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梁

摘 要：明代藩府初建时，朝廷会赐予典章制度、儒家经典和佛道二藏等书籍，以后也经常普赐书籍。藩府可向朝廷奏讨书籍，朝廷有选择地予以满足。藩府郑重收藏御赐书籍，会加以翻刻，未直接获赐的宗室有时单独向皇帝奏讨。赐书活动与皇室社会网络间存在互动关系。赐书活动可促进皇室成员思想观念与价值的统一，传达皇帝的情感关怀，起到维系皇室内部关系的作用。皇帝为向藩府宗室传递政治信号，会采取颁赐书籍的方式;宗室有时通过请求赐书与皇帝互动，满足个人精神需求。

关键词：明史 藩府 宗室 书籍史 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1-16-25

明代宗室群体的藏书、著书、刻书等活动素为学者所关注1。近年来，书籍流通与士人群体、关系网络的关系开始受到重视，徐雁平以 “书籍社会”描述通过书籍借还、赠送形成的书籍共享文人群体2;张升提出明清士人群体中普遍存在互相赠送、借阅、展示书籍的“书籍之交”现象3。明代宗室群体曾先后分布在全国六十多个城市，人口规模由明初几十人发展到明末二十多万人4，以皇帝、亲王、郡王等高等级宗室为节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其中的书籍往来，有与士人群体相近的书籍借、赠5，也有因政治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而生的献书、赐书6，其间的差异值得探究。现有史料与研究最多的是皇帝对藩府宗室的赐书活动。曹之梳理《明实录》中的赐书史料，认为赐书种类主要有经书、训诫之书、史书、诗文集、小学启蒙读物等，赐书起到了巩固政权、帮助藩王教育子女、为诸藩刻书提供优秀刻本等作用1;张明富、张颖超指出，明代宗室请赐的书籍中经史类著作占大部分，请赐的动机大致分为教育子弟和修道养心两种类型2。王岗梳理了明代八个藩府获赐道藏的情况，认为这是宗室刊印道教书籍的基础3;杜星和张弘、董文强分别整理了明代湖广、山东宗室获赐书籍的情况4。法国学者李康杰（Jér?me Kerlouégan）为讨论藩府刻书所用司礼监本的来源，整理并讨论了皇帝赐书宗室的情况5。除李康杰论文外，以上各著作多延续文献学传统，注重对书籍本身的研究。笔者希望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方法，考察书籍与明代社会的关系。

本文利用地方志、藏书印、宗室著作等材料，考辨一些现有观点，进一步还原明代皇室内部书籍颁赐、收藏与利用的图景，并考察书籍颁赐与皇室社会网络的关系，具体内容包括通过追踪书籍的流向，深化对宗室群体内部关系的认识，分析赐书过程各方参与者的细微心态，观察网络成员间的互动对书籍流通面貌的影响等。

一、赐书的多种场景

曹之将明代赐书分为“一书遍赐诸藩”和藩王个别受赐者6，实际上这两种赐书活动又常相互结合、带动。明廷赐给藩府的一些书籍丢失或损坏后，藩府可以要求补赐;皇帝赐给亲王的书籍，其他宗室见状为了迎合皇帝，也要求赐给。下文具体讨论三种赐书的场景：初建藩府时的赐书、明廷向各亲王普赐书籍与藩府宗室的奏讨书籍。

（一）初建藩府时的赐书

自明初起，明廷在分封藩府时会颁赐一些书籍，但这类赐书的数量和重要性曾被夸大。李开先（1502-1568）有“洪武赐曲”之说：“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7但王国维指出，宁献王朱权《太和正音谱》卷首著录杂剧仅五百六十六本，钟嗣成《录鬼簿序》著录仅四百五十八本，今传杂剧不见于两书者不及百分之五，认为所谓“千七百本”或是兼数小令套数，其中杂剧数量至多不过千种8。近年彭秋溪认为李开先“洪武赐曲”之说晚出，与明初的礼乐制度、军事形势以及明太祖对戏曲的态度相抵牾，不可信，可能是为维护北杂剧、散曲的社会地位而发的9。总之，“洪武赐曲”说可信度并不高。徐康（1814-1889）谓：“明初分各藩府皆有宋本书、宋拓帖之赐，如周府有《袖珍方》、晋府有《唐文粹》、肃府有《阁帖》。”10然而《袖珍方》系周定王朱橚命本府的良医李恒编纂，非宋本书，亦非获赐11;晋府本《唐文粹》书前有晋端王朱知烊自序，仅称：“是书旧有南建书房板，脱落殊甚，兹特绣梓广布……”12出于赐书的可能性并不大。李康杰甚至提出：“没有坚实的证据证明朱元璋曾将书籍赐给诸子。”1

洪武朝普赐藩府书籍记载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但对个别藩府的赐书，可考实者唯有书法字帖。肃府曾受赐《淳化阁帖》，并于万历年间刻石，当时的肃世子朱识鋐跋云：“太祖高皇帝分封我庄祖王于甘兰，以御戎羌，而赐之以宋人《淳化阁帖》……”2陕西三边总督李起元跋云：“周藩王府有临国初赐本。”3  说明肃藩和周藩都曾获赐《淳化阁帖》。晋府靖和世子朱奇源也说：“予高祖恭王，幼好法书，初之国时，太祖高皇帝赐前代墨本甚多。”4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拓本《神策军碑》，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楷书朱文印，纸末题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首尾又皆有“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朱文印。此书很可能在元明易代之际从元朝翰林国史院转入明廷内府5，又由太祖赐给其子晋恭王朱棡6。

兴献王朱祐杬在弘治朝（1488-1505）就国前后所写的诗歌，为明中叶藩府初建时的赐书情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例子。这组诗共二十五首，题目均冠以“恩赐”二字7，主旨皆为感谢其兄孝宗所赐財宝、礼器、地产等“需于王国而可益于久远者”8，其中谢赐书者有《恩赐训章》《恩赐五经》《恩赐藏经》等三首：

恩赐训章

祖宗家法本纲常，万世相传帝与王，今我就封承训典，率由何敢暂愆忘。

恩赐五经

五经于道总兼该，圣主崇儒特赐来。独坐闲边时玩索，此心天豁翳云开。

恩赐藏经

先王迪彝伦，释老谈虚寂。枝辞入人深，其源遂难塞。文甤盛东观，九流亦纷积。二藏兼赐予，要析归皇极。9

“训章”指《皇明祖训》等各类明代典章制度书籍，“藏经”指佛道二藏，再加上儒家经典，构成了明廷初建兴王府时赐书的主要类别。

（二）明廷向各亲王普赐书籍

明代皇帝常会颁赐一些书籍给各亲王，有时经过亲王的翻刻再颁赐给诸宗室。此外，明廷每年还会向藩府颁赐特殊版本的《大统历日》——王历，学界已有研究10，本文不再赘述。这类赐书的情况在《明实录》等史籍中有所记录，但未反映出全貌。笔者整理了明代史籍中皇帝普赐亲王书籍的明确记载，共得二十次。楚端王朱荣生前预制《寿藏记》，记述其自正德十年（1515）至嘉靖十年（1531）间前后八次获赐书籍：

天子雅重王，宠赉特异。（正德）十年，颁《少微资治通鉴》《大明会典》诸书。……（嘉靖）五年三月，致书颁《文献通考》一部。十一月，颁御制《敬一箴》。王刊印遍颁诸宗、属吏，以对扬美意，天子答书褒之。六年，颁献皇帝所制《恩纪》《含春诗集》。七年，颁《明伦大典》，仍命王刊赐世子、郡王以遍。……九年三月，颁《大学衍义》。八月，颁宣宗皇帝《述祖德诗》附御制钦和继作、以颂列圣之什共一册。十年……三月，颁圣母所制《女训》。1

这些书籍均系当时明廷新撰或内府新刊之书。现据马学良《明代内府刻书简目》统计其刊刻的时间2，未详者则代以撰写时间，列表如下：

通过图表可以看到，从成书、刊刻到颁赐，最快者如《敬一箴》《明伦大典》都在同年内，最迟者如《大明会典》亦于刊刻四年后颁赐。据马学良《简目》，内府在正德初年至嘉靖十年（1531）间刊刻之书至少有十九种，再加上新撰的《敬一箴》与《祖德诗》，新撰新刊之书二十一种中共有九种被赐给了楚王，但除《明伦大典》以外，其馀赐书活动均不见于《實录》。此外，明孝宗因其弟衡恭王朱祐楎辞让齐藩旧田，特赐其《皇明祖训》一部及誓剑一柄5，亦不载于《实录》。由此可知《明实录》对赐书藩府的记载有不少缺漏。明廷会将新撰新刊的相当一部分书籍赐给各亲王。

（三）藩府宗室的奏讨书籍

永乐朝起，藩府宗室常主动向明廷奏请赐书，明廷大多予以批准，这一制度在明代官书中被称为“奏讨书籍”。曹之搜集了《明实录》中的奏讨书籍史料八十八条，张明富、张颖超统计到九十八人次6，笔者在此基础上删重补缺，再结合《国榷》等书，共裒辑奏讨书籍活动一百六十二次，但这些史料也未涵盖奏讨活动的全貌。隆庆《永州府志》载录永州的岷藩南渭王府崇正书院藏有“钦赐书”《四书集注》《五经集注》《洪范九畴》《大学衍义》《大明会典》《洪武礼制》和《春游咏和集》等十一部7，与《实录》记载的南渭王府前后三次求赐书籍相对照，完全相符者仅有《大学衍义》一书1。南渭王府两次获赐《四书大全》2，而崇正书院所存者却为朱熹《四书集注》。由此可知，现存史料也无法涵盖明代宗室奏讨书籍的全貌，仅能提供一部分的情况。

最早的奏讨书籍记载出现在永乐元年（1403）二月，“肃王楧奏求书籍、药材”，明成祖答书云：“所求书籍，今有者悉送去，惟《十七史》诸书俟印装续送。”3其后奏讨书籍逐渐成为常规，由礼部祠祭司掌管。万历《大明会典》明确规定：“凡王府求讨书籍、药材等物，及书院、楼堂等名，皆请自上裁。”4“凡奏讨书籍，万历十年议准：宗室中有读书好礼、奏讨书籍及以书院请名者，礼部俱与题覆请给，但不许假借虚名以滋欺罔。书籍簿数、书院名额，俱取自上裁。”5即宗室上书请赐书籍，皇帝和内阁按例将此事下发礼部讨论，礼部也按例上题本同意赐给。所赐书籍的种类、数量则由皇帝定夺。

朱勤《王国典礼》称“亲、郡王及将军、中尉赐书者历朝常有之”6，似乎有爵位的宗室都有机会获赐。但笔者搜集的一百六十二次奏讨书籍活动史料中，亲王或其世子、世孙获赐五十五次，郡王或其继嗣获赐八十七次，诸将军或其子获赐二十次，诸中尉无获赐者，这意味着皇帝给中尉的赐书即使有也非常罕见，奏讨书籍的资格与宗室的等级有关7。

宗室中亲王奏讨书籍一般由本人奏请，而诸郡王、将军求赐书则常由本藩亲王代为奏请，如弘治三年（1490）七月，明廷“赐晋府襄阴王奇瀴《小学》、四书、《洪武正韵》等书各一部，从其父晋王请也”8。正德四年（1508）六月，明廷赐沈府辅国将军勋注《皇明典礼》等书，也是“从沈王请也”9。

求赐书目一般由宗室本人开列，明廷视情况全部批准、部分批准或另行给赐其它书籍。全部批准的情况最多，毋庸赘举。张明富、张颖超认为明朝诸帝对于求赐书籍“一般皆予应允，可以说是有求必应”10。但情况不尽如此。

有部分批准者。如正德三年（1507）十二月，沈庄王朱幼为其侄辽山王朱诠釴奏讨书籍，又为其子宿迁王朱诠鎀“乞御制《盘龙诗》”，明廷赐辽山王《皇明祖训》《皇明典礼》而拒赐《盘龙诗》11;嘉靖二年（1523）四月，代府隰川王朱俊柏奏请“《高皇帝御制文集》《仁孝文皇后内训》及四书、《五经大全》、《纲目》、《通鉴》12诸书”，仅获赐《诗集传》一部13;嘉靖十二年（1533）六月，沈宪王朱胤栘“奏乞赐《昭鉴录》、《累朝御制文集》、《文华宝鉴》、四书、五经、十九史、《纲目》、《通鉴》14诸书”，仅获赐《五经集注》《四书集注》各一部15，等等。宗室开出的种类较多的书单，朝廷往往并不全数满足。

有另行给赐其它书籍者。如正统九年（1444）代府襄垣王朱逊燂因患有齿疾，向明廷请赐药物百馀品、书籍六十部。其书“大抵多异方杂说”，应是以医书为主，不在明廷常赐的书籍范围之内。因而明廷不予批准，仅赐《劝善书》《为善阴骘》二书，并复书劝谕：“清心省事，自然能底寿康，过尔纷纭，恐有损无益。”1所谓“清心省事”，实际是让襄垣王打消由朝廷资助治病的念头。目前没有发现明廷完全拒绝宗室奏讨请求的情况。

还有宗室不列书单，由明廷酌情赐予者。如景泰二年（1451），唐宪王朱琼炟上书求赐书籍，明景帝复书称：“承喻欲得本朝御制书籍观览，今特奉去《五伦书》、五经、四书各一部。”2

二、藩府宗室对御赐书籍的态度

（一）修建御书楼，请赐榜额，郑重收藏

藩府宗室得赐书籍后，往往兴建“御书楼”之类的建筑以保存，有时还请求明廷赐额。如代府镇国将军仕建书室“奉庋御赐经籍”，孝宗谓仕“生长富贵，舍耳目娱玩而留意经籍，志向可嘉”，赐名“务学”3;韩端王朱朗錡的御书楼获穆宗赐名“宝籍”4。宗室将获得赐书、赐额视为巨大的荣耀，邀请其他宗室和文人作诗文以纪念。唐府三城王朱芝垝获赐书及匾额“进修”后，请秦简王朱诚泳作《御书阁》诗5，又请王府所在地南阳出身的士大夫王鸿儒（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作《三城王进修书楼记》题壁6。辽府光泽王朱宠建“藏书之堂”，以收藏颁赐的《圣学心法》等书，得孝宗赐额“博文”7。宠遂邀请边贡、毛宪、童承叙、张邦奇等出身湖广地区或曾在湖广任职的士大夫为其撰文、题诗，将诗文装裱成册8。

御书楼成为宗室寄托感念皇帝赐书之情的对象，体现在他们的诗文中。蜀定王朱友垓《御赐经阁》诗云：“太平天子行仁惠，万姓均霑化育恩。”9晋藩庆成王朱慎钟《春日登御书楼看天光云影》诗云：“倚徙高天北，怀恩意自钦。”10

《皇明祖训》是御赐书籍所得待遇最隆重的，为藩府必备之书，损失后可请朝廷补赐。宣德年间，代王府失火，“宫宇、冕服、谱系、《祖训》、敕符底簿俱焚”。代简王朱桂请求明廷补颁。宣德三年（1428）三月，明廷先将《皇明祖训》和敕符底簿颁给代府11。可知《皇明祖训》和宫室、服饰、谱牒和记录诏令的“敕符底簿”等并列，是维持藩府体统所必备的礼制元素。明太祖要求诸王将其前身《祖训录》“书于王宫正殿、内宫东壁，以时观省”12。洪武年间，蜀献王朱椿出居凤阳，在居殿之西建宝训堂，“尊奉《祖训录》于中，先代帝王大经大典咸列于左”13，将《祖训录》的位置摆在儒家经典之上。嘉靖末年，明廷下令各藩建立宗学，周藩宗学建有祖训堂三间，以“尊藏《祖训》并先年颁降《宗藩条例》《要例》”等书籍1。

对于藩王阅读赐书的记载不多。宗室咏御书楼之诗，多不提在此读书，而有其它书斋读书之作。洪武年间蜀献王朱椿曾劝其弟代简王朱桂阅读太祖所赐的《昭鉴录》：“吾弟钦承上命，奉北藩于代，于是编尤宜加意。”2肃藩获赐的《淳化阁帖》一部十册，盛以“金包榛函”3，贮藏于肃王府内库。肃恭王朱贡錝于成化十三年（1477）“取来于前宫效书”，并题识数处，叮嘱后人“不许与人”4，后“仍留内库”5。

（二）翻刻賜书

嘉靖时期，藩王府会奉命或主动翻刻获赐的御制、敕撰书籍。楚端王获赐《敬一箴》时“刊印遍颁诸宗、属吏”，即楚藩宗室与王府官员，上报后获得世宗的褒奖6。明世宗颁赐《明伦大典》时，内阁、礼部提议“在外各王府及各布政司、直隶诸府俱给一部，令再翻刻，遍予所属”7，世宗依议。马学良指出，辽宁图书馆藏有嘉靖十八年（1539）赵康王朱厚煜刻本《大狩龙飞录》，其行款、版式与内府本悉同8，这应是赵府翻刻的受赐之书。据陈清慧统计，藩府本与朝廷新颁书籍时间相近者还有晋端王朱知烊嘉靖八年（1529）刻《敬一箴》、楚藩崇本书院刻成祖徐皇后《内训》、蒋太后《女训》等书9，很可能也是对赐书的翻刻。明廷编撰刊刻之书由此流入宗室和王府官员之手，进一步渗入社会。但需要注意的是，很难证明藩府刊刻的其它书籍底本也来自宫廷，叶德辉所谓“惟诸藩时有佳刻，以其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之说10，尚缺乏坚实的证据。

（三）未获赐者要求赐予

嘉靖时期，往往一书颁赐亲王之后，郡王等宗室纷纷上书求赐，如《明伦大典》颁赐后，虽有由亲王翻刻、颁赐给属宗的命令，诸郡王如山阴王朱成鍪、庆成王朱奇浈11、褒城王朱旭栏12、光泽王朱宠等又纷纷单独上书求赐《明伦大典》13，刻意表现出对御制书的追捧以迎合皇帝。至万历年间，奏讨书籍史料中这类嘉靖朝官书不再出现，而是以四书五经与宗学教材、永乐朝敕撰书《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为主。

明世宗还回应宗室的请求，专门为其编撰书籍并颁赐。嘉靖七年（1528）二月，世宗为自己制作燕弁冠服作为“燕居之服”，又为文武官员制定忠静冠服，并编写《忠静冠服图说》颁赐14。光泽王朱宠因而请求也给宗室颁赐燕弁服和忠静冠服，以便宗室“因服思义，虽在幽独，不忘敬戒”。世宗批答：“光泽王所请，足见谨德慎独至意，待朕别为定制颁行。”1遂又为宗室制定保和冠服，并编写图册《保和冠服图说》颁赐2。世宗制定燕弁服、忠静冠服，是其制礼作乐实践的一部分，目的是树立“中兴之主”的形象3。宠回应世宗的改革，主动请求赐服，体现出宗室不甘落后于文武官员，强调自身身份、完善藩府文化的自觉性。世宗专门创立保和冠服之名，并编撰颁赐《图说》以回应，将宗室纳入其服制改革活动中来。通过有关服制和书籍的请求与颁赐，皇帝与宗室双方各取所需，双方的距离由此而拉近。

三、参与赐书各方立场的分析

参与颁赐书籍活动的，有皇帝、朝廷内阁、礼部等文官和各等级的藩府宗室等数方。以下分析各方的具体目的与心态。由于目前所见的文官关于赐书藩府事宜的奏疏极少，故首先是将明廷视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假定多数皇帝与文官都能本着维护明朝长远统治的态度，设计和维持赐书制度;其次是单独讨论皇帝的个人因素。

（一）明廷：优待与教化

对明廷而言，向藩府宗室赐书，给予经济与文化上的优待，是皇帝作为皇室宗主，发挥亲亲之义的应有措施。在士大夫群体中上对下的赠书相对较少4，但皇室中却是赐书远多于献书，原因便出于此。同时，鼓励宗室读书接受教化，自然亦有利于巩固统治，曹之已有论述。5徽庄王朱见沛是明孝宗的叔父，弘治元年（1488）为两子请赐书籍，孝宗奖谕其“生长富贵”而“能以是为教，诒谋远矣”，竟赐以《四书大全》等十九种书籍6，为宣德朝以来单次赐书种类最多者，以此来劝奖其它宗室读书。万历《大明会典》在宗学事项中规定：“令各生诵习《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书，至于四书、五经、史鉴、性理，亦相兼讲读。”7这些书籍在宗室奏讨获赐的书目中多次出现，而宗室对“异方杂说”的追求则遭到抑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文官群体经常试图限制藩府宗室奏讨田产、例外袭爵等行为，但从未公开反对过赐书之事。朝廷对于宗室的奏讨至少给予部分满足，或是另赐它书，从未将其完全否定。这说明宗室读书为学一事在明代政治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正面意义。朝廷仅裁抑宗室的过分需求，以免遭到无限制的索取。

（二）皇帝个人：宣示合法性与警告

对皇帝而言，除履行上述制度化的赐书职责外，还可通过所赐书籍的作者和主题，传达特定政治涵义，实现个人目的。成祖与世宗两帝均由藩王登基，都曾通过颁赐书籍来强调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及对皇统的继承。

明成祖将太祖的《嘉禾诗》手迹刻石后拓下装潢成轴，赐给百官与诸王8，并颁发马皇后的传记《孝慈高皇后传》9。成祖颁赐这些与其父、其母有关的文献，以强调其嫡子身份，证明自身即位合法性10。世宗同样通过颁赐父母和自己的著作，塑造三人的文治帝后形象，并接续本朝皇室文化传统。宣宗曾咏《祖德诗》九首，称颂明朝列祖列宗功德，世宗追和九首，续作五首，合称《祖德诗》1，自作《敬一箴》，再加上其父的《恩纪诗集》《含春堂诗》，和其母蒋太后的《女训》，频频刊印颁赐。至于颁赐藩府、令其翻刻的《明伦大典》，更是为树立其父的正统地位而作。

成祖又曾颁赐书籍以警戒诸王。永乐三年（1405）十月成祖向诸王颁赐《皇明祖训》，宣称：

皇考所以垂训子孙至要之道，具在此书。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常保富贵。朝廷与藩王本同祖宗所出，但能皆以祖宗之心为心，则自然各尽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三监、汉七国，此皆是不能以祖宗之心为心，朕与诸弟各勉之。2

成祖不仅以周三监之乱、汉七国之乱为例劝诫，甚至以宋太宗迫害宗室的故事來恐吓3，态度十分严厉。诸王在洪武朝都受赐过《皇明祖训》，成祖此举主要是在警告他们不要反叛朝廷。

（三）亲王：承上启下

亲王是皇室关系网中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受命管理本府宗亲，书籍颁赐的流程安排完全与此相合。对上，亲王可以不断获赐书籍，按人口比例而言，亲王群体获赐奏讨书籍的频率是最高的。对下，亲王常翻刻赐书给其族人，族人的奏讨书籍要求亦由其代奏。藉由履行职责，亲王群体可以拉近与上下的关系。宗室营建御书楼、奏请赐额，并请人作诗文纪念，以及翻刻赐书，均是通过郑重对待御制书籍，表现对皇帝的忠诚，乃至如楚端王一样邀得皇帝致书褒奖;亲王为族人奏请获得赐书，自然亦可市德于族人。

（四）郡王、将军、中尉：努力接近皇帝、确认自身身份

郡王、将军与皇帝的政治关系相对疏远，但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不少对奏讨书籍之事十分积极者。如光泽王朱宠，先后有奏讨书籍、建藏书堂并请额“博文”、推动皇帝编撰颁赐《保和冠服图说》等行为。中尉群体虽无法获得赐书，但也有人为此努力。嘉靖年间，鲁府镇国中尉朱观熰“绘《太平图》上献，世宗皇帝嘉奖之，赐‘承训书院名额并五经诸书”4。观熰以绘图的方式打动皇帝，获得赐书。但从现存史料来看，获赐书籍并未因此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李康杰推测藩王请求赐书的原因除用于教育族人、子嗣外，便是“与皇帝保持联系，并提醒皇帝藩王的存在”5。笔者认为，激励宗室群体的动力主要是对自身宗室身份的确认。在人类学的交换理论中，礼物可被视为人际关系的标识，礼物来往即是馈赠者和接受者间关系之性质的证据6。宣德朝以后，藩府宗室失去了朝觐皇帝的权利，与大宗及别府宗室间亲情交流的渠道几乎被阻断7，名义上的天潢贵胄遭遇现实的逼仄不堪，无疑会令宗室产生不满，迷失身份认同;但部分宗室通过奏讨书籍的活动，可以与皇帝文书往来，在宗室特权制度保障下获赐书籍，乃至获得皇帝“好学”的褒奖8，这正是他们确认自己身份的方式。

四、结语

出于履行大宗责任和教化宗室、巩固统治的考虑，明廷设计了对藩府颁赐书籍的制度。明代藩府初建时，朝廷会赐予典章制度书、儒家经典和佛道二藏等书籍;朝廷经常将书籍普赐藩府，许多是新刻的内府本;将军以上的宗室可向朝廷奏讨书籍，经皇帝、司礼监、内阁与礼部等部门处理，有选择性地予以满足。藩府建立御书楼等建筑收藏御赐书籍，并对《皇明祖训》等书郑重对待，但阅读的场合不多;亲王会翻刻御赐书籍，继续传播;未直接获赐书籍的郡王等宗室，还会向皇帝专门奏讨。书籍流通的情况可作为观察皇室关系网的一种指征。亲王的承上启下作用可由此得到确认，而此前不为人知的将军与中尉之间的待遇断层也由此显现出来。

书籍流通与关系网络间显然存在着互动关系。赐书活动可促进皇室成员思想观念与价值的统一，同时与皇室其它赐物如宗禄、田产、药物等共同传达皇帝对宗室的情感关怀，起到维系、再生皇室内部关系的作用。同时，网络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也刺激着流通的发生。皇帝不仅按例赐书，还会以颁赐书籍向藩府宗室传递政治信号，实现个人目的;宗室亦非仅被动受赐，有时主动借赐书活动与皇帝互动，满足个人精神需求。

英国艺术史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认为，明代藩王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在中国和西方史学中都被极大地低估、忽视了，他呼吁将一部分注意力从士人文化转移到藩王文化上来1。本文尝试回应这一呼吁，并希望能引起学界对中国古代不同群体中“书籍之交”与关系网络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The Book Bestowal on Princes by the Ming Court and the Royal Social Network

Zhou  Zhongliang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system and practice， when princely establishments were found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court would give books 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Confucian classics and Buddhist and Taoist books， and afterwards often gave books. Princely establishments could ask for books to the court， which the court selectively allowed. Princely stablishments collected the books received solemnly and reprinted them， while sometimes other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asked the emperor for them separately. There was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ok bestowal activities and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royal family. Book bestowal activities could promote the unification of the ideology and values among the royal family and convey emperors' emotional concern， by which played a role in maintaining and regenerating the royal social network. Emperors sometimes bestowed books in order to send political signals to members of princely establishments. Sometimes members of princely establishments interacted with the emperor through book bestowal activities to satisfy their personal spiritual needs.

Key words：Ming history;Princely establishments;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History of books;Social network

责任编辑：李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