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良 何妍

厘清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是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关键，系统探讨青少年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能够为心理辅导和临床干预提供理论指导及实证依据。俞国良教授研究团队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频发，不仅仅是由于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急剧变化所导致的，还与其成长经历，尤其是早期不良生活经历，如遭受童年虐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本期访谈将邀请俞教授为大家分享有关童年虐待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作用机制和应对策略等话题。

关键词：成长经历;童年虐待;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2）10-0004-05

俞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国青少年遭遇童年虐待的基本情况

何妍：俞教授好！您的研究团队一直关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研究，并且提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频发与童年期虐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童年虐待这一现象是如何引起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童年虐待在我国的发生率如何，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

俞国良：童年虐待现象开始受到研究者和社会各界关注，是源于1962年美国儿科医生Kempe发表了第一篇童年虐待的文章。然而，受到文化、价值观以及宗教习俗等因素的影响，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对童年虐待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界定。当下，研究者普遍认可且引用较多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起草的童年虐待定义，即：童年虐待是指对儿童具有抚养、监管和有操纵权的人对儿童做出的足以对其健康、生存、发展及尊严造成实际或潜在伤害的一些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性虐待、情感和身体虐待、忽视以及经济性的剥削。可以看出，该定义通过施虐者主体、童年虐待的严重程度以及童年虐待的主要类型三个方面对童年虐待现象做出了限定：首先，施虐者和受虐待儿童之间有着亲密的人际关系，通常为亲子关系;其次，虐待事件的严重程度有一定的标准;最后，童年虐待表现为不同的类型，分别为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身体忽视和情感忽视等。

童年虐待作为一个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其较高的发生率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普遍担忧。据估计，全世界每年约有22.6%的儿童遭受身体虐待，36.3%的儿童受到情感虐待，12.7%的儿童遭受性虐待，16.3%的儿童遭受身体忽视，18.4%的儿童受到情感忽视。于中国而言，根深蒂固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疼，骂是爱”等教育观念更是使童年虐待现象频繁出现。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童年虐待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但一些研究显示，童年虐待在中国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我们采取自我报告法对中国某省青少年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童年虐待有着较高的发生率。青少年在童年时期遭受身体虐待、身体忽视、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以及性虐待的概率分别为10.81%、58.97%、19.84%、53.51%和15.61%，显著高于对国际和亚洲童年虐待率的估计。同时，童年虐待的发生率也显示出性别差异。一般而言，男童比女童更可能遭遇身体虐待，而女童比男童更容易遭遇性虐待和忽视。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对孩子的性别期望。与女孩相比，中国男孩在能力、成功以及养老方面承载着父母更高的期望，父母更可能采用体罚甚至身体虐待对其严加管教。唯其如此，他们比女孩更不容易被父母所忽视。

童年虐待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

何妍：谈到童年虐待，我们不能不关注家庭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而谈到亲子关系相关的研究，不能不提的是亲子依恋理论。请您从依恋理论的角度谈谈，为什么我们要重视童年期虐待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

俞国良：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基石，良好的亲子关系作为个体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最初来源，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依恋理论，儿童会根据其与主要照料者的关系而形成有关自我和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式。当照顾者以一种敏感、有爱、一致性的方式对待孩子时，安全依恋就会形成，从而促进个体对自我与他人积极认知模式的产生。安全依恋型的儿童会认为“他人”是有爱、可靠和支持性的，且自己是有价值以及值得被爱的。相反，当依恋对象成为个体发展过程中不安全感或恐惧的来源时，他们就会建立消极的内在自我和他人的认知模式。例如，在虐待或忽视的情况下，依恋模式通常是负面的。受到虐待的儿童经常从这些经历中推断出消极的自我和他人特征。认为自己在本质上是不受欢迎，不值得被爱和无价值的，而把别人看作是可怕、危险、不值得信任的，进而增加了个体出现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

何妍：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经常将心理健康问题分为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内外化问题分别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类型，请您具体谈谈童年虐待是如何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内外化问题的？我们先从内化问题谈起吧。

俞国良：内化问题是指一系列指向个体内部，向内部表达痛苦的症状，通常表现为一些不愉快或消极的情绪体验，主要包括焦虑/抑郁、退缩和躯体主诉三个主要指标。童年虐待是内化问题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包括童年虐待可能会导致个体在关键阶段的发展任务（如自我概念和安全依恋）中断，而存在自我概念问题和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则更可能产生内化问题。童年虐待对个体内化问题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僅会增加个体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出现内化问题的风险，且这些内化问题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表现出逐渐的稳定性，并持续到成年期。研究表明，五种虐待类型均与青少年较高的抑郁和焦虑有关。

具体来讲，首先，童年虐待会导致青少年抑郁问题的增加。由于人类具有强烈的归属需要和社会交往需求，积极和可持续的人际关系对人们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人际关系质量与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不良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通常会导致不安全依恋的产生，进而增加抑郁的可能性。其次，虽然实验研究数量较少，但一些研究者发现，童年虐待也是其他一些内化问题，如青少年焦虑和躯体障碍的重要风险性因素。童年虐待与个体的焦虑水平有显著正相关。一项来自中国的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的身体和心理攻击均会增加孩子的焦虑情绪。此外，那些童年时期遭受过虐待的个体也报告了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显著降低。更为严重的是，童年期不幸经历还大大增加了个体患癌症、心血管疾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的风险，给个体的身体健康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何妍：好，我们再来说说心理健康的外化问题，以及童年虐待对外化问题的影响。

俞国良：外化问题是指一些违反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体现了个体对外部环境进行消极反应的特点，主要包括攻击行为和违纪行为两类。童年虐待会损害个体多种生理、认知、情感和社会发展过程，进而导致外化问题的出现。童年虐待是外化问题最一致和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受虐待儿童在青少年期会出现更多的外化症状，包括攻击、违纪行为、吸毒和酗酒以及暴力犯罪等。

一些前瞻性的追踪研究进一步支持了童年虐待与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关系，多项研究结果均表明，童年虐待对成人犯罪的影响部分可以通过青少年时期的外化行为来进行解释。一方面，遭受虐待的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有可能实施攻击和暴力行为。另一方面，童年虐待对青少年早期、中期和后期的违纪行为均有显著预测作用，包括打架斗殴、顶撞师长、逃学、离家出走、偷窃以及损害学校财物等。

何妍：不同的虐待形式是否会对青少年的内化和外化心理健康问题产生不同的影响？

俞国良：是的，这也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具体到不同的虐待形式，身体虐待作为一种冲动和暴力行为，更易使受虐待者产生愤怒和攻击等行为，因而和外化问题之间可能具有更为紧密的联系，但与内化问题的相关较弱。与身体虐待不同，父母的情感虐待或忽视一般会涉及对孩子的直接贬损和轻视，它更容易使儿童产生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因此，相比于身体虐待或性虐待，童年时期的情感虐待或忽视可能与内化问题的关系更紧密。情感虐待可能是导致抑郁的最重要的伤害形式，童年时期的情感虐待比其他任何不良童年经历（包括身体虐待和性虐待），都更能预测抑郁症的近期和终生病史。

童年虐待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

非适应性认知

何妍：在探讨童年虐待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作用机制时，非适应性认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我们应如何理解非适应性认知在其中的作用？

俞国良：非适应性认知是认知的一种消极形式，指的是个体在生命早期遭受童年虐待或其他负性事件后所产生的有关自己和他人的消极看法和评价，主要表现为负性的自我评价和低自我价值感以及对他人的不信任和威胁感知。根据Beck的认知理论，负性事件本身并不总是直接损害个体的心理健康，由这些不良经历所导致的消极认知模式，才是个体产生各种心理与行为问题的直接原因。在此基础上，Young的图式理论提出，童年期不良经历，如遭受童年虐待会促使个体形成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消极内部工作模式，或称为非适应性认知，进而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持久且有害的影响。具体而言，受到童年虐待的个体在试图理解童年虐待事件时，可能倾向于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错误或缺陷导致的虐待事件发生，选择自己承担责任，并将自我批评的想法不断内化（例如，“我不值得爱”），进而产生无价值感和不值得被爱的自我非适应性认知。同时，在经历童年虐待后，受虐待个体也可能将虐待事件归咎为父母或其他照料者的过错和失误，导致受害者对父母或其他看护者的责备与敌对。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人的非适应性认知就会建立（例如，“每个人都有不好的意图”），认为其他人是危险的、不可靠和不可信的。这些对自我和他人的非适应性认知，进一步增加了个体出现内化和外化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

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Young的图式理论。例如，研究者对289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测量了依恋焦虑和逃避、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以及精神病理症状的关系。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分离/拒绝以及他人导向等非适应性认知，在依恋焦虑和精神病理症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此外，分离/拒绝的图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中介了依恋回避和精神病理之间的关系。虽然还没有研究直接探索对自我和他人的非适应性认知在童年虐待与青少年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间的中介作用，但根据以往研究，童年时期遭受的父母虐待经历是个体形成消极认知风格的前提，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风险性因素。另外，虽然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但是一些研究者发现，非适应性认知在童年虐待与攻击等外化问题间也能起到中介作用。

何妍：根据现有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测非适应性认知在童年虐待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内化与外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请您为我们讲解一下这种作用的方向和具体的作用过程。

俞国良：一方面，童年虐待会导致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Young等人认为，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主要源于有害的童年环境，特别是儿童的核心家庭。孩子对父母经验和信息的内化为认知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基础。父母对孩子的接纳和温暖促进了孩子对自我和他人的积极态度，与此相反，在儿童期的受虐待经历则会促使儿童建立非适应性认知风格。实际上，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父母拒绝、父母的情感控制以及不良的亲子关系，都会导致个体非适应性认知的形成。在一项历时15年的纵向研究中，研究者采用分离-重聚程序考察了一批6岁儿童的依恋类型，并采用自我报告问卷评估了其21岁时的非适应性认知情况。结果发现，那些在儿童期形成非安全依恋的个体在成年早期具有更多的非适应性认知。因而，有理由推测，童年虐待会导致青少年对自我和他人的非适应性认知。

另一方面，青少年的非适应性认知增加了内外化问题出现的可能性。认知理论的核心假设之一就是，对自我、他人及世界的消极基本信念，即非适应性认知，是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发展和维持的基础。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与青少年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呈显著正相关。例如，有研究发现，社会隔离和易受伤害/疾病圖式解释了内化问题45%的变异;特权/自大图式和依赖/无能图式解释了外化问题19%的变异。首先，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增加了内化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进食障碍、更多的躯体化症状与疼痛疾病、更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以及更高的自杀风险。具体而言，来自纵向研究的结果表明，非适应性认知可以预测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随时间的增加。例如，一项为期9年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T1时的分离和拒绝图式直接预测了T3时的抑郁症状，T1的他人导向图式则预测了T3时的社会焦虑症状。此外，一项干预研究发现，对于接受认知行为小组治疗的抑郁症患者而言，消极自动思维的减少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抑郁症状的减轻密切相关。这表明，非适应性认知的减少促进了人类的适应性行为。另外，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也能显著预测个体更多的外化问题。受到虐待后，儿童可能认为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是不稳定、不可预测的，并且他人是无法提供保护和同情、关爱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对他人行为的敌意性归因，进而增加攻击、违纪等外化问题出现的可能性。

最后，根据Beck的认知内容特异性假说，造成不同心理行为问题的认知因素是有区别的，不同的虐待亚型之所以对青少年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产生独特与差别效应，其原因就在于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特异性。一方面，特定类型的童年虐待与特定的非适应性认知有关。具体而言，童年期遭受的身体虐待或性虐待与个体的威胁和危险认知（如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以及对伤害和疾病的易感性）有较强的关联，而情感虐待与忽视则与自身无价值感、损失感的图式（如情感剥夺和社交孤立认知）相关紧密。可以看出，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可能更容易使个体产生对他人的非适应性认知，而情感虐待和忽视则更可能使个体发展出对自我的非适应性认知;另一方面，不同的非适应性认知可能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虽然还没有研究深入比较特定非适应性认知对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的不同作用。但一些研究支持了不同非适应性认知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不同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个体的消极自动思维能显著预测抑郁而非焦虑的发生;而担忧想法则显著预测焦虑的发生，但对抑郁没有显著预测作用。可见，有关抑郁和焦虑的研究为非适应性认知的内容特异性假说提供了实证研究支持。据此我们认为，造成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的非适应性认知可能存在差异。对自我的非适应性认知可能与青少年内化心理健康问题有更强的关联，而对他人的非适应性认知则与青少年外化心理健康问题有更强的相关。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与教育干预

何妍：青少年的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需要“综合治理”，您今天带我们了解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童年虐待及其作用机制。从减少童年虐待发生率的角度，您认为有哪些“治标又治本”的应对策略可以帮助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俞国良：从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层面减少童年虐待发生率，这是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治标又治本”的有效应对策略。

从个体层面提高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心理韧性的保护模型认为，尽管童年虐待会对青少年的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后果，但心理韧性可以在其中充当“调节器”的作用，它能缓解不良经历或压力性事件对于发展结果的消极影响，从而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起到保护作用。首先，心理韧性可以缓冲童年虐待对内化心理健康问题的负面影响。另外，心理韧性在童年虐待与外化心理健康问题中也具有调节作用。具有较高心理韧性的个体通常表现出较少的问题行为，包括反社会行为、饮酒、吸烟和学业问题。

从家庭层面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减少童年虐待的发生。父母应认识到，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注重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发挥其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作用。努力与孩子建立积极、温暖的亲子关系，关注孩子心理需求的滿足，提高亲子沟通的质量，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提供充分的陪伴、支持、情感温暖等，满足孩子基本的安全感、归属感和爱的需求。

另外，父母还应加强对童年虐待现象的认识，童年虐待包括多种亚型，不仅仅局限于对孩子的身体伤害，还包括对孩子的贬损和忽视等。一方面，要避免“唯成绩论”的倾向，只关注儿童的学习成绩而忽略了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更不应该使儿童较差的学习成绩成为其遭受童年虐待的理由。另一方面，要改变粗暴型的养育方式，不仅要减少对孩子的身体攻击，还要减少对他们的心理攻击和“冷暴力”，如父母的“低头行为”、过度的手机依赖行为等，避免过度专制，甚至出现虐待行为，损害孩子的自尊。当然，与此同时，也要避免矫枉过正，出现对孩子的过度控制和过度保护，造成孩子的心理脆弱。积极的教养行为应该具有反应性、支持性、民主性、一致性的特点。必要时，父母还可以通过接受有效的家长培训项目来习得更为高效的儿童教养策略，从而减少童年虐待的发生。

从学校层面发挥良好同伴关系的积极作用。积极的同伴关系不仅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情感、认知、信息等各方面的支持与训练，还能帮助其提高自我认同感，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保护因素。同伴关系与青少年的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均有关。首先，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缓解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并减少青少年的孤独感。另外，根据社会联结理论，良好的人际氛围发挥着社会契约的作用，它能有效约束群体成员的行为，防止问题行为的发生。可以说，丰富的社交网络能有效降低个体从事危险行为的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缓冲童年虐待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和同伴作为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两个重要微系统，二者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影响青少年的发展结果。具体而言，个体在某一微系统中的安全依恋能够调节在另一生态系统中的不安全依恋结果，从而补偿风险因素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同时，父母接受-拒绝理论也明确提出，当个体亲子关系不良，如遭受父母拒绝时，与同伴等重要他人的情感联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父母拒绝对个体问题行为的不利影响。

从社会层面加强正确的舆论和价值观引导。要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利用各类媒体与网络等媒介，加强正确的社会舆论引导，减少童年虐待的发生，培养青少年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如前所述，社会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父母的教育理念以及对童年虐待的看法。在我国，长久以来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多家长将孩子作为自己的“私有物”，而自己有权采用一些粗暴的方法对其进行“管教”，以促使其“成才”。要打破这些“不打不成才”的传统教育观念，就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孩子、科学教养的育儿观念。此外，还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以法律这一强硬的形式制约父母的教养行为，最大程度地保护儿童，减少童年虐待的出现，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编辑/卫 虹 终校/石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