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敏慧

摘要：王勇英是广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有《巴影的城》《青碟》《雾里青花泥》等多部作品，她凭借独特的女性视角使其儿童文学创作焕发出别样的色彩。本文从王勇英女性作家身份的思考，解读《中国女孩——乌衣》中的女童形象，进一步剖析当今文坛女性作家笔下的女童心理与生理的具体特征，解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社会结构。

关键词：女性作家    女性视角    女性意识    女童形象

《中国女孩》这个书系以全新的视角展现了“中国女孩”的来龙去脉，通过书写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女孩，展现从古至今呈现在中国女孩身上的性格特征。《中国女孩——乌衣》是王勇英基于新时代背景书写的新时代女童风貌的儿童文学作品。

法国的埃莱娜·西苏说过：“我是女人，我与起源，与亲近关系发自内心地息息相关，我是母亲，是女儿，我无法不让自己做一名女人。”①西苏以“女性书写”构造了超越父权的书写模式，颠覆了西方形而上的二元对立。女性用直觉领悟的思维方式认知事物的发展，女性作家的身份赋予王勇英更清晰的女性身份认知与认同，这一身份让她在潜意识的作用下更关注女性的生活与情感的经验，表达女性的需求与思想。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讲道：“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②波伏娃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是被塑造的形象。女童是“缩小化”的女性。在王勇英的小说中，女童不是被塑造并依附在男权意志下的，也不是被动被地世俗世界正式或不正式构建的男权制要求的。女童可以勇敢自信、大方善良、独立自主地面对社会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女童是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独立存在。

个人的成长经历和个体记忆会影响作家书写经验的生发，最终影响书写的内容，从而导致作品中呈现的形态也各不相同。扬·阿斯曼认为个体的记忆以生命体为载体，在社会交往中形成，是个体处理主观经验、建构社会和集体身份认同的主要依据。③换言之，作者的成长经历与个人记忆在作家的作品中会呈现出来。王勇英的新浪博客《乌衣》手记中谈到，她生长于城乡巨变之中，她的成长历程与农村乡镇化的进程大致一致。王勇英在大学毕业那年，南宁琅东正经历着乡村扩建成城市的过程，那里变成了城乡交界处，那是一片有着城乡文化强烈分离和融合的土地。王勇英在目睹着，在经历着，在写作过程中，她将个人记忆与成长经历写入作品。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王勇英用个人经验塑造着冲突中的女童。由此可见，《中国女孩——乌衣》这部作品可以更加深入地展现女性作家对女童生存现状的思考。

女童作为成人和儿童、男性与女性、成年女性和未成年女性的多种关系的交叉点，其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会传递出复杂而微妙的文化隐喻。何谓形象？文学形象的含义是：“作家以语言为媒质和实体，依据自己的体验和理解，对生活形象加以艺术概括，创造出来的具有审美意义的感性画面或情景。”④显而易见，在王勇英的作品中出现的女童形象是根据作者生活经历创造出来的。王勇英眼光独到，塑造了乌衣、秀儿、李紫衣等女童形象，她们个性鲜明，真实而深刻，这些女童形象的特征是：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中不断成长，热爱民族文化，追求自我与坚守自我。

一、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冲突不断塑造的女童

这是一个工业文明恍如力拔山河之气势出现的时代，因中国农耕而生出的宗法、文明等因其冲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女孩——乌衣》中，弥漫的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与当今的时代变局交相呼应。金鼓子山在施工，青禾坡在建桥，等新桥建好，旧桥就会被拆除。农耕文明处于被工业文明冲击而不断瓦解的状态，农民面对土地被剥离而出现失落与无助、努力与期盼的矛盾心理愈加明显。因为农村城镇化的进程而出现了拆迁，布村的人搬进了新居，但是更多的人习惯住在祖辈传下来的民居里，有老一辈的人，带着他的“老朋友”一只老牛住进了山里，在那里搭了一间小牛棚，与牛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有的村民面对新居是很兴奋的，有些村民是放心不下土地的，他们在河岸的斜坡上，开辟出菜地，继续从事农业劳动。有两个“异乡人”——王叔叔和周叔叔，他们是现代文明带来的符号，告知村民乌衣，古老的村庄正在慢慢地消失，客家民居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农村城镇化也带来了新的变化，村民体验到了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变化，孩子有了更好的求学环境，居民有了更便利的生活。

蒸汽机的轰鸣吹开了近代工业革命的序幕，蒸汽机车是最有力的符号。文本中的女童是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撕扯的裂隙中成长起来的，秀儿的父母被工业文明的标志“车”伤害致死。创造高楼大厦的是泥头车、三轮车，运输劳动力的是遍布摩托车、小轿车，运输货物建设城市的是火车。这些强有力的冲突，带来的是不断在冲突之下成长的女童。面对这些冲突，她们都是有变化的，乌衣面对家里的稻田变成唐未迟家的别墅时，她是无措的。秀儿面对父母的死亡是悲伤的。乌衣在新学校遇到唐未迟时，她是坦然的，这是乌衣在冲突中不断成长的证明。唐未迟就是现代文明的符号，是带有隐喻色彩的，不管他的谈吐、衣着还是他的思想，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和秋池的小孩截然不同，他与秋池的小孩不断冲突、融合，他由旁观者变成故事中的人，最后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唐未迟从不认识牛被牛吓跑，到后来与老牛一同玩耍，从业余娱乐活动是看书，到后来去田间地头，最后他在家中的别墅和乌衣一起种下玉米和稻子。

二、热爱民族文化的女童

人类学的“濡化”概念是指人在生命伊始和成长过程中借此获得适应自己文化的能力，在社会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既定的生活方式、信仰、意识形态”等代代相传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方面，“濡化”是指人通过学习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使自己融入其民族文化体系之中。换而言之，一个人生存在一定的文化氛围和秩序环境之中，也是在接受周围文化中的“信息源”而自身被制度化，又在自身的行为中复制这些拟子的进行过程。⑤《中国女孩——乌衣》中的爷爷奶奶辈代表的是民族文化观念下被濡化的人。他们着壮家传统的民族服饰——黑麻布衣（“乌衣”这个名字就来源于此），住干栏式民居，食五色糯米饭，过蚂拐节，给孩子们讲述祖先的故事，看石壁上祖先留下的印记。儿童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是连续的，并且有关键期和可塑性，既有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同時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儿童在濡化的状态下，接续老一辈家长的传承，学习本民族的文化，让自己融入壮族的文化体系当中。在文本中，彩色树是传说，乌衣去找寻彩色树，这是对于民族文化内核的探寻。壁画上的文字，是乌衣从未见过的。听爷爷讲祖先的故事和故乡的发源地红水河的壮观，听奶奶唱起壮家的民歌，说着壮家的传说，乌衣自豪着，并带着幸福感。秋池学校是一所具有民族气息的学校。在转学到新学校之后，乌衣、秀儿接触到了诸如李紫衣、唐未迟等城市孩子。乌布麻衣是强化壮族文化内聚力的符号，乌衣常年穿着乌布麻衣，并且一直宣传壮族文化，在秋池学校被冠以“土著派掌门人”的称号，乌衣坚持穿壮族服饰，这是对传统的复归，她还带动唐未迟穿上了改良版的黑布麻衣，这是文化的交融，并生发出了新的共存模式。乌衣适应壮族文化，完成了文化濡化的过程，她还努力将自身热爱的民族文化进行传扬。举办亲子野餐会时，乌衣和家人就带来了壮族美味可口且寓意美好的食物——五色糯米饭跟所有人分享，乌衣把黑布麻衣穿上了T台纪录片中，让更多人了解并热爱壮族文化，让壮族文化得以传扬。壮族文化与城市文化在秋池学校碰撞、融合并生发出了新的共存模式。

三、追寻自我与坚守自我的女童

乌衣在农村城镇化的“夹缝”时代中对自我进行追寻，在自我的释放与重建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坚守。人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中有限的个体存在。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和态度，包括对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对周围的人或物的关系的意识”⑥。人的身份意识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的。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理解，人在产生自我意识后，经历了自我意识的变化，自我意识会逐渐觉醒。换言之，自我意识其实是形成于人的社会化的过程，是对于自我身份存在、个人特点的认知和社会关系的理解。简言之，自我意识与其他构成社会关系的人息息相关。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征地拆迁的各种补偿，让许多农村家庭突然富有，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女童经历了一系列生活和思想的转变，她们在变化中要做出不同的选择。在文本中，秀儿与乌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乌衣选择的是追寻自我与坚守自我，秀儿选择的是迷失自我继而找回自我。

乌衣是追寻自我与坚守自我的典型，爱支撑着她坚守真正的自我，追求自我认同的价值观，实现自我价值，这体现出她独特的生命意识。乌衣是王勇英内心深层次的镜像，也是她精神升华的栖息之处，是思考的产物与外在表现的化身。乌衣是勇敢自信的女童，她打定主意要去金鼓子山寻找传说中的彩色树，于是勇敢地带领着小伙伴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在面对未知的新变化时，与秀儿的瑟瑟发抖、陶间的逃跑相比，她一直是勇敢而淡定的。在面对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冲突时，乌衣是坚定的。她要当《麻衣》的模特时，一开始流露出来的不自信，也被她的乐观和旁人的鼓励所淡化，最终自信地走上直播舞台，成为秋池的“代言人”。面对直播舞台时，家人给予她安全感和幸福感，她不断进行自我突破，将新时代背景下坚定而美好的女童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在新学校被所有人讨论穿着时，依旧坦然自若。乌衣一直没有脱下民族服装——黑麻布衣，是因为这是奶奶一针一线制作的。乌衣对自我的找寻，唐未迟受到感动，他也穿了黑麻布衣，不过他的是改良版的，注入了时尚元素，将现代文化注入，与民族文化冲击并融合着。

秀儿是自我迷惘继而找回自我的典型。秀儿的父母在搬到新家的第二天就去世了。她的爸爸和妈妈开三轮车去市场购买家具，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处工地时，被泥头车撞翻，又被脚手架砸中，最后死亡。⑦秀儿在转学到秋池学校时，因为乌衣和“有钱同学”认识，决定和乌衣划清界限，这是秀儿与过去的自己告别的标志。人性是复杂多样的，在秀儿家得到拆迁款，她变成小富妞的时候，她决定要把笑她土的女生比下去，比下去的方式就是花钱。请班级的同学消费，买高档的物品，以满足自己的物欲与虚荣心。对于之前的朋友，秀儿采取的方式是远离和嘲笑。秀儿毫无留恋地跟唐未迟交换转去了她心心念念的二班。秀儿在全族的大节日——蚂拐节也未出现。她本以为能用这样的方式找寻到真正的自我，其实她在试图找寻自我的过程中，反而迷失了真实的自己。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的镜像理论认为，人类自我意识的确立是借助于他者，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建构的。换言之，主体需要通过镜子认识到“他人是谁”，才能确认“自己是谁”。镜像理论对准确认识分析自我并对自我进行重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秀儿和乌衣的关系从靠近到远离再到靠近，秀儿不断地在徘徊和迷惘中前行，用抬高自己贬低他人如此极端的构建方式，导致其陷入另一个极端的无限循环中，最后秀儿还是重新找回了自我。秀儿与乌衣为儿时的朋友。在冲突的过程中，生命的平行线不停地产生交集，从而互为“镜像”，秀儿在乌衣的映照中，发生了“异化”，她逐渐开始远离，并用自身的行动表示抗争。在进行宣传片《美丽壮乡·秋池》的工作时，秀儿开始主动分发宣传单，悄悄地靠近乌衣，重塑自我。秀儿这一女童形象，折射了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反思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女性作家笔下的女童有了更丰富、多元的形象。王勇英笔下的女童形象就是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中被塑造的，让儿童文学写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王泉根曾经说过，儿童文学的终极目标与审美追求是导人向上、引人向善、育人向美。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应始终不忘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以影响更多的儿童。

①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頁。

②〔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李强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③〔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④鲁枢元、刘锋杰、姚贺鸣主编：《文学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36页。

⑤韦森：《文化濡化、文化播化与秩序化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⑥高玉祥：《健全人格及其塑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⑦王勇英：《中国女孩——乌衣》，新蕾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