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场，一种货币：人民币寻路东盟的新可能性

2022-04-06李婧

区域金融研究 2022年2期

李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70）

一、引言

从2008年至今，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频繁，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下仍然没有走出衰退的泥淖。然而，在复杂艰难的背景下，2020年东盟首次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 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达8782亿美元，同比增长28.1%。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4836.9亿美元，同比增长26.1%；自东盟进口3945.1 亿美元，同比增长30.8%。东盟再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成为中国在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

更可喜的是，中国与东盟的跨境人民币交易保持了大幅增长。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旅途中，东盟是人民币周边化的重要一站，并为最终实现“亚洲化”奠定基础。人民币在东盟的使用对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的重要公共品，为东盟国家克服美元依赖，减少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提供了重要路径，是东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方式。

中国-东盟再次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增长热点，给全球经济的区域性复苏带来了希望。追溯人民币国际化的足迹，分析人民币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基础，探索其成为区域载体货币的可能性，为其更好服务于全球与世界经济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足迹

从2009 年到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波浪式的前进过程和全周期的考验，人民币跨境循环系统基本建立。人民币国际化实验的足迹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错”哲学，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货币国际化的例子可以给中国提供参照。人民币国际化从理念到实践，实际上是“边干边学”，甚至有时候要经历挫折，再次回到“原点”。回望人民币国际化的足迹，对于人民币在东盟的成功之旅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思维的转变：从非国际化到国际化

长久以来，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意愿不强，其原因有三：首先，若非居民持有人民币，可能会招致投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其次，央行会失去控制本币供给的能力，由此失去控制通货膨胀和管理汇率的能力；再次，区域金融管理会变得更加复杂化。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情况下，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外围”地位并未引起关注。但是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当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累积达到全球第一，而美国作为最成熟的市场，其经济体系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开始意识到人民币的非国际货币地位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使中国外向型企业面临风险暴露，累积的外汇储备面临资本损失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国决策者和学术界开始对人民币国际化涉及的经济安全问题普遍觉醒。由此，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实验成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方案的重要内容。

（二）路线图的设计：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

1.人民币国际化的功能路线和空间路线。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学者研究人民币和港币在深圳和香港的“双边流通”，但是并没有形成对人民币“走出去”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借鉴英镑、日元、欧元的经验选好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

国内学术界研究的关注点包括两项，即人民币跨境功能的发挥和空间辐射力的建设。功能发挥方面，达成的共识是让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发挥基本功能。人民币首先服务于跨境贸易，然后服务于投资，随着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增加，中国通过开放金融市场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在空间范围上，按照“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原则，特别是借鉴欧元区的经验，人民币的全球征途首先服务于周边和近邻，然后服务于亚洲区域，再服务于全球，即要走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路径。

按照功能和空间两条线，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验采取的是“双轨制”，即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发展香港离岸市场。这样既解决了进出口企业非人民币结算面临的汇率风险问题，又能够防止外汇储备累积可能带来的资本损失问题。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实验首先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市启动，并在2010 年后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并推广到全国。12 年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经历了“冷—热—冷—不冷不热—回暖”的全过程。这段实验体现了我国在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试错”哲学和“边干边学”特征，在建设和发展中不断完善中国开放经济新体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和重点突破进行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完善的思考。

2.人民币区域化的市场基础和制度基础。人民币的区域化本质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市场需求驱动的结果，人民币最终要行走世界。和其他区域相比，人民币在东盟的旅途有更好的“路基”。

学理上，按照本杰明·J·科恩（2004）等学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和货币国际化的研究，货币国际化取决于货币需求强度，即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可获得性和广泛的交易网络。货币需求强度的定义及解释具体见表1。

表1 货币需求强度的定义及解释

首先，中国在保持人民币内在价值稳定性方面有非常好的记录，获得了区域公信力。中国人民银行在控制物价水平和稳定人民币汇率方面具备较强的能力和较好的信誉，能保证人民币内在价值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成为遏止货币贬值“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关键。中国的责任担当获得了区域认可和广泛的公信力，也成为东亚经济复苏的支点。从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当主要的发达经济体被迫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时，中国一直保持常规货币政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都面临较高通货膨胀的困扰时，唯有中国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可见，在克服区域货币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中，中国经济经受住了考验，在危机中表现出韧性，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人民币获得了更广泛的区域公信力。

其次，人民币的可兑换性不断提高，实现资本项目下基本可兑换。1996年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2001 年中国加入WTO 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范围不断提高，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人民币国际化实验事实上促进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货币可兑换的类别和具体项目，中国已经实现人民币基本可兑换，人民币的可获得性大幅提高。

再次，中国和东盟已建立多元网络关系。东盟是中国的近邻，山水相连、血缘相亲、文化相通。自古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都保持着长期友好往来关系，文化、政治、经济往来频繁。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形成了梯度递进的“雁行”模式，东亚国家按照“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转移顺序组织分工，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多层次赶超的格局。这一模式比较形象地描绘了大东亚地区产业动态梯度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东亚-东南亚一起被誉为“东亚模式”“亚洲奇迹”，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典范。针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引擎，有学者曾经用“双火车头模式”阐述日本和中国的关键作用，用“水分子模式”阐述中国、日本和东盟组成的“大三角”关系，三者和美国构成“四角格局”，预示区域和全球增长的相互依存性，以及共荣的命运共同体特征。在这一模式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有可能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的市场提供者。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亚的“雁行”模式逐渐被复杂化、网络化的“生产网络”模式所取代。“雁行模式—双火车头—大三角—四角格局”的演化，实际上体现了全球分工的变化过程。有研究者用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呈现目前的分工格局：全球形成了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关系；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更紧密的社团，东盟国家是这一社团的重要成员。由此，多元网络的外部性成为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基础。

最后，在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上，中国与东盟在多领域深耕细作。中国与东盟在贸易、金融、宏观经济协调和治理方面形成了较全面的制度基础。2022年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更密切的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形成更坚实的制度保障。其实早在RCEP 之前，在东亚内部已经签订了东盟“10+1”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在货币金融合作方面，早在2000 年东盟和中日韩签订了清迈协议，建立了区域内的危机救援机制，中日韩成为建立金融合作的主要促进者，共同储备库和清迈协议的多边化，都表达了东亚对合作的重视和渴望。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作为东盟与中日韩三国设立的区域内经济监测机构，正在区域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东盟还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重点区域。

三、寻路东盟：人民币跨境使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货币国际化是需求导向，中国与东盟密切的经济往来和制度建设说明东盟存在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真实需求。东盟作为中国的近邻，是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一站。2020年中国与东盟人民币跨境收付的大幅增长证实了人民币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东盟贸易网络为人民币使用创造机遇

1.市场驱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模式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即一国领土空间范围与其货币版图互相重合，货币国际化则是对这种模式的颠覆。英镑和美元相继成为国际货币，开辟了主权货币的空间范围超越本土疆界的先例。当前全球货币体系仍延续“中心-外围”结构，越是靠近中心，国际化程度越高。本杰明·J·科恩（2017）用货币金字塔形象地阐述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美元是“顶级（中心）货币”，欧元和日元是“贵族货币”，英镑、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被称为“精英货币”，而韩元、新加坡元、人民币则为“平民货币”。

1999 年欧元诞生打破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传统理念。欧元区的11 个创始国为提高交易效率，放弃本国货币，接纳共同货币，从此开辟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新模式，现在欧元区已经拓展到19 个国家，共同货币成为当前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那么经济一体化水平高的地区是否都有可能建立一个共同货币？欧元区的建立则提供了典范。

无论是“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范式下主权货币越过领土边界发挥货币职能，还是“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模式下，以市场一体化为基础，以提高市场效率为目标，最终产生共同货币，市场需求都是第一驱动力。中国-东盟市场一体化建设的需要成为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核心驱动因素。

2.中国-东盟的区域市场建设给人民币的跨国服务提出更高要求。以贸易和投资为载体的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区域内部广泛的交易网络的形成。已有的贸易网络研究表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盟社团包含的国家最多。中国成为核心和枢纽国家为人民币成为区域的载体货币创造了基础。中国在交易网络中的地位越是重要，人民币的定价能力越强。

同时，中国-东盟的区域市场建设给人民币的跨国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标准的RCEP 的签订和启动更会进一步减少区内贸易和投资障碍，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中国作为系统重要性国家，需要提高服务统一市场的能力，这其中就包括人民币服务中国与东盟近邻交易的能力，更好地发展与东盟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合作，促进区域内部贸易、投资和其他合作的能力。具体地，中国-东盟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变化和趋势如图1和图2所示。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差额由负转正并迅速扩大，在2015 年达到925亿美元的峰值。同时，中国对日本和韩国出现贸易赤字，体现了东盟“10+3”的贸易结构变化（见图1）。

在投资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快速增长，2015年达到峰值146亿美元；截至2019 年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已达1099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东盟成为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见图2）。

图1 中国与东盟、日本和韩国的双边贸易差额（单位：百万美元）

图2 中国对东盟、日本和韩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单位：百万美元）

可见，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会进一步强化二者的交易网络关系，发挥中国在网络中心的作用。同时，亚洲社团的强大对货币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二）中国-东盟人民币跨境使用面临的挑战

中国-东盟人民币跨境使用面临挑战，其一是来自东盟和中国面临的第三方市场的竞争，其二是东盟部分国家货币使用上存在的美元惯性（麦金农和王宇，2003）。

1.共同的第三方市场竞争。东盟成立后，内部贸易发展已经达到一定规模。2000 年以后，东盟国家积极改革开放，加入全球化进程，其中越南和柬埔寨的经济增长迅速。但是东盟成员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比较大，而且，东盟在产业结构上的趋同使其成为第三方市场的竞争者。以纺织业为例，美国是中国、越南和柬埔寨纺织品市场的主要目的地。纺织品是越南和柬埔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以美国为目的地使美元成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所以，人民币在东盟的使用面临来自美国市场或者是共同的其他第三方市场的货币竞争。

2.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和美元化惯性。由于人民币在东盟的使用不仅面临来自共同第三方市场的挑战，而且面临来自个别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和美元化惯性的挑战。

根据IMF的最新统计，东盟国家存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除了两极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货币局制度外，还存在类似爬行的钉住汇率制度和其他安排。即使是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方式也不相同，东盟国家汇率制度具体见表2。

表2 东盟国家汇率制度（2020年）

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下，对汇率稳定的需求不同。经济体量比较大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柬埔寨和新加坡采取的类似爬行的钉住汇率制度。如何保持双边汇率稳定，发挥人民币在双边经济交往中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同时，人民币的使用还面临美元使用惯性的制约。以柬埔寨为例，该国已经有近40 年的美元化历史，形成了非常稳定的美元交易网络，其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都是以美元交易为载体。虽然柬埔寨为“去美元化”努力了多年，但是美元化程度不降反升，柬埔寨的经济发展越好，美元化程度越高。柬埔寨采取行政措施和市场措施促进瑞尔对美元的替代，但是效果欠佳。由此，美元成为中柬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障碍，打破一个国家美元化惯性的难度远远高于打破一个市场的美元化惯性。“一个国家，一种货币”，人民币在东盟的旅途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一体化水平的约束，而且还面临货币政治约束。中国虽然是多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在学理上有利于提高交易网络效率，但是在实践中替代原有的交易货币，特别是美元，面临更大困难。

四、寻路东盟：促进人民币在东盟使用的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建立开放经济新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需要在这一大背景下探讨人民币在东盟的行走“攻略”，做好顶层设计，并建立激励相容的微观促进机制，改变中外企业在选择人民币时面临的“不确定、不完全、不稳定、不愿意”，让人民币已有基础设施承载更多的交易。

远亲不如近邻。东盟无论在文化、地理和经济联系上都是中国最重要的近邻。东盟将是人民币国际化国际旅途的重要一站，是最主要的“试验田”，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投资联系表明人民币在东盟的使用具有真实意义的需求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期实验表明，其空间辐射路径是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中国已经在与东盟的贸易、投资、货币与金融等合作方面耕耘多年，逐步形成了贸易网络、投资网络和货币金融安全网络。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旅途在空间布局上，可以在促进贸易便利化的目标下，先从边界省份沿“小路”拓荒，然后开辟东盟“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建立物质交通和信息交通网络，为行走更大范围的东亚旅途打基础，为“行路人”着想，打消其顾虑。具体建议如下：

（一）“落户”东盟，促进人民币成为区域内的载体货币

大部分主要东盟国家已经悄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有的国家选择对美元不同程度的钉住，各个国家都走上开放经济的发展道路。其中，新加坡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币与东盟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需要更长时间，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也会长期存在，柬埔寨的美元化惯性居高不下，但是中国-东盟经济联系的加强使人民币有希望成为东盟区域内的载体货币，可以考虑创造一些场景，让人民币成为市场内部交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货币，搭起“鹊桥”。比如，人民币可以在旅游、餐饮、娱乐等消费中使用，具体路径类似人民币“落户香港”，随着当地对人民币认知的提高，可以逐渐实现人民币在当地事实上的可兑换。

（二）落实已有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协议，建立银企联合体，服务于双边经济交往

中柬、中印的本币结算协议的签订表明在使用本币结算上双方存在一致的愿望。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老挝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为当地人民币流动性提供了渠道。当前最重要的是落实这些协议，在双方贸易和投资实践中，使商业银行、企业有机会利用这些资金。让货币互换协定不只停留在“授信额度”上，而是通过双方的央行合作，与商业银行的沟通，形成商业银行头寸，使之服务于企业的国际贸易、投资和其他经营活动。

（三）在主要的“一带一路”项目上形成人民币的次循环系统

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地区。中国可以考虑在重点项目上，倡导中资企业用人民币作为计价、投资和融资货币，建立人民币在某些国家、某些重点项目的微循环和次循环系统。据商务部统计，2021年，中国企业在东盟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606.4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26.9亿美元，按新签合同额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中国在东盟的前三大工程承包市场。由此，可以设想在承包工程、产业园区比较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民币的“微循环”，打破路锁，建立路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