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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摩挲青春的“疼与痒”
——评路内“追随三部曲”及《雾行者》

2022-04-06陈思妍张梦婷杨雨佳张田田

翠苑 2022年5期
关键词:文学青年端木小路

○ 陈思妍 张梦婷 杨雨佳 张田田

冷峻笔墨间的“笑与泪”

陈思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巴比伦”每个人都有过茫然的青春年代,有过成长的漫长心路历程,路内以路小路为主人公,以其独有的戏谑、随性又不乏严肃的笔调描绘了九零一代的别样青春图景。读《少年巴比伦》,仿佛在与一位20岁的年轻人对话,小说中的路小路空有理想却只能屈服于现实,他想过当宣传科的科员,想过当营业员,甚至想过去马路上贩香烟,最终,他在爸爸的安排下进了糖精厂。他对人生没有明确的目标,就这样茫然地见证着青春的流逝。正如小说中所说的,“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团糨糊,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区别”“我的二十岁倒像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这样的路小路,绝不完美,甚至唯有平庸,但他身上的少年气以及他对生命独到的却值得我们关注。

可以说,路内的文字间独有的幽默笔调使得他的小说十分耐读,这幽默的背后潜隐着戏谑,戏谑的背后实则暗合着路内对抗、张扬、恣意的笔调与内在品格。在小说中的糖精厂里,几乎每一位成员都有外号,路小路的师傅“老牛逼”,在整个钳工班外号都是以“卵”作为后缀的,这个“睥睨群卵”的外号表明了他在钳工班中的地位,还有“阿姨”和“老虎”的区别等等不一而足。在路小路看来,歪卵的外号有象形的由来,师傅“老牛逼”干活的时候鼻孔可以塞进两个红枣,事实上,这也符合一个二十岁年轻人眼中的世界,他们充满着天马行空的大胆想象,敏锐地感知着生命,以一种荒诞、玩味的态度观察着这个世界。

在生活化的戏谑之外,路内小说中描摹的表象背后涌动的黑色幽默和闹剧亦汇聚着时代中的细碎暗流。在一幕幕片段中,路小路既是亲历者,亦是见证者,这一幕幕闹剧似是生命个体命运的洪流中无声地翻涌。小说中的人物“长脚”,空长了一米九五的身高,为人却极其老实,因此受到厂里人们的不少欺负。在管工班,他受老员工的压榨,成了里面唯一干活的人。软弱使然,他的勤奋并未给自己带来便利,反而复习成人高考迫在眉睫,分身乏术,长脚被迫在厂里东躲西藏,老员工们因此开始了一场新的“围猎长脚”的运动,甚至放火烧了长脚的复习资料。在这一个小小的工厂里,我们得以窥见人性中晦暗不明的侧写。在这样残酷现实的冲击下,路小路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工厂里完成了从学徒工到正式员工的蜕变,亦实现了青春的精神成长。1993年的秋天,路小路大闹了会场,公然与劳资科长胡得力唱反调。在这里,路内运用了类似蒙太奇的手法,镜头不断在科长,路小路,工人,厂警来回切换,人物的面目好像是一幕幕不间断的分镜头,借助这些分镜头,我们能看出路小路对他当时所处的境遇的反抗,也能看出糖精厂这个大环境对路小路人格无形的影响与渗透。这场闹剧也展现着路小路从一个慌张无措的学徒工向一个的油腔滑调的厂工的转变。

路内曾坦言,他是一个悲观的人,在他玩世不恭、荒诞随性的叙述下,却潜藏着无言的伤感与迷失。文章第一次让我们看到悲伤的因子,是在数学老师对路小路的评价——他把曲线看成人体素描的人必定悲观地无可救药的,这句话也是一个暗示,让我们得以在喜剧的外壳之下有意识地去探寻文章中潜藏着的真实的悲伤与悲悯,窥见笑声背后的痛苦泪水。《少年巴比伦》中的路小路,和绝大多数二十岁的年轻人一样,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偏差,更多的是茫然、惶惑甚至是麻木,没有明确的目标,只能被命运推动着向前走。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时常想起但又探寻不到明确答案的问题。然而,路小路的成长经历,给了我们新的启发,也许没有答案就是一种答案。

马特·梅格说过,“如果想征服生命中的焦虑,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呼吸里。”成长与生活哪有那么多的明确答复,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执着于当下,不管结果如何,先去做了再说。正如路小路所说的:“这种生活不是我要过的,但是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混到哪里是哪里吧,人活在世上,无非是走一步看一步。”也许在很多年之后,我们品味青春,也像路小路一样,将回忆洗洗晾干。即使小说中路小路没有明确追求,但他有自己的底线,他不会做脱离了现实而没有任何意义的假设,“理想之高,不必高到去拯救全世界,理想之低,也不应该低到不想上三班。”路内老师并没有执着于展现探寻的结果,而是浓墨重彩地描绘着成长与探寻的过程,但就是在这样探寻迷失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成长的答案,早已在“追随”的脚步中无声地有了回复。

荷尔蒙下的“红与黑”

张梦婷

《追随她的旅程》似乎是一个未尽之篇。路小路追随于小齐的旅程是怎样的,结局怎样读者似乎不得而知。明明追随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却已接近尾声,路小路的故事既遥远又真实,他的恣意潇洒、刺与痛这样近却又那样远。小说“引子”中的路小路在多年以后某个偶然的日子来莫镇为祭扫丁培根,与“尾声”中祭扫途中偶遇于小齐遗孤李蓓,结束了小城青年潦草又热烈的青春。路小路深爱于小齐,在于小齐去马台镇读美工技校,小路也去马台镇化工厂做了工人。于小齐去上海读书,路小路也趁陪欧阳慧就测孕追到了上海。其实路小路一直在不自知地追随着于小齐的步伐。只是后来,于小齐去深圳,路小路没能去成,但李翔追去了。最后,这趟关于寻找的旅程以于小齐的死亡就此告终。

“爱和死都是浓缩的结果,寻找则是一种稀释。”路小路的爱情随着于小齐的死而终结,而路小路找寻过程中,收获的成长却为悲伤的爱情赋予了收获的意味。在小说中,路小路说:“十八岁之前的日子倏忽而逝,因为那是快乐的日子。”他原本以为接下来暗无天日的工厂生活会过得很漫长,但于小齐的出现让这段漫长的日子同样稍纵即逝,他教她游泳,她为他画画,他为她出头打架,她在远方牵挂他。他们陪着对方走过许多路,走过四季更迭,经历物是人非,但到终点后依旧分道扬镳。就像两条平行线,虽时刻相伴而行,但永远无法相交。老齐总是对小路说“神是不会仅仅用路途来考验一个人的。即使你能计算出自己与神之间的距离,你仍然无法计算那个到达的时间,也许你和神只有毫厘之距,但这毫厘之间却要花掉一生的时间。”那时,路小路不懂这些。他以为自己与于小齐之间只有毫厘之间,伸手就能够到,但就是这区区毫厘却耗尽了他们一生的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在偏僻小城长大的70后、80后都能在路小路的身上找到影子。因为青春的情感内核大体相似,只是场景或细节不同。青春除了爱情,怎能少得了喷薄的“血色”,路内在描绘少年“杨一的逃亡”一章时,之前压抑平静的文字像鲜血霎时喷薄而出,似乎每一个文字都在审判着杨一的行径,将当初那个爬塔誓考清华的热血青年,一寸一寸地从青春的幻影之中剥离。昔日他背着篓子卖农药甚至为丰收的场景感到欣喜,一点一点地变成自己少年时最为鄙夷的样子。他们的青春与其说是寻找,更可说是一场场逃亡,他们挣扎着渴望逃离那个满地“乡逼”、充满无知与束缚的小城,可是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想要逃离的地方,在流氓的抢劫中逃亡。他们无处可去,只能在身体内部绕圈子,如同墙上的挂钟,摆来摆去,撞出当当的声音……

路内描绘的小城青年在迷茫中颓靡成长的青春之旅与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产生共情,都能引出他们生命中那一段最柔软的回忆。路内笔下的主人公是平凡的,甚至是“废柴”的,但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更为真实。少年对未来的憧憬与身体里涌动的荷尔蒙相遇、撞击、回旋,有人一往无前,也有人回到原点。路小路在逃离马台镇化工厂在田野里有段独白,“我不会成为烈士,我逃亡在田野里也不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我只是一个脏不拉几惊慌失措的小混混。”或许从那一刻起,路小路开始试着告别她荒唐而狂躁的青春,同时,青春的记忆打开了另一扇门。在回忆面前,我们站在终点,亦是起点,我们可以永远怀念,但不可以踱步不前,从这一意义上看,青春从未陨落。

时代间隙的“进与退”

杨雨佳

《天使坠落在哪里》是路内“追随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它延续了前两部充满人间烟火味的黑色幽默语言风格,讲述了主人公路小路看似玩世不恭的荒诞背后却又隐藏着的青春成长的伤痛与生活的无奈,那是一段八十至九十年代灰暗的生活史。作者路内带有戏谑和幽默的文字中,隐隐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哀伤。这部小说以轻写重,寓庄于谐,故事背景并非仅仅聚焦于校园,而是放眼整个社会,情节引人思考。故事的主人公路小路是二十世纪末的一个普通青年。他面目模糊,浑浑噩噩地过着毫无目标的生活,迷茫困惑、愤懑暴躁又自恋,他油腔滑调偶尔又缄默深沉,他胆小懦弱有时又会勇敢正义,他绝不能算是一个优秀青年,却也不是一个恶人。他只是那个时代众多青年中的一个,如他所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里的叛逆青年。”

就是这样一个面目模糊的路小路让每个二十世纪末的青年都觉得异常亲切,他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别经历——不仅是青春期的躁动与张扬,还有来自时代发展变化的巨大冲击下的惶惶不安与迷惘徘徊。路小路发现:“城市正在起着变化,在我们少年时代如风般呼啸而过的生活中,它像一个单调而沉闷的隔音房间,吸走了我们发出的尖叫和噪音。我曾以为自己一生受困于此,然而一九九六年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这个隔音房就变成了一个轰轰嚣叫的大锅炉,而我们曾经发出的喊叫都变成了一种微小的呻吟。”这些微小的呻吟包含了青年的遗憾、不甘与挣扎。然而时代的洪流不可挡,路小路唯一能做的便是接受。“那一年恰逢千禧年,我可以把经历过的人生像扔掉冰箱里的那些过期食物一样,全部腾清,走向末世以外的黄金海岸。”千禧年的到来好像带给了路小路一次“清理”人生的机会,可是他真的会走向“黄金海岸”吗?结果不尽如人意。路小路身处剧烈变动的时期,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迷途的他只能不断地在找工作和失业之间辗转。他先后做过戴城糖精厂的工人、在破败的游乐园开飞碟、在炸鸡店当小时工、卖黄片以及婚纱店销售员。这中间的苦与甜只有他自己知道。

与路小路的胆小不同的是他的发小杨迟,一个“从幼年起就知道远方有个黄金海岸,又叫理想国,又叫伊甸园,又叫共产主义”的大学生,曾经梦想过成为伟大英雄,却也只做了个农药厂的销售员,被当成骗子也依然要真诚销售,被老板派去讨债屡屡受挫也要完成任务。划水县欠的账贯穿了杨迟的销售生涯,是杨迟的不如意,同时也是路小路接触戴城之外的资本世界的重要枢纽,更是他们坚定友谊的有力证明。“三剑客”中的最后一个青年小苏,他是一个各方面全面发展,近乎完美的先进青年,兢兢业业,善良敦厚,一本正经是他的常态。可他的踏实终也已被社会所摒弃,所以前期厚道老实的小苏,后来竟使用作弊的手段帮路小路赢得了一辆自行车。小苏看似是最没有特点的老好人,最后也让人大跌眼镜。他们三个各不相同,个性鲜明,每一个都是青年群体的缩影,似乎人人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寻到自己的影子,这便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更能体会路内笔下人物形象表面颓废后的淡淡忧伤。

在三位少年的故事中,戴黛的身影贯穿着小说始终,她是个独立的人物却又有着某种隐喻。戴黛说:“我记得我妈妈死了,我爸爸把我扔在街边。”在遇到路小路他们之前,戴黛一直生活在被父亲抛弃的恐惧之中。他们最后一次带她逛儿童剧院,勾出了戴黛被丢下的痛苦回忆,她放声大哭。“杨迟再也没有力气抱她,我也没力气接她。我们两个人一屁股坐在了街上,搂着孩子,仿佛也有一位巨大而虚无的父将我们抛弃。”戴黛其实就是青年们的镜像,她的存在时刻提醒着青年们被时代列车所抛下时的痛感,他们在这痛感中从迷茫到失望最后到绝望。这种被抛弃的体验使得戴黛和路小路他们产生了共情,孤儿和三颗漂泊孤独的心紧紧绑在了一起,从彼此不同的磨难与相同的孤独中汲取了安慰。这种安慰叫作:爱。正是因为有了“爱”这一核心,才使得整部小说脱离了完全的油滑与浅显,凸显出了伟大的生命体验和文学厚度。

“三剑客”的成长与“追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路内曾说过:“对于小说中的少年,追随是一个他们去接近神的过程。在非常平淡乃至虚无的生活中,你如何接近神?我相信人是有这个需要的。路小路追随的对象看似是女性,其实他依然是通过自己的认知,对自身的舍弃去接近神。”“三剑客”就像是《西游记》里的人物,结伴而行,走上了一条“追随神”的坎坷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每个人都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小说的结尾写:“宝珠的身后是一盏日光灯,被灯光衬着,她像一个俯身要拉我上天堂的天使。”本雅明曾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提出“新天使”的概念,他说:“天使的脸朝着过去,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将残骸抛弃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吹来一阵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未来,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为的进步。”时代的改变,连天使都无能为力,而身为凡人的我们亦当如何?路小路这一代青年在时代的裹挟下手足无措,他们的青春结束了。而我们的青春才刚刚开始,成长的疼痛阻挡不了我们一路追寻的脚步。

文学如何“少年”

张田田

“你曾经是文学青年,后来发生了什么?”这是路内“追随三部曲”之后,长篇小说《雾行者》腰封上写的一句话。书中借人物端木云之口:“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之所以爱好文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太穷,在过去年代,写小说只需要稿纸和圆珠笔。”传达了90年代年轻一代成为文学青年的原因。这一时期,大多数底层青年如同端木云一般,来自贫瘠的村庄,对世界一无所知。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文学就是他们自我教育的方式,他们利用文学理解世界,建构自我。喜欢看书的马仔周育平,曾爱看小说的仓管员林杰,皆是90年代底层青年精神状态的普遍写照。同时,依靠文学来建构自我,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思维被文学经验影响僵化的问题。在面对时代巨变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在时代迷雾中摸索前行的文学青年如何结合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成为他们创作的问题。

《雾行者》的时间跨度为1998至2008年,也正是中国经济腾飞发展的十年。90年代的下岗浪潮和大学生取消工作分配,与外资台企的大量涌入相碰撞,带来了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书中的文学青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与社会接轨的路程。在十年的沉浮中,这些文学青年,有的分道扬镳,有的依旧在文学的道路上前行。“那些曾经的文学青年,经历不同的风土与时间,走向极远之处,用不同的方式寻求安慰和解脱。”小说并不按照传统的叙事手法安排时间线。通过跳转的时间,消失的人再出现,借助不同人物之口,不断补全开头设下的各种案件和疑问。世纪巨变之初的混乱到后来的有序,工业时代下江湖儿女愿景的破散和聚散,一大一小,相互解释,完整呈现。其中像候鸟一样流转的打工仔,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始终处在悬浮状态下,加上原住民对打工仔的歧视,身份认同感缺失成为他们的通病。加上社会尚未为这人口流动做好准备,假身份证的流行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最突出的人物是“假人”林杰。他原想借助“林杰”这个身份获得新的开始,结果却是不用来鸡鸣狗盗的名字,因为被人算计,挂在了悬赏令上。于是曾经的文艺青年不可避免地走上暴力之路。“十兄弟”的复仇将小说各章联系起来,直接为两位主人公揭露未被言说的残酷荒诞的现实。

故事的开端以2004年为节点,这也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周劭步入社会的第五年。周劭代表着社会性的一面,他在与端木云的对话中,常常将话语从寓言式的象征隐喻中拉回现实。书中这样写他这位文学青年的转变:“从前,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二十二岁以前他热爱文学,日记里写一些诗,或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二十二岁以后,他把日记减缩为句子,像过度狂热的青年时代冷却在水里,句子的密度等同于时间的密度,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空白是一道道细密的裂纹,只有他自己能觉察到,并且裂纹之深、之长、之密,构成了一个沉埋在语言之下的文本。然后,在一个不重要的年份,他把写满了句子的笔记本丢失在了火车上,为此失魂落魄很久,本子没有找回来。他确信文学离开了自己。”但文学对他建构自我的影响并未消失。和文学社朋友端木云的谈话和阅读的书籍不时地回现于他的脑海。世界观、无法印证的预言、对世界的感知,都在延续着他曾经文学青年的习惯。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周育平所说的:“我们这种小地方相对乏味,人活得很没劲,大家只想挣点钱,没有什么精神生活。”在重要的是能赚到多少现钱的时代,物质世界在冲击着文学青年的精神世界。时间回到1998年,作者又用寓言文体讲述了另一位主人公端木云的文学之路。在大学时看了很多“闲书”后,他感觉到的是“潮水涌来,自己无法表达的话语已经被一大群人说过了”,而非“一个新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于是,他开始用文学中自己无法表达的话语,来审视他熟悉的世界。这是一个共鸣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文学影响看待世界的方式、建构自我的过程。

在后来的情节中,我们常可以看到端木云把现实世界同文学世界中的象征,隐喻等联系起来。例如他由想进收容所而不得,联想到《城堡》,将收容所视为一个象征。这样看待世界的结果是,“一切经历过的事情混杂着虚构的小说情节奔袭而来。”当习惯了用文学来解构现实生活,这就导致他面对现实中无法用文学提供的经验解释时,“总觉得哪儿出错了,反正这不是基本现实逻辑。”或者是感觉陷入了一种虚构的时间。端木云此前已从所写傻子镇故事失焦,将现实世界构建成寓言式故事来消解现实之沉重的愿望落空,感悟到小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感觉自己是走进了虚幻的梦境。当不得不与这残酷的现实世界进行接轨,狂暴的现实已从身后隆隆碾来时,他开始重新进行建构自我。沉思中他想到自己的生活就是总在寻找可靠的参照物。在这样的反思下,端木云再次开始了热衷寻找小说素材的文学创作。

当时间快进到2008年,在这个时候,人们已经逐渐适应了世纪之变。社会对盲流的管控已经变得熟稔,二代身份证的使用,治安渐渐变好。过去打工仔和原住民之间的边界也渐渐模糊,人口流动成为常态,一切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都在变淡。消失的人出现,周劭与辛未来相逢。此时周劭已经有好几年不看小说了,而辛未来以食品厂女工的身份出场。不难理解周劭为什么会想问:你曾经是文学青年,后来发生了什么?谜底揭晓,辛未来实际上是卧底记者。路内解释雾行者为一群想要消灭过去之我的人。辛未来选择了用新闻来对抗现实的困境,“客观”成为她的现状。“带着一切诗意冲向敌营葬身其中”,这是她的自评。周劭则在对过去的追溯中感受到投身现实的这十年,见到的尽是无意义的画面。他是90年代最普通的文学青年的缩影。在所有人都在谈论钱和职业的时代中,期望发财,渐渐脱离了文学,但没有发财不过好在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平稳的好像一个旁观者。故事的结尾他将辞职和这个世上仅有的和他还残存着一点关系的人,辛未来,一起去遥远的南半球看麦哲伦星云。文艺而又浪漫的情节安排,给人未来可期之感。

在小说的时间里,时代已经进入到像周劭和辛未来沿着大路向前的描述一样,尽管看不见前方,但是路况不错,似乎不会错到哪里去。而端木云依旧在继续写作。不过此时他已经完成了自我的重新建构。从一开始出场的不断搜集小说素材,到反思虚构者笔尖与被虚构者的联系。用“死者在看着虚构者的笔尖”,拒绝了周劭提供的素材。这方面的转变在第五章也是端木云的小说中得以完整展现。通过书中虚构的姚隽的小说和《巨猿》,以及端木云关于描写姐姐的小说的自白,展现了文学的现实和虚构的关系,以及面对残忍沉重的现实所有的无力干预的写作羞耻感。作家淡豹说:“无论是哪一种写作,都不应该瞎编乱造地去表现中国的现实,尤其面对底层,边缘群体时,写作者要打破过往所有刻板印象,诚实地挖掘他们的生活细节与感受,而非总想着‘我们’去拯救‘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去拯救他们”正是端木云之前所犯的错误。后来端木云和其他文学青年谈到被滥用的意象,他提到了《城堡》,正好和他过去对其中意象的使用呼应。新颖深刻的意象被重复的使用给填平了,正反映了过去他借助文学经验结构世界的僵化和苍白的问题。所以面对姚隽写小说的鼓励,端木云回应,“我只能说我倒霉,我在改病句,这病句是我自己。”最后端木云以一位文学青年的身份同单小川一行人来到喜马拉雅山。不管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是否在继续文学创造,文学都将继续影响他们的自我塑造。

在小说中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纯粹是一种表达的需要,一种自由的需要,后来发现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就像小川告别了文学,什么也没发生。这与周劭发现日记丢失,感到文学远离时的平静有着极高相似性。这与之前他说的“文学是一个梦,像我们这种年轻人,耍得开心就好了,不要管梦成不成真”相对应。路内谈到当下:“每个人都在雾里面走,何去何从。你不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精神状态吗?”时间的提速并没有随着世纪之交的十年结束而结束,相反是仍在加速。没有一趟能横跨时代的列车让我们目睹所处时代的变化,我们仍处在时代的迷雾中。“有些时代你用尽一生看不到它的涨落,有些时代只需要十年可能就过去了,比较痛苦的是,眼下这十年过得尤其地快。”我们坚信,《雾行者》中文学青年寻求安慰解脱的方式在现在仍会继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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