始终赋值为0。经典的双重差分法模型要求所有实验组成员受政策影响的时间是统一的，但考虑到长三角的阶段性扩容特征，这里借鉴Beck等的方法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65， no.5（2010）， pp.1637-1667.，根据各城市加入长三角的时间，将每个实验组成员加入长三角当年及之前对应的虚拟变量赋值为0，将其加入长三角后对应的虚拟变量赋值为1，控制组仍然赋值为0。具体模型如下：

Insit=β0+β1DIDit+β2Xit+ηt+μi+εit（1）

其中，Ins代表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为被解释变量，DID代表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优化净效应，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X代表各控制变量，η和μ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i和t分别表示城市序号和年份。

（二）变量选择与处理

1.被解释变量

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来衡量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只有当核心解释变量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都具有促进作用时，才表明长三角一体化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根据克拉克定律，产业结构高级化通常利用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反映，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Moore指数、层次系数等多个衡量指标。但是从客观经验来看，有些地区通过有悖经济增长逻辑、超越经济发展客观约束、以严重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的方式提升所谓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产生了“虚高级”现象，因此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必须考虑劳动生产率，即要考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占的比重。刘偉、张辉、黄泽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第4页。本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记为Hl）定义如下：

Hlit=∑3m=1vimt×lpimt（2）

其中，v表示产业占比，lp表示劳动生产率（取值为经济增加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m代表三次产业，其他变量同（1）式。由于v不含量纲而lp含量纲，所以在利用（2）式前需对lp进行无量纲处理。

一般采用泰尔指数或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泰尔指数考虑了不同类型产业的相对权重，可以体现三次产业的经济地位，衡量结果比产业结构偏离度更加准确。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Theilit=∑3m=1vimt×ln（vimt/limt）（3）

其中，l表示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Theil表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泰尔指数，该指数取值大于0，越接近0表示产业结构越合理，越远离0表示产业结构越不合理，该指标为逆向指标。

2.解释变量

分组虚拟变量DID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其含义为在剔除其他影响因素后，城市加入长三角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净影响，具体赋值方法前文已述。

3.控制变量

文献表明，除区域一体化之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素还包括政府干预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质量、信息化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等。政府干预度（记为gi）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测度陈喜强、傅元海、罗云：《政府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研究——以泛珠三角区域为例的考察》，《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9期，第69页。。经济发展水平（记为eco）采用GDP的对数来测度。对外开放度（记为open）采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GDP的比值来测度，实际使用外资利用当年平均汇率进行折算。人力资本质量（记为stu）采用高等院校在校生数量与本地常住人口的比值来测度。信息化水平（记为inf），采用人均邮政业务收入进行测度袁航、朱承亮：《西部大开发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了吗？——基于PSM-DID方法的检验》，《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6期，第67页。。区域创新能力（记为rd）采用地区R&D经费支出进行测度。

本文选取2000—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和各省级行政区统计年鉴，这里利用人均GDP与GDP总额对缺失的常住人口数据进行了推算，用插值法对其他缺失数据进行了补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实证结果

根据Beck等的建议，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成立的前提条件为各样本受政策冲击的时间不受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即在进行实证之前要先验证实验组成员加入长三角的时间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无关。表2显示，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实验组成员加入长三角的时间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均无关，p值均在0.38以上。04E89231-89A6-43CC-9DE5-9BFFB06D449E

（一）基准模型检验

首先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检验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净效应，基准模型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模型1与模型3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与模型4加入了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长三角一体化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净影响系数分别为-0.117和-0.108，这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虽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有较长时间，但当前长三角都市圈仍处于扩散效应的初始阶段，除上海以外，其他城市之间的竞争难以避免汪立鑫、左川：《中心城市回荡扩散效应框架下城市间政府竞争的演化——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上海經济研究》，2018年第10期，第55页。，地方政府争政策、上项目的行为仍然存在，导致各地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占比不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我国的区域一体化主要由政府主导，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产业集聚的干预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充分发挥，导致产业集聚范围内企业组织环境僵化、创新生态恶化，降低了企业高端创新的可能性，使企业陷入低成本竞争的恶性循环并引发“创新惰性”胡彬、万道侠：《产业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兼论企业“创新惰性”的形成原因》，《财经研究》，2017年第11期，第30页。。专门检验长三角一体化对创新能力的影响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具体实证过程，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向作者索取。，会发现一体化变量的净影响系数为-8.38，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落后地区确实存在创新惰性。再来检验长三角一体化对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会发现一体化变量的净影响系数为-0.002，也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从高质量人力资本角度看，现阶段长三角核心城市对非核心城市的影响以虹吸效应为主，渗漏效应尚未显现。加入长三角在短期内加剧了非核心城市高质量人力资本流失，影响这些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阻碍劳动生产率提升。

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形下，长三角一体化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不显著（模型3），而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为-0.021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模型4），因此长三角一体化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泰尔指数为逆向指标）。该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协调组织对于成员城市根据区位和资源优势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明确城市定位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各城市各司其职、充分挖掘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发展目标，从而促进区域分工专业化，使区域内资源配置更加有效、产业间关联更加紧密。总体上看，虽然长三角一体化显著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但是也显著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只有当合理化和高级化同时被促进时才能认为该战略具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所以长三角一体化未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甚至可能存在“转型拖累”现象。

再来看控制变量。除了模型4中的信息化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之外，其余控制变量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有显著影响，但在影响方向方面存在差异。政府干预度和对外开放度显著阻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质量、区域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水平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政府干预度、人力资本质量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正，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负。

（二）稳健性讨论

以下选用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钱雪松、康瑾、唐英伦等：《产业政策、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8期，第42页。。根据已有文献选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能源使用效率和政府投资为新增控制变量，依次使用城市道路面积率、单位生产总值电能消耗和年度投资额进行测度。然后在模型2和模型4的基础上逐个加入新增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5和模型8加入了控制变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模型6和模型9加入了控制变量能源使用效率，模型7和模型10加入了控制变量政府投资。稳健性检验（表4）表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三）动态性探讨

实践经验表明，战略规划主要起到政策指导作用，政策效果会随着政策的逐步贯彻落实而显现。因此，虽然前述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未能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是否会在后期逐步产生作用，还需要深入分析。为此，以下进行动态性检验。将加入长三角的时间推迟1至4年，相应的检验结果见表5，其中模型11和模型13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12和模型14加入了控制变量。

模型11和模型12的检验结果表明，加入长三角虽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如果推迟加入时间，这种阻碍作用会逐步减弱。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影响系数从-0.124变化为-0.106，加入控制变量后从-0.112变化为-0.097，且显著性水平均下降。这是因为在加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初期，新进城市的目标发展产业或承接的核心城市产业受限于当地落后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质量，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从而增加了该地区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的比重，但是随着一体化发展的深入，资金、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成本降低，逐步提高了后加入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弱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阻碍作用。

模型13和模型14检验了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动态影响。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系数从-0.01变为-0.015，且在推迟3年和4年加入的情况下，影响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所有影响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果忽略“推迟1年加入”，影响系数从-0.018变为-0.019。这表明长三角一体化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这与长三角一体化对区域专业化分工、资源有效配置和产业关联性的促进作用有密切关系，而且随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它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会不断增强。04E89231-89A6-43CC-9DE5-9BFFB06D449E

（四）区域异质性分析

尽管从整体来看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有限，但是在长三角三省一市中，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人力资本质量、信息化水平等均存在较大差异，是否所有地区都受到“转型拖累”效应的影响呢？这里对安徽、江苏和浙江三个省逐个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见表6。

模型15、模型17和模型19的检验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第一，長三角一体化并没有阻碍安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其影响系数为-0.058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存在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安徽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也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考虑到发达地区通常是以低附加值产业外推方式进行产业转移这一客观事实，安徽各城市在加入长三角初期承接的产业多为低附加值产业，这些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当地原有的产业接近，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占的比重还未发生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安徽各城市加入长三角的时间普遍较晚，在短期内“创新惰性”、高质量劳动力流失等问题尚不明显。第二，长三角一体化对江苏和浙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系数分别为-0.389和-0.067，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长三角一体化显著阻碍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且对江苏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阻碍作用强于浙江。江苏各城市之间的竞争程度高于浙江。以苏南地区为例，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市都将“工业立市”“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导致产业转移受限，即使不得不进行产业转移，也是优先转移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例如，2007年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后，无锡将大量污染严重的低端化工企业转移到苏北地区。

模型16、模型18和模型20的检验结果显示，长三角一体化对三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42、-0.034和-0.022，且至少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三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影响系数的差异较小。不论城市自身的既有条件如何，其比较优势都将因为区域一体化而得到充分挖掘，区域分工专业化不断深化，最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00—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优化净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阻碍产业结构高级化，但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体上未能发挥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甚至会产生“转型拖累”效应;长三角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阻碍作用减弱，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之间存在差异，在安徽显现“趋优演化”效应，而在江苏和浙江显现“转型拖累”效应。

上述结论对推动长三角整体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缩小区域内部发展差距、实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区域一体化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为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而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机制，因此长三角必须加强市场一体化发展，推进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消除市场分割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二，发展市场一体化并不是放弃政府作用，地方政府之间应当建立不同层级的长效协调机制，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等组织的协调机制，鼓励和引导各城市建立差异化的发展目标，推动产业合理分工和布局;另一方面，要解决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收入分配不平等、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为实现长三角整体产业结构优化目标提供优良的发展环境。第三，长三角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受到“创新惰性”和人才流失的影响，相对落后地区一定要积极地吸收消化技术溢出，努力在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再创新，形成特色，同时，要不惜代价留住关键人才，加大力度引进与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优秀人才，从而提高特色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责任编辑：来向红〕04E89231-89A6-43CC-9DE5-9BFFB06D44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