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 王 运 陈 艳

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村寨又是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形态，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复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文化作为特定的文化形态之一，渗透于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方方面面①。对民族村寨旅游文化的传播不仅能够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与推广，也可以满足当今旅游者的情感、体验和心理等一系列需求。可以说，复制型民族村寨能够有力突出区域文化的精髓，已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内容。

云南民族村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一方面云南民族村的建立传播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另一方面，它也发展了旅游文化，带来了经济效益。本人于2020年3 月12 日前往云南民族村进行实践，围绕复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文化传播问题进行针对性调研，主要运用了访谈、实地调研、文献查找等研究方法。文章以云南民族村为例，探究了复制型少数民族村寨的旅游文化传播模式、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策略，以期为复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文化的传播作出有益探讨。

一、复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文化传播模式及其真实客观性

（一）非实体类舞台表演与被表演的“真实”

舞台表演是复制型民族村寨传播旅游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主要是对非实体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如：歌舞展演、民俗节日、手工艺制作等。复制型民族村寨将原本存在于民族村寨的文化习俗搬到台前向游客展示，成为了一个容纳各民族文化习俗表演的舞台。民族村寨的文化习俗原本是在特定时间、地点以及为了特定目的所进行的行为，但在复制型民族村寨中这些原本应该在特定时间、地点以及为了特定目的所进行的行为已成为了常态，失去了原本语境的意义，其在语境嬗变中成为了一种舞台表演行为。

“真实”一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与客观事实相符。后来“真实”一词被引用到旅游中，即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去经历目的地的真实。依据学者戈夫曼的观点，人生、社会是一个舞台，社会中的成员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他将这个舞台分为两部分：前台与后台，前台与后台是互动的，社会成员可以从后台到前台，也可以从前台退回到后台②。前台呈现的是理性的自我，后台呈现的是非正式的自我，实际上都是真实的自我。麦克康耐尔将戈夫曼的社会舞台理论引入到了旅游研究中，他认为在旅游文化中被搬上舞台的节庆、仪式、饮食、工艺品、服饰等等，是一种舞台前的展示，这是为游客提供的，游客们在这里寻求真实，而在台后人们不用顾及游客的存在而生活着，这是他们的生活真实，也是真实的。在舞台化的真实中，被表演的真实是象征的真实，这种真实是游客在旅游中寻找的“真实”。

（二）实体类景观展示与被展示的“客观”

在复制型民族村寨中的景观展示与舞台表演是一致的，舞台表演是将整个民族村看作一个民族展示的舞台，各民族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的特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呈现。而实体类景观展示则展示实体类物质文化，如民俗博物馆、村寨建筑以及民族工艺品等③。云南民族村的建设坚持了“真”的原则，在建筑模型复制中坚持一比一的原比例建造，村寨中的服务者都是地道的村民，寨子中各种民俗活动以原生地形态展示，能够让游客在其中感受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原真性。在复制型民族村寨中，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民俗博物馆、民俗村寨等都成为了被凝视的对象，在凝视中被游客景观化了。

“客观”是指独立于意识和精神而存在的或者指在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带有个人的意见，与“主观”一词相对。旅游艺术中纯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一方面，复制型民族村寨中复制的是它的建筑样式、民族服饰、民俗风情等一切特征，这是一种客观，也是一种真实；另一方面，复制常常被认为是一种“造假”手段，是不真实、不客观的，但在旅游艺术中“造假”是一种常见手段，旅游开发者们利用复制的手段创造了一种“标志物”，即创造了一种象征符号。麦克康耐尔认为游客旅游是为了寻求他们所预期的“客观”，旅游开发者创造的“标志物”或者象征符号满足了游客他们所预期的“客观”，因此可以将类景观真实理解为“被展示的客观”。

二、复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文化构建不完整

村寨文化传播的基础是村寨民族文化。复制型民族村寨以模型的手段将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寨植入到多元并存的城市空间中，少数民族文化经历了从一个原生态的环境被构建到另一个新的城市环境的过程④，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在，复制型民族村寨所构建起来的民族文化往往呈现不完整的状态。如阿昌族村寨，阿昌族在习俗、饮食、服饰、建筑、艺术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在云南民族村中的阿昌族村寨我们能了解到的文化非常有限，形式上最能直观了解到阿昌族建筑，阿昌刀；文化上也能依靠导游熙熙攘攘的介绍了解一些。然而，我们所能够了解的都是经过开发者选择的，所看到的阿昌族民族村寨也是开发者为旅游文化而构建打造的，其中更多是在形式上的展示，以形式的符合来满足游客心中所谓的“真实”与“客观”。在旅游文化的打造建构中阿昌族村寨的许多地道的文化习俗、艺术都被过滤掉了，如：阿昌族的歌谣、乐器、舞蹈等均没有得到较全面地展示。

（二）功利性传播

云南民族村的开发，其目的之一就是实现民族文化的资源化利用，将民族文化与商业联系起来。人人皆说商人逐利，当消费、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与商业活动联系起来时，为了利益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功利性特征也逐渐显现出来。实际调研，云南民族村在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过程中，功利性较为明显，如村寨中的商业行为明显，强调突出经济利益。依托云南民族村将商品进行重新包装，借助云南民族村的品牌力量进行传播，这势必导致云南民族村寨的文化传播显露出明显的功利趋势，而忽略了其精神文化意义⑤。如此，民族村寨的文化传播成为了吸引游客消费的引子，成为了一种消费文化。在复制型村寨民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传播的选择与偏好。但由市场驱动，过度强调村寨民族文化传播的功利性容易破坏村寨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原真性，弱化村寨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这样不仅不能有效地传播村寨民族文化传统，还很可能瓦解其文化根基、丧失其文化灵魂、断裂其传承主体。

（三）形式化严重

村寨少数民族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是系统的、完整的，同时也是二者的复合体，既包含物质文化，如：饮食、服装、建筑等，也包含精神文化，如：风俗、仪式、道德等⑥。村寨少数民族文化更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各少数民族村寨相互区别的重要特征。

复制型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播的形式化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内容形式化，即表现村寨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一系列外在形式加以表现，致使村寨文化虚化并沦为形式的附庸；云南民族村项目实施以来，由于其作为一个商业项目运作，复制其原有民族村寨中的形式毋庸置疑，但是，在复制过程中其形式的展现已经盖过其文化内涵，文化已成为形式的附庸品。如果复制型少数民族村寨的打造只停留在形式的表面，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也将无法深入，也就不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其二，形式内容化，也即表现村寨民族文化内容的部分辅助形式取代了内容而成为中心，导致民族村寨以打造民族文化形式为工作重点。从逻辑上看，形式是展示内容的一种方式、手段。但是，在打造复制型民族村寨的过程中，形式的打造显得比实际的村寨文化更加重要。由于市场化的运作，云南民族村的文化传播不仅具有功利化传播特征，也具有娱乐性的特点，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其又将民族村寨的文化传播推向了形式的泥潭之中。

三、复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文化传播策略

（一）兼顾旅游文化发展，重塑复制型民族村寨的文化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各种不同层次的旅游文化的交流传播日趋频繁，少数民族文化势必受到非民族地区的大众文化及现代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复制型民族村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了它重要的价值。云南民族村的建立对旅游文化发展的促进不容争辩，其作为关注云南各民族的文化窗口，将云南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风情、生活浓缩于其中，成为了云南的名片⑦。云南民族村被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的文本，通过舞台化与景观化两种方式将云南民族文化全面地展示出来，为“他者”（即游客）提供了一个凝视和想象的文化消费空间。云南旅游文化在此过程中得到发展，并且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也被更多人广为所知。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学者、政府重视旅游文化的发展，但更加重视其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复制型民族村寨的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实现民族文化的资源化利用，在此过程中发挥其经济价值，基于经济因素，民族村在开发旅游文化促进经济时，而忽略了文化价值，因此重塑云南民族村的文化价值至关重要。我们要明白，云南民族村首先是一个展示云南多民族文化的窗口，它的文化性更为重要；其次云南民族村将偏远地区的民族村寨按照模型搬进城市，减少了游客去往少数民族生活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云南民族村的实践表明，舞台化与景观化的展演方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文化特色，并持续地发挥着民族文化保护的作用。因此，云南民族村在兼顾旅游发展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其文化传播与文化保护，在传播与保护过程中进行资源化利用，最后资源化利用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附属品，在资源利用的同时文化价值才得以重塑。

（二）兼顾游客选择心理，以优秀民族文化内容为中心

约瑟夫·克拉珀提出了受众选择心理，认为已有认知、兴趣会明显影响其行为和传播效果，人们倾向于接受与其观念、态度一致的内容，如果与他们的观念、态度不一致，他们会自动忽略、过滤那些信息，如：选择性注意、理解、记忆等⑧。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重要目的就是寻求与之认知相符合的“真实”，在旅游过程中如果他们所见到的与其认知是符合的，那么他们在这里也就得到了他们所谓的“真实”。由约瑟夫的受众选择心理引入游客选择心理，游客的选择心理是游客产生认知的起点⑨，因此在打造复制型人文景观时，对少数民族文化不仅需要去粗取精，还需要把握游客的选择心理，针对游客的选择心理传播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游客选择心理集中在选择注意、理解和记忆三个层面，针对三个层面应该选择不同的策略。在选择注意层面应该引导游客了解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习俗，并且打造复制型景观时也有意无意去突出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在选择理解层面，应以少数民族的历史、习俗为出发点，引导游客去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在，从而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在选择记忆层面，要突出少数民族的独特性，引导游客去认知少数民族的特点，从而记住他们的文化。由此，复制型民族村寨才能将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三）兼顾风土人情打造民俗景观

风土人情是民族村寨最富特色的民俗文化，复制型民族村寨不仅是对民族村寨空间、布局的复制，也是对民族村寨中的文化的复制。若对民族村寨的复制如果仅停留在空间布局的复制，很容易导致形式化，也就是披着民族形式的空间布局而已，风俗文化完全消失，游客也完全不会感觉到进入到民族文化的语境之中。因此，在复制型民族村寨的建设中对民族风土人情的复制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基于民族特色打造人文民俗景观。在复制型民族村寨的文化传播中，可以通过打造民族人文景观，将民族地区的文化以民俗景观的形式展示给游客，诸如对民族文化与建筑形式进行处理，特别是对部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建筑和农作设施的构造。例如：在建筑的模型处理上一定要注重本民族的建筑特色，采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并且采用民族地区的朝向与布局。其次，借助当代科学技术“活化”乡土风情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文化得到了极大满足，人们更加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民族地区的手工艺品完全以手工制作为主，显然这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借助现代技术对风土人情资源进行挖掘，在开发中保持原味，用现代技术让这些“不时髦”的风土人情在新的时代活起来。由此，我们不仅能够在复制型民族村寨中看到民族地区的建筑形式，也能够去消费他们所生产的民族文化产品。

四、结语

云南民族村的实践实际上是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做出的一种展示民族文化的积极尝试，在这尝试过程中云南民族村为其村民创造了一个次生镜的带有民族记忆、地方特色以及舒适的文化空间，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享受少数民族文化氛围的次生镜文化空间。复制型民族村寨以次生镜的形式传播民族文化，是新时代下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实践表明云南民族村在传播和保护民族旅游文化方面虽存在民族文化构建不完整、功利化、形式化等不足，但其整合了云南26个民族的旅游文化资源，成为了展示云南多民族文化的窗口，对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黄惠平.文化资源整合的区域旅游文化创新发展［J］.办公室业务，2020，330（1）.

②张晓萍.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J］.思想战线，2003（4）.

③桂榕.作为旅游景观的民族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利用效果评价——以云南民族村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15，204（2）.

④云南民族村_村民_的文化展演和族群认同研究_彭莉 （2）［J］.

⑤李达.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困境与策略［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3（2）.

⑥蔡梦虹.互联网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机制与策略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7）.

⑦彭莉.云南民族村“村民”的文化展演和族群认同研究［D］.云南大学，2015.

⑧【美】约瑟夫·克拉珀，段鹏译.大众传播的效果［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⑨钱晨，樊传果.新媒体时代基于受众心理的传统文化传播策略［J］.传媒，2019，2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